《人间裂痕》尼古拉伍兹

7、水怪 老

　　老周在水库边住了五十七年。他的房子是用旧船板钉的，门把手是一截锈铁丝，院子里晒着三张破网，像三个老人在风里招手。每年夏天，水库涨水会把他的门槛泡软，到了秋天又缩回去，留下一道怎么也合不拢的缝。蚊子从那条缝里钻进来，冬天冻死了，明年春天又来——老周觉得蚊子比他活得有规律，活的好。

　　镇上的人管他叫“鲶鱼周”。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像鲶鱼——虽然他确实有一双鼓鼓的灰眼睛和一张永远往下撇的嘴——而是因为他是全镇唯一一个还在用老法子捕鲶鱼的人。别人都去搞旅游了：开民宿、卖特产、给游客讲“水怪”的故事。水怪？对，就是那个据说有卡车那么长、夜里会翻出水面、把渔船拖下去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镇长的侄子在省城读了个旅游管理，回来说：“你们要有说道，没有就编一个。”于是就有了传说。

　　老周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事。他捕他的鲶鱼，卖给镇上的老太太炖汤。他捕了四十年，最大的鲶鱼不过一米出头，比他大腿粗一点。他不太会说话，见了镇长就摸后脑勺，像一只被手电筒突然照住的猫。

　　那年夏天，旱得厉害，水库退了一大截，鲶鱼不知道都躲到哪里去了。老周连着七天只捞上来三只破鞋和一只死王八。他这个月又去镇上申请捕鱼许可证了——他每年这时候都去申请，也每年都批，可今年却吃了闭门羹，坐营业窗口里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的肉显得有些拥挤，他盯着老周，没有表情的说到:“周师傅，现在有新规定了，只有公家可以捕捞，私人的证现在没法批，而且你用的老网也不行，对环境有破坏。”

　　老周在镇政府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他听到办公室里有人在笑，笑声很大，好像在说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他站起来，径直离开了。

　　那是六月的第一天。第二天他就断了收入。

　　到了第十天，他坐在门槛上，脚泡在水里，看着远处水面上那些载着游客的游船。船上的游客举着手机，等着拍水怪。导游拿着喇叭喊：“大家注意看！就在那片深色水域！去年有人拍到过一个巨大的黑影！”老周知道那片水下有一棵沉了多年的柳树，每年夏天都会浮上来一点，天黑就沉回去——他小时候还爬过。

　　他开始想。

　　不是那种大张旗鼓地想，而是那种坐在门槛上、脚趾头在水里划来划去、心里有一粒石子被浪推过来又推过去地想。

　　第二天，他去了镇长办公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摸后脑勺。他直直地看着镇长，说：“水怪是俺养的。”

　　镇长手里的保温杯停了一下。

　　“啥？你养的？！”

　　“鲶鱼，”老周说，“俺养了条大鲶鱼，三米多长，喂了快二十年。你让俺捕鱼，俺就把鲶鱼捞上来给你们看。你不让俺捞，俺就什么都不说。”

　　镇长放下杯子。他看了老周很久，那种眼神不是审视，而是算计——像一个人站在秤上，发现自己的体重刚好能卡住一个奖励区间的时候，那种快速的、无声的权衡。

　　“老周，”镇长说，“你这个说法，有根据没？”

　　“我把鲶鱼捞上来，就是根据。”

　　镇长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笑得和那天在办公室里听到的笑声差不多。他说：“这样吧，你先把鲶鱼留着，别捞。我们商量商量，研究一下。”

　　老周知道“商量研究”大概是什么意思。他走出了镇政府，水面上的风把他的汗衫吹起，鼓得像鱼肚。

　　一周后，镇政府出了一个通知：“鉴于周德贵同志长期从事传统渔业，经研究决定，给予一次性渔业转产补助，金额为……”

　　后面的数字够老周吃两年了。

　　镇上的茶馆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说法：原来水怪是老周养的鲶鱼。怪不得它从来不伤人，原来是家养的。有人说见过那条鲶鱼浮到水面换气，脑袋有一张小圆桌那么大。有人说老周每天晚上都会划船出去喂它，喂的是整只鸡。有人说得更离谱：那条鲶鱼会听老周的口哨，一吹就游到岸边，像狗一样。

　　老周听着这些话，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只是每天坐在门槛上，脚泡在水里，沉默地看着水面。有人路过跟他打招呼：“周叔，你的鲶鱼今儿个出来了没？”他就说：“没，它认生。”

　　“认生”这个词传开了。游客们觉得特别新鲜。一条认生的水怪，多好的故事啊。旅行社把“认生的水怪”印在了宣传册上，字体比镇名还大。

　　茶馆老板娘，一个叫王秀兰的寡妇，来找老周，她端着一碟熏鱼，“周叔，你得收门票呀，人家想看你的鲶鱼，你就让看呗。”

　　老周嚼着熏鱼，没吭气儿。

　　“不能白给他们看啊，”秀兰说，“你连捕鱼证都没了，往后吃啥？”

　　老周咽下最后一口鱼。他看了看秀兰的脸，那张脸上有关心，但也有期待——不是对鲶鱼的期待，是对热闹的期待。这个小镇需要一点热闹，就像一棵快死的树需要一场雨。

　　“那就收费，”老周说，“二十块钱一个人。”

　　“二十太便宜了，”秀兰立马回老周，“至少五十吧。”

　　他想了想，“三十，鲶鱼不值那么多。”语气坚定，似乎不想就价钱和对方扯来扯去，话出口的时候，他心里莫名飘过一丝淡淡的荒谬感。

　　他们在湖边搭了一个简易的看台——用旧木板和油桶，上面铺了一层彩条布。秀兰负责卖票，老周负责“叫”鲶鱼出来。他站在一块突入水中的岩石上，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卷的喇叭，冲着湖水吹。其实就是一个号角一样的声音，低沉的、闷闷的，像一头牛在水下叫。

　　第一天来了四十多个人。老周吹了三次喇叭，水面什么都没有。游客们等了半个小时，有人开始喊“退钱”。秀兰赶紧找补：“鲶鱼可能心情不好…明天再来吧，明儿免费。”

　　第二天来了一百多个人。老周吹了五次喇叭。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游客们脖子抻得酸痛，水面依然像一块铁板，纹丝不动。

　　第三天，人少了些，但还有六十多个。其中有一个省城来的记者，背着相机，蹲在岩石上，镜头对准水面。老周吹了七次喇叭，腮帮子都酸了。水面上连一条普通的鲶鱼都没有跳出来。秀兰额头上能隐约见到水珠，游客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说难听话了。

　　“骗人的吧？”

　　“哪有啥鱼？这老头儿就是个骗子。”

　　“退钱！赶紧退钱！”

　　老周站在岩石上，他没有回头看那些喊叫的人。他只是把喇叭放下，坐在岩石上，两只脚垂在水面上方，像他坐在自己家门口那样。湖水在他脚下轻轻地拍着石头，发出一声一声的叹息。远处有鸟叫，声音又细又尖，像一根针在玻璃上划。

　　秀兰把钱退了一部分，又安抚了人群。天快黑的时候，最后一批游客也走了。看台上只剩老周和秀兰。秀兰说：“周叔，你说的鲶鱼到底搁哪儿呢？”

　　老周说：“没鲶鱼。”

　　秀兰手里的票根掉在了地上。

　　“说啥？”

　　“没有鲶鱼，”老周说，“从来都没的。”

　　秀兰看着他的脸。在那张被水风吹皱了五十多年的脸上，她看到了一个她很熟悉的表情——不是撒谎的表情，而是一种她只在丧偶的人脸上见过的表情：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平静。

　　“那你为啥要……”秀兰说不下去。

　　老周从岩石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看了一眼水面，太阳已经落山了，湖水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黑镜子。他对着那面黑镜子，声音不大，像是对自己说的：

　　“因为俺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往心里搁。”

　　那天晚上，老周回到家里，门缝里又钻进了几只蚊子。他没有点蚊香，也没有开灯。他坐在黑暗中，脚搁在水里。月光把水面照得发白。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有一次他和他爹在水库上捕鱼，天快黑了，水面上忽然翻起了一个很大的浪，一条鱼——他不知道是什么鱼——跳出了水面，在夕阳里闪了一下，像一块被扔出去的银子。他问爹那是什么。爹说：“是鲶鱼，你这辈子不一定能遇上第二次。”

　　他确实再也没有遇见过。

　　第二天一早，秀兰来敲他的门。门没有锁，推开一看，屋里没有人。床铺是凉的，灶台是冷的，只有门槛上放着一个铁皮喇叭，喇叭口朝着水面，好像还在等着被吹响。

　　秀兰拿着喇叭走到湖边，看到岩石上坐着那个省城来的记者，手里举着相机。记者说：“请问您是？”

　　秀兰张了张嘴，本来想说“我是茶馆的”，但话到了嘴边，变成了：“俺是他邻居。他走了。”

　　“去哪了？”

　　秀兰看着水面，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波纹。“可能找那条他这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第二次的鲶鱼去了。”她说。

　　记者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记了下来。后来他写的报道发在省城的晚报上，标题叫《水怪传说真相：养怪人说没有怪》。小镇的名声没有臭，反而更火了，来了更多游客。他们既期待见到令人神往的水怪，也想看看这个自称养水怪的人。

　　秀兰把那个铁皮喇叭放在门口，卖五块钱进去看一次。

　　生意很好。

　　某天，一个穿灰色夹克的老头来了。他没有买票，只是站在门槛前，看了很久。秀兰认出了他——是老周年轻时候的朋友，过去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镇街道住着，也常来老周这里，后来搬去了城里，听说进修当了工程师，住进了大房子，头发也全白了。

　　老头问：“他走时说啥了没？”

　　秀兰想了很久，最后说：“他说他想看看有没有人往心里搁。”

　　老头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门槛上那道合不拢的缝。他摸得很慢，像在摸一个人的脉搏。然后他站起来说，“俺往心里搁呢。”

　　那天夜里，水上起了一阵风，不大，但很低沉。

　　第二天早上，有人报告说，在水库西边的芦苇丛里，发现了一条死去的鲶鱼。不算大，大概一米出头，和人的大腿差不多一般粗。

　　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人在意。因为镇上的旅游手册已经改版了，水怪的故事换了一个更吸引人的版本：这次他们说，那条三米长的大鲶鱼，每到月圆之夜，就会游到水边，用嘴衔起一个铁皮喇叭，把它吹响。据说，那声音就像牛在水下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