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米》我不想学法语

42、合作社 八月二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

　　上午九点，镇政府的二楼会议室。

　　老蒋把六个人和一堆椅子摆好，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包茶叶。

　　“喝茶的自己泡。”

　　来了六户。

　　王家，两兄弟，种了六十亩。

　　吴阿伯，一个人，三十五亩。

　　郑家，夫妻两个，四十二亩。

　　何家，三代人，五十亩。

　　蔡阿婆，七十一岁，二十八亩。

　　方家，最小的，十八亩。

　　加上陈粟，一共七个人。

　　沈晚坐在靠门的位置。她不是社员，她是买方。

　　“今天就说一件事。”老蒋说，“钱怎么分。”

　　他把一张纸摊开。

　　“公司章程里写了，收购价按当年批发价上浮百分之十。这个价是死的，大家都同意的。”

　　“现在要定的是三件事。”

　　“第一，谁出运费。”

　　“第二，谁出包装费。”

　　“第三，年底结余怎么分。”

　　吴阿伯先开口。

　　“运费我不出。”他说，“我交粮到米铺，走二十分钟。他自己的车。”

　　“你走二十分钟，郑家走四十分钟。”老蒋说。

　　“那是他住得远。”

　　“对。”老蒋说，“所以我说，运费要算。”

　　“怎么算。”

　　“按路程。”

　　王家兄弟里年长的那个摇头。

　　“按路程不行。”他说，“我六十亩地，一趟车能拉完。吴阿伯三十五亩，也一趟车。他走二十分钟，我走二十五分钟。差五分钟，你让我跟他按路程分运费？”

　　“那你说怎么办。”

　　“按斤。”

　　“按斤也不行。”郑家那个女的说，“我四十二亩，稻子长得比他的好。按斤我交得多，运费也多。可是我路程最远，我本来就吃亏。”

　　“那你就把运费算进价钱里。”

　　“价钱是死的。”

　　老蒋敲了一下桌子。

　　“一个一个说。”

　　“我先说包装。”

　　“包装也是钱。”蔡阿婆说，“真空袋一毛八，一斤米一袋，我一亩打五百斤，二十八亩，一万四千袋，两千五百二。”

　　“这个钱谁出。”

　　“公司出。”沈晚说。

　　所有人都转过头。

　　“合同里写的是到岸价。”沈晚说，“包装、运输，都算在到岸价里。”

　　“那到岸价是多少。”

　　“批发价上浮百分之十。”

　　“上浮百分之十里包含包装？”

　　“包含。”

　　“那不就是我们自己在出。”吴阿伯说，“上浮百分之十，一斤多三毛。包装一毛八，剩一毛二。运费一毛。剩下两分钱。”

　　“账不能这么算。”

　　“那怎么算。”

　　会开到十一点，没有结果。

　　王家兄弟要按亩。

　　郑家要按交粮量。

　　吴阿伯不肯出运费。

　　蔡阿婆说她年纪大了，送货走不动，要人上门收。

　　方家地最少，说话最轻，一直没开口。

　　老蒋喝了三杯茶，把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我提一个。”他说，“运费从公账出，公账从销售里提，提百分之二。”

　　“提百分之二不够。”吴阿伯说。

　　“那你说提多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太多了。”郑家说，“我们挣的就是那一点。”

　　“那就别提。”吴阿伯说，“各家自己送。”

　　“各家自己送，米铺每天接六趟车，我怎么收。”陈粟说。

　　这是他一上午说的第一句话。

　　老蒋看了他一眼。

　　“你说。”

　　陈粟站起来，走到那块小黑板前面。

　　他从板槽里拿起半截粉笔。

　　“我先算一下。”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线。

　　“这是岛。这是米铺。”

　　他在线的中间点了一下，又在两边各点了一下。

　　“从各家到米铺，我量过。”

　　他写下六个数字。

　　王家，三点二公里。

　　吴阿伯，一点四公里。

　　郑家，四点八公里。

　　何家，二点六公里。

　　蔡阿婆，一点一公里。

　　方家，五点三公里。

　　“一共十八点四公里，一趟。”

　　“一天一趟，一个月三十趟，五百五十二公里。”

　　他把粉笔放下。

　　“我的车是电三轮，充一次电跑四十公里，一次充电一块八。五百五十二公里，一个月二十五块。”

　　“加上车损，一个月四十块。”

　　“一个月四十，一年四百八。”

　　他把粉笔又拿起来。

　　“所以运费一共是四百八。这个数不大。”

　　“不大你还算半天。”吴阿伯说。

　　“因为要分。”

　　“四百八怎么分。”

　　“按路程分。”陈粟说，“谁远谁多出。”

　　他在黑板上写：

　　王家，一成七。

　　吴阿伯，不足一成。

　　郑家，两成六。

　　何家，一成四。

　　蔡阿婆，半成。

　　方家，两成九。

　　“这是按路程。”

　　“方家地最少，凭什么分最多。”

　　“因为他最远。”陈粟说，“五点三公里，是蔡阿婆的五倍。”

　　他换了一行。

　　“按斤分呢。”

　　“王家两成六，吴阿伯一成半，郑家一成八，何家两成一，蔡阿婆一成二，方家不到一成。”

　　“一家一年出多少。”

　　他在黑板上写了两列。

　　按路程：王八十三，吴三十七，郑一百二十五，何六十八，蔡二十九，方一百三十八。

　　按斤：王一百二十四，吴七十二，郑八十七，何一百零三，蔡五十八，方三十七。

　　他把粉笔放下。

　　“都在上头了。自己看。”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吴阿伯凑到黑板前面，看了一会儿。

　　“按路程，我出三十七。”他说，“按斤，我出七十二。”

　　“对。”

　　“那我按路程。”

　　“对。”

　　王家兄弟那个年长的也说：“我按路程，八十三。”

　　郑家那个女的没有看黑板。

　　“按路程一百二十五，按斤八十七。”她说，“我多出三十八。”

　　“对。”

　　“凭什么。”

　　“因为你最远。”

　　“我远是我家祖上选的地方。”她说，“我种得好，产量高，按斤我应该多出。按路程凭什么。”

　　“按路程，是你把米运出来的成本。”陈粟说，“跟产量没关系。”

　　“那我运得远，我就该认？”

　　“你运得远，是我多跑路。”陈粟说，“车是我的，油是我的，人也是我的。”

　　郑家那个女的没有说话。

　　方家那个一直没开口的年轻人这时候说话了。

　　“按路程，我出多少。”

　　“一百三十八。”

　　“我一年卖米卖多少。”

　　“九千斤，按三块二，两万八千八。”

　　“一百三十八是我多少。”

　　“不到半成。”

　　“不到半成。”他重复了一遍，“我十八亩，一年下来毛利三千多。一百三十八，是我毛利的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不多。”

　　“不多。”他说，“但是为什么是我。”

　　“因为车是我的。”

　　“那我不让你运。”方家那个年轻人说，“我自己送。我有一辆三轮。”

　　“你的三轮是电的？”

　　“是。”

　　“能拉多少。”

　　“三百斤。”

　　“你送一趟要多久。”

　　“一个钟头。”

　　“一天一趟，你送得起？”

　　方家那个年轻人没有说话。

　　陈粟在黑板下面又写了一行字。

　　“方家的运费，我出。”

　　底下有人动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方家那一百三十八，我出。”陈粟说，“他一年两万八的流水，一百三十八是半成。我一年三万多的流水，一百三十八也是半成。但是我一个人，他一家四口。”

　　“我贴这一百三十八。”

　　“你别贴。”方家那个年轻人说。

　　“为什么。”

　　“你贴了，我以后见你得低头。”

　　陈粟看着他。

　　“那你说怎么办。”

　　“按斤。”方家那个年轻人说，“按斤我出三十七。”

　　“按斤是按斤。”陈粟说，“郑家不同意。”

　　郑家那个女的这时候开口了。

　　“我同意。”

　　所有人都看她。

　　“我同意按斤。”她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按斤分，我出八十七。”她说，“省下三十八。这三十八，我不揣兜里。我拿它买你米铺的加工。”

　　“什么加工。”

　　“我那四十二亩，稻子好。”她说，“我不想按批发价卖。我想按品牌卖。”

　　“什么品牌。”

　　“陈记。”

　　屋里安静了。

　　陈粟看着她。

　　“你要拿我的招牌。”

　　“我不拿。”她说，“我出钱，用你的牌子，按你的标准做。”

　　“那你的米卖不了。”

　　“卖得了。”她说，“你要上海那两吨，我一个人供不起，六家凑才供得起。那六家里，我的米最好。”

　　“牌子是三十七年的。”

　　“我知道是三十七年。”郑家那个女的把本子打开，“我算过。三十七年的牌子，值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出钱。”

　　老蒋在这个时候敲了一下桌子。

　　“行了。”

　　他站起来。

　　“今天这个会，我看是有结果了。”

　　“王家，按路程。吴阿伯，按路程。何家，你还没说话。”

　　“我跟王家一样。”何家那个男的说。

　　“蔡阿婆。”

　　“我一个老婆子，你们怎么定我怎么认。”蔡阿婆说。

　　“方家。”

　　“按斤。”方家那个年轻人说。

　　“郑家。”

　　“按斤，剩下的钱换品牌。”郑家那个女的说完，加了一句，“我这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拿我的钱，就得让我上牌子。”

　　“牌子的事不在今天。”老蒋说，“今天先定运费。”

　　“那就按斤。”郑家那个女的说。

　　陈粟把黑板上的字擦掉一半，写了两行。

　　“王家：按路程，八十三。”

　　“吴阿伯：按路程，三十七。”

　　“何家：按路程，六十八。”

　　“蔡阿婆：按路程，二十九。”

　　“方家：按斤，三十七。”

　　“郑家：按斤，八十七。”

　　一共三百四十一。

　　差一百三十九。

　　他在下面写：

　　“差额由米铺承担。”

　　“郑家的品牌申请，另议。”

　　他把粉笔放下。

　　“这个方案，我签。”

　　老蒋看着那块黑板。

　　“你怎么算得这么细。”

　　“我算过。”陈粟说，“二十年前就算过。”

　　“二十年前算什么。”

　　“那时候我一个人送米，六家。哪家多远，我走哪条路近，我心里有一本。”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后来那六家不种了。这本就搁下了。”

　　会开到十一点四十，散了。

　　王家兄弟走的时候说“这样行”。

　　郑家那个女的没说话，把本子收进包里，走了。

　　吴阿伯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这个算法，我回去再算一遍。”

　　蔡阿婆走得很慢，沈晚扶了她一把。

　　“阿婆，我送您回去。”

　　“不用。”她说，“我走惯了。”

　　沈晚还是跟着。

　　两个人下到楼下，走到院子里。

　　蔡阿婆忽然停下来。

　　“姑娘。”

　　“阿婆。”

　　“这个合作社，以前也搞过。”

　　沈晚看着她。

　　“什么时候。”

　　“十几年前。”蔡阿婆说，“那时候镇上也是这么说的，几家凑一起，统一种，统一卖。后来没成。”

　　“为什么没成。”

　　“因为卖不掉。”蔡阿婆说，“统一卖，价钱是死的。收粮的人一趟不来，稻子就压在仓里。压了三个月，发霉。”

　　“后来就散了。”

　　“散了。”蔡阿婆说，“散了以后，各家自己卖。自己卖得便宜，但是卖得掉。”

　　她扶着沈晚的胳膊，慢慢往门口走。

　　“你们这次，跟上次有什么区别。”

　　沈晚站在台阶上。

　　“上次没有买方。”她说，“这次有。”

　　“买方是谁。”

　　“我们公司。”

　　“你们公司要多少。”

　　“一个月两吨。”

　　“两吨是多少。”

　　“四千斤。”

　　蔡阿婆想了一下。

　　“我二十八亩，一年打一万四千斤。”她说，“你们一个月四千，一年四万八。我们六家加起来六万斤。”

　　“差不多够一半。”

　　“一半。”蔡阿婆说，“那剩下一半呢。”

　　沈晚没有说话。

　　“剩下一半，还是各家自己卖。”蔡阿婆说，“那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沈晚回到会议室。

　　陈粟还在。

　　他在擦黑板。

　　“你今天说的话，比你上个月一个月都多。”

　　“他们是来分钱的。”他说，“分钱的时候不说话，以后就没人听你的。”

　　“你怎么会算这个。”

　　“我卖米。”他说，“送米的人不会算路，送不了三个月。”

　　他把黑板擦干净，把粉笔放回板槽。

　　“沈晚。”

　　“嗯。”

　　“我今天在会上说那些，是在合作社里说。”他说，“合作社是你的方案。”

　　“不是我的。”沈晚说，“是老蒋的。”

　　“是他的名字，你的主意。”陈粟说，“你那天说‘几家凑一个合作社’，我记着。”

　　沈晚站在会议室门口。

　　“陈粟。”

　　“嗯。”

　　“我今天看你算的时候，觉得你像另外一个人。”

　　“像谁。”

　　“像能做大事的人。”

　　陈粟把黑板推到墙边。

　　“我不做大事。”他说，“我做米。”

　　“做米也是事。”

　　“做米是米。”他说，“大事是你们做的。”

　　沈晚站在那儿。

　　“陈粟，蔡阿婆刚才跟我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她说这个合作社，十几年前也搞过一次。”

　　陈粟把黑板推到墙边，没有回头。

　　“我知道。”

　　“你知道？”

　　“我那时候十九岁。”他说，“我爸带我去开过两次会。”

　　“后来为什么散了。”

　　“卖不掉。”陈粟说，“收粮的只来一趟，来了就压价。压到第三个月，稻子霉了。”

　　“那次赔了多少。”

　　“我们家赔了四千多。”他说，“那年我爸一年的收入是三千。”

　　沈晚没有说话。

　　“所以这次我算得细。”陈粟说，“十几年前那次，没人算。大家觉得凑在一起就是好事。”

　　“这回有人算了。”

　　“这回有人算了。”他说，“但是算得细也会散。郑家那个女的今天没说话，她心里不服。”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账我算过。”陈粟说，“按路程分，她比按斤分多出九块二。”

　　“九块二不多。”

　　“不多。”他说，“但是她觉得不公道。”

　　他把黑板推到墙角，拍了拍手上的灰。

　　“合作社这个东西，不是算得对就行。”

　　“那要什么。”

　　“要有人认。”他说，“六家都认，才叫合作社。五家认，一家不认，那是五家的事。”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

　　“沈晚。”

　　“嗯。”

　　“我问你一件事。”

　　“你问。”

　　“合作社签了，我就要按这个价往外卖。”他说，“上海那两吨，你那边什么时候要。”

　　“九月。”

　　“九月多少。”

　　“上旬。”

　　“我算了一下，九千斤。”他说，“六家加起来，一个月能供九千斤。要凑够，我得先收，收完加工，加工完真空。二十天。”

　　“来得及吗。”

　　“来得及。”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先说。”

　　“你说。”

　　“九千斤米，我一个人做不完。”陈粟说，“我要请两个人。”

　　沈晚看着他。

　　“你请人。”

　　“对。”

　　“你以前说请不起。”

　　“以前是一天三十斤。”他说，“现在是一天三百斤。”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

　　“一天三百斤，我一个人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