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花正开》去看更美丽的风景

3、山那边的雪 山那边的雪

　　我大概永远忘不了那个早上。
　　窗外的梧桐刚抽芽，妈蹲在厨房地板上，手里攥着听筒，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眼泪却先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瓷砖上。
　　我跪下去扶她：「妈——」
　　她抬起脸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终于说出声来：「你爸……你爸他们那个队，山体塌方……你爸他……」
　　后面的话我其实没怎么听见。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全是父亲信里的那句话：山顶上有风，也有光。爸这半辈子都在看山。
　　他看了半辈子的山，最后把自己留在了山里。
　　葬礼在三月末，天还冷着。灵堂设在云禾市殡仪馆，来的人很多——勘察队的同事、父亲的老同学、单位领导。我站在妈身边，机械地鞠躬、握手、说「谢谢您来」。那几天我像是被抽走了魂，所有的反应都是提前排好的，该哭的时候哭，该站直的时候站直。
　　后来，父亲的队长老周叔把我拉到一边。他说：「砚辞，你爸在队里，老提起你。说他儿子弹琴弹得好，说他儿子以后要考音乐学院，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听你弹一次完整的曲子。」我听着，没哭，只是把那句话记下了，记了很久很久。
　　林知夏来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站在人群后面，一直没上前。直到人都散了，她才走过来，在我面前站了很久，然后轻轻握住我的手。
　　「沈砚辞，」她说，「你别怕。你还有我。」
　　我那时候没哭。从接到电话到葬礼结束，我一次都没哭。我不知道那是麻木还是别的什么，我只知道妈已经垮了，我不能也垮。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处理丧事、接待亲戚、给妈做饭、哄她睡下，然后半夜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着玻璃板底下父亲的信。
　　丧事那几天，妈几乎没合过眼。她坐在灵堂的椅子上，一遍一遍地摩挲着爸的工作证，不说话。亲戚们劝她，她点头，然后继续坐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一件事：爸走了，家里的大人，就剩我了。十六岁的人不该想这些，可那些天，我每一秒都在想。那几天我还学会了看人眼色，学会了说「节哀」，学会了在人前把眼泪憋回去——这些本事，都是那个三月教我的。
　　那封信我看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我把信纸抽出来，贴身放进了校服内侧的口袋里。
　　整理遗物那天，我在父亲的旧笔记本里翻到一张照片：一座山的半山腰，一棵歪脖子松，松下面坐着几个穿工装的人，笑成一团。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望云山，春，杜鹃开。妈说：「这是他上个月寄回来的，说等开春，带你去爬。」我把照片收进琴盒最底层，和信放在一起。
　　后来的日子，我像变了个人。
　　我话更少了，琴弹得也更沉了。排练的时候，林知夏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她不再说笑，只是安安静静地听我弹。有时候弹到一半，她会轻轻把手搭在我肩上，也不说话，就那样站着。
　　有一次排练完，她忽然说：「沈砚辞，你弹琴的样子，跟你爸挺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她说：「你妈跟我妈说的——说他做事也是这个劲头，一声不吭，把什么都扛着。」我没说话，只是把最后一个和弦弹得特别重。她没再说话。后来她在我琴谱里夹了一张纸条，写着：别一个人扛。那张纸条，我留了很多年。
　　「你爸要是还在，他一定想听你弹琴。」有一天排练完，她突然说。
　　我指尖顿了一下。
　　「他听不见。」我说。
　　「那你就替他听。」林知夏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你替他看看山顶上的风景，替他把没看完的山看完。沈砚辞，你爸跟你说过山顶上有人等你，那你就要好好活着，走到山顶上去，让他知道你没辜负他。」
　　我看着她，喉头哽了半响，终于点了点头。
　　那是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为父亲哭出来。眼泪落在琴键上，砸出很轻很轻的一声响。林知夏没有躲，她就站在我身边，等我哭完，递过来一张纸巾，说：「擦擦，别把琴弄坏了，明天还要排练呢。」
　　那天下雨。我哭了很久，久到天都黑了。她一直陪着我，后来雨停了，她说：「沈砚辞，你哭完了，明天记得来排练。」我说：「嗯。」她说：「你爸要是看见你哭，肯定要笑话你，说他儿子是个爱哭鬼。」我说：「他不会。」她说：「那他就会心疼。」我愣了一下，忽然觉得，她比我更懂我爸。
　　她就是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那阵子我开始一个人在琴房待到很晚。门卫大爷认识我，总给我留一盏灯。我把灯调暗，弹爸没听过的曲子——弹肖邦，弹德彪西，弹我新学的《月光》。我想象他坐在山里的篝火边听。想象他不在了，又好像还在。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弹到一半，会抬头看看门口，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高二升高三的那个夏天，父亲单位的抚恤金下来了，妈的身体一直不好，休了半年的病假。我除了上学、排练，还要学着买菜、做饭、缴水电费。日子一下子变得又密又沉，像压着一块看不见的石头。
　　我第一次自己去买菜，站在菜市场门口手足无措。卖菜的大姐问我：「小伙子，买什么？」我说：「排骨。」她说：「炖汤？」我说：「我妈身体不好，炖汤给她喝。」她看了我一眼，多给我搭了两根葱。那天我拎着排骨回家，学着我妈的样子，慢条斯理地炖了一锅汤。妈喝了一口，说：「有进步。」又说：「辞辞，你爸要是知道你把日子过成这样，会心疼的。」我说：「那就让他心疼。」妈愣住了，没再说话。
　　林知夏的爸爸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她妈妈一个人带她。她大概是听她妈妈说了什么，有一天放学，她把我堵在琴房门口，认认真真地说：「沈砚辞，高三了。我们约好，一起考云禾大学音乐学，好不好？你弹琴，我唱歌。你爸看着你呢，你得走到山顶上去。」
　　「好。」我说。
　　我答应她的时候，是真心的。我那时候以为，只要我够努力，我就能把她和我自己都带到那个山顶上去。
　　后来我常常想，十六七岁的喜欢，大概就是这种样子：以为自己的琴声能托住另一个人的声音，以为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到不了的山顶。这种天真，后来被现实磨掉了，可我不后悔有过。因为正是那点天真，让我在最难的那一年里，没有垮下去。
　　可我忘了问一句：她想去的山顶，和我想去的是不是同一个。
　　这个问题，我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想明白。不是她变了，是我没问。我把「一起」当成默认答案，把她的沉默当成同意——十六七岁的少年，连告别都是后知后觉的。
　　高三开学，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我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到校，琴房练四十分钟，然后早读、上课、晚自习。林知夏的艺考集训也开始了，她周末要去省城上声乐课，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日子再紧，我也没停过琴。每天那四十分钟，是我唯一能喘气的时刻。琴键按下去的时候，我谁也不欠，谁也不用应付——琴比人诚实，它不会问我累不累，只要我弹，它就响。
　　那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她难得在楼下等我。她靠着路灯站着，校服外套敞着，看见我，眼睛弯了一下：「沈砚辞，我跟你说个事。」
　　「嗯。」
　　「我妈……给我联系了国外的音乐学院。」她看着我，声音很轻，「她说我这样的嗓子，留在国内可惜了。她说，你让我去考一考。」
　　我心里咯噔一下，半天没说话。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几乎要碰在一起，又终于没有碰到。
　　「你怎么想？」我问。
　　她垂下眼：「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再说这个话题。我送她回宿舍楼，她上楼前忽然回头：「沈砚辞，你别多想。我就算去考，也不一定考得上呢。」
　　我「嗯」了一声。
　　那天夜里我失眠到很晚。我起来把琴盒打开，摸了摸那张望云山的照片，又摸了摸那张写着「别一个人扛」的纸条。照片和纸条叠在一起，夹在谱子最底下。我忽然想：爸说的山顶上有人等着你——会不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可能？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觉得，那座山没那么可怕了。
　　可那个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第一次涌起一种陌生的、说不清的凉意。
　　那凉意像山那边的雪，看着远，其实一直在往这边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