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吃饭》诺拉食梦貘

19、第十九章 她是我教出来的孩子 通缉第三天

　　通缉第三天，我住进了城中村一间不用身份证的招待所。四十块一晚，楼道里的声控灯比黑着还吓人——它亮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墙上有多少脚印。楼道里一股潮霉味，夹着谁家剩菜馊掉的酸气，闻久了鼻子发麻。

　　房间四步宽，一张铁架床，床垫中间塌下去一块，翻个身，弹簧就顶一下腰。窗户朝着走廊，白天也得开灯，灯管一明一暗地闪。厕所在楼道尽头，公用的，冲水要按住两回才下去。押金五十，一晚四十，我数了数身上的现金，够住半个月，之后没数过。

　　身份证压在包底。那几天它是我身上最没用的东西——揣着它，走到哪儿都留一行记录；丢了它，连补办的地方都不敢进。

　　白天不出门。买饭绕三条街，专挑收现金的摊。终端早就不戴了，那圈银灰色亮在手腕上，等于把定位器挂在通缉令底下。

　　手机卡也换了，地摊上买的，不用登记。旧卡掰成两半，扔进楼道洗手池，两片在水里打了个旋，堵在漏水口上，我拿手指头捅下去了。汤铮那个号我背得出来，一回也没拨。拨了接的是谁，我不敢想。

　　白天最长。我趴在床沿上，从窗帘缝里看楼下那个天井。天井里永远晾着东西：床单、小孩的裤子、腌菜坛子的盖子，一件挨一件，把光切成一条一条。有人在底下剁排骨，一刀一刀，剁了快一个钟头。隔壁的收音机开一整天，唱戏，唱到一半插广告，卖膏药。

　　天井里的水汽散不掉。楼上谁家晾着衣裳，水顺着袖口往下滴，砸在铁皮雨棚上，嗒，嗒，隔一会儿一下。

　　钱得省，路不能走重。买饭我在心里排过班，今天东边那条，明天西边那条。收现金的就那几家：煎饼、卤味、凉皮。有一回摊主找给我两个钢镚儿，在兜里一路碰来碰去，碰得我心慌，回屋就塞进枕头套，再没动过。

　　到第四天早上我才觉出来，我已经三天没跟人说过一句整话。跟摊主说"要一份"，说完就走，多一个音都不给。

　　第四天傍晚，我还是去了拳馆附近。

　　不为别的。胡教练。

　　街对面的奶茶店早换了招牌，我缩在新换的招牌底下，风从街口灌过来，吹得那股奶精甜味发腻。我从那块反光的玻璃里看拳馆。卷帘门半拉着，里面灯亮着。门口停着一辆灰白色的车，没挂牌。

　　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我拿袖子擦开一块，擦开的地方很快又糊上。街口的风灌进来，袖子那一片贴在胳膊上，凉。店里放着一首歌，一遍一遍地放。

　　阿凯拿着拖把站在门口，一下一下地拖，拖把布划过地砖，吱啦，吱啦，拖的全是门口那一块已经干净得发亮的地面。他不抬头。我们俩隔着一条街，谁也没看谁。

　　两个穿夹克的人从拳馆里出来，又进去。进去的时候矮的那个在说话，高的那个在记。

　　矮的那个拎着公文包，出来的时候包在左手上，进去的时候在右手上——他换过手。高的那个一直空着两只手，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腋下夹着本子。

　　那辆灰白色的车我也记了一遍。车身干净得不像跑过工地的，前后都没挂牌，挡风玻璃右上角有一道斜裂，从左往右，两指长。车底下积了一小摊水，从空调管那儿滴下来的——停得不短，空调一直开着。

　　奶茶店的门开一回关一回，甜味一阵一阵地飘。我胃里空着，站到后来有点发软，两腿换着承重，后背得找着墙角靠。

　　约谈。

　　我在那块玻璃后面站了一个多钟头，腿站僵了，脚底板发麻，没敢换姿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他们问什么，他都答了什么。

　　——

　　【同日街道办】

　　二楼的小会议室。一张长条桌，四把椅子。屋里一股旧空调和烟味闷出来的浊气。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全民健身先进单位"，红底金字，褪了色。

　　空调机在墙角响着，出风口的挡板松了，风一阵一阵地打在桌沿上。没人说话的时候，那点风声格外清楚。

　　窗帘拉着一半，剩下一半外头是街道办院里的两棵梧桐，叶子开始黄了。有风的时候树影就在桌面上晃，一晃一晃，晃到人眼睛发花。

　　女的那支笔一直没拧开，笔帽给她咬在嘴上，笔尖点在纸面，没落下去。

　　胡教练坐在靠门的那把椅子上。桌对面三个人，两男一女，便装，面前摊着本子和录音笔。墙角一架摄像机，红灯亮着，一闪，一闪。

　　"胡建军同志，配合调查。"女的说，"不用紧张，了解点情况。"

　　"问吧。"

　　"诺拉最后一次来拳馆，是什么时候？"

　　"冻结通知下来那天。"他说，"之后她再没来过。"

　　"她平时跟什么人来往？"

　　"馆里几十个孩子，人来人往。"他说，"她独。训练，回家，两点一线。"

　　"她父亲——"

　　"不熟。"胡教练说，"见过几回。客气人。"

　　"怎么个客气法？"

　　"来馆里接过她两回，站在门口，不进来。"他说，"进门先看鞋。看别人的鞋，再看自己的鞋。走的时候把门带得很轻。"

　　"她跟她爸，平时话多不多？"

　　"她不说。"他说。

　　对面的人翻开一张纸，推过来。纸擦着桌面滑了一段，哗啦一声。通缉令的复印件，红章端端正正压在照片上，油墨味还没散干净。

　　"这个，您看到了。您信吗？"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钟，只剩空调的风声。摄像机的红灯还在闪。

　　胡教练看着那张纸，没伸手去碰。他左眉骨那道旧疤在灯下泛着白。

　　"她四岁进我的馆。"他说，"十六年。她什么底子，我一清二楚。这孩子，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得清楚。"

　　"我教孩子有个说法。"他说，"手上有数，心里就不慌。她四岁上垫子，头半年没让碰沙袋，就练站。脚底下的筋，是一寸一寸练出来的。"

　　他停了停。

　　"她是我教出来的孩子。不会干这事。"

　　"我们要的是情况，不是担保。"

　　"我刚才说的就是情况。"

　　问话的方向换了。她的朋友，她的电话，她最近联系过谁。他一个一个地答，答得慢，每一句都踩在事实上，一寸多的都不给。

　　矮个子换了个问法："胡教练，你现在要是知道她在哪儿，你说不说？"

　　"知道我就去找她。"胡教练说。

　　"这是包庇。"

　　"放屁。"胡教练说，"找她，让她回来说清楚。她真干了，我第一个拧着她胳膊送进来。"

　　问到第三遍"她可能藏在哪儿"的时候，他把面前那杯茶端了起来。

　　茶早就凉透了，水面浮着一层薄膜。他喝了一口，咽下去，像咽一口不得不咽的东西。

　　"我要是知道，"他说，"就不在这儿了。"

　　本子合上之前，女的还问了一句："她父亲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胡教练看了她一眼。

　　"我答不了。"他说，"我认识的是这孩子在垫子上那十六年。别的我不知道。"

　　问话收了。三个人交换眼色，开始收拾本子。摄像机红灯还亮着。

　　胡教练坐在那儿没动。那双手先还摊在桌面上：指节粗，虎口磨出一块茧，掌心横着三道旧疤。他把手收到桌子底下，压在膝盖上，压得很用力，指节发白。

　　手在抖。他不让它抬上来。

　　他知道"她是我教出来的孩子"这句话护不住她。可除了这句，他什么都没有。

　　——

　　天擦黑的时候，那辆灰白色的车走了。

　　又过了十分钟，胡教练从拳馆里出来，回身拉下半截卷帘门，上了锁。他没急着走，站在门口，从胸口摸出那半包红塔山，叼上一支，点上。打火机擦了两下才着。烟味呛起来，顺风飘到我这条街。

　　然后他朝我这条街走过来。

　　一步，一步，走得不快。经过我藏身的巷口，他脚步没停，视线也没偏，就像这条巷子里根本没人。

　　只有一句，是对着前头的空气说的，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活着。"

　　烟灰掉在他鞋面上，他没抖。

　　他走过去了。背影还是那个背影，一边肩膀高一点，是长年侧着身子喂靶喂出来的。他没回头。快拐弯的时候他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把夹克的拉链往上拉了一截。

　　我攥着的那口气到这时才松出来。手心全是汗，手里攥着的是墙上一块翘起来的墙灰，早捏碎了，碎的灰嵌在掌纹里，一搓就掉。

　　我贴着墙，没出声，没动。喉咙里像堵了口烟，咽不下去。听着他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走远，在街口拐了弯。

　　那晚我回招待所，走了很久。脚后跟磨出了泡，一瘸一拐，我也没停。城里华灯初上，每一盏灯底下都贴着一张我的脸，浆糊还没干。

　　我把那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

　　很多天以后我才听说，那天在会议室里，他把"她是我教出来的孩子"说了两遍。

　　但走出街道办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护不住。

　　可他还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