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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最后见过他的人 沈砚与顾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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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点四十,沈砚把昨晚整理的调查日志重新看了一遍。
最后一行仍然停留在那句话上。
先找到最后一个能够证明自己见过材料的人。
过去几天,他们查过签发记录、保管通知、会议纪要和退回登记。每一份文件都能说明某个流程曾经存在,却没有一份能证明那份编号为17-05-31-B的材料究竟在何时、何地,被谁亲眼确认过。
这一次,他们决定不再从档案目录入手。
而是从当年的实物清点人员开始。
顾沉舟到达时,沈砚已经整理好一份人员名单。
“你找到了谁?”
“一个叫赵怀安的人。”
沈砚把名单推到他面前。
“2007年,他在东港项目的临时仓储点负责物品清点。后来项目结束,他调去了外地。现有记录显示,他参与过7月下旬的一次封存件复核。”
顾沉舟迅速浏览名单。
“能确定他清点过17-05-31-B吗?”
“不能。”
沈砚回答。
“我们只知道他参与过那批封存件的复核。具体有没有接触过这份材料,还需要他本人确认。”
顾沉舟点了点头。
“那就去找他。”
沈砚合上文件夹。
“我已经联系过他。他愿意见我们,但提前说了,十年前的细节不一定记得清楚。”
“只要他愿意回忆,我们就有机会。”
顾沉舟说。
沈砚看了他一眼。
“别抱太大希望。”
“我没有。”
顾沉舟停顿了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父亲留下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被人真正看见过。”
这句话让沈砚没有立刻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拿起外套。
“那我们就去问清楚。”
上午十点,他们在海城北郊的一家小茶馆见到了赵怀安。
他已经退休多年,头发花白,记忆不如从前清晰,但说话仍然很有条理。
听完两人的来意,他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先问:
“你们查的是东港那批封存材料?”
沈砚点头。
“其中一份,编号17-05-31-B。登记名称是个人留存材料。”
赵怀安皱起眉。
“这个编号,我没什么印象。”
顾沉舟的神色微微一沉。
沈砚却没有失望。
他将几张经过允许使用的旧记录摘要放在桌上。
“我们不是想让您凭空回忆编号。您可以先看看当年的清点方式,或者告诉我们,自己当时负责的工作范围。”
赵怀安戴上老花镜,慢慢看过几页材料。
“那时候,临时仓储点里的东西很多。设备清单、项目文件、个人物品,全都要分开登记。我们通常按照封存编号清点,不会拆开每一个封存件。”
“也就是说,您可能确认过某个封存件的存在,但没有查看里面的内容?”顾沉舟问。
“对。”
赵怀安点头。
“封存材料如果没有特殊授权,我们不能随便拆。我们能做的是核对外包装、封条、编号和登记数量。”
沈砚立刻追问:
“如果封存件后来被转移,清点人员会不会留下记录?”
“正常情况下会。”
赵怀安回答。
“但要看转移的性质。正式移交要有接收记录;临时挪放则可能记在临时存放单上。如果只是把东西从一个货架挪到另一个位置,也可能记在内部工作簿里。”
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一下。
“你们说的那份材料,是不是有一次没有完成签收?”
沈砚和顾沉舟对视一眼。
“您为什么这么问?”
赵怀安没有马上回答。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才慢慢说道:
“我记得有一批东西,外面的编号和登记单对得上,但接收手续一直没完成。那时候有人提醒过我们,不要把‘已经清点’写成‘已经交接’。”
沈砚的神情认真起来。
“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夏天,事故之后不久。”
“有没有可能是2007年8月?”
赵怀安闭上眼,努力回忆。
片刻后,他点了点头。
“有可能。但我不敢确定。”
沈砚没有急着把这个日期写进事实时间线,而是标注为“受访者初步回忆,待核实”。
随后,他拿出17-05-31-B相关记录的摘要。
“您看看这个编号,能不能帮助您想起更多细节?”
赵怀安逐字看完。
当他看到编号后面的分类标记时,忽然伸出手,指了指其中一行。
“如果这份材料确实属于B类个人留存件,那么当年它很可能不会被放在普通文件架上。”
顾沉舟立刻问:
“那会放在哪里?”
“通常是单独的封存柜,或者临时保管区。具体要看当时的安排。”
赵怀安停了停。
“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被要求重新核对一批材料的存放状态。那次清点不是为了正式交接,而是为了确认登记表上的东西究竟还在不在。”
沈砚问:
“您亲自参加了吗?”
“我应该参加了。但我需要看到当年的工作簿,才能确认。”
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核查的具体方向。
赵怀安曾经参与过一次存放状态复核。
而那次复核的目的,恰好不是办理交接,而是确认材料实际是否存在。
如果能找到对应工作簿,就可能找到17-05-31-B最后一次被实物核对的记录。
沈砚认真地说:
“赵先生,如果您愿意,我们希望能一起核对当年的工作簿。我们不会要求您凭记忆确认自己不能确定的事情。”
赵怀安看了他一会儿,最终点头。
“可以。我回去找找。”
中午十二点,赵怀安带来了一个旧纸箱。
纸箱里装着几本工作笔记、零散的清点单和一份已经泛黄的人员交接表。
他解释,这些都是退休前整理个人工作材料时留下的副本,并非完整的单位档案。
因此,每一页都只能作为线索,仍需与正式记录交叉核对。
沈砚和顾沉舟没有急着翻找。
他们先与赵怀安一起整理材料的年代、来源和保存情况,再从与东港项目相关的笔记开始查起。
一小时后,顾沉舟终于在一本深蓝色封皮的工作簿里发现了一行字。
记录日期:2007年8月10日。
内容是:
“按现有清单复核B类封存件。登记数量无变化,部分存放位置待现场确认。此次不办理接收手续。”
顾沉舟立即把这一页递给沈砚。
沈砚看完后,神情渐渐严肃起来。
这与他们此前找到的库存核对表内容相互呼应。
8月10日,项目协调组的记录显示,盘点没有完成实物逐项核验。
而赵怀安保存的工作簿也明确写着,部分存放位置仍需现场确认。
这意味着,那天的工作并没有证明所有材料都在原来的位置。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沈砚继续往下看。
在同一页的下方,还有一条补充记录。
“17-05-31-B,原封存标记存在,存放位置与原登记不符。暂列待查,不办理交接。”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顾沉舟盯着那行字,几乎不敢眨眼。
他们终于找到了直接涉及目标材料的记录。
2007年8月10日,17-05-31-B的存放位置与原登记不符。
这条记录不能证明材料已经丢失,也不能证明有人擅自转移。
但它证明,至少在那次清点中,材料的实际存放位置与登记资料不一致。
而且,清点人员没有据此办理交接。
沈砚立刻将这一页拍照记录,并在调查日志中写明:这是个人保存的工作簿副本,来源与内容尚需通过正式档案核验。
顾沉舟看着他写下这些字,忽然说道:
“我们终于找到它出问题的时间了。”
沈砚抬头。
“找到的是存放记录出现异常的时间,不一定是材料第一次被移动的时间。”
顾沉舟沉默了一下,随后点头。
“我知道。”
他重新看向那条记录。
“但至少从这一天开始,登记上的位置已经不能再被当成事实。”
“对。”
沈砚轻声回答。
“我们要查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
赵怀安仔细看了看那页工作簿,似乎也想起了更多细节。
“我记得,当时发现位置不一致之后,我们没有直接处理材料。”
“是谁决定暂不办理交接?”沈砚问。
“我记不清具体是谁下的决定。工作簿上没有写。”
赵怀安摇头。
“我们只是按要求登记异常,没有权限自己决定材料应该交给谁。”
“那您有没有见过当时实际存放材料的地方?”
赵怀安沉思片刻。
“我记得那批封存件后来被安排到一个临时复核区。那个地方不在原来的封存柜里。”
顾沉舟立即问:
“您能确定17-05-31-B也被放在那里吗?”
“不能。”
赵怀安回答。
“当时有几份材料的位置都不一致。我只记得有一批东西被集中复核,具体哪一份去了哪里,需要看清点单。”
沈砚将这句话记录下来。
“临时复核区在哪里?”
“东港旧管理楼后面的资料整理间。”
赵怀安说。
“那里以前用于临时存放待核材料。后来项目结束,管理楼经过几次调整,里面的东西应该也被重新清点过。”
顾沉舟问:
“当年的记录会不会还在?”
赵怀安想了想。
“有可能。因为临时复核区不是正式仓储点,材料进出通常要另外登记。至少在我经手的时候,是这样的。”
沈砚与顾沉舟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再围绕抽象流程打转的线索。
17-05-31-B的存放位置在8月10日出现异常。
同一时期,有一批待核材料被集中放入东港旧管理楼的资料整理间。
但现有记录还不能证明,目标材料一定在其中。
下一步,他们需要找到那间资料整理间的进出登记,核对哪些封存件被送入、哪些被取出,以及是否有人对目标材料进行过实物确认。
下午三点,赵怀安又从纸箱底部翻出一张折叠的清点单。
纸张边缘已经磨损,部分文字模糊。
单据上没有完整的材料名称,只保留着分类编号、数量和存放区域。
其中一行写着:
“B类待核件,一份,转临时复核区。”
旁边有一个手写编号。
FH-0810-02。
赵怀安看着这个编号,慢慢说道:
“这个格式像是当年临时复核区的登记号。”
沈砚立即拍下编号。
“您能确认它对应17-05-31-B吗?”
赵怀安摇头。
“不能。清点单没有写完整编号,单凭这一行无法确定是哪一份材料。”
顾沉舟问:
“那它有什么用?”
“至少可以让你们去找FH-0810-02的原始登记。”
赵怀安说。
“如果正式登记上有对应的材料编号、存放位置和经手人,就能确认这张单子到底记的是什么。”
沈砚将这张单据单独放进文件袋,并记录其保存来源。
今天,他们没有找到材料本身。
但他们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日期、一条异常存放记录,以及一个可以追溯的临时复核编号。
比起再找到一份重复的授权文件,这些信息终于让调查真正向前走了一步。
傍晚六点,两人走出赵怀安所在的小区。
天边的云层被夕阳染成淡金色。
顾沉舟一路没有说话。
直到走到停车的位置,他才停下来。
“如果父亲当时知道材料的位置不对,会不会亲自去过那个地方?”
沈砚看着他。
“有可能。”
顾沉舟低下头。
“我一直想知道,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找到的材料,也许能告诉我们他当时去了什么地方。”
沈砚没有打断他。
顾沉舟继续说:
“但我又怕,最后找到的只是一个地址,或者一条没有办法证明他去过的记录。”
沈砚轻轻握住他的手。
“那我们就把能证明的和不能证明的分开。”
顾沉舟抬头看他。
“如果找到的记录只能证明材料去了那里,我们就先确认材料。如果它能证明父亲也去过,我们再确认那是不是他最后一次到访。”
沈砚停顿了一下。
“我们不用提前决定结果。”
顾沉舟看着他,眼里的紧绷慢慢松了下来。
“好。”
他反握住沈砚的手。
“这次听你的。”
沈砚笑了。
“你哪次没听?”
“很多次。”
“那你记得还挺清楚。”
顾沉舟难得露出一点笑意。
两人并肩走向停车的位置。
调查仍然没有结束,十年前的真相也没有因为一张旧工作簿而突然变得简单。
但至少,他们已经不再只是在一堆签名里寻找答案。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真实的时间节点。
2007年8月10日,目标材料的存放位置出现异常。
当天,相关人员没有办理交接,而是将一批待核材料转入临时复核流程。
现在,他们需要确认的,是那份编号为FH-0810-02的登记,究竟记录了什么。
晚上八点二十一分,沈砚收到赵怀安发来的补充消息。
赵怀安想起,自己退休前曾听同事提到,东港旧管理楼的临时复核区后来进行过一次集中清理。
当时,有一批没有完成正式归档的资料,被统一移交给了原项目协调组。
具体日期,他已经记不清。
但他记得,同事曾说过一句话:
“没有签收的东西,也得有人负责把它交代清楚。”
沈砚看着这条消息,久久没有动。
这句话并不能证明目标材料就在那批资料中。
也不能证明顾明川曾经到过旧管理楼。
但它提醒他们,材料的最后去向可能并不在最初的东港仓储系统里,而是在后来那次集中清理中,转入了另一个管理环节。
沈砚将消息保存下来,给顾沉舟发去一句话:
“明天查FH-0810-02,再追旧管理楼的集中清理记录。”
顾沉舟很快回复:
“好。这次我们离最后一次实物确认更近了。”
沈砚看着屏幕,轻轻笑了一下。
他关掉手机,重新翻开调查日志。
在第五十九章的最后一页,他写下新的记录:
2007年8月10日,17-05-31-B存放位置与原登记不符,暂列待查,未办理交接。相关材料可能进入旧管理楼临时复核区,具体去向待核。
他在下面画了一条线。
然后写下下一步调查方向:
追查FH-0810-02的原始登记,确认目标材料最后一次实物核验的地点与经手人。
这一次,他们终于不只是知道某项手续没有完成。
他们开始知道,材料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异常,又可能进入了哪一个新的保管环节。
而在那条尚未查清的时间线上,顾明川的名字依然没有出现。
沈砚合上笔记本。
有些真相正在接近。
但在证据真正抵达之前,他们还不能替十年前的任何人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