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574、那几亩桑 那天要看地

　　那天要看地页的是账房那一位。理由很简单：三块地的账已经对上了，名字对得上，亩数也对得上，只有四至那一句对不上。管事的说对不上就照账上的写；她说不急，先把地页抽出来看一眼。抽地页不能用手——纸太脆，指头一捏就是一个洞；要拿两把竹夹，一左一右，夹住纸边，一点一点往外送。抽出来摊在方桌上，两头压上镇纸，一寸一寸展。展到最后一行，四个人都停住了。地页是一张旧土纸，比手巴掌大不了多少，纸边一圈是毛的，展到最后要用手掌托着；托的人托了很久，托到两只手都发酸，也没有松手。
　　竹夹是前一天下午备下的。她跟管事的说的是明早抽，管事的问要不要把东墙那一张揭下来，她说不用，揭了要贴回去，贴回去就跟揭的不一样。备下的东西有三样：两把竹夹、一块旧棉布、一副线手套。棉布垫在方桌上，垫的是靠东的那一块，那一块比别处干净。四个角上各压一枚镇纸，压完又拿一只粗瓷小碟压住上头那道边；那只碟子是从厨房借的，借的时候说明了是借，用完要还。备下东西的那天下午她还在楼梯口站过一回，站了一会儿又下来，把楼梯第二级上落的一层灰扫了。管事的说楼梯也要扫。她说楼梯上落灰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人上楼。
　　地页原先不放在柜里，柜里放的是地契。地页是另搁的，搁在花厅东墙那个纸架的第二层，外头套一个旧信封，信封上什么也没有写。地页薄，薄的东西压在底下会起皱，架上的东西都是立着放的，立着放的彼此靠着，靠着的那一面容易吸潮。管事的取的时候先看信封，封口是敞着的——从前封过一回，封一回要拆一回，拆一回纸就伤一分。他捏的是信封的空处，空处是原来折过的地方，折过的地方厚，厚的地方捏得住。屋里有后生问：为什么不连信封一起摊。他说信封摊了就要铺平，铺平要压，压了地页就要展；地页摊开一次，往后看就要轻。
　　地页末一行是四至，短短一句。地页上写的是「东至渠，西至路，南至河，北至墙」。四个字里三个跟账上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地页上是「路」，账上是「道」。路和道说的是一样东西，这两处指的是同一样——园子西边那条通往柏油道的土路。屋里都看得出来这不是错。账上那一页是后添的，添的人不在地页跟前；地页是早年的，早年那条路才修通，修通那年管地的人上门，让家里自己认，家里就把四至照着写了下来。写的时候他大约还站在门口——从门口到西边那条路，一眼就望得到。
　　托的那两只手后来都是红的，红的地方在虎口，是纸边磨的。屋里人要去拿药水，她说不用，过两日自己就好了。第二天她自己也看了一眼，看完说了一句：红的这一块就是这一张纸的边，除了这一张，别张纸磨不出这个印。屋里有后生问：托着的时候手指头是并着的么。她说是并着的，并着不能动，一动纸的两头就要错开半线。半线看不出来，展到最后一行就成了两行。她说完又添了半句：所以要用两只手，不能用一只手压在当中，压在当中那头会沉下去。屋里人后来说，她那一托托了小半个时辰，中间没有换过人。
　　托的那半个时辰里屋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四个人各站一个方位：她托纸，管事的按住上头那道边，眠眠在楼梯口，屋里的后生守在门口。守门口的用意是拦人——那一段路上有人走动，脚步一乱，屋里的气就动，气一动纸就飘。她托着的时候呼吸放得很慢，慢到自己都听得见。她说纸托在两只手上，人只剩一只眼能看，那一只眼要看着屋里人才放心；两只眼都去盯纸边，人的呼吸就乱了。她说完添了一句：所以托纸的活计，一个人做不了。
　　一样的还有别的。账房那一位把两处字对着看：地页上那个「路」字墨色深，起笔重，右边那一竖没有写到底，留了半截；账上那个「道」字墨色淡，起笔也重，右边那一竖同样没有写到底，同样留了半截。同一个写字的人，都不留那一竖的尾。她还说出一层更细的：地页上那个「路」字的横，一横比一横短，最后一横收得最急；账上那个「道」字也是，一横比一横短，最后一横收得最急。屋里人问她怎么认得这样细。她翻到账上那一行的末尾，指了指画圈的地方：那一次量地是画过圈的，圈外头另写了一个小小的「路」字，是给看的人认的；那个小小的「路」字，笔法跟这两个一模一样，连收笔那一处都一样。她把那一处指给两个人看，两个人看了都说看不出分别；她说本来就不是给眼睛看的，是给手看的。
　　她说完把两张纸并在一起，并完用左手压住左边，右手在上头那一张的背面轻轻抹了一下。抹过去以后两张纸更服帖了。屋里人问她抹的是什么。她说没有抹什么，是手气，手掌的热把纸烘软了一点，烘软了纸就不往外翘。翘起来的地方字迹会淡，淡了就看不出那一竖有没有写到底。她后来说，并纸这一层不是她想出来的，是她看老账的时候看出来的：老账上凡是两张要对的地方，都并过一遍。并过的纸边上都有一道压痕，压痕是并的时候两纸错开半线留下的。并着的那两张后来分开，分开的时候先分上头那一张。
　　两张纸分开的时候先分上头那一张。分的时候不能抬，要沿着并的那一道错开半线往下抽；抽快了纸上会带起一层绒，带起来的那一层就是伤了。抽出来以后两张各归各处：地页仍旧套回旧信封，账上那一页仍旧夹回原册。夹回去要在原处，不能换地方；换了地方，往后再对的时候要先找地方，找地方比找字还费劲。她说过一次：纸有纸的位，位不能乱，位乱了人就要靠记性去抵，抵不住的。
　　于是有人往前推了一步：既然这两个是一个人写的，那么写账上那一页的，跟写这张地页的，就是同一个人。账房那一位点了头。她把这一层说给屋里听：这个园子的地契上不落款，账上那一页也不落款，落了名的只有年份，年份还是后来人拿铅笔添上去的；如今字是对上了，人反倒更认不出来——认得出笔，认不出人。她说到这里就停了，屋里也没有人接。接了也无处可接；这个家里，能把笔认出来的人只有她一个。有人问：会不会是同一个人照着抄的。她说不像。抄的字是照着原样走的，起笔收笔都对得上；这两个不是对齐的，是各写各的，各写各的才显出是同一只手。
　　那一步是屋里的后生推的，推的是他父亲那一辈。他问的是：能不能照着笔迹把人找出来。她答的是：园子里能把笔认出来的人只有她一个；她说这一句的时候屋里人听出来，她已经把话堵在这一层上。堵的是：认得出笔的人不认不出人，认得出人的认不出笔。屋里人于是换了问法，问的是年份。地页是早年的，账上那一页是后添的，后添的写的是哪一年，屋里人手里有册子；册子上记着交粮单子一年一联，联与联之间编号是连着的。要定年份，只有走年数这一条路。她后来说：人定不了，年份可以定；年份定了，是哪一种说法自然就露出来了。
　　眠眠那时候在窗下坐着，半天没有动。她只问了一句：这个字改了以后，有没有写补记。账房那一位去揭花厅东墙那张纸——六条家规贴在东墙一张纸上，第三条写的是过了夜的账要写补记。她回到旧本前一页一页地翻，翻到那一页的下半截：改的那一个字旁边没有补记，整页干干净净，连一个墨点也没有。她把这一条报给屋里，报完补了一句：不写补记，多半是改的人觉得自己没有改。屋里人问她怎么知道他这么觉得。她把本子翻回那页，让眠眠自己看那一个「道」字——写得很正，一笔一画都站得稳，写的时候人是踏实的。
　　她坐着的那把椅子腿短，坐上去脚不着地，脚下头垫着一块砖。她问完那一句就没有再问，可是也没有起身。茶碗在她手里，捧了一会儿放到膝盖上，放下的时候碗底在膝盖上磕了一下，声音很轻。她自己听见了，伸手把碗扶正，扶正以后手就收回来了，收到袖子里。屋里人后来复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记得她那天坐了很久。别人问他久到什么地步，他说久到茶凉了两回，凉了又有人换过，换的是同一碗水，水是凉水。屋里有两个人记得换水这一层，两个人说的都是同一只碗。
　　换茶的是第三代的小媳妇。她头一趟进去是空的——进去才想起来该换，手里没有茶；退出去沏了一碗再进来，换的时候把旧的那一只端走，新的一只搁在原处，两只碗挪动的位置一样。屋里人后来说，她挪碗的时候是照着旧碗摆的位置挪的，连碗底那一圈水痕都照着摆；照着摆是因为她怕屋里人看出这是换过的。第二趟是眠眠自己端的。她端进来放下就走，走的时候把门带了一半，留了一半——留的那一半是给屋里透气，屋里那一天窗没有开。
　　沈砚看地页看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伸手指了指地页上那个「路」字，又指了指账上那个「道」字，指完把手收回来，摸了摸袖口——他袖口仍旧是那样，翻出来又翻进去，是几十年养成的动作。有人问他：这两个字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他说是。屋里人愣了一下，因为这个答案太容易，谁都答得上来。他停了一会儿又添了半句：不一样的是那半截没写完的竖；一样的是那半截。说完他把手挪到镇纸上，替账房那一位把纸角压了压，压完就往椅背上靠。靠下去以后他又抬了一次头，看了一眼地页上那个「路」字，看完才闭眼；眠眠在旁边看着，没有出声，只把茶碗往他手边推了半寸。
　　他问完以后屋里人没有接，接不上。屋里人后来把这一段说了好几遍，说的时候都要学一学他添的那半句：一不一样的是那半截没写完的竖，一样的是那半截。他闭眼以后没有再睁开。眠眠在旁边看着，没有出声，只把茶碗往他手边推了半寸，推完停住，手没有收回去。屋里人问阿望：怎么不一样。答是：这一边到了顶，一边收住了，另一边还在往下走，走到最后是同一处停住的两头，一处是留的，一处是忘的。这一句是阿望替屋里人问的，问完他自己也没有再说下去。他挪到镇纸上替她压纸角，压完没有立刻松开。
　　阿望那一问是替屋里人问的。屋里人当时都在等一个人开口，等的是眠眠；眠眠没有问，她看着茶碗。屋里人只好推阿望。阿望问完自己也愣了，愣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半句是什么意思。第一回说的是写字的人收笔的毛病，第二回说的是别的——他说那半截没写完的竖，是写字的人笔停了，笔停的地方就是他想的地方。答不上来以后屋里人就不追了。他自己后来说，那半句我至今也想不出他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他说完就不接了。
　　他闭眼以后没有再睁开。屋里人以为他睡了，说话的时候都放低了半分。眠眠没有降低声音，她还是平常那么说，说的是那一碗茶还温着。后来他睁开眼，睁眼第一句问的是：那个字改了以后，那一页折过没有。屋里人答：没有，那一页是平的。折角是在旧本上折的，纸脆，折了就展不开。他听完点了一下头，点完又问了一句：旧本上折的那一角，是谁折的。屋里人答不上来。这一回连屋里的老人也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账房那一位没有走。她没有剪纸——纸经不起剪；她拿两张薄纸各拓一次，拓完把两张拓片并排贴在窗玻璃上，中间夹两张旧报纸压着，怕风吹走。贴完她退开两步，看了一会儿。看完她跟第三代的媳妇说了一句这一年里最实的一句：这一回不用猜了。写这两个字的是一个人，跟写那半本账的也是一个。她说完指着窗上那个「道」字右下角，说：就在这儿。他写字收笔总要往左带半圈，带完再抬笔；半圈，一样的。这一夜里没有人再说话；廊下的灯一盏一盏点上去，点到第八盏为止，那两张拓片还贴在窗玻璃上，第二天早上才揭下来。
　　拓片的法子是她自己想的。拓之前她把窗玻璃擦了一遍，擦用的是旧报纸，报纸蘸了水，水不能多，多了墨会化。玻璃擦干以后她把第一张薄纸覆上去，覆的时候从一边往另一边放，放不平就起下来重放。两张拓片拓完她把两扇窗都推开了一条缝，通风的缝不到一指。屋里人问为什么要通风。她说拓片贴在玻璃上，屋里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纸上留下影子，灯影和手影都会留。贴完她退开两步，退到门口那一处就没有再往前。她跟第三代的媳妇说：这一回不用猜了。屋里人没有接，接了也无话可接。
　　那两张拓片第二天早上才揭。揭的时候不能揭干了的，干了揭会把墨带下来；揭之前要先在玻璃上哈一口气，气足了纸自己就起来。揭下来她把两张并排摊在方桌上，摊完拿老花镜的片压上——压完拓片平了。拓片上头那个道字比地页上那个路字清楚：拓的时候墨在纸上比在土纸上匀，笔画起落都看得出来。她把拓片对着窗举起来看了一遍，看完没有说话。屋里人问看清了什么。她说看清了收笔那一处——收笔往左带半圈，带完抬笔。
　　中间那一块和西边那一块还在名下，账上记的亩数一年比一年清楚——上头写的是一分二和一亩九。名额没有减，册子还是要报的。报册子的是园子里的人，报完了等粮站开收，开收那几天就有人去交粮。这一年粮站开收是在三月里，开收的头一天有雨。管事的前一天下午就把单子理出来了：单子是一式三联的存根，纸比账本用的还厚，联与联之间有一道虚线，虚线是用尺比着划的，划得很直。往年都照旧填，往年填完要把第三联收进柜子。理单子这件事在屋里是有位置的——它在交粮那一栏底下，一年一次，一年一回，回回都是管事的经手，回回都在开春那半个月里办完。
　　交粮这一栏在账上不是最末一栏，底下还有两栏，一栏是灶上的炭，一栏是柴。灶上的炭一年记四回，一季一记；柴一年记两回。交粮这一栏夹在中间。管事的有一回说这样排不对，应该把交粮放在最末一栏。屋里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最末一栏的数目最好记，记住末一栏别的都能排出来。他说完自己又改了一句：改不了，账上早就这么排了，改了往后对不上。单子上要填的项一共有七项。管事的每回填完都要念一遍，念的时候一项一项往下走，念到第七项就走回来从头再念一遍。他后来说这样念是为了听，听比看容易听出漏。
　　七项他背得出，背的时候不看书，背的是那个次序：第一项是户头的名字，第二项是三块地的亩数，第三项是应交的粮数，第四项是折色的比价，第五项是交粮的日子，第六项是经手的人，第七项是收粮的凭。前六项年年差不多，第七项年年不一样。第七项是收条上的日子——日子不在单子上，单子上填的是交粮那天，收条上盖的是收粮那天；两个日子常常差一天，差一天是因为粮站上头有人休。管事的答：都不写。单子上头空着，收条上照收；空着的那一天，往后有人问起，就是休了。
　　头一联是填给粮站的，第二联留家里，第三联收进匣子。理单子的是管事的。他理到名字那一栏，手停住了。名字那一栏的格式跟别的栏不一样：别的栏是印好的格子，一格一格，格子里头留着空；名字那一栏没有格，只留了一道横，横有半寸长，横下头是空的。管事的认得这个样式——这是要人签名的。这道横是老样式，早年的单子上也有，往年填的时候他从来不多看；今年他多看了一会儿，看着看着就想起一件事：家里上一次有人在这道横上签名，是哪一年。
　　三联的顺序不能换。管事的填的时候先填第一联，填完把纸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上有印好的浅色字，是给存根留的底样；看完再填第二联，第二联的印色比第一联深；最后填第三联，第三联的纸最薄，笔尖落重了会洇。填完三联他把三联摊开，比一比三联上的字，三联的字要一样宽。有一年第三联上头洇了一块，是数目上的一个零洇到了后头。管事的没有重填，重填要撕单子，撕单子要记一笔。他在那联的纸边上写了一行小字，写的是这一联作废，那一联照交。作废的这一联不销，销了年份就对不上。
　　三联的编号是连着的三份：一份在单子上印着，一份在存根上，一份在粮站留的底上。管事的填完自己在那张存根上记一个号，记的是最末两位，不写全，全了往后翻起来费眼。三联摊开比字，比的是字宽——三联的格子是同一块版印的，格子一样宽，字却不一样宽，因为三联的纸厚薄不同，落笔的轻重就不同。第一联最厚，字最瘦；第三联最薄，字最肥。肥瘦差得不大，一年里偶尔有一联差出一分，这一分就是笔尖蘸墨的深浅。
　　单子交上去以后，粮站要开一张收条。收条是一联，只有联，没有底。收条的开法是粮站那一个人手写，写完盖一个印。管事的回来以后把收条夹在账本里那一栏的后头，夹的是当日的页。这一张收条到今天还在，纸是薄的，墨透到了后头那一页上，透出来的是反的字。管事的说收条这一张不能丢。丢了的要紧，不是纸要紧，是那一张上有粮站的一个字。那一个字往后要是有人问起，认得出。认得出那一年交过粮，也认得出交粮的日子。
　　早年去交粮的是阿砚。那一年秋天他在跟人讲交粮的事，屋里人问：粮站在哪儿。他说在县城西边，四十里，头一班车六点。屋里人又问：要带什么。他说粮不用带，名字要带——名字带去了，人家才认。他说完就走了，说的是一件最平常的事，语气跟说出门倒水一样。往后每年开春，册子报上去，去的就是他。他去了三回，第三回起换成了别人。换人的那年他还走得动，是他自己提的：他说跑了一辈子，该换年轻的了。屋里人说换吧，他说换吧；说完又添了一句：换可以换，名字别换。
　　他交粮回来的日子，屋里人记得住的是他脱鞋。他一进门就把鞋脱了搁在廊下，鞋底上是泥，泥是黄泥，黄泥是从第十里那一座桥过桥以后才有的。他说过一回：过了桥往西三十里全是黄泥，东边是黑土，黑土是黏的，黏住鞋拔不下来。他把这句说给屋里人听，屋里人后来分东西就用这一句分：黏的是东，滑的是西。他交粮那三年，屋里人记得的都是路上的事。头一年他回来得晚，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只空篮子，粮站收了以后下大雨。他跟屋里人说的是一件最平常的事，语气跟说出门倒水一样。屋里人当时也没有多问。
　　那三回的月份不一样。第一回是八月，第二回是九月，第三回也是九月。三回里最长的一趟走了两个钟头，最短的一趟一个半。屋里有后生问他为什么一趟比一趟久。他说不是路变了，是他每一回都多带了一样东西：第一回带了一只空篮子，第二回带了扁担，第三回带了一只小木箱——第三回是第三年，粮站改了收法，要一户一箱，箱里的粮要自己量，量完封口。带箱的那一趟他回来得最晚，进门的时候箱是空的，粮站留下了。
　　他说过那一回带几双鞋。他说带一双。双鞋走三十里就磨破了，带两双还得换，换鞋耽误工夫，耽误工夫就赶不上头一班车。他说完又添了半句：跑粮的不比别的，跑粮的天不亮就得在道上。屋里有后生问：那时候有没有车。他说没有，车是后头才有的。他交粮那三年，屋里的老人跟他学过一样的话：是跑粮的天不亮就得在道上。这一句是老太太那一年学来的，学的时候他没有教，是她自己听着记住的。
　　换上去的是第三代。他接手那年，名字那一栏是照着阿砚从前那两个字描的。描得也像，起笔、收笔都对得上，只是描的人心里发虚，末了那一横抖了一下；粮站收单子的人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照收了。后来第四代去，也是描的。描了两年就不描了——描出来的那两字，跟柜子里头存的那些一比，越来越不像；第三代自己说，描一次心虚一回，不如不去描。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抱怨的意思，倒像是在说一件手艺：描字这件事，看着像，其实在你手里就是要抖的，抖了就得停，停久了就索性不描了。这一年他去，名字那一栏就请粮站代填了。代填是印的：盖一个长方的字模，蘸了油墨按上去，按一下是一行，一行两个字。
　　描之前他在废纸上练了三天，练了三四十遍才敢描上单子。粮站收单子的那一位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照收了。他描得最久的是那两字的第一笔：起笔那一头要压得重，压不到就没有那个宽，宽一丢里头全不像。后来他把两张纸叠起来对着光，光从背面透过来，透过来的墨色深浅不一样，这就看出来了。叠着比出来的是：头两笔差得少，后头那一横差得多。他后来说过一句：我练的是描，不是我写。描出来的东西跟自己写的不一样，这是他一贯知道的。
　　描出来的字终究有人看出来。看出的是粮站那个收单子的——他什么也没有说，照收了，可是往后他把那一张单子抽出来单独搁在桌角，靠着墙。抽出来搁在一边这个动作，第三代是回程路上才想明白的；想明白了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一路上没有跟人说话。回到家里他把这一层跟管事的说了。管事的问：单子还在么。他说在。他说在就还有得看，看了人家也就知道这一户的字是描的。这一层他想了很久才想通——粮站要的是粮，不是笔；笔是屋里的事，粮是外头的事。
　　粮站的人换过手。换手这件事屋里人后来是从粮站知道的：收单子的那一个人第二年不当那个差了，当差的是一个新来的。换了手以后单子收得比原来慢，慢是生疏。有一回那一个新来的把单子退回来，说字写不清楚，要拿回去描。那是一张第三联，第三联退回是要记一笔的。管事的说那年记了这一笔，记在纸边上。那第三联后来是交上去了，描过以后交的。描的人就是他自己。屋里有后生问他描的时候粮站在不在。他说在，站了两刻钟，他就在站里那张小桌上描的。
　　印的字和写的不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写的那两个字笔画有粗有细，墨色前深后浅，签的人写得不快，一笔一顿，写完还要在纸上吹一吹；印的那两个字笔画一样粗，一样方，十张单子上头都是那一个模样，连「砚」字里那一撇的长短都一样。管事的把柜子旁边那个旧纸匣搬出来，匣面上用毛笔写着「交粮」两个字，写得歪。里头十一联，是这些年的第三联。他把它们并排摊在花厅方桌上，从最早的一联摊到最晚的一联，摊了一长条。屋里人围过来看，一眼就看见中间那道换处——换处的那两联，字都不一样了：前头是写的，后头是印的；名字还是那两个名字，栏还是那道横，横下头的那两个字，字体换了。
　　那一摞单子摊开以后，管事的拿了两张出来，一张是手写的那一张，一张是印的那一张，两张叠在一处，对着窗子看。叠着看手写的那一张，墨色深浅一路变；印的那一张，十个笔画一样黑。他看完把两张分开，把手写的那一张留下了，印的那一张放回了匣子。屋里人后来问起他为什么留那一张，他说不出所以然，只说：留着看着。屋里有后生说：那前头一联和第二联呢。管事的说前头两联在粮站，粮站留底，底是粮站的事。屋里人问能去粮站看么。他说能看，人家不给看。这一层他后来又说过一回。
　　那一摞一联一年，十一个年份排下来是一长条。排的时候管事的是照年份从早到晚排的，排完在两头各压一枚镇纸。压完他退开三步看了一眼，看的不是字，是那一条的长短——十一条一样长，因为每一联都是同样大小的三联纸裁下来的第三联；一样长才是对的，不一样长说明中间换过纸样。他这一眼看完，心里踏实了一半。踏实的那一半是：三块地这些年一直是一户。
　　代填的那几年，粮站盖字模是拿一块木的，木的一面刻着字，刻的是反的。字模蘸油墨，油墨是印泥，印泥里要加一点油才不糊。加多少没有一定的量，粮站的那个人手里掌握着。这一层屋里的后生是听人说的，说的人当过那个差。盖的时候要盖得实，盖实了纸背面上有一个坑，坑摸得出来。屋里有后生问：留多大的空。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的原因是没有人数过。问的人后来自己说了：问了也没有用，问了也不能改。
　　换的还有一样。写了名字的年头，单子上要按一个手印，一个红手印，按在名字后头半寸；印字的那几年没有手印了。管事的去问过粮站，粮站的说，早年要手印是因为账上认不出笔，写的是谁，认不出，就得按一个按得出肉色的；如今不必了，印是印，一样认得出。屋里人把这一条记在账上，记在「交粮」那一行的后头：交粮单，名字一栏，笔写改印填；手印自某年起不再按。写完他又添了一句：托的是粮站，不是家里。添完看了一遍，没有写补记。
　　按手印用的是印泥。印泥盒是一只小圆盒，盒盖上没有字，盖子是磨砂的，磨了很多年。盒里剩的印泥不多，干了，要用清水化开一点，化开的水不能多，多了按出来的印就淡。屋里人问他按一个印要多少。他说不多，一按就是一下，按完把手指在盒边上刮一下，刮掉多余的。刮的时候要刮在盒的边上，刮在别处会把泥带到别的地方。按在名字后头半寸，半寸是估的，估的时候用小指比着。名和印中间那半寸空着，空着好看。空的那半寸后来算成惯例，改过一回，改过就改回来了。改的那一回没有改的人，是照着新的样式重做的。
　　那半寸成了惯例，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头一年按印的时候名和印挨着，挨着不好看，是账房那一位自己挪开的，挪开半寸。挪开以后第二年她还是挪半寸，第三年还是。到第四年换了别人填单子，那人照旧留了半寸，留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也没有问。第五年又换，这一个也留了。留到第七年，管事的翻出前六年的单子比了一遍，才看明白这半寸不是哪一个人的意思，是留下来的。屋里人问他：要不要在单子上注明这半寸。
　　那天夜里沈砚被人扶到花厅来看那一长条单子。他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前头那一联的时候停住了，指着上头那两个手写的字说：这是我写的。屋里人问他还记得去交粮的事么。他想了想，说记得路，不记得粮站的样子；路是土路，走到第十里有一座桥，桥上歇过人。他说完又往后看，看到中间那几联印的字，说了一句：这个字方。屋里人问他怎么个方法。他想了很久，没有说出来；后来是眠眠在旁边说了一句：印的笔画一样粗，写的不一样粗。沈砚点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看完他要回去，起身的时候他把最前头那一联往后挪了半寸，挪到跟别的一齐；挪完他没有解释，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他这一回没有再问那个问题——换了字体，是不是就换了人。屋里人也没有答；那一摞单子收进旧纸匣，匣盖盖上，压回柜子旁边那个老地方。
　　去扶他的是屋里的后生，一边一个，架着走的。去扶他从卧房到花厅要穿过一段廊。走到花厅门口他站住了，站住先闻了闻；屋里点的是靠外屋那一盏，油多烟少，他闻的是这个。闻完他说了两个字：进去。进去以后他先坐的是圈椅，圈椅矮，坐下去要扶椅背。他扶的是椅背，不是人；屋里人后来说，那一夜他从头到尾没有靠过一个人。桌上那一长条单子摊开着，最前头那一联压在最下头。他看了很久才伸手，抽的是上头那一层，抽完把那一联摊在最上头，摊完屋里人才看清上头那两个手写的字。他指着那两个字的时候手在抖，抖是举着的时候抖，指着的时候就不抖了。
　　那天夜里沈砚被人扶到花厅来看那一长条单子。他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前头那一联的时候停住了，指着上头那两个手写的字说：这是我写的。屋里人问他还记得去交粮的事么。他想了想，说记得路，不记得粮站的样子；路是土路，走到第十里有一座桥，桥上歇过人
　　东畦那一笔到底算不算卖，这件事本来没有人问。厂里的院墙年年从门前过，来往的人认得那面墙，屋里的老人却没有一个提过。直到那个问价的走了以后，园门口那段坡要照着地界重新收边；收边之前，三块地到底算谁的，得有个说法。对账对到东畦这一行，就卡住了。卡住的地方不复杂，账上那一行只有四个字，写着「东畦归厂」。归给谁，怎么归，谁点的头，纸上一样也没有；连日子也没有，四个字前后都是空的，前后两行是空行，行距比别处宽半格——像是当年写到这儿，想了想，没有再写下去。
　　问这一句的时候屋里在场的有五六个人。问的是第三代的媳妇，她问的时候手里没有拿东西，两只手叠在膝上。管事的答的是：不问。媳妇说：不问往后要出事。管事的又答了一遍：不问。她说：出事以后要有人认，认的时候要有一句话，那一句话现在就要定。屋里人听得出这两句是顶上的，顶过两回就没有人再插话。顶完管事的说了他那一层意思：问不是不许问，是这一件事问不出结果，问的人在厂里当差，答的人不在屋里。答的人不在屋里这一层，屋里人无法驳。媳妇后来说，她认的就是这一句。
　　管事的留在原处没有动，他等人都走尽了才起身；起身以前他把那一张纸翻过来看了一遍背面，背面是空的。他自己说过一句：这一张纸本来是记事的，落到今天成了记事之外的东西。他把纸折成四折，折得很齐，齐到塞得进袖口；塞进去以后他又在原处坐了一息。屋里人后来说，他坐的那一息是想着那张纸还有没有用处——纸边上的那三条是留着往后改的，丢了三条就只剩一种说法。他后来说这一层的时候添了一句：三条压成一条不难，难的是压完了谁也不敢认。
　　卡在「归」这个字上。管事的把这四个字念了三遍，第三遍念完说了一句：这个字难。难在哪儿，屋里人各有各的猜：有人说归就是给，给了就是给了，往后不必再提；有人说归是划，划出去的地界还是照旧量，只是名字换了，字还照写；也有人说，归只管记一笔，意思是「往后不在我们这册子上了」，至于地究竟在谁手里，不归这本账管。三种说法都说得通，三种说法都长在这一个字上，谁也压不住谁。屋里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一年是怎么议的；见过的那一位前头早就不在了，问不成了。管事的说，先别猜，把年份定下来；年份一定，是哪一种说法自然就露出来了。屋里人都点头——猜是猜，年份是年份，这两件事他们分得清。
　　三种说法在屋里前后说过两轮。第一轮说完管事的没有表态，只让人把这三种各记一条，记在纸边上。第二轮是隔了两天说的，两天里没有人再提。管事的把那三条拿出来看了一眼，看完说了一句：三种都留着，谁也不要压谁。压了一种，往后要是错了，错在压的人，不在记的人。屋里人问那三条记在哪里。管事的说记在纸边上，不入账。屋里人问为什么不入账。他说这三句里没有一句是确定的，入了账就成了定的那一种。不压的意思是往后仍可以改，哪一句要是坐实了，就在后头画一个圈。他说完把纸边折了一折，折的是靠里那一道。
　　画圈那一条是后来才添的。添的时候管事的没有跟屋里商量，是他自己在纸边上画的；屋里人后来说，那一下屋里的意思已经明白了，只是没有人点破。点破要有人开口，开口的这个人往后要担着——担的是哪一个说法坐实了，日后反悔不得。所以他画圈的时候不解释，解释就成了他定了哪一条。收起来的纸他搁在抽屉最上头，搁的位置离手近；离手近不是他记得住，是他怕别人先翻着。屋里人问过他那三条还在不在。他说在。问在哪一格。他说记不得格，数得出条。
　　要弄清这一笔是哪一年，得往回找依据。依据有两样：一样是交粮单子，旧纸匣里那一摞，一联一年，编号是连着的；一样是铁皮柜。铁皮柜在二楼，柜里按年记的旧账，一格一年，柜门上有编号，编号是硬纸片写的，写坏了就换一张补，补过的编号旁边画一个小圈。管事的人和账房那一位一起去翻。翻了一天，从最早的一格数起，编号对了大半；数到中间有几格纸脆了，得用两只手托着端出来，数完再端回去，端的时候要屏住气，怕一口气重了纸就散。
　　交粮单子上的编号是连的。管事的后来把那一摞单子重新数了一遍，数的时候按编号从大到小排，排完把最末一个号和第二年最前一个号对一对，对得上，中间没有断。这一摞单子里的年份是连的，年份连了，说明交粮这件事这些年没有断过。铁皮柜那一格一格也是连的。编号补过的画小圈，编号没有补过的就没有圈。管事的数完全部编号以后数了一遍圈，数出九张补过的，九张分布在二十年里，平均两年补一张。屋里有后生问：补的都是哪些。管事的说记不得，要逐年看。逐年看用了三天，看完他还是记不得。补过的那九张他后来收在一只小纸袋里，纸袋搁在抽屉。
　　那九个小圈是事后补的。编号是硬纸片写的，纸片贴在柜门上，写坏了换一张；换的时候要把旧的那一张揭下来，揭下来以后新的贴上去，贴完了还得在旧编号的旁边画一个小圈——圈是画在铁皮上的，不是画在纸上；铁皮上落过灰，画圈要先把那一小块灰擦开，擦开一圈正好是纸片那么大。擦灰用的是袖口。管事的擦第一张的时候擦得太重，铁皮上留下了一道亮的，那道亮后来一直在，第二张他就没有再擦那么重。九张里有三张擦重了，六张擦轻了。擦重了的那三张，圈比别的圈大出一线。
　　铁皮柜在一楼还是二楼，屋里人说法不一。管事的说是二楼，靠北那一面。第三代的媳妇说不是。她这一条是有缘故的：她嫁过来的时候找过一回柜子，找的是地契，找到的是柜子，可柜子不在一楼。后来翻出来是在楼底下那一间，进出要从花厅西南角那个小门进去。小门上头没有锁，挂的是一根木插销。小门里头的地比别处低一寸，进去要低头。这一句说完屋里有两个人跟着她下去了一趟。
　　翻到倒数第四格的时候，出了事。那一格的门上没有编号牌。格门是敞着的，里头摆的不是旧本，是四本新的——纸还白，摞得整齐，四本一起搁着，像是后来有人特意放进去的。管事的把它抽出来看了看封面：四本都没有写年份。他说这就是断的那三年。屋里人说那三年没有记。账房那一位没有作声，把柜门上一格一格的编号又数了一遍，从头数到尾，数得很慢，数完才说：不是漏了一块牌，是从来没有过牌。她说这句的时候手指停在倒数第四格的格门上，停了有一会儿。屋里人等着她往下说，她没有往下说；她把那四本新本子端出来，摆在楼梯口，一本一本摊开，摊完一册问屋里：这一本上有人写过么。屋里人看了，都摇头。
　　四本新本子摞得很齐，齐得不像随手放的。管事的后来想，那一定是有人特意放进去的；放的时候四本的封皮朝一个方向，本子的脊背朝外，脊背上的线头是新剪的，剪口平。有人特意放进去这一层，屋里人想不通，想不通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谁放的，一处是为什么要在断口上头放四本空的。架上的灰尘在倒数第四格外头比别处厚。这一条规矩他也懂：格门常开常关的地方，格口上头要落灰，年头越久越厚。厚薄能看出一个大概，看不出确数。屋里有后生问过那四本本子能不能翻。答是能翻，翻了也没有字。四本从头翻到尾，一共翻了两遍。
　　那四本空本子后来没有放回那一格。管事的把它们搬到楼梯口，摊开的那一天没有收；第二天收起来，收到楼梯口下头那个小柜里。小柜原先放的是旧鞋，鞋挪到别处去了，空着的好处在一样：往后要是哪一年记起来要补，补的时候直接从那四本里取一本，取出来就是合尺寸的。补记是屋里的老规矩——过了夜的账要写补记，这一条贴在花厅东墙那张纸上。屋里有后生说：你是给往后留的。他说是。
　　那一格里的四本新本子，纸是同一批的。四本的大小一样，厚薄一样，封皮的纸色也一样。管事的把四本摞起来称过，四本合起来的分量跟屋里常用的旧本差不多。屋里有后生问：纸是同一批的又怎么样。管事的说：同一批只能知道是同一批，不知道是哪一年。他说完自己又说了一句：就算知道是哪一年的纸，也知道不了是哪一年搁进去的。那两句话说完屋里人都不说话了。他后来说，那一天他觉得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想到了还是没有用。
　　没有过牌，这一句比漏了更硬。漏了还可以补；没有过，说明那一年连要补的地方都没有留出来。管事的问那一年家里出了什么事。屋里说了三种：一种说那年园子里的事都堆在一处，没有人顾得上算账；一种说柜子那一格腾出来装了别的东西，装了一冬，年根底下没有腾出来；还有一种谁也说不清，只说那年好像一直很忙，忙到谁也没有坐下来记过账。三种说法问了三个人，三个人都点头说自己那年确实忙，也都说不清别的。按花厅东墙那张纸上第六条的规矩，账要一年一封；那一年没有封口。破这一条的是那一年，不是今天；也不是记的人——是没有人可记。
　　屋里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接这一句。接了要往下说，往下说就是认定那一年真的没有记，认定了就等于承认这一格是空的。管事的自己没有往下说，他把柜门那一格又看了一遍，看的是格门的上沿。上沿靠里的一侧有一道印子，印子是铁皮磨的，磨出来的是一条亮线。亮线的位置在中间偏上，管事的拿指头比了比，比的是新柜门该在的深度，比完说：这一格原来是关着的。关着就说明封过。封过又开了，开了以后放进去四本空的。这两层摆在一处，屋里人还是没有往下说。不往下说是因为柜子里的事只有开柜的人看得见，开柜的人就是他们自己。
　　那一格后来没有再动。管事的把格门关上了，关上以后没有上锁——柜子本来就没有锁，锁的是木箱那一格，木箱里放的是地契。他不上锁的理由是：上了锁，往后有人来翻，先要开锁，开锁就留一道痕；不留痕，就要连底都撬一遍。他自己后来说，这一格开着不锁比锁着好，锁着是防人，敞着是等人。翻的人知道这一格是空的。屋里人问：那往后要是有人问起这一格。他说问起就照实说：没有过牌。三个字说完他就不再添。
　　从柜里退出来，账房那一位说还有一样没有查：交粮单子。她说那一年要是真没有账，屋里的存根联未必没有——存根联是粮站那边给的第三联，是外头的东西，外头的东西不进这屋里的柜子。她把旧纸匣搬下来，从最晚的一联数起往回数，数到倒数第四联，摊开在方桌上。纸比别的联脆，摊开的时候要顺着虚线慢慢展，展到最后一行的时候底下垫了一块软布。上头有年份，年份写得清楚，是那年的秋。名字那一栏是签的，签得很稳。亩数那一栏写着一分二和一亩九——三块地的数，一块也没有少。桌角那一份交粮的存根还压在原处，压着它的那枚镇纸也没有挪过；也就是说，那一年单子上这一套，是有人照着写的。
　　下楼的时候她在楼梯中间停了一停。她后来说停的那一停是因为想起来还有一样没有查。查的是交粮的存根联。这一样是她上楼之前就想起来的，上楼的时候没有说，下来的时候才说。屋里有后生问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早说了要分两回查，分两回查不如一趟查完。这一样她查之前先跟管事的说了：这一样是外头的东西，外头的东西不进这一只柜子。听懂的是这一层：那三年的账要是不在柜子里，就还有一处可找。屋里人复述这一句的时候，都说这一句是那半天里最要紧的一句。
　　下楼的时候楼梯响了三级，三级响完以后她站住了，站住以后说了一句：这个厅里今天拿下来的东西比往常多。管事的没有接，他去数凳子，数完把凳子摆回原处。旧纸匣抱在怀里的时候她换了一只手。抱上来的时候是一只手，抱着比抱着单子费劲，匣底是硬纸板，硬纸板平常没事，里头装了十一个第三联就压手了。她上楼以后没有立刻下楼去放，先搁在窗台上，窗台上那一段日头正好。她后来说先搁一搁是为什么：刚搬下来的东西手里还带着楼上的凉，放一放凉就散了。散了她再抱下楼去放。
　　楼梯那三级是他自己数的。这一句他说过一回：下楼的时候楼梯响了三级，三级响完以后她站住了。屋里人问他数这个做什么。他说数的是脚——从二楼到一楼，一共十七级，每一级的响声都不一样：头三级最响，因为上头那一段铺的是花砖；中间七级不响，铺的是木板，木板底下空；最后七级又响，响得比头三级闷，底下是填土。屋里人复述这一段的时候都记得那一句：楼梯响三级不是脚重，是上头那一段铺的是花砖。
　　他数凳子数出九张。数的时候不数花样，只数腿——九张凳子的腿是九个数，一数就完。数完他把凳子按原样摆回去，摆的方位跟原先一样，一张也没有挪错。挪错了他自己是知道的：这屋里谁坐哪一张，是有位置的，位置是他自己定的，挪错了坐下的人就要坐别人的。屋里人后来说，他摆凳子用的是脚不是眼。他摆完退开两步看了一眼，看的不是凳子，是凳子之间的空当；空当和原先一样，他才算数。
　　也就是说，那一年三块地都还在，都还在交粮，都还是这一家的；也就在那一年，东畦那一笔写了「归厂」。一张纸上两件事都摆着：一张是粮站给的存根，一张是屋里的账——屋里那一张不在。管事的把这一条报给屋里：东畦没有写卖，也没有写没卖；那一年账上根本没有这一行。屋里人问：那记在哪儿去了。问的是账房那一位。她把那一摞单子数好，摞齐，放回匣里，扣上匣盖，扣了两次才扣严；扣完她抬起头，说了一句：不在哪儿。屋里的人都看她。她又说了一遍——不是忘了记；那一年，账断了。
　　她把这句说完，屋里人问她：那一行字最后是谁写的。她说不知道。她说完屋里又静了一下，静完她说了一句更实在的：可是那一年要写的人一定是知道这三年断了的。知道断了还把归厂两个字写上，写的人不是不知道，是不写。屋里人问为什么不多写一句。她把笔搁下，说：多写一句就要多记一笔，多记一笔就要有人担；不写，谁也不担。她说完笔就搁在笔搁上，笔尖朝里。屋里人复述这一段的时候都记得她搁笔的那一下。笔尖后来秃了，秃掉的那一截是这一年磨的。磨笔尖用的是小刀，削得极短，削一回能用半个月。
　　屋里人复述这一段，各人复述的不一样。管事的复述的是搁笔那一记：她说笔搁下的时候笔尖是朝里的。朝里这一层只有他记得，因为他当时站在她侧后头。眠眠复述的是那半句更实在的：多写一句就要多记一笔。屋里的后生复述的是不写那两个字——不写，不是不知道，是不写。他复述这一句的时候自己愣了一下，愣完说：那我要是他，我也不写。屋里老人没有复述整段，只说了半句：记不清就说记不清，这一条是这屋里最老的一条。
　　三块地的事传到第三个月上，才轮到西边那一块的地根。西边那一块为什么难种，屋里的说法一直停在「人不好下锄」这一句上；再往下问，就问到树桩上去了。那一片桑树是三十几年里这一块地上最后一样值钱的东西——桑叶能养蚕，桑条能编篓，桑皮能造纸，一棵桑树顶三分地。砍了以后桩没有走，一个挨一个立在土里，立到如今。谁也说不清当年是哪一年砍的；说得清的是砍树那三步的头一步：先砍大树。大树砍了拉走，第二年才轮到小树；小树砍了拉走，第三年该拔桩了。桩没有拔。
　　桑树这一样，屋里的老辈跟小满说的时候是拿别的比方的。比的是园子里那口井：井是后打的，打井的那些人走了，井留下了；树也是，树砍了，桩留下了。留下的是哪一个，屋里人不说。屋里有一个人说到这里接了一句：留下的都是不好挪的。小满没有接这一句，她说的是：那一片是第几行。屋里有后生说他记得，小时候从树底下走过去，数出一行半。小满问他数到哪一行不数了。他想了很久，说记不得。屋里有后生问过：那一片桑树是谁家的。答是屋里的。这一句答得很快，快得像是没有人犹豫过。
　　屋里有后生问过：桑树砍了以后，那一块地为什么不当柴记一笔。管事的答：柴记在柴那一栏，柴那一栏记的是屋里烧的柴，园外头的不记。屋里有后生说：那树是这一家的，为什么不记。管事的没有答。答的是账房那一位，她说：树砍了不抵粮，树砍了不占地。树砍了以后那块地上还有桩，桩不抵粮，也不占地。她说完屋里人静了一下。静完那一个后生说：那地抵粮。屋里人又静了一下。这一句说完就散。散的时候管事的把纸边上的那三条对了一遍，对完压在砚台底下。压完他自己也说了句：这个压着不是定，是搁着。
　　一行半这个数是那个后生自己数的。他说他小时候从树底下走过去，数的是走几步跨一根桩；跨到第十几根的时候他蹲下去看，看见的不是桩，是一个坑——坑里积着落叶，落叶底下有东西，他那时候没有翻。他说他数到那儿就没有再数下去，因为蹲下去就忘了数到第几根。屋里人问他那坑如今还在不在。他说不在了，那一块如今长蒿子，蒿子比桩高，看不见坑。小满当时在场，听完问了一句：那第十几根桩如今是第几根。他答不上来。答不上来以后屋里就没有人再提一行半这个数。
　　散完以后花厅里只剩管事的一个。他没有立刻走，先把砚台底下压着的那三条抽出来看了一遍，看完又压回去。压回去的时候他往砚台脚那一头挪了半寸——挪这半寸是因为三条那一头露出来，露出来一角。挪完他把砚台放正，放正以后拿布把砚台四周擦了一圈，擦的是方才挪动时蹭出来的一点墨。那一点墨擦掉以后砚台四周才干净。屋里人后来说，他那几下擦砚台，跟他平常擦砚台不是一回事；平常他擦的是中间那一块，那天他擦的是四周。
　　小满说的那一片桑树底下，收桑的牌子是一个桩边上一块。她说完自己添了半句：数了桩就一百零几，数了牌子也一百零几，两回差着几个，差的那几个多半是当年没有收的。屋里有一个人接了，接的是说这一句她自己也不信。屋里有后生问：那这牌子作数么。小满说作数，牌子上的字刻得深，刻得深的不会错。她说完又添了半句：会不会错要看它埋在哪一块。
　　小满那年秋天回来过一趟，是自己回来的，没有跟谁打招呼，进门先去看的西边。她记得那片桑树。记住的不是树，是树底下的光：桑树密，密得一年到头地上都是斑的，风一过，叶子翻过来，底下那一层翻白。她说小时候在树底下捡过蚕沙，捡一兜拿回去，灶上的人看了一眼说这不是蚕沙，是桑叶灰。她说那时候她分不清桑叶灰和蚕沙，只知道这一兜东西是从树底下捡的，捡的时候要蹑着脚，蹑着脚才不响；响了树上有鸟，鸟飞起来，桑叶落一地，扫起来要扫小半晌。扫下来的桑叶她攒过一把，攒够了拿回去喂过蚕——那时候蚕是谁养的，她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蚕是在屋里养的，养在东厢房，靠窗那一排竹匾，匾底下垫着稻草。
　　她在地里站住的地方，正是当年树最密的那一片。密到什么程度，屋里人有一个人说过一句：那年夏天太阳照不进去，树底下是凉的，凉的地方中午也不散。他说完自己又添了半句：现在不凉了，凉的那一块地皮都晒裂了，裂了以后长蒿子。小满数桩的时候是沿着一个方向数的，从东头数到西头，数完没有从西头数回来。她后来说两遍不如一遍，两遍数出来的两个数对不上，对不上就要想哪一个是对的，想错了反而把对的也忘了。数完她报了一个数，一百零几个。屋里人问她为什么不是确数，她没有立刻答。
　　那一遍她数到六十几的时候犹豫过一次。犹豫的那一处是三根紧挨着的桩，挨得比别处近，近得像是当年栽的时候就没有栽齐。她蹲下去看，看了半炷香，看不出所以然——桩就是桩，看不出挨着的那几根是什么时候栽的。看不出来她就按三根数，数完接着往西。屋里人问她：那三根算了几根。她说三根。她后来跟人解释过一句：数不出所以然的三根，就当三根；把它们并成一根，往后谁再来看的时候数目还是三根，这一处就省了。
　　她在地里蹲下去数桩，数的是从东头往西头。桩和桩之间的间隔不匀，有的三拃，有的两拃，两拃的窄，窄的地方草长得高。她数到中间那一段的时候数得慢，慢是因为有一处桩已经朽了半边，朽的那半边要绕过去才算一个。她数的时候伸手扶了一下，扶完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她数完说：数到后头有六七个连在一处，连在一处的那几个桩矮，草又高，看不清是几个。她说她数了两回，两回都是一百零几。
　　桑树是哪一年砍的，账上没有。屋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那年冬天冷，柴不够烧，把桑树砍了当柴；一种说那年要改种别的，桑树碍地方，一并砍了。两种说法都拿不出凭据。拿得出凭据的是砍树的次序：头一年砍大树，砍完拉走，院里堆柴，堆到花厅门口，堆了半人高；第二年砍小树，砍完拉走，柴没有头一年多；第三年该拔桩了，没有拔。这一串屋里人都记得，连柴堆在门口堆了几天都记得——第三天有人从外头回来，说柴堆得靠门了，挡着进出，柴就拆了，拆到西墙角，码成一排。
　　砍树那一年的柴，屋里有一个人记得堆了三天。他也记得第三天来的人是从外头回来的，进门绕到后头去放东西，放东西要过柴堆那一道，过不去就站在门口。他站在门口说的话，屋里有别人也记得，说的是：柴堆得靠门了。屋里人对这一句的记性比对别的都牢，是因为这一句是少有的一句有人站在门口抱怨的话。搬柴的时候屋里人全部出来了，出来的人比砍树的时候还多。柴从门口挪到西墙角，要穿过廊下。搬完廊下的地扫了一遍。
　　屋里有一个人后来想出一个折中的说法：那年两样都有。冷要柴是一样，改种别的是一样，两样凑在一年里，凑在一年里就是先砍了一部分，第二年才砍了其余的。这个折中的说法屋里人没有正式议过，只是有人提了一句。提完管事的问了一句：能对上柴堆的那几天么。提的人答不上来。答不上来是因为柴堆那三天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三天。屋里有一个人记得那三天，记得是记得在屋里的，不是记得在桑树上的。
　　拔桩这件事前后动了三回。头一回是砍完小树那年的开春，来了两个外乡人，说好了拔一块多少钱；挖了半日，挖到树根缠着的那一截就挖不动了——底下是桑树当年埋下的老根，老根比桩还粗，横着走，走出去两三步才拐弯。挖不动就不挖了，钱没有给，人也走了。第二回是十几年前，请拖拉机来拉，拖拉机开进地里走了两趟，桩没有出来，链子崩了一根，拖拉机陷在泥里，半天才倒出来。第三回就是这些年，屋里的后生自己来，来了三四个人，拿斧子拿撬棍，撬了一个下午，撬下来两片树皮，一根桩也没有动。三回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住：撬棍下去，碰到的不是土，是硬的那一层；硬的那一层往四面去，挖多大一圈也是那一层。
　　屋里有一个人把三回对到了一处。他对出来的结果是：第一回挖的是小树桩旁边，第二回拉的是树最密那一段，第三回撬的是小满后来挖出牌子的那一个最高的桩。三回不是一处，也不是三处，是挨着的三处。挨着说明底下是一样的，底下一样是桩连着桩。屋里有后生说：这一片树就是靠这一截活的。三回动过以后，屋里有一个人把三回的日子也对到了一块儿，对出来第一回和第二回之间隔了二十几年。对的时候他用的是账上的年，那两年的账上有这两笔，管的是请人的钱。
　　第一回那两个人走的时候，屋里有一个人在外头看见了。他看见的不是他们，是地上：挖过的土堆成一个小堆，小堆是新的，土色深。第二回拖拉机陷在泥里，倒出来的时候屋里人去看过车辙。辙有两道，辙里的泥被压成平的。第三回撬下来的那两片树皮，管事的收着，收在一只纸袋里，纸袋放在他自己那一格柜子里。那两片树皮后来又看过两回。看过以后他跟人说：树皮的里头是青的，青的那一层是活的，虽然树已经死了三十几年。
　　桩是拔不出来的。屋里的老人说到这里都说可惜，可谁也拿不出法子。小满去看了一趟，站在桩旁边站了一会儿，蹲下去数了数，从地这头数到那头，数出一百零几个。桩有高有低：高的是当年砍剩的树头，被雨水泡了三十几年，木头发黑，一抠就掉渣；矮的是从桩上自己冒出来的桑枝，冒出来被人踩回去，踩过多少回没人知道。桩与桩之间的土倒是松的，松了以后长的不是桑，是蒿子和一小片一小片叫不出名的草。草长起来，土就板了；土一板，桩就更拔不动。这一层是园子里的老人一块儿想出来的：老一辈说桩拔不动是因为根扎得深，年轻人说不是，是因为根底下全是石子，根走到石子那儿就走不动了，横着绕，绕成一个盘，缠在桩下头。两种说法谁也没有输，因为谁也没有挖开看过。
　　屋里的老人说到可惜的时候，说的都是可惜那一年的蚕。桑叶没了，蚕就没有了；蚕没有了，缫丝就没有了。屋里人记得那几年屋里有两口缫丝的大缸，缸放在东厢房靠窗那一排，跟养蚕的竹匾搁在一处。缸停了以后没有搬走，搬走要地方，地方不好腾。缸停了这些年，缸底积了一层干了的茧壳。小满说过一句：屋里东西比人记得久。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桑树底下，手扶着那一个最高的桩。屋里有后生不服气，去数了一遍桩，数完说：这一片从前不止一百零几个。
　　屋里有人算过一笔：真要挖开看一回，要多少钱。算的是工钱，两个人一天，加上管一顿饭。管事的算完说：这个钱家里出得起。屋里有后生说：那就我去。管事的没有应。屋里人问为什么不应。他说：挖开了是要写进册子的，册子上记一笔挖开的年月日，往后就有人照那一笔来说这一片。屋里人再问：那就不记。他说不记更坏——不记，后人就以为谁也没有去看过；看过和没有看过，在册子上是两样事。
　　挖出那块牌子是那天傍晚的事。小满临走前绕到地那头，去看那一个最高的桩。桩根上有一小片土是虚的，虚得跟旁边不一样：土色浅，边上还有一道细细的圆弧，像是什么东西当年埋过。她起初以为是田鼠挖的洞，叫人拿小铲来，挖三寸，铲尖碰到一个硬的；再挖，铲尖带出一块牌子。牌子是木头的，巴掌长，两指宽，一指厚；上头一层泥，泥是硬的，得用指甲一点一点刮，刮了半炷香才刮净。刮的时候她一直把手腕悬着，不敢使力，怕木头发脆，一使力就碎。
　　刮净了，认得出字。牌子上头刻着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收桑一百二十六斤。字口窄，刻得深，刻痕里嵌着洗不掉的墨黑。落款的地方有半个印，印文只看得清一个「桑」字，别的都磨平了。小满用袖口把牌子擦了两遍，擦完没有起身，就那么蹲在树桩边上看了很久。管事的在坡底下等她，等得久了，上来问找到什么了。她说找到了，是一块当年收桑的牌子。屋里人问埋了多久。她说不知道。屋里人又问：上头写的多少斤。她说一百二十六斤。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了一句：埋的时候一定是数着桩埋的——一个桩边上一块。
　　院子的墙拆了以后，院子大了多少，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人数。前头那两家的墙合过又拆过，拆了又合，合了又拆；到后来四面墙去了三面，园子成了一个园子。拆墙那几天，砖是论车拉走的，拉到东头砌了半道矮墙，砌到一半停了，那半道矮墙后来也拆了。墙根的土刨平了，刨平以后没有夯，就那么摊着，摊了这些年，摊出一条比别处硬一寸的硬土带。硬土带上不长草，脚步踩上去发闷，闷声和旁的土不一样，走一圈就知道脚底下到了。园子里的地是熟地，别处踩上去都软，只有这一条硬——这是那一圈墙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
　　搬砖的车一天要走十几趟，车是借的，借的是村里那种平板车，板是榆木的，车轮是铁箍的。装车要两个人抬，抬上去以后用麻绳勒三道。勒完车往东头走，走到东头卸在墙基那里。卸砖的地方原先是一段旧墙的墙基，墙基比地高出两寸，卸砖的时候要把车头翘起来翘得高，高了砖才卸得下去。翘车的动作二十几年里有人学了好几个，都学会了。拆到第三面的时候就不拆了。停下来的原因屋里有一半人说不清，屋里有一个人说是砖不够了。
　　墙拆了以后园子的地是熟地还是生地，屋里有两种说法。说熟地的依据是园子里年年种菜，哪一处种过菜哪一处就是熟的；说生地的依据是墙根底下那一条，一条是硬土，硬土上不长草。两条都对着，屋里就分成两派。管事的站在熟地那一派，他的那一条只有半句：墙根也是墙根，墙根也是地。有人问他熟地熟到什么程度。管事的答：熟到能种。这一句答完屋里人笑了一下，笑的是这一块地三十几年没有种过。
　　屋里有后生说：那年要是墙不拆，这园子还是从前的样子。管事的接了这一句：那个样子管地不认，地上的界早没有了，墙拆不拆跟三块地没有关系。这一句说完屋里人想想，觉得也是，就没有再说。拆墙那几天外头来看的人比干活的人多。看的人不进来，站在外头的土坡上往里看，坡上站不下就站到坡下的道上，道上有车过来，看的人就往边上让一让，让完接着看。
　　墙拆了以后，园子的地没有登记过。管事的说地是不用登记的，地在人手里就是这家的地，往年不登记，往后也不登记。屋里有后生问：那要是往后有人要买这园子，地怎么办。他说地跟着园子走，园子卖，地就跟着卖，价钱是一笔，账上要分开记。他说这一句的时候手在桌上敲了一下，敲完又添了半句：分开记这一条，是这一屋里最要紧的一条。屋里有后生问：要是有人只要地不要园子。管事的答：那就是分着卖。
　　硬土带还在，围着一个不方的圈。这个圈就是从前墙的印子。屋里老人坐在花厅东头，隔着窗能看见北面那半段：从东厢墙角起，往西走十几步就断了；断口那儿的土里还压着半块砖，砖上抹的那层灰早和土长成了一块。看见那半块砖，谁都知道墙是从哪儿起的、从哪儿没的；可是没有人数过这个印子究竟有多大。管事的说，量一回就记住了。屋里人问他：记住做什么。他答不上来，就把这句话搁下了。搁下以后他想了想又说：园子里的事都是这样的，量过、记过，才算数；不算数的，说得再好听也不算。
　　圈不方是因为从前两面墙的墙基深浅不一样。北面那一段墙基压得深，挖的时候挖到一人深还没有到底；西面那一段浅，挖了半尺就见了老土。见老土的那一处就是断口，断口那儿的土色跟别处不一样，老土是黄的，上头翻上来的土是黑的。起墙的人看的是硬不硬，硬的地方往上起，软的地方挖深些，深浅不一样，墙自然不方。所以量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数，量围不上的地方就当没有。
　　那半块砖屋里有两三个人知道它在哪儿，知道是听说的多，亲眼看的少。有一年北面窗台重修，砖就是从硬土带里取的，取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坑，坑填上以后那一段的硬就断了。屋里有后生问：断了还能补么。管事的说补不了，硬土是压出来的，压出来的补不了；填上去的土是新土，走上去还是软的，走不出闷声。屋里人后来说，那半块砖取走以后，硬土带这一圈就算不完整了。不完整的那一段在北面靠西。
　　走这一圈屋里有老规矩：不许踩着中间，只许两边。踩中间的走法是抄近路，抄近路的法子只有两种：一是横穿，从东厢墙角斜着插到西头；二是顺着走，顺着走要多走十几步。抄近路的多，屋里人管不住，也不想管。有一年试过一回，试的是踩坏不踩坏。拿一根木棍在中间那一段插下去，插到三寸浅了一层，浅的是表面那层浮土，浮土底下的还是硬的。他后来说：这不是压出来的硬，是压出来的哑。
　　先去量的是阿望。他自己提的。他说院子大了，总得有一句说得清的话；说得清的话要有数，要有数就得有人量。他量的是东西向：从东厢外墙根走到西头，量两趟，一趟靠北，一趟靠南。他说第一趟七十步，第二趟七十一步，差这一步差在门槛——门槛是后来修的，修得比原来高了一寸，高一寸，走过去要再多迈半步。屋里人把两趟记住了，记住的是七十和七十一。管事的拿笔要记，管事的说等一等，等另一个数出来再记。他说等得对：一个数孤着不算数，两个数摆在一处，差在哪里才看得出来。
　　他量的第一趟他走了两回。第一回走到西头，转身回来，脚落的地方离出发点差半步。第二回他重新走，走到西头再回来，这回差的是一整步。管事的拿绳比了比，比完说不是记错，是他每一趟的起步地方不一样。头一趟是从墙根起的脚，第二趟离墙根远了半尺。他量完两趟以后没有走，坐在西头那块石头上，拐横过来搁在膝盖上，坐了小半个时辰。屋里人在坡底下等他。屋里人后来问过他坐在上头想什么。他答：没有想什么，是歇。
　　屋里有后生问他：这一回量出来的数是多少。管事的没有立刻答，答的是：七十二。屋里有后生说：这个数比阿望那两个都大。阿望自己说了一句：大在门槛。屋里人问他门槛怎么会大出一步半。他说门槛高了一寸，高一寸走过去要多迈半步，跨过去那一步就不是一步。屋里有两个人记住了这一句，都说是听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管事的说补齐的那一步半要注明，注的是门槛高处的那半步。
　　他的步子小。膝盖不好以后走路是拖着的，拄着拐，一步落地要比从前多费一口气，步子也就跟着短了。屋里的后生看出这一点，上去重新量了一遍。他量得快，一趟八十上下，报出来的是八十三。屋里人问阿望为什么差十几步。阿望说：我的步子顶你一步半，你按一步半算算。两个后生试了试，试完不说话了——阿望走一步，他们要走一步半，一趟差十二三步，正对得上。屋里人问：那到底以哪个数为准。阿望说是他的那个。他的理由很实在：我的步子在这双脚上头，量的是这个院子，量的人一换，量的就不是这个院子了。
　　后生量完报了八十三步，屋里人问阿望为什么差十几步。阿望说的是那一句：我的步子顶你一步半，你按一步半算算。后生试了，试完不说话了。屋里人复述他走路的样子，说的都是脚不看地。别人走路眼睛看路，他走路眼睛看前头，看的是前头那一步落下去的地方。他自己说：这不是走法，是省劲的走法。屋里有后生问省在哪里。他说膝盖头这一处，走一步那一块就要往下滑半寸，滑半寸就得再提上来。他说完这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
　　后生不服他说的那一句顶一步半，后生自己走了一遍，走完回来报：不是一步半，是一步零一点。他说差在起脚上，腿好的起脚快，起脚快落得就远。阿望听完点了头，点了头说：那就照你说的。后生又问：照你说的，量出来的数是多少。阿望没有报数，报了一句：这个要重算。重算用了三天。三天以后有人去看，见他还在那一块石头上坐着。屋里人问是多少，他说这个数记在纸上了。纸上那个数差着一步半。
　　眠眠也量过一回。她量的是从花厅门槛到井台：她脚小，步子更短，报出来是四十七步。报完她看了屋里一眼，说了一句：这一个不算在里头。屋里人问她为什么不算。她说井到门槛是一段路，路不算院子；院子是墙圈的那一块，圈里的才算。有人接了一句：那井在不在圈里。她停了一下，说：井在不在圈里，得问那半块砖；井是后打的，谁打的我不知道，可它当年一定是从圈里打的。她说完自己又说：也可能不是，井是井，墙是墙，两者不一定挨着；记数的时候别把它们并在一处算。她这一句说完，屋里人把四十七这个数也记住了，记的是：不算。
　　井那一段她也量过一次量错了。她量的是从井台到墙根的硬土带，量出来是十九步。这一回她没有说不算，她说完以后自己又量了一遍，第二遍量出来是十八步。差的那一步她在原地转了两圈，转完承认了：量硬土带不能走直线，要顺着那一段走，绕着走就长了。屋里人问她后来记的是哪一个。她答：记的是十八步，因为硬土带就是弯的。她这一回量完才把井那一段划出去，划出去的时候在数旁边点了一个点。
　　画那三张图用的是墨汁，不是笔。墨汁是画的，笔是写的；画用墨，写用笔，这是屋里的老办法。图画在三张纸上，一张一张裁下来的，裁成一样大小。图上不填亩数，只画框：三块地各画一个框，框上头画的是路，框下头是渠。画框用的尺是一根竹尺，竹尺是量布的那两把里的一把；用这一把是因为它比另一把窄半线，窄半线画出来的框小半线，小半线的框放到真地里才看得出差。
　　井是后打的这一层，管事的后来也说过一次。他说的是别的：井台那一圈石头是后砌的，砌得晚，砌的时候把硬土带挖断了一小段。挖断的那一段就在井台北边，屋里有后生去看过，看不出断在哪里。管事的说：看不出就说明那一段填回去了，填回去的还软着，软的走路不一样。屋里人问怎么听。管事的说：闷声到那儿会空半拍。他说完自己笑了一下，说这一句是他听来的。
　　四个数摆在那儿：七十、七十一、四十七、八十三。屋里的老办法是先把数齐了再记账，谁也不许先记一个。管事的说了一句：账上要写清是按谁的口径；旧账上凡有尺寸的，都注着尺；尺是从前量布的尺，两家各有一把，两把不一样，差着半分，差半分，几十年下来能差出一大片。所以从前的数要注着量的人。屋里人想起来了——老账上真有一行注着，注的是「依阿砚的步」；注在什么时候添的，注的人是谁，账上没写。管事的把那一行找出来给屋里看，念了一遍。念完他说：这一行就是老规矩。注了人，数就作数；不注人，数就是数。
　　那一天屋里人问了一个屋里人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这几个数要是几十年以后还有人对不上，该怎么办。管事的答的是：那就再量。屋里人问：再量跟这一次量有什么不一样。管事的想了很久，说：不一样的是那时候还要量。屋里人不懂。他又说了一遍：现在量，量的纸上头写着数，也写着是谁量的；那时候量，量的纸上头照样写着数，写着是谁量的。写着就作数。屋里的老办法是先把数齐了再记账。
　　他记那两个数不记在一处。第一趟七十记在左边，第二趟七十一记在右边。写的时候他念了一声：七十一。念完笔停了一下才落——落笔之前他先看了一眼门槛，门槛就是那一步半差的来处。屋里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两个数写成一行。他说写一行就成了一道题，写成两半就成了一件事。屋里人问：什么事。他说：两个人走了同一个院子，走出来的路不一样。说完他把笔搁在笔搁上，笔尖朝里，搁完没有走，等第二个数。
　　屋里有后生问：既然以阿望的为准，为什么不把别的划掉。管事的答：划了就不叫并存了。屋里人又问：并存看着乱。管事的说乱的是纸，不是账。纸上两个数挨着看是乱，翻到册子那一行就清白了。他这一句说完屋里人有人点头，有人没有点头。点头的那个后来说，他到现在也还是觉得纸上不该写两遍，可他没有再说。屋里的老办法是先数齐了再记账，这一层他懂，可他没有说过他懂。
　　那年秋天，账房那一位在园子这一条底下记了数。她记的是：东西七十二步——比阿望自己报的七十和七十一多出一步半，她按阿望的步子把一步半补齐了；补的时候她在旁边注明，注的是门槛高处的那半步。后头又添一行小字，添的是：按第四代自量，八十余步，两个数并存，不作废。她把两行都写了，写完念给屋里听。念完有人问：那到底算多少。她把笔搁下，说：算七十二。她又说了一句：园子自己报出来的数是七十二。屋里人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说：院里走一圈，用最慢的脚量，量出来的那个数就是它自己的数。廊下的灯一盏一盏点上去，点到第八盏为止；这一条抄进当年的封口，折好，压在账本最上头那一页的旁边。
　　抄进封口的时候她抄了两份。抄的那一份用的是小楷，抄的这一份用的是平常的字。管事的问为什么要抄两份。她说一份给屋里看，一份给封口底下的那一册。两份的字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抄两遍。她说完又添了半句：抄一份也行，只是抄一份，那一份日后要是弄脏了就没有第二份了。抄完念给屋里听的时候念了三遍，三遍里第三遍她念得很慢，慢是为了让人听清那两个并存。她念完把笔搁在笔搁上，笔尖朝里。
　　事后管事的问过她：那两个数并存，会不会日后有人拿后头那一个来压前头那一个。她说不会，两个数是并的，不是前后。并排的是并的，竖排的才是前后。管事的点头。他后来跟人说过：这一条是她教的，屋里的老账上写过，写的是数不相等的时候两数并记，并记的数不排先后。他说完又添了半句：老账上写是写了，后头照着做的少。这一回算不算照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