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537、六个人的家规 上临床课那

　　上临床课那天是礼拜四，早上八点。第三代那年大五，实训在市里那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号楼，住了一学期宿舍，床是上床下桌，桌上摆着一个纸盒子，盒子里是他的听诊器——一副双耳的，钢的，膜片那一面比新的暗，是这半年里听了太多次磨暗的。这副听诊器不是阿望买的，也不是小满给的，是他自己在校门口那家器械店里挑了四十分钟，挑的时候两副都试过。这件事他没有跟家里说；阿望知道他要学医，一个字没有问过，只在他头一天去报到的时候，把车停在一号楼底下东侧第三个车位上等了两个钟头。
　　器械店在校区东门外那条街上，开了十几年，门脸窄，进去要低头避一根横在门楣上的灯管。他在报到的第三天去过一趟，赶在晚饭前，前后待了四十分钟。店里的架子从地板一直码到天花板，架上的听诊器按长短分三排，最上头一排价钱最高，价钱拿毛笔记在纸牌上，纸牌挂久了翻下来过一面，又翻上去。他先看价钱，看完把三排都摸了一遍，摸完让店里的人取下两副：一副双耳钢筒的，一副单耳的，也是钢筒，筒身细，膜片那一面是亮的。店里的师傅说钢筒的耐用，单耳的听心尖听得清。他说不行，两只耳朵都要用。两副在两边耳朵上各试过一回，试完他把钢筒那副又举起来看了两回。
　　宿舍是四人一间，上下铺两张，靠窗那张是他的，窗朝北，早上能听见楼下卸东西的声音。他搬进去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纸盒，盒盖上原来印着一架飞机，他拿圆珠笔在飞机旁边画了一道，把机型涂掉了，涂得看不出原来是什么。别的三张床先有人住，桌上摆的东西各不相同：有人摆一摞书，有人摆一台小风扇，有人什么也没有，只在墙上钉了一个挂钩，挂一只军绿色的水壶。他不习惯早睡，头一夜翻了三次身，第二次起来在楼道尽头的窗子边站了一会儿，站到熄灯。白天他从宿舍走到教学楼要穿过一条窄巷，巷口那家卖早点的摊子每天出摊比铃早一刻。他在那儿买过四次豆浆，第四次起老板就记住了他要一碗不加油条，油条要两个，豆浆装在塑料杯里，杯壁上有一道旧裂口，裂口缠着胶带。
　　阿望那天没有上楼。车位靠着一排香樟，树影盖住半边挡风玻璃；他把座椅往后调了半档，摇下车窗留一条缝，八点二十有人拎着饭盒下楼，九点零五上课铃响，九点二十他把车窗摇上去，又在车里坐了半个钟头。车里的收音机开着，放的是早间新闻，他听了两条就关了。他那天带了拐，拐放在副驾，没有拿下车——他不是来走路的。临走他给儿子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一句：晚上想吃什么。孩子隔了两个钟头才回，回的是四个字：随便都行。他看了这三个字，把手机扣在腿上，坐到九点五十才发动车。
　　车里那半个钟头他没有再听收音机，也没有打电话。他把遮阳板翻下来又翻上去，翻下来的时候板里夹层那张旧停车证掉出来，掉在腿上，证上的名字是前年办的，纸边卷了，照片上的他比现在年轻。他把证塞回去，夹层已经合不严，要用手按两下才躺平。中间有一个穿校服的孩子推着自行车从车头前面过去，车铃没有按；还有一个提着两大袋饭盒的妇人贴着车尾走，走三步回一次头。他都看见了，都没有动。等他把手从挡风玻璃上收回来，指头上留着一层薄灰，灰上有掌印，是他在发动机盖上按过的。他没有擦，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两下，抹完把手放在膝上。
　　来这所学校之前他在工地上待过两年，跟的是他爸的公司，在一个县里的标段上，晒得脱了一层皮。改学医这件事前后拖了两年：高考分数够工科，他第一志愿报了工科，通知书来了他没有去，家里没有人问他为什么；第二年他又报了一次，还是工科；第三次他把志愿表拿给小满看，是小满替他改的，划掉那一行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一句话没说，只把手插在兜里。改完他说了十个字：我听不了一整天的机器响。那天以后阿望才开始在饭桌上给他夹菜，一顿夹两回，不说为什么。中间有两年他后悔过，后悔的时候不吭声，只是有一年过年，在饭桌上问了他一句：现在还那么想吗。他说：想。阿望就没有再问第二回。
　　那两年他跟的是他爸的公司，在一个县里的标段上，标段是从县城往北的一段路，路基垫到一半。雨季里水泥车一天来三四趟，来了要等，等到天黑才卸料。他干的是抬钢筋的活，一根六米长的钢筋两个人抬，抬到模板上，抬一趟歇三分钟。他脚上穿的是他爸给的一双皮鞋，鞋帮进了沙，磨了半年磨出一个洞，洞在右脚大拇指那个位置，他拿一小块胶皮垫在里面，垫了一个月，后来胶皮也磨薄了，就不垫。晒脱皮是七八月的事，皮从手臂上往下卷，卷出来的口子用凉水一激就疼，疼得睡不着，他就搬到院子里睡，睡了半个月。那半年他学会一件事：看天色收工。他比谁都准，工头后来说这孩子会看天。
　　这间病房和从前不一样了。候诊区一排连椅，椅背后面贴着扫码挂号的纸，纸边卷了；病人进门先在一台机器上刷一下医保码，机器吐一张小票，票上打出来的字比小指甲还小。医生的桌上没有纸病历，只有一台平板和一支笔。同组里有三个人的听诊器是电子的，耳件上嵌着一个小方盒子，盒子边上有两个键，可以调音量和低音；那三个人的价钱是他的三倍。他把自己那副钢筒的放在桌角，没有换，也没有问别人为什么换。护士站墙上贴着一张值日表，表格是打印的，磁吸在墙上，边上有一排没磁住的图钉。
　　机器立在候诊区进门右手边，上头贴着一张说明纸，说明纸上的字有一半被胶带补过，胶带黄了，字压在胶带底下还能看出来。病人刷完码要在旁边站一会儿，等叫号；叫号的屏挂在门框上头，屏上滚的是号码和名字，名字那一栏是三个字，屏上只留一个字。他头一回看那个屏看了半天，看的是那些人怎么走——被叫到的人从椅子上起来，起来的动作有快有慢，快的是年轻人，慢的是老人，老人起来要扶一下椅背再走。他在这排椅子上坐过两回：第一回是替人挂号，替一个不认字的老人；第二回是他自己，队排到一半才发现卡没有带。
　　那天上午的课是系统查房，二十八个学生，围着一个病人站成半圈。白大褂是学校发的，一班两件，洗过要交回；胸口那一块写名字，名字是记号笔写的，写的是学号。他穿了半年，袖口那一圈已经起毛。带教的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医生，姓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只记得她说话慢，每句话中间都要停一下；停的时候不低头，也不看表，就看着说话的那个人。查房从八点零五开始，十一床，十二床，十三床，一床一床往下走。轮到他的时候是八点三十七。
　　二十八个人里有几个是第一次进病房的，进门的时候脚步都轻，鞋底踩在地上不落实；有一个女生在护士站站了半分钟，一直看那张值日表，看完才进来。带教的老师一共两位，另一位在办公室，没有出来。全组推两个人出来跟在她后面，一个拿病程记录本，一个拿交接单，轮换按学号来。他分在第二个推本子的位置上，分到的时候是前一天晚上在群里公布的，公布以后宿舍里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按宿舍排，没有人回。他把自己这一组的三个床号记在一张烟盒纸上：十一、十三、十四。烟盒纸是从食堂顺的，烟盒那一面印着一座山，山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印得浅，要斜着看才看得出。
　　他站在十一床右侧，摊开病程记录本，右手握着听诊器的接头——握得太靠里了，接头卡在掌根，转不动。病人六十一，脑梗后遗症，左侧手脚无力，能说话，说不利索。他把耳件套上去，往前倾身，把膜片贴到病人左侧前胸。他说了一句“大爷我给您听一下”，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低。大爷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他没听清，请他再说一遍；大爷又说了一遍，说的是“外头吵”。他说了句“那我把门关一下”，直起身去关门，关到一半才想起来门一关屋里就听不见了，就站在门口不动了。
　　他把膜片往前移了两回，第一回移到锁骨下面，第二回移到心尖那个位置。膜片是凉的，贴上去的一瞬病人抖了一下，他说了句对不起，又把身子压低，低到跟床沿平齐。这个姿势趴久了脖子酸，他换了一只手撑，撑的是床栏，床栏的铁管在他手掌底下也是凉的。他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八，他把膜片抬起来，又贴回去，再数一遍。第二遍数到六的时候他心里开始发虚——不是没有听见，是听见的东西不对，两边响动一样多，多出来的那一边也不像。他后来才知道，一副听诊器戴反了也能听见声音，声音是错的。
　　带教医生这时候从他身后走过去，往床边走，没有看他，也没有看他手里的听诊器。她走到床边，抬手在床头的呼叫铃上按了一下，铃没响——线被褥子压住了。她又按了一下，还是不响。她弯下腰把线从褥子底下抽出来，扣好，按了一下，铃这才响。她做完这一套，抬头跟护士说了一句：这个床铃该每一床查一遍。然后又停下，回头说：下一个。十三床的听诊就轮到他了。前面那两床的听诊她一句也没有多说；他后来想过，是不是有那两床他自己听不出来的，她才不多说——这个他到今天也没有想明白。
　　十三床的听诊比十一床顺利。他把膜片贴上去，这一回他留了心，留心的法子很笨：先用手按在自己胸口上按几下，按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再把听诊器戴上，戴完不动，等十几秒；十几个人的心跳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的，只知道这一回两边不一样。十四床是一个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胸口正中贴着一块纱布，纱布底下还有一条横着的红印。他要绕开那块纱布，绕开以后剩下的位置不多，他找了半天。带教老师这时候说了一句：听两侧肺底。听肺底容易得多，两边一样。他松了一口气，松得太明显，对面的同学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一整个上午没有再把听诊器取下来。取下来是查房结束以后，十二点半，回宿舍。宿舍里没有别人，他把听诊器从脖子上摘下来，翻过来一看——耳件是反的。前面那一片本该挂在耳朵靠外的一侧，他前后装倒了，倒了整整一上午，一个字也没有听出来。他把两片耳件卸下来重装，装反了一次，第二次对上一半，第三次才对齐。都对齐以后他坐在床沿上，把膜片按在自己胸口上听自己的心跳，数到八十来下，去水房洗了脸。头一回上临床课，他把听诊器戴反了；带教老师没有纠正他。这一句他到很久以后才想明白——那天她是听出来了的，她没有说。
　　下午没有课，他没有走，留在病房里帮着记体温，两个钟头记了三十二次，体温计要甩三十八下，甩到腕子发酸才停。记完他把三十二个数抄在一张草稿纸上，抄完对了一遍，对出两处抄错，划掉重写。傍晚六点他出了住院部大门，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有一条家里来的消息，问开学的东西齐不齐。他回：齐了。打完这两个字他又把手机按灭，按灭了再点亮，看了一遍那两个字，看了三四秒钟。回宿舍的路上他把听诊器从脖子上摘下来，绕了两圈，装进那个纸盒，盒盖扣上的时候有一声脆响，路上听见的人回头看了一眼。
　　这件事他很多年以后跟人讲过。讲的时候他自己在带学生，两个学生在旁边，一个问为什么老师不提醒，另一个问那副听诊器现在还在不在。他说在，一直在他抽屉里，膜片那一面比新的暗，是因为听得多。他说那时候他也想过要开口问，问什么他不知道——问老师听出来没有，还是问自己听错没有。后来他不问了。他说人有些话要过很久才问得出口，问早了显得急，等久了又显得蠢，这中间的分寸没有人教过他。
　　那份约在账本上，纸还是那张纸，字也还是那几个字，一个也没有改。三十年前的一个腊月，园子里只坐了半桌人——白露和小满带着两岁的一个，阿望在西北没有回来，林渺那年在学琴，家里只剩老两口。腊月二十九晚上，眠眠在灯下翻账本，翻到那一年的最后一页，把笔在砚台边上刮了两下，添了一行。添完她把本子推给阿砚，说了一句：等孩子大了，再摆一桌。阿砚看了那一行，没有问是哪一桌，也没有说别的，只在下面又添了两个字，写的是：一定。
　　那天晚上园子里摆的是半桌，半桌是三个半人：老两口，白露和小满，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菜做了四道，做四道是因为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饭要多添一勺米。阿望的信到得迟，信是二十八从西北寄出的，走了三天才到，信上只有两行，说的是工地上的事，末尾没有别的。眠眠把信看过，叠好，夹在窗台上一本旧书的第七页，夹完坐下来数桌边该坐的位置，数完发现少一个。阿砚从里屋出来，把炉子上的水壶提下来，坐下，问她摆不摆。她说摆，摆半桌。摆完两个人吃饭，那顿饭吃得慢，孩子中途哭过一次，哭是因为汤烫了嘴。
　　小满问的那天她从外头回来得早，进门就听见这两个字从里屋出来——不是眠眠说的，是阿砚在念，念得很慢，念完两个人都笑了。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听了一会儿才问：这一行还记着吗。眠眠说不急。不急是什么意思，她没有讲；她那时候正把一罐子盐往缸里倒，倒完用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擦完把罐子盖上，盖得不严，留了一条缝——是怕受潮，也怕封死了不好开。小满在门口站着等下文，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转身出去了。出去以后她在廊下站了两分钟才走，那两分钟她想的是别的事，想的不是账本。
　　这两个字添了以后谁也没有再看。它这一搁就是三十年，中间谁也没有提。有一年小满提起来过，说这行字还记着吗，眠眠说不急；又有一年在饭桌上说到一半的话头，被一盆端上来的汤打断了，从此也没有人再接。账是阿砚记的，一年一本，记的是园子里的进出，一笔一笔都是小数的。三十年间本子用完了三十几本，那一年腊月二十九的那一页在倒数第五本里，纸已经黄了，翻的时候要两只手。中间缺过一本——那年他病了一场，账是小满补的，补的那一本字迹不是他的。
　　缺的那一本是一年里记到一半缺的。记到四月里他住了一阵子院，出院以后那几页空着。补账的那个傍晚天已经凉了，窗子开着，院里有人在收东西。小满坐在条案一头，照着他前头几年的写法补：一笔一笔写，写完一行拿手指点着数一遍，数目对不上的空着，不去猜。数目怎么对得上呢，没有人报过。他坐在另一头看着，看了两页，说了一句：你写的这一行跟我的不一样。小满说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一行我记的时候回过一笔，账要两边记。他说那你这本记完我看看。小满说你别管了，去歇着。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第三个月他把那一本翻开过一次，翻到四月那页，看了看那一行空着的，没有补，也没有划。
　　那一页是他自己找出来的，找了两天。第一天他按年份往前翻，翻到倒数第三本就断了——本子一年一本，旧的收在二楼那排铁皮柜里，柜门上的编号还认得出，有几个是编错位置的。第二天他把那排柜门一扇一扇拉开，蹲在地上按书脊上的年份一对一对，对出两本不对的：有一本是十年前记的装在九年前的皮里，有一本账皮上没有写字。倒数第五本他抽出来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往回翻，翻到腊月二十九，一眼就看见了那两行字：上头一行是她的字，下头那两个字是他的。
　　今年日子到了。定在腊月二十六，五点半开席。通知是在群里发的，请柬是几十年前的那种样式，这十几年已经不印了；群里发一条，末尾带一个定位和一个接龙的表。桌一共六张，摆得开三十四个人。这家的席有一个规矩，一道菜必须自己下锅——三十年没有变过。今年这道菜是清蒸的鲈鱼，一斤二两，凌晨五点去菜场挑的，挑的时候先看鳃，看完又让人去鳞。冷菜四道，热菜八道，一个汤，主食是手擀面；面和好醒着，等人坐齐了再擀。
　　通知是那天下午发的，发的时候群里只有十几个人在线，后来陆续到齐，最晚的一个夜里十一点多回了一个“收到”。接龙是电子表格，谁要带什么在上头填：有人填带酒，有人填带一箱汽水，有人填带两个孩子的作业本，说怕写不完。有一条填的是来不了，回老家，下一年一定到，这条下面有六个人点了赞，眠眠在下面回了三个字：等你们。菜是早半个月就定下来的，定的时候跟灶上那边对了三回，改过两样：一样是把凉菜里的花生从油炸换成盐煮，一样是汤里的料从八样减到五样。减料是眠眠自己提的，理由是今年人多，汤要翻得快。
　　鱼是凌晨五点去挑的。眠眠没有去，去的是小满和一个灶上的师傅，两个人五点出门，骑的三轮车，到菜场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只有一家亮着灯，那家的灯管有一盏在闪。她要一斤二两，师傅说要两斤整的，一斤二两不好称。她说不用的，就要一斤二两，多半两就多半两。挑的时候看鳃，看鳃要掀起来，掀一次手就要洗一次，洗了再挑，最后挑定了一条，鳃是鲜红的，膜片那一面还有一点水。让人去鳞，去完又拿回来照了一遍鳞根那一圈，看有没有漏。回来的时候鱼装在一只铁皮桶里，桶底下垫了两层湿毛巾，毛巾是旧的，毛边已经起球。
　　面是六点二十擀的。擀面杖是那根老的，中间一段有一道裂，用铁箍箍着，杖头磨得发亮。眠眠擀，阿望在旁边揪剂子，揪了四十几个；两个人手都不稳，剂子大小不一，下锅以后有几片煮烂了，捞的时候她没有挑出来，捞到谁碗里是谁的。汤是清的，起锅前浇了一点香油。面端上桌的时候桌上已经有人动筷子了——这是这一家的老规矩，主人不上桌，别人先吃；所以菜要热三遍，热第三遍的时候谁也没有抱怨一句，只有小满把桌子中间那盆汤又往炉子上挪了半寸。
　　揪剂子是阿望干的。揪之前他把围裙系上，系了两回才系上，第二回是白露过来替他系的，系完在腰后打了一个死结。面剂子揪在案板上排了三排，前两排匀，第三排有个别的小的。眠眠一边擀一边数他揪了多少个，数到四十几的时候他自己报了一遍，报的数比她数的少两个，两个人都没有再核。煮面的锅是两口，一口煮一锅，滚的时候翻两次。烂掉的那几片他看见了，用漏勺捞到边上放着，没有倒；盛碗的时候他把边上的先盛给自己那一份，盛了两片，没有人说什么。这一家的席上，捞到什么是什么，桌子底下的规矩跟桌子上的一样，只有一条：不许剩。
　　席开的时候人多得挪不开道。阿望带了一样东西来，是一把新锯，锯柄上缠着胶布，说是西北带回来的；林渺什么也没有带，坐下就问琴房那架旧琴搬走了没有，问了两次没有人答，她也就没有再问。囡囡这一家到得最晚，进门先去把两个老人看了一眼，看完才去洗手。眠眠在主位上坐着，面朝门；阿砚坐在她左手边，耳朵朝着说话的那一头，谁在右首说话他就往右首偏一下。菜上到第五道的时候，有人问起老账本上那一行；问的是从省城回来的那个，谁也没有告诉他，他是从哪里知道的。桌上有人劝他喝酒，他摆了摆手，说夜里要吃药，戒了。
　　那把锯后来没有开刃，也没有用过。开春以后后院柴棚要修，修的时候找不出一把顺手的锯，眠眠让人从柜底把它翻出来，翻出来看了一眼，说这把锯不是干这个的，齿太密，锯木头费劲。阿望在西北带回来它的时候是二十几年前，那边的东西跟这边不一样，他带回来是想着家里缺这个。到今年这把锯在柜底躺了多少年，他自己也说不准。席上有人问起那把锯，问的人说：你在西北还锯木头。他说锯过，锯的是模板，锯了半年。那人又说：那你现在还锯不锯。他说锯不动了，说完笑了一下，笑完把杯子放下。
　　囡囡带着孩子进来看见满屋的人，先在门口站了两三秒才往里走，走到第三个人那里让开了一下。她身上那件外套是新的，在楼下车上换的，换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她一手托着孩子一手换，扣子错扣了一颗，进门以后没有解开。她先看的不是桌上的菜，是眠眠的脸，看完又看阿砚，看阿砚的时候脚步慢下来，慢了一拍。看完她才去洗手，洗得很慢，用的是院子里的水盆，盆里的水是温的，水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皂花。她把手洗了两遍，擦手的是自己带的纸巾，擦完把纸巾叠成小方块，握在手里走进来，坐下以后一直没有放在桌上。
　　六张桌子是临时拼的，桌腿不一样高，第三代找了两片薄木片垫在低的那一张底下，垫完才铺桌布。桌布是新买的素色细棉，米白，四个角各压一只小碟；主位那一段摆的是两只高一点的旧瓷碗，这一家从前用的，碗沿上有一圈淡淡的口红印，擦不掉，也不再擦了。碗筷是备着的，筷套没有拆。席撤到一半的时候，第三代捧着那本账过来——不是新的一本，是最老的那一本，牛皮纸封面，书角磨成了圆，账本从来没有换过封皮。他把它放在两个人中间那个空着的位子上，位置正正对着门，放正了，把书脊和桌沿对齐；放完他退开半步，站住。
　　垫桌腿的两片薄木片是现劈的，劈的是那间堆杂物的小屋里的一块旧门板，劈完一边厚一边薄，正好。铺桌布是四个人一起铺的，铺的时候各拉一角，拉平以后沿着桌沿往下抹，抹出一圈折痕，再把折痕压一遍。四个角上压的是小白碟，一碟压一角，碟子不是新的，是正厅柜子里拿出来的那一套白瓷，只取了四只。小碟压住以后中间还起了一个小包，眠眠过去用掌根按了两下才平。主位那两只碗摆上去以后谁也没有问为什么换碗；这两只碗是这一家的老东西，从她记事起就在，第二只要早一点，碗心有一道细裂，裂是从里往外长的，长了三十年，长到第五道的时候不往碗沿上去了，就停在那里。筷子是备着的，每一双都用红纸套着，套子是自家糊的，浆糊要稀。
　　那本账摊开着，没有合。中间那个位子上没有人坐，摆的是一本账；碗筷备着，筷套没有拆，也没有人去动它。没有人说明为什么要在两个人中间空出这一个位置——当年印请帖的时候这个空就是留出来的，留出来的时候定的是放账本。眠眠抬眼看了它一下，看的是书脊，看完说了三个字：这个位置本来就是它的。说完她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那个位子上没有人动过，撤席的时候也没有人再去动它，那本账一直摊在原处，摊到第二年开春才有人合上。
　　这个空是三十年前定下的。那年印请帖的是园子里一位老先生，帖是一色两份，印在带暗纹的纸上，名字竖着写。先生来家里问过：桌摆几张，几位一桌。他报数，报到一半自己停住，说：中间留一个。留一个做什么，先生问，眠眠说放账本。先生没有再问，低头把它记在稿子的边上，记成一个空圈。那张稿子后来还在白露那儿收着。有人主张省一桌，把空去掉，理由是三十四个人坐得下，去掉能添两个人。眠眠说不去掉。这一句她只说过一次，说的时候没有解释；说完那一年那张桌上果然还空着。空位上年年放的东西不一样：有一年放了一只空碗，有一年放了一盆水仙，有一年放的是一小袋米。
　　第三代是知道这个空的人。知道的人不多，他也不在其中——他是后来听说的，听小满说的，是在园子里。眠眠说的时候没有细讲，只讲了两句：中间那个位置是留给账本的，账本摆在那儿，桌上才算齐。第三代那时候不懂账本，看的是那本牛皮纸封面的东西，厚，纸黄，翻的时候要两只手。他想的是：齐不齐跟一本账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他一直没有问出口。摆的时候他把那本账放在空位正中间，位置正对着门，放正了退开半步，站住——这半步也是照着来的，家里老人教过他：东西放好以后要退开半步站住，站住不动，是对它的敬。
　　阿望今年换到第四根拐。前三根都还在，摆在东跨院柜子第二格，并排靠着：第一根是铝合金的，伸缩的，四个档，当年是他自己挑的，挑的时候在商场里来回走了三趟，最后挑了这根最轻的；第二根是木的，柄是那个孩子削的，削得粗，杖头包了一层胶皮；第三根是竹的，也是他自己买的，在集市上买的，比第二根沉三十来克。这三根都没有坏，第二根的胶皮磨秃了一块，第三根的竹节硌手——他硌了两年，硌出一个印子，印在虎口上，摸得出来。
　　第一根是在城里那家商场买的，商场在火车站对面，二楼卖日杂和五金，拐在柜台最下面一格，格子里摆了三四十根，长的短的，铝合金的钢管拐、不锈钢的、木柄包绒的。他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先按轻不轻分成两堆，再从轻的那一堆里一根一根拎起来掂。掂完他没有立刻买，下楼去了一次，抽了一支烟，又上来。上来的时候柜员问了一句要不要拿一根试试，他说试试。他从三楼下的楼，走一层停一层，走到二楼用了四分钟。到柜台前他挑出两根相近的，掂了掂，挑了轻的那一根。付款的时候他问能不能退，柜员说三个月内能退。他把收据折了两折，收进上衣口袋，那张收据后来夹在他那本旧字典的扉页里，夹了十几年。
　　膝盖的事是从他四十那年开始的。头一回疼是在西北的工地上，那年他四十几，从一段坡上下来，下来以后右腿一软，单膝跪在碎石上，跪下去就站不起来，是两个人把他架上车的。这件事他没跟家里说，回去以后贴了膏药贴了半个月；第二次是三年前在电梯里，一只手抓着扶手，忽然觉得那条腿不是自己的，膝盖里头有个东西滑了一下。医生说的是关节软骨磨了，磨到哪一步要看片子；片子拍了，结论是：少走楼梯，少爬坡，拄个东西。医生说拄个东西的时候他先问的是：哪个最轻。他挑了第一根，挑完自己拿回家，在客厅里走了二十几趟，走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把自己住的那处院子那道二十公分高的门槛垫平了——那道门槛垫了以后过了三十年没有动。
　　那一跤是在一段临时便道上，便道从坡底通到料场，土路，坡不算陡，坡上碎石多，碎石是白天炸出来的，炸完没有清。他那天扛了两根钢管，从坡上下来的时候右腿突然发软，软的时候不是没有知觉，是有知觉使不上劲，像膝窝里那一块被人从底下抽掉了。他单膝跪在碎石上，膝盖硌下去，火辣辣地疼，人往后仰，背靠着坡。架他上车的是同组两个，一个架左胳膊，一个架腰，上的是一辆三轮，脚蹬的那种。上车的时候他笑了一下，说了一句：“我这几天老想着这个坡。”他们把他送到医务室，冲了凉水，给了两片药。他没有留观，两个钟头以后就回去了。回到工棚躺了一夜，第二天照样上工。
　　三年前那回是在电梯里。电梯是老式的，能装十个人，上到一半晃了一下。他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拎着两袋东西，袋子里是水果，苹果和橘子，橘子是别人硬塞的。晃的那一下他没有站住，肩靠着电梯壁，扶手上的手滑了半寸。滑的那半寸里他觉得右腿不是自己的，膝盖里头有个东西滑了一下，滑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那天他坐着上了楼，坐着下的楼。片子出来结论很短：少走，少爬，拄个东西。他听完第一句不是问还能走多少，是问：哪个最轻。医生愣了半秒钟才反应过来他在问拐的重量。
　　这三年里他拄着第一根和第三根换着拄。第二根是孙子削的，他起初不拄，说木头的东西不好看；孩子也不争，削完就搁在门后头。过了半年他右腿又软了一次，那天是在楼梯第三级上，扶手是木的，他抓着扶手坐到了底下，膝盖磕在台阶边上，那一级是水泥的，磕出一片青。家里没有别人，就那个孩子在家——孩子听见了，从楼上下来，什么也没有问，去把第二根拿来了。他拄上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木头的也使得。第二根就这样用上了，用了两年多，杖头那一块胶皮是他自己剪下来重新包过一次的，包得不好看，剪得歪。
　　楼梯是木扶手，那一段的扶手原来是红漆，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木茬，摸上去是涩的。他那天从三楼下来，走到第三级的时候右腿又软了一次，软得比上一次慢，慢的那一下让他把整个重量都压在扶手上，压了几秒钟，扶手没有断。下来以后他就坐在第三级上，坐在楼梯拐角那里，背后是墙。他试着站了两次，两次都没有站起来；第三次用手撑着墙往上挪了两级，挪到平台上才站起来。膝盖磕在台阶边上，那一级水泥面上有一道旧缺口，缺口是三角形的，磕出来的青从膝盖下方一直铺到小腿。青过了一星期才消，消的时候边缘发黄，那块黄又过了半个月才退。
　　第四根是那个孩子做的。做的时候孩子在东跨院门口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摊着砂纸、一把凿子和一支铅笔，先量了量他的手——从掌根量到中指第一个关节，量完用铅笔在手背上画了一道，画完擦掉。竹子是头一年冬天从园子西墙外那丛竹子里砍的，砍的是一根三年生的，竹身一指粗；孩子把竹子剖成两半，取了那一半，打磨了四天。杖头那一节他没有包胶皮，套了一只铜箍，铜箍是从一只旧暖水瓶的提梁上拆下来的，拆下来敲了敲，薄的，敲扁了正好套上去，套上去不晃。他前后做了十四天，中间有三天因为刨子卷了刃而停工；停工那三天他把竹子搬到屋里，放在窗台上，窗台上原来摆花瓶的那个位置正好。
　　竹子剖开以后里头是空的，空的那一头留着，没有封。留下的那一半长一米零八，比原来那根短一寸——这一点是量过的，用的是一根旧鞋尺，鞋尺的一头磨掉了，刻度只剩一半，剩下的半截是数格子数出来的。做了四个白天，晚上不做，他说晚上看不清，怕把铜箍敲歪。桌上那把凿子是旧的，柄上缠着胶布，胶布是从书包上拆下来的，拆了两条。砂纸是两张，一张粗的一张细，粗的打三遍，细的打一遍。打完之后他把竹身竖起来靠在墙边，试着弯，弯到七八分就不敢再弯了，怕折。折一次前功尽弃。这句话是他在桌边自己说出来的，说的时候手还按在竹身上。
　　装那根杖是在四月二十六，礼拜三。他自己说不试，让那个孩子送到书房门口；那个孩子送到门口没有进去，把杖靠在门框边上，转身走了。云轻轻是傍晚来的，手里拎着一只布袋，袋里是刚买的胶带；她进门先去厨房舀了半瓢水，舀水的时候手抖，水漫出来一点在灶台上，她用袖子一抹，抹完把瓢搁回原处。她不看孩子削了多少天，先拿起来掂，掂完把杖往地上一顿，顿完看杖头，问：铜箍晃不晃。孩子说听不出晃。她说听不出晃的不叫不晃，叫紧了。她把铜箍转了半圈，转完又转回去。她自己那一根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直木柄，弯度比这个深，底下的胶垫换过四回；她把两根并在一处比了比，比完把竹杖搁下，说了一句：我这个丑。说完她撕下一小段胶带，缠在竹杖的握处，缠两圈，缠完用手心把那两圈压平。她说这个防滑，你们别嫌不好看。
　　她是搭车来的，车停在园子外那条巷口，巷口有一段路没有灯，她提着布袋走了五十几步。布袋是买菜用的那种，袋口用一根尼龙绳扎着，扎得很紧，绳头掖在里面。她进门先去厨房，不是找东西吃，是舀水洗手——她这一路走过来手上全是灰，灰是车过土路时扬起来的。灶台边上的水缸是凉的，她舀的是瓢里的凉水，舀到一半手抖，水漫出来一点在灶台上，漫出来的那一小片顺着台面往下走，走到灶膛口停住了，她拿袖子一抹，抹完把瓢搁回原处，瓢柄朝里。她洗了两遍手，洗完在围裙上擦。擦完她出来，在书房门口看见那根杖，没有立刻拿，先绕着它走了一圈，从门口走到墙边，又从墙边走回来，走完才伸手。
　　她那根是直木柄，木纹细，比本地买的硬，也重一些；柄上包过一层胶，胶是她自己从外头带的一卷，二十几年了，胶面裂成了小块，捏一下会掉渣。胶垫在底下那一头，换过四回，前三回是从不同的铺子上买的，第四回是拿一根废胶管照着裁的，裁之前她拿量尺量了厚薄，量完才下剪。四个胶垫她都留着，装在同一个铁盒里，盒是装饼干的旧盒，盒盖扣不严，扣上要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她比的时候把两根并排竖着靠在门框上，比的是弯度：她那根的弯从下头三寸往上走，竹杖的弯在中间，两根靠在一起，中间那一段是空的，扶上去手不用往下找。她比完说了那个丑字，说完笑了一下——她笑的时候嘴角一边比一边高，抬得高的那一边是她年轻时候就抬的，抬到现在还是那样。
　　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把那根竹杖拿起来，先掂——掂完又放下；第二次掂的时候他掂了两下，第三下才往地上点。地是木地板，铺的是旧木条，踩上去有一点松，点下去不响，杖尖上包的那截胶皮是他自己剪的，剪得比铜箍还歪。他撑着杖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七步远的地方，再走回来；来回走了三趟，三趟都点着地。走第三趟的时候他停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已经走到东跨院拐角了，背对着他，肩膀一高一低，肩上扛着一把刚用完的刨子。
　　书房一共七步——他量过的。量的时候是从椅子边上量到门口，量完拿手指在门框上按了一下，按出一个印，那个印到今天还在。掂杖有个法子是家里人传下来的：一只手握住杖的中段，提起来，让它自己往下坠，坠一下停住，坠两下停住，三下就该点地。三下以后杖尖着地，杖身要是不晃，才算合手。第一遍他握的地方偏了，杖身往下坠的时候往边上偏出一指。他换了个手，换完还是偏。第三遍他往前走了半步，让杖尖落在脚的前面一点，这回对了。三趟走下来他的呼吸比平时粗，第七步那一步停了半秒，停了以后没有再停第二下。
　　他回到椅子上坐了半分钟，喊了一声。没有人应；喊到一半才发觉自己喊的是自己的名字，喊完他自己笑了一下，改不掉了。院子里有人应了一声，是扫地的师傅。师傅进来问找什么，他说找那个削拐的孩子，师傅说：去上学了，今天礼拜三。他哦了一声，说：那就晚上回来再说。柜子第二格那三根旧的他一根也没有动，还是并排靠着；他把新的一根靠过去，摆在第四个位置，杖头朝下，铜箍那一头贴着柜壁，靠稳了才松手。他把杖横过来放在膝上，两只手扶着，看了很久；看的不是杖身，是铜箍那一圈——铜箍上有三道敲出来的印子，敲得歪，没有敲匀。他用指头顺着那三道印子摸了一遍，摸完说了一句话：这一根是最好使的。屋里没有别人，窗子开着，院子里扫地的竹扫帚一下一下地响。
　　他把那三道印子又数了一遍，数完用大拇指的侧面在铜箍上刮了一下，刮出一层薄薄的氧化，颜色比别处浅。刮完他把手翻过来看自己的手，手掌上有一道红印，是刚才握杖握的，握久了压出来的，红印横在虎口偏上一点，正好跟旧竹子硌出的那道印错开半寸。这只手上现在有两道印子：一道是旧竹子硌的，硌了两年，硌在虎口；一道是新杖压的，压在掌心。他把两只手并在一起看了一会儿，看完分开，在膝盖上擦了擦。窗外的竹扫帚还在响，一下，一下，节奏没有变。
　　林渺的琴弦换到最后一副，是九月初八。这一副是德国的一个牌子，琴弦单卖，一副八根：最粗的一根直径一点二二，最细的七根零点八；一套四百二十块，比上一副贵一半，换的时候老师傅说这个能顶十年。调音还是用那台老式调音器，一个铁盒子，摇柄转起来哒哒响，耳朵凑上去听；前几年琴房里装了电子的，屏上跳数字，她嫌它灵敏，把那台电子的搬到走廊上当摆设，电子的旁边还立着一块手写的牌子，牌上四个字：不许插电。琴房是旧的，窗朝北，一天里最亮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前后，墙上挂着一块绒布，绒布的边角起了球，钉子钉得不直，一高一低。
　　琴弦是九月初一打电话订的。型号是她从那副旧弦的包装纸上抄下来的，抄的是纸角上那一行，她抄得很慢，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比着描，描完又对了一遍。这一副比上一副硬半个号，硬了以后按下去要用力，用力大了指头容易僵；她在电话里说了这一句，她说知道。价钱四百二十块，她没有还价，还价是年轻人的事，她那一辈买弦不还价。弦到的时候是一个牛皮纸的长信封，鼓着一角，鼓的那一角就是最粗的那一根。信封上贴着运单，收件人是她，姓在前名在后，名字是打印的，字很小。她把信封拆开没有立刻上弦，先在琴房的桌上摊开，把八根弦按粗细排成一排，排在灯底下用手比着看，看粗细匀不匀。
　　女儿回来那一回是隔了两年，住了九天。琴是从琴房搬到院里换的，搬到院里是因为院里比琴房安静，琴房临街。她在琴凳上盘着腿坐了一下午，女儿蹲在琴码那边，两只手托着琴码，一个女儿一只手。松弦的时候两个人要说数——她说松一圈，女儿拧半圈；拧到第五六圈的时候最难，弦轴上紧了以后会打滑，打滑就要退一点重来。退一次两个人都笑一下，笑完接着来。那天下午说的话一共十七句，十六句是数弦，剩下一句是女儿说：妈你晚上别站着了，坐着教。她说我不累。她说坐了四个钟头了。她说四个钟头不算长。剩下的半天两个人在院里收拾，收完坐在院里吃了两块西瓜。
　　换弦是她自己动手拆的，八根一根一根卸，卸完用软布把弦轴那一圈擦一遍。那架琴从琴房搬到院里换过一次弦，八根弦要同时松到很紧才安全，她一个人松不了，得等女儿从外地回来帮着松一头；那一回她在琴凳上盘着腿坐了一下午，女儿的手在琴码那边，她的手在弦轴这边，两个人对着一架琴说话，说的是“再松一点”“松了”，说的比弹的多。这一回女儿没有回来——女儿今年秋天有一个演出，走不开；她等到初三把旧弦拆下来，包在一张旧报纸里，报纸上有一小块油渍，是上一次换弦时手上的松香蹭上去的。
　　琴房的课表贴在一楼那面旧黑板上，一个学期换一张，这学期剩下的四个月已经用铅笔填到了十一月。琴房十年前办过十周年，第一届学生回来的有六个，六个里三个改了行，改行的三个有一个去了南方，一个在北京卖乐器，还有一个开了琴行，卖琴的时候把一台旧立式摆在门口当样子，那台琴是她早年间给一台国产琴换过音板的。回来的那六个每年清明聚一次，聚在她琴房外面的院子里，摆两张折叠桌。她不参加，只在窗外站着看一会儿；有人回头看见她，她抬手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那六个里有一个六十几岁，退休前在一家厂里做钳工，弹琴是年轻时候的事，后来手生了，弹不动了，来了还是坐老位置；有一个三十出头，婚后不弹了，手上有了孩子，来了先抱孩子，别人弹的时候她把孩子的背拍着打拍子；还有一个现在自己也教，两个孩子里有一个在学，学了五年，考过二级，她把那一本教材翻出来看过，看完说了一句：这一本编得好，看得出是懂琴的人编的。清明聚的时候摆两张折叠桌，一张吃一张放东西，两张桌腿不一样高，高的那张垫了一本旧杂志。她年年在这个时候把窗子推开一条缝，推开的那条缝够站着看，不够坐下。
　　初八新弦上去了，一根一根拧紧，拧完要一段一段地试。试琴试了半个月，每天上午十点，试到十一点；第八天上午她弹了那一支——十六岁那年练废了的那一支，四十年没有在人前弹全过。那一年她十六岁，从早到晚练这一支，练到手指头抬不起来，母亲把她从琴前拉开，她哭着不肯；这一支后来成了她琴房里唯一不许别人听的一支，学生问过几次，她都不弹。弹到中间转调那一段她没有停，指头过去了，只是慢了半拍；弹完她坐在琴前没有动，两只手放在膝上，看着谱架上那一页纸。那一页是她自己抄的，抄了四十年，纸换过三回，字迹一次比一次小。最后那一句她弹了三个版本，一个慢一点，一个快一点，第三个跟前两个一样。她弹完最后一个版本，抬头看了一下钟：十一点零四分。
　　头几天她弹的都是别的曲子，弹的都是短的，一支弹完坐着听一会儿，听新弦的余音。余音跟旧弦不一样：旧弦的余音短，响两下就断了；新弦的余音长，长到手指从键上抬起来以后它自己慢慢去。头三天她一直在等那个余音，等到第五天不等了，试到了正题。第七天她把谱架上那一页取下来看了一遍，看完照原样放回去。第八天上午十点她坐下来，试了三次才下第一个键。第一次是手汗，键按下去发涩；第二次是谱架的角度，角度正了字反而看不清；第三次才成。那一支从头到尾一分半多一点，中间有一段转调，转调的地方弦要重新绷一次，绷不住会打滑，她的手指头滑过去的时候慢了半拍，慢完接上。
　　旧琴还在旧琴房。十几年前她换琴，把那一架留了下来，谁也不许动，琴盖上罩着一块洗旧的布，布的边角磨出了穗；每年她进去一次，掀开布，拧一下弦轴就走，不弹。有一回小满进去，看见琴盖上落了灰，问她怎么不擦，她说不擦，灰擦掉就有人要弹；小满听了没有再问，出去把门带上，带得很轻。旧琴房里没有开过灯，窗子从外头看是暗的，那块布上的灰一年比一年厚一层。有一年秋天她进去，坐了四十分钟，什么也没有弹，出来以后在走廊上遇见一个学生，那学生问她老师今天上课吗，她说今天不上。
　　旧琴房的锁早就锈了，钥匙一直在她自己口袋里，钥匙是铜的，磨得发亮，钥匙柄上拴着一小截红线，线头是去年才换的——前一截是黑线，黑线断了，那截黑线她留了一段在抽屉里。拧弦轴她只拧半圈，松掉一点，让绷了十几年的弦缓一缓，弦缓了就不会断在里头。她站在琴前拧的时候不看琴，看的是琴腿底下那一块地，那块地的颜色比四周深，深出来一个长方形，形状跟琴身一样，那是十几年里琴腿挡出来的。地上的长方形这些年淡了，弦轴还照拧。布掀开以后她也不擦，擦掉就有人要弹——这一句她对小满说过，只说过一次。
　　她跟调琴的老师傅说的话是：这套够我弹到不用弹为止。老师傅六十多了，从剧院退下来的，修琴修了四十年，工具十六把，最常用的一把锉刀磨过四回，柄上缠着胶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收工具，收完把工具包拉链拉上，拉链卡了一下，他低头去弄那个卡扣。她又说了一遍：我说这套够我弹到不用弹为止。弄卡扣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那我这把锉刀也算够用。两人在琴房里笑了一下。收完工具他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下回你要是想换，别找我，我这把刀配不上这一副弦。
　　他来的时候自己带一只帆布工具包，包角用线缝过，缝的线已经起了毛。包里有十六把工具，排列是有规矩的：最外面一层是起子和拨子，中间一层是锉刀，锉刀按粗细分三档，最底下是尺子和一块磨石。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取一件放一件，放回去的时候要对着原来的位置压进去，压进去以后再用手掌在上头抹一遍。他修琴四十年，修过最多的是小提琴，也有低音提琴，一把低音提琴的背板裂过，裂了以后到他手上，缝了七天才缝上。他不坐凳子修，站着一修就是半天，站的时候一只脚踩在木凳上，踩的那张凳子腿短了一点，因为他个子高。
　　那副旧弦她没有扔。包着的那张旧报纸她折了三折，塞进琴凳底下那个抽屉；抽屉里还有另外几样东西：三片止滑胶垫、两颗螺丝、一小卷胶布，都是这十年修琴落下的。她把新弦的包装纸叠好，叠成一个小方块，也放进那个抽屉。窗外北面的天暗得早，四点刚过琴房就要开灯；她拉的是墙上那个老开关，拉绳式的，绳头垂到离地一尺的位置，绳子上打了两个结。她拉了灯，灯管闪了两下才亮；亮了她没有走，坐在琴前，抬起手，在键上按了一个音，按完松手，那一个音在琴房里待了很久才散。走廊上有人走过去，是来上课的学生，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下，听见琴房里没有第二个声音，就走了。
　　抽屉里的三片胶垫是止滑的，垫在谱架的四个脚上，一片垫一处，多出来的那一片是备用的。备用的那片边上磨得最狠，因为每次装琴都是拿它先顶一下试高度，试完再换正经的那三片。两颗螺丝的螺纹已经滑了，滑过以后拧不紧，她没有扔，是留着配别的琴用。小卷胶布的胶已经发硬，撕的时候要竖着撕，横着撕会连着带下来一片。东西不多，摊开来一小把，合上抽屉以后只占一个角。她没有把这些东西扔掉，也没有给它们找一个说法，就是每年往里添，添到后来抽屉关起来有一点紧，关的时候要用小指压一下。
　　走廊上那个学生后来在门口又停过几回。停的时候脚步不重，站两秒就走，走了以后琴房里的学生才敢出声。有一回赶上一个雨天，她听见走廊上有人跑过去，跑到琴房门口停了停，又跑开。那天她弹的是一支短的，弹完坐在琴前没有动，听雨落在院子里那棵树上。门是虚掩的，虚掩了三十年；有人路过会停，停了会走，走了会记住——记住这琴房里有一个人，是活的，在弹。这样就够了。她要的就是这样：外头的人知道她在，外头的人不必进来。
　　又过了三年，三月里一个上午，花厅东墙那张纸的右上角先黄了。那道几年前秋天按上去的透明胶，胶边泛成琥珀色，纸从胶底下往外翘，一翘就带下一小片墙皮的灰。开春擦洗的人搬了梯子来，问这张纸要不要揭下来重糊一张。眠眠说，揭。她没有立刻叫人去买纸，先让白露扶住梯子，自己上去，把那张纸从四个角上一点一点揭下来。纸脆了，揭到下头那半截时纸面裂开一道细纹，她用两块旧棉布垫着手揭，揭下来的那一张没有丢，叠好，压在账本底下。
　　擦洗的是外头雇的一个人，一年到这一家来两回，来的时候自己带梯子，梯子是他自己做的，木的，四级，上宽下窄，宽的那一级被他踩得凹进去一块。那天他把梯子搬进来靠墙立着，一只脚踩在第三级上，问了一句要不要揭。眠眠站在花厅当中想了想，说揭。揭之前她又问了两句：一会儿墙上的白灰要不要补；他说要补，拿腻子补，补完要等干。她说不补，空着。她说等抄完了再补一回，补两回比一回落得住。他应了，把梯子往墙边又挪近一寸，挪完站着等。
　　账本底下压着的不止一张。她抽出来的是一叠，七张，大小不一，最长的一张有半尺，最短的一张只有巴掌大——那是抄在药方背面上的，纸厚，墨透过去，背面也看得见字。七张都抄着规矩，有的抄六条，有的抄三条，有的抄到一半断了墨。七张摊在正厅条案上，按纸角上用铅笔标的年份排开，最上头那一张只有三条。眠眠站在条案这一头，从最上头数起：这一张三条，那一张三条，往下才是四条、五条、六条；前几条是老太太在世时添的，一年添一条，添一条要问一问，问的是这一条谁要删。没有人要删，就算定了。
　　七张纸叠在一起还没有一本书厚，散开摊平，占了大半个案面。最长的那张写的是五条，字大，行距宽，是最早的一张，纸是竹纸，竹纸发脆，摊开的时候要两只手。抄在药方背面上的那张最短，药方是很早以前开的一张，上头的字还在，背面用墨笔重新抄，抄的是三条，墨透到药方正面，正面那些字中间多了三行横着的黑字。断墨的那一张抄到第四条上，第四条只写了一半：出门，往外走要报个去处，报给……后面没有了，停在纸上，笔尖在那个地方顿出的墨比别处大。眠眠当年把这张也留下了，留下的理由账上没有记。
　　断墨那一张她留得最久。那张纸比最小的那一张还小，是从一本旧账上顺着格线撕下来的边角，撕口起毛，毛在灯下发白。第四条那一行只写到“报给”两个字，笔尖顿在纸上，那一个墨点比绿豆大，墨往下洇了一小片，洇进纸的纹路里，擦不掉。她当年把这一张摊在条案上看了三遍，看完没有补，也没有烧。账房问过她一次，问这半条算不算数。她说：算半条。账房说那要不要在账上记一笔。她说不用记；记了，往后就有人拿这半条当整条说。屋里有人问那后头该写谁。她说后头该谁写谁写，前半句她写，后半句她不写。她说完把这一张压在账本底下，压的时候四个角对齐了，压完用手在纸面上抹了一遍，抹到纸不再起翘。
　　第四条是吃食。沈园灶上的规矩不在丰俭，在不许将就，添上去那年园里刚换了厨子，那人干了三个月回了一趟乡。第五条是出门：往外走要报个去处，报给家里留下听的那个人，不是管，是让真出了事的时候有人知道去哪儿找。这两条当年都有人嫌烦，添完照样走，照样有人不报；眠眠在账上记了一行，添第五条，问过，有二人不报，下一年再问。第六条最长，也最没有人问过——账要一年一封，两个人一年凑一张纸条贴在封口上，贴完谁也不许撕。这一条她记过几回不封的年份，账上都有。
　　不封的年份账上记着，一共记过四回。头一回那年在南边，账寄不出去；第二回是那年账本不见了，找了两个月没有找着；第三回是账本被水泡了，泡在灶台边的水缸里，捞出来晾干，纸黏成了一块，晾了半个月才分开，分开以后有三个月的账是缺的，缺的那三个月她照着往来的人家报单补的，补完照旧封。第四回那年她自己也说不清，只在账上记了一个字：忘。她记得哪一年的规矩是先封后算的：两个人一年凑一张纸条，纸条上记这一年合计的数字，一人写一半，写完对一对，对上了贴在封口上，贴完谁也不许撕。要撕只能两个人一起撕，一个人撕不算数——这一句是老太太传下来的，传了几代了。
　　封账那天是两个人一起到账房去的。屋里有两盏灯，留一盏吹一盏，留下的那盏灯芯剪得短。纸条是账房自己裁的，从一张用剩的旧纸上裁，毛边朝同一个头，两个人一人拿一头。写的时候不许说话，谁也不许看对方的纸；写完各自把纸推过去，两个数字一样才往上贴，贴的位置在封口的正当中。
　　添一条要问一问，这一问就是几十年里最费工夫的一道活。她问的时候不挑人，挑的是满屋的人，问这一条谁要删。有一年问第三条，问了七八回，回回有人说不删，也有一回一个在园子里做工的年轻人说这一条该删，删的理由只有一句：如今没人守得住。她把那一句记进账里，记完再问，问的还是同一句；问到第三遍，满屋子的人里没有第二个人接，她就照旧不删。她后来说过一句道理：规矩不是拿来守的，是拿来问的，问一年不删，才算这一条立住了。添到第七条是有一年的。那年冬天她试着往下添一条，添的是“孙辈的事，大人说话算数”这一句。写完她自己看了一遍，看的时间不长，看完把那张纸抽出来折了两折，压回账本后头，只跟白露说了一句：这一条说不太清，退了。退的那一张她没有扔，也没有烧；纸角上没有标年份，此后她再没有取出来看过。往后几十年有人添过别的，都被她自己抹掉，墙上始终是六条。
　　问的那一句六十年没有改过：这一条谁要删。答的人要自己举手，举了手她才把名字记在那一行的边上。她记名字用小字，比正文小一号；那一栏前后出现过七个名字，七个后头都跟着一个日子。屋当中摆的是条案，两边是凳子，问一条就在条案这一头说，说完往两边看。看过一圈没有人接，她就把本子上的这一条用铅笔点一个点，点在条的前头，点完往下念下一条。最长的一年问了三条，那年雪大，路上走不动人，前后拖了两个多月；拖到第三回人齐了，问的是第四条，问完她只说了一句：这一条你们记着，往后谁要删，让他自己来说。那年没有一个人来删。
　　问的时候要等满屋。人到不齐她不问——这是老太太定的规矩，也是她自己定的：问给人删，就得让人在场；人不在场，答了不算。有一年冬天她问第五条，问到半夜，等的人只剩四个，四个里有两个是孩子，两个是媳妇。四个都说这句话该留。她说行，谁也别走，散了。屋里的人散了以后她一个人在堂屋坐着，把那一年的账翻出来，找到添第五条的那一行，看见行末写着有二人不报。那两个字是她自己记的，笔迹跟正文一样，看不出是另写的。她把本子合上，压在灯座底下，灯座是铁的，压得住。
　　这一回揭纸，四个孩子都在。白露说墙上那张字有重影，重影是当年贴上去的时候纸没干透；小满说要换厚一点的纸；阿望说该添一条，他说如今县里办什么事都要问家里的意见，老规矩里也得有一条管这个；林渺没有说话，她把那张旧纸拿起来看背面，看完放回条案上，问了一句：那这一张怎么办。眠眠说，拿它去糊别的匣子。
　　白露说重影说了两遍不放心，又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窗口照着看了一遍，看完摇头，说不是重影，是背面透过来的墨，那几年用的是蓝墨水，纸薄，前头一条的字透到后头一条上，看着像两条。阿望在椅子上坐着没有起来，他说话慢，说完一句停一下。他说如今县里办事都要问家里人的意见，这一条不算新，算的是把老话换了个说法。小满说换说法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不能添。她说不添就不添，只是纸要换厚的，薄的三年就黄。阿望说纸换不换你说了算，添不添是另一回事。两个人说到这儿都停了，谁也没有再往下说。眠眠坐在原处，从头到尾没有插话。
　　新纸买的是本地文具店卖的那种带竖格的旧账纸，一共买了两张：一张抄六条，一张留着备用。抄的那一张是白露抄的，抄得很慢，一笔一画。抄到第三条他停了一下，回头问第三条是不是“急事缓办”，眠眠说是。抄完六条，底下空了一行。空的那一行有竖格，她没有划掉，也没有在空格上落一个字；抄的人也没有问。阿砚那天下午从床上起来坐了一会儿，让人扶着到书房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让人扶回去了。
　　白露抄的时候把纸铺在一块玻璃上，玻璃是从窗台上拿下来的，有半寸厚，铺上以后纸不平的地方就没有了，她用左手四指按住上端，右手执笔，一笔一画往下走。抄一条要停两次：停一次是把上头一行再看一遍，怕抄串行；停一次是在心里过，问这句话跟原先那一条是不是一个意思。抄到第三条停的那一次久，她回头问：第三条是不是急事缓办。眠眠说是，她这才落笔。抄到第五条末尾她又停了一下，问这一句后面还跟不跟。眠眠说不跟了，它就这么多。抄完六条，底下空了一行，那一行有竖格，白露的笔停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没有落。
　　新纸贴上去是在第二天早上，贴得正，四个角按实，右上角那道胶仍旧宽些；剩下那一张备用的没有开封，压进了账本底下，跟从前那七张搁在一处。退下来的那一张旧纸，后来糊在了花厅那只装票据的木匣子上，糊得服帖，那六条正好落在匣子朝外的那一面，柜门一开就看得见。眠眠当天晚上在账上记了一笔，只记了六个字：家规照旧，第六。写完她把笔搁下，看了一眼那行空格子，又把笔拿起来，在空格子前头添了两个字：第七，留。这两个字是添在账上的，不在纸上。
　　那六个字记在账上是当天下午的事，写的是第三代。第三代抄完把本子推过来让她看：家规照旧，第六。她看完点了一下头，没有再添。添“第七，留”那两个字是在晚饭以后，那时候屋里只剩她一个。她把本子又翻开摊在灯下，先把那一行空格子从上到下数了一遍竖格，数完才落笔；落完把笔在砚台边上刮了两下，刮完搁下，笔尖朝外。她没有叫人，也没有跟谁说。第二天早上白露进来看见空格子，问了一句第七条是什么。她说还没有。白露说那空着多难看。她说空着不难看，写上去了才难看。白露没有再问，蹲下去看那只木匣子：糊在朝外那一面的是退下来的那一张，六条正落在那里，柜门一开就看得见。他把柜门拉开又合上，说了一句：屋里屋外两处都有。眠眠说：糊在匣上的也算，留着的才算。
　　浆糊是自己熬的，熬的是米粉，熬一大锅，熬到能挂住刷子。刷子是旧的，刷毛秃了一半，秃的那半从来不碰纸，只在刷板上刮。上墙的是白露，眠眠在旁边看着，没有伸手。上墙之前她叫人把那面墙又擦了一遍，擦的是清水，不蘸旁的——她说清水擦过的纸，日后揭的时候纸不跟着墙走。刷浆糊只刷上边一道，刷完纸往上一贴，往下按，按的时候从上往下按，一按到底。四个角按实以后她等了一会儿才放手，等的是手底下的纸不再动。右手上边那道胶仍旧宽些，宽了四分，是她刷的时候手抖，抖了一下。
　　贴完的第三天，有人问第七条是什么。问的是白露的一个学生，二十七八岁，来给老太太上香，上了香看见那张纸，站在下头数了一遍，数完抬头问。眠眠正在灯下把新纸边上的毛边压平，她抬起头说：那一条没有定。定的人得是把它从头到尾走一遍的人，眼下谁也不是。她说，留着。屋里就没有人再问。那学生临走时又看了一眼东墙，看的是那行空格子；空格子有竖格，竖格是印上去的，一道一道，数得清，一共够写一条。她没有再问第二遍。
　　那个学生问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炷香，捏得久了，香头那一截是湿的。她上完香没有立刻走，站在东墙底下数，数了两遍，数完说：第六。眠眠没有抬头，她正在压纸边上那道毛边，压毛边要用指甲刮，刮出一道卷边，卷边起来以后再按住，按平了纸上就看不出刮过的地方。学生又问了一遍，这回问的是：留着的意思是留着，还是等着。眠眠把指甲上的浆糊在围裙上蹭了蹭，蹭完说：留着就是等着。学生听不懂，没有再问。她把那炷香插进香炉里，插的时候扶了一下才立住，立住了才松手。走之前她又抬头看了一次那行空格子，看完走了。
　　第四副是四月里配的。配眼镜这件事如今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是走进百货商店二楼，隔着玻璃柜台，让人把镜架挂在耳朵上比一比，比完照照一个手电，看得见字就行；如今是坐进一间亮堂堂的铺子，先用一个方盒子照一遍眼睛——机器嗡嗡响半分钟，出来一张小纸条，打印纸上那两行字她看了三遍也没看明白，只认得最后那个“二百”和那个“三百”。铺子里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说话又快又轻，说现在都这么配，老花镜也得配准，配准了看东西不晃，晃久了眼睛更花。眠眠说，行，配。她把旧眼镜盒抱在膝上，那盒子是软的，边上已经磨白，两处的皮子翘起来，按不下去。
　　那个方盒子有半尺高，盒子里有一只撑在下巴上的托，托可以升降，升降的时候里头有一个小马达在走。她坐进去以后先照右眼，照的时候要睁着，睁久了眼睛就干，她眨了三次。机器响的时候她数着响了几下，数到二十几下就停了。出来的小纸条有两行长，第一行是度数，第二行是别的，她把纸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空白。小姑娘拿手指头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数上点了两下，说这个要加，加了的这片看近处不晃。她加的时候没有问价钱，加完才说，加的这个是薄的，薄的不另算钱，只是要多一道工序，多两天。取片的那天她自己去取的，柜台上那个小姑娘不在，来的是另一个，见她拿的是老花镜，就把片子拿放大镜照了照，照完才递给她。
　　她一共配过四副。第一副是很早以前在县城配的，圆框，一条腿是后来接上去的，接得不齐，天一阴就晃；镜片是普通玻璃，中间划了一道细痕，一直没换。那一年她去县城是坐长途车去的，一早出门，办完事下午往回赶，柜台上量度数用的是一只铁圈，铁圈的一头抵在鼻梁上，一头卡在耳朵上，转半天记一个数，玻璃片是一块一块挑的，挑薄挑平，挑两片。她挑了一个多钟头，挑的时候柜台后头排队的人换了三拨，她不急。
　　那天车上人多，她坐的是靠窗的中间位，前面过道里站着人，站的人的背包顶在她膝盖上，她把膝盖往里挪了一寸，挪完那个包没有再顶回来。县城那边下车是六点，办事的窗口五点半关，她走了两站路，到的时候窗口前还有三个人。柜台后头量度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不说话，只用手比；她看不清他的手势，比了三回，第三回她说了一句：“我看不清，你在我跟前写。”他就把纸转过来写字，写得很慢，一只手挡着纸，另一只手写。第一副右半边发虚，是因为当年量的时候右眼记错了一个数，那个数不小，错得年月久，戴着戴着眼就累了，累了想歇，歇不下来就得换。她那时候还没有发现，他那时候也没有说过什么。
　　走的时候柜员把配好的眼镜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递给她，说路上别压。她说好。回程的车上她一路捂着那只报纸包，捂到下车。回家里阿砚接过去，当面打开报纸看了一眼，又包上，包得比她包得还仔细。第二副是白露在医院楼下眼镜店给她买的，付钱的时候白露背过身去不让她看价钱，回来只说了一句度数没变。第三副是林渺陪她去的，林渺说买最好的，买回来她嫌压鼻梁，戴两天就摘，摘下来还是戴第一副。第四副就是这一副：镜片薄，戴上几乎不压脸，镜腿是软的，能掰，折起来的盒子是硬壳的，扣上一响。她把四副眼镜在条案上摆成一排，从左到右，摆完又数了一遍，是四副。
　　阿砚包那副眼镜的时候把报纸折成了四折，四个角对齐，包完还用两只手掌在外面按了一遍，按的是四个角，按完才递回来。递回来他说了三个字：搁柜上。她放在柜子第二层，第二层放的是这些零碎：老花镜、放大镜、几副断了腿的老花镜、一把断了齿的梳子。第二副是白露买的，买回来她戴了半天，说压，不戴了，戴的还是第一副；白露没有再说话，把那一副也放进柜子，没有扔。第三副的镜腿硬，戴上以后太阳穴那里发紧，紧两天就摘下来。摘下来她说了一句：这个好是好，就是它不认人，戴上以后看谁都一样。
　　摆完她伸手拿的是最左边那一副。第一副戴上，右半边果然发虚，她把头往左偏一偏，再偏回来，那半边的字就清楚了一点。她坐在那里不动，看着正厅门口。门口来来回回的人，谁进来了她隔着这副镜子能认出来：小满走路比白露快半拍，那半拍她认了几十年；阿望拄拐走路，拐头先落地，声音跟地板碰一下，隔着两间屋子都听得见；白露走路没有声音。摘下来换第四副，同样的人要从镜框上头那道横杠底下认，认得慢。两种她都要试，试完仍旧把第一副搁在最左边，位置一点没有动。
　　她认人认的不是脸。脸这个东西她四十几岁以后就记不住了，见三回记一回，见过的人多了反倒串了；走路的样子不一样，同一个人从不同方向过来，脚下轻重就不一样。她认的是三样：脚底的声，肩上东西的响，进门以后先往哪边看。园子里的人进院门都有习惯——担水的进门先看天，看云怕下雨；拿钥匙的进门先看门框，看锁眼有没有被撬；手里端着东西的进门先看地上，怕绊。三样里她认得最准的是脚。脚这个东西骗不了人，累了一天的人脚落地是重的，歇过的人脚落地是飘的。这一院子的人谁的脚她都认得，连扫地的师傅那把竹扫帚在石板上刮出来的声音她都认得，刮得急是地该扫了，刮得慢是他要歇。
　　白露那天下午回来看见，问了一句：妈你怎么又戴这副。阿望在窗边坐着，拐靠在腿上，笑了一声，说让她戴，她认人认的不是脸，是走路的声音和步子。白露说这个我认得，她从前给人看病也是这个法子，病历摊开一桌，先不看内容，先看字的位置，字端正字歪，手上的快慢就出来了。眠眠说，你这个讲法不老实，我是眼睛不行了，不是手不行。她说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说：不一样，新的好，旧的好，两样都得留，留一样就等于没有了。
　　阿望笑完又补了一句，说她认人认了一辈子，认的都是走路的人，从前认的是进园子来讨水喝的那几个，一认几十年。眠眠说从前认的也认错过，认错过一回——有一年她隔着院子把白露认成了小满，喊了一嗓子，喊的是小满的名字。白露在屋檐下站了半天没有动，后来进屋才说是衣裳穿岔了，那天穿的是小满的一件褂子。眠眠说衣裳一样，走路不一样，是你自己走得太慢。白露说慢就慢，我改不了。眠眠把第一副眼镜从条案上拿起来戴上，扶了扶镜架，说：慢就慢，我听你的。
　　阿望笑完以后没有再说什么，眼睛在屋里几个人的脸上转了一圈。眠眠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说不一样，新的好，旧的好，两样都得留，说完她把条案上那四副都摆正，摆在一条直线上，摆完往后退了半步看了一眼，像看一排碗。白露要去收，被她按住手。她说不收，摆着；她说摆着才看得出哪一副是天天戴的，哪一副是压在柜底不动的。阿望把拐换到另一只手，说了一句：让它们都露着。眠眠没有再说话，坐下来，把手放在第一副的镜腿上，按了一下，按完没有拿起来。
　　小满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是下学期的缴费单。缴费单如今不用盖章了，底下印一个方框，框里一个二维码，上头一行字：请扫码支付；下面那行金额缩得极小，七八个数字挨在一起，像一串栏杆。学校的东西如今大半都这样：通知是一张照片，缴费是一个码，交完了群里跳出来一句“已收到”；从前是纸质通知单，校长印了，一式三份，一份贴在教室门上，一份交家里，一份存教务处，纸是那种带横格的油印纸，印重了的地方能摸出来。她把纸往眠眠手里递。眠眠把最旧那副摘下来，换上新的，举远了看，又拉近了看，看了两遍，把纸放平，说：这个数我看不清。她没有说看不清哪个字，也没有让人念，只把纸递回去，说：这个你替我核一遍，我信你。
　　小满念的时候念得很慢，慢是眠眠要求的。她要求念两遍：第一遍念数，第二遍念项目。念到金额的时候小满把纸挪到眠眠那一侧，指头点着那一行，让她看着自己刚才说过的地方。眠眠看着那根手指头，手指头是知道的——知道这一行是多少钱，也知道下一行交到什么时候。她看了一会儿才说：这个我知道。小满说这一学期一共三项：书费、餐费、班费。眠眠问了一句：餐费是按什么交的。小满说按月交，那几个月加起来比一学期少十几块。眠眠又问：这个交给谁。小满说交给班主任，班主任收了交到教务处，教务处收了才到账上，中间要过两个人。眠眠哦了一声，说了一句她从前不知道的：还要过两个人。小满把纸捏在手里没有动，等着。眠眠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把那张缴费单要了过去，要的时候手指按住纸角，按住以后没有立刻松开。
　　小满核完，拿笔把金额圈出来给她看了一眼，又逐字念了一遍，念完把单子收进手机壳后头的夹层里——那夹层里如今夹着五六张这样的单子，纸边都卷了。念完她要走，眠眠把第一副眼镜从条案上拿起来重新戴上，又把那张缴费单要了回去，举在眼前，眯着眼，一个数也没有看，看了很久。她看的是这满屋的人：一个是第三代，低着头在手机上划，划两下看一眼门口；一个是林渺，头发白了大半，坐在光里不动；一个是阿望，正把拐换到另一只手；还有半个白露，站在门口，正在脱外套。她把这几张脸一张一张认过去，认得比看单子上那个数快得多。廊下有人在喊她，喊了两声。她摘下眼镜，对着满屋子的人说了十个字：这副看得清人，看不清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