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465、青禾的十年 寒假在家只

　　寒假在家只有十几天，沈满把其中七天排了一件事：回东岭的县中学，做一次课。这课不是学校派的，是她自己跟母校和县里的老师对接上的——她给县中的校医老师写过一封信，问能不能去讲一节生理卫生，那位老师回了很长一封，说这些年这个题目每学期只占半节课，讲完就翻篇，从不留人；她说她不要半节课。校医老师回了两个字：来吧。教室是她们自己腾出来的一间大屋，六十多个人坐得满满当当，年纪从十四五到十八九的都有，最小的个子只露出额头，最高的坐在最后一排得站起来看黑板；那天外头下着小雨，窗户没关严，风把最后一排的卷子吹得哗哗响，讲课的老师起身去关窗，关了两次才关住。临走前她把那半页讲义复印了三十份，每份只印八个字：数四下，吸；数六下，呼。
　　那封信是放假以后寄出去的。她先写了一稿，三页，写完自己通读了一遍，划掉了两页，剩下的一页上只有三行：第一行说她在这所中学念了六年，第二行说她如今在做什么，第三行只问一句——能不能借一节课，不用长。信封是她自己糊的，牛皮纸的，四个角捏实了才封口，封口那一道抹了两遍糨糊，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又抹了一遍。她母亲在旁边看着，看完只说了一句：信封上别落本人亲启，人家要以为你要讲什么大道理。她没有辩，把那六个字划了，重新封了一遍。放假前两天那天下午她去了一趟邮局，柜台后头摆着三只绿格子信筒，她把信投进去，投完在门口站着看了一会儿，看那三个筒子并排立着，谁也不动谁。
　　回信是初十以后到的，比她想的慢。中间隔了两个来星期，中间她没有再写过一封。信纸是最便宜的那种作业本纸，撕下来的毛边还在，右下角洇了一小块墨，油墨糊了半边。校医老师在信里把这门课这些年怎么上法落得很细：一学期排在哪一周，排第几节，讲完翻篇，下一回再讲还是那半节；末了另起一行，落了一句，说这半节课从来没有人留下来过。留下来这三个字，她拿铅笔圈了起来，圈得很轻。看完她把信给母亲读了一遍，读完母亲没有接话，过了两分钟才问：那你要多久。她想了想，说：这一回，要一整节。母亲说：那就别讲半节。
　　课件她改了七遍。第一遍写得像学术报告，母亲看完只说了一句：坐在底下的是十几岁的人，你那些词他们一个也听不懂。第二遍她把词全删了，删完只剩两页；到第三遍，纸上只剩呼吸：怎么吸，吸多长，怎么呼，呼多慢；坐着和躺着有什么不一样；快哭出来的时候怎么用，快要睡着的时候怎么用。第四遍她在上头加了一行小字，题在第一页最上头：这堂课不讲病，只讲一件人人都会、天天都要做的事。第五遍以后她不再改字，只改教法——她把喘不上气分成三种来讲：一整天断断续续的、来得急的、要睡下去的；每一种都配一个当场能做的法子。第七遍改完的那天晚上，她母亲在旁边站着看完，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这个你能讲十遍。她没接话，把稿子抽出来又压了压，压出一层折痕。
　　七稿都用同一个本子记的，一稿占两页，页眉上题着第几遍、哪一天改的；改坏了的没有撕，划一道，在旁边落一句哪儿想岔了——这一条规矩是她母亲传下来的，从前记账就是这么记。第六遍她母亲参与得最重：那天下雨，屋里光线不足，两个人把桌子挪到窗边，母亲戴上眼镜，一句一句往下看，看到中间停住，说这一句你删了以后自己没读出来么——删掉的是一个的字，留下的那一句是在说喘，不是在说喘气。前后一差，意思就不是给十几岁的人听的。她听完回屋重排了一遍，改完又读了两遍才往下走。
　　讲三种喘法的那一段，是她自己拿秒表练出来的。她在家里那张桌子上练，练的时候数出声：吸四下，呼六下。第一回数到六下气不够，最后半口是硬挤出来的，挤出来肩膀跟着抬；第二回她把腰坐直了重来，六下够；第三回她躺着试，试完坐起来，在稿纸边上记了一行——坐着六下够，躺着要七下。那一行她后来划掉重写了一次，写成一句完整的话：躺着比坐着慢半下。写完她又拿自己做了一回，这回不数，只做，做完在纸上添了三个字：坐着好记。三个字后来没有进讲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讲义上多一句容易的话，底下就少一个真的动作。
　　定下来的那一份她抄了两遍，一遍用钢笔，一遍用铅笔。钢笔那一份她自己留着，铅笔那一份留给校医老师。抄的时候她定了一个规矩：抄错的地方划一道，在旁边落一句错在哪儿，不涂改；涂干净了，往后就没有人看得出她当时在哪儿想岔过。她母亲看见她这样抄，问了一句为什么。她说抄出来的东西也是要给人看的。她母亲没有再问，那天晚上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翻的是她自己从前记账的那几本，翻到很晚。她去送热水的时候看见那一摞本子摊在桌上，最上头那一页的墨还很新。
　　那堂课她讲了整整一节课加十分钟。前半程她讲得慢，讲一步做一步：把手放在肋骨底下，慢慢吸，数四下，慢慢呼，数六下。屋子里六十多只手跟着起，跟着落，前排几个女孩子笑，说老师你别数了，数得我们心慌。她笑了一下，说心慌就对了，数着数着就不慌了。后半程是问答，问得比她想的杂：有人问减肥能不能跑步，有人问熬夜到底伤在哪里，有人问体检单上有一项带箭头是不是就完了；还有个男生问，我爹抽了三十年烟，现在劝他来得及吗。她一个一个答，答到最后十分钟根本不够用，讲台前挤过来七八个孩子，有人举手有人喊，喊的那个把手举得老高。她在讲台上站了快两个小时，下来的时候两条腿是麻的，扶着门框缓了一会儿才敢走；后来她把这一条也记进了稿子里——讲课站两个钟头这件事，往后要算进去。
　　前半程她讲得比排练的时候还慢。头一个钟头她只做了一件事：让屋子里六十多个人一起做。做完一遍她问一句有没有人头晕，前排几个女孩子说心慌，她没有停下来解释，只说再跟着一遍。第二遍做完她才把话往下接，接的时候仍旧是慢的：每讲一步，先做一步，做完问一句谁没跟上；前面两排没有一个人举手。后来她才明白不是人人都跟上了，是那两排的孩子不肯在六十多个人跟前举手。所以她改了法子，改成一个人一个人问——从最靠门那一排问起，问到谁谁应一声；应的人多起来以后，屋里的声音才算齐了。她一边问一边记，记的是哪几个人第二遍才跟上。
　　问答她原来只留了十分钟。第一个问题问完就没有第二个问题的间隙：减肥能不能跑步，熬夜到底伤在哪里，体检单上一项带箭头是不是就完了——问的人不是一个，是七八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是把本子举起来的，本子举到一半掉了一次，又举了一次。讲到那个抽了三十年烟的父亲，她把身子往前倾了倾，说：来得及。说完她又补了一句，补的时候没有看那个男生：劝不动也别吵，吵一次少一次。屋里静了半秒钟，那半秒钟是她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半秒钟以后还是有人举手，她没有歇，接着答。
　　第二天早上她起得早，绕到学校那间教室门口看了一眼——屋子已经扫干净了，桌上一道粉笔印也没有，六十多把椅子码得整整齐齐。她站在门口没进去。校医老师从后头过来，说昨天那堂课，孩子们在饭桌上还讲；讲到一半有个孩子学她那样数四下、数六下，数着数着把自己笑哭了。她听完站在那儿，说了一句：那我得再来。校医老师说：下学期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给你留这间屋子；停了一下又说，倒是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下学期来的人，跟这一回不一样了。
　　她在门口数了一遍椅子：六十四把，码成七排，七排的间距一样。她正数着，校医老师从后头过来，说昨天夜里孩子们自己扫的，扫帚是从伙房借了两把，一把给男生，一把给女生，谁也不许抢；扫到十点多，扫完把椅子一排一排码回去，谁也没让大人动手。她问黑板。校医老师说黑板是值日的那两个擦的，擦完把讲台上剩下的半袋粉笔也收走了，怕丢在屋里；收粉笔的时候还数了数，说还剩二十三根，够下一回用。听到这里她笑了一下，笑完没有再说话，站在门口又看了一会儿那七排椅子，才转身走。
　　她走的时候快十一点。校医老师送到校门口，送到一半就不肯再送了，说再送就送到操场上了，站住先站了一下。临走前她绕去教务处，把要复印的那半页讲义交过去，说三十份，放学以前能打出来不能。教务处那位看了看那半页，说这个不用去外头打，我们自己那台就行，就是墨粉剩得不多了。她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问剩多少。那位说打个十来份没问题。她想了想说，那就打三十份，缺的那一点她自己带回去补打。回教室拿讲义的时候，桌上还搁着那半袋粉笔，袋口扎着，扎得很紧。
　　晚上回到家她给哥哥打电话，先说了一句今天谁没听住，又说了一句自己讲砸了的地方。白露在那头正收拾东西——他刚从县里回来，晒黑了一层，包里还剩半包那边的干豆角，说这一趟他得空把那半包炒了——他听完只回了一句：我认识一个人，去年冬天在县医院问我心跳快是不是要死了，我教了他一晚上，后来他逢人就问。我说这不算讲完。母亲在旁边听着，把那页稿子从桌上拿起来，说了一句：那你就把它记下来，别只记在脑子里。她记了；那一夜她记了半页纸，另外半页留给下一次；写完她把笔搁下，听见院子里母亲在喊她吃饭，喊了两遍。记的时候她记了一条自己也没想到的：一个孩子问的问题，大人们十有八九不会答。半夜里她把这一句单独描粗了，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讲一遍记一句，讲十遍就是十条；这十条攒起来，够做成一页真正能发给别人的东西。这个打算她没跟任何人说，第二天清早才把那半页纸拍下来发给哥哥，让哥哥替她看一眼有没有抄错。
　　电话打通的时候，那边有锅铲碰锅的声音，响了两下就停了。她先说今天谁没听住——后排有个男孩子一整节课没有跟着做，两只手一直捏着衣角；她说她看见了，没腾出手去问他。白露在那头问，要不要下回替你问一句。她说她自己去，别人问出来的话和老师问出来的不一样。他说那你记住他坐在哪儿。她说记住了，第三排靠墙第二个，靠着窗。白露又问了一句要不要把那一节记下来。她说先不记，等下一次去了再看。白露说也好。锅铲又响了一下，他在那头说：这一句记在心里就行，面上别露出来。她说知道了。
　　第二天她要走，收拾书包的时候哥哥敲门进来，往她包里塞了一样东西——一小罐炒好的干豆角，他说带着，路上吃。临出门他还多说了一句：下回你讲的时候，把那一句也带上——怕它的人，比不怕的人多。她背着包下楼，走到院里还闻见炒豆角的香，心里把这一句默念了两遍。她没想到的是，那天临走，学校那间教室的后头还站着一个人；那个人两只手捏着衣角，声音很低，问了她一句：“老师，我心跳快是不是要死了。”
　　她没有立刻答。她先把手里那半页讲义折起来，折了两折，塞进外套口袋，然后才转过去。那孩子比她矮半个头，站在最后一排的门框旁边，两只手还捏着衣角，从她进教室到下课，一只手也没有松过。她往下蹲了蹲，让自己的眼睛跟他的眼睛齐平，说：我先问你三件事——今天量过血压没有，最近一次心跳快是什么时候，家里有没有人能带你去医院。那孩子答了前两件，第三件答不上来。她没有让他答第三句，说：前两件你今天晚上就去办；第三件先放着，明天去问你们校医老师。他小声问了一句要紧吗。她说要紧。她说完站起来，那孩子点了一下头，点得很轻。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走到楼梯口才把口袋里那半页纸摸出来，摸了摸，又塞回去。
　　那份文件是东岭县医院二期的配套采购，厚十九页，卡在江照这里。问题出在其中一家供应商的资质：两个月前换过主体，不是换个名字，是换人——原来那个法人走了，来的是另一个，履历上写着从业经历，年份写得比谁都满。江照把那一页看了三遍，把笔放下，让项目经理把这一家这三年的其他项目也调出来，又把新法人名下另外两家公司的公开信息从头查了一遍。两天后她给出一份意见：不签。理由写得很短，两条半——半条是主体变更之后的承接关系没有说清；另外两条是：照这个口子走，前面那些看着齐整的东西都得跟着松。她把“两条半”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抄完在最下面添了一句：她不是不懂快三个月意味着什么。
　　她做这一行这些年，看过的采购件不下几百份，厚的不多，十九页算薄的。难的是十九页里只藏了一处，那一处不在正文，在第三页的一张履历表上：新法人一栏落着从业经历，年份从二十出头一直排到前一年，一年不缺，一年不空。她把这张表抽出来看了三遍，看的不是那些年份，是每一年底下印的那几家单位——单位换得密，一年一个名字，看着像一路都在，只有一年那家从成立到注销只隔了四个月，四个月里连一个负责人也没有换过。她拿笔在纸边上点了一下，没有落字。
　　两天里她做了三件事，都是一个人做的，没有叫项目经理，也没有惊动采购。第一件是把那一家三年里在这一个县里接过的项目要了清单，一共七个，七个里有五个是同一个人对接的，她把这五个人的名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完核了一遍。第二件是查那个新法人名下的另外两家公司，一家注册在邻市，一家注册在更远的地方，经营范围都落着一样的话，落得极齐，齐得像是照着同一张纸抄下来的。第三件是把那十九页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读完在第一页的空白处添了一行：我不认识这些人。这一行她后来没有删，也没有打算让谁看见；她要的不是这一家落下来，是往后同类的东西再进来的时候，能被人拿这一行挡一次。
　　有一件事她在这行里是出名的：她从来不签没有看完的东西。这一条她刚来的时候吃过一次亏，有一份东西是她漏看了一个附件，签完三个月以后出了事，出的事不大，可那一次是她自己写的一张复盘，复盘上头只落了一句：我签的，不是我看过的，这两件事不一样。那一张复盘她留到现在，压在抽屉第二格那叠旧纸的底下，上头压着别的纸，纸边已经发黄。她今天没有把它抽出来，可她知道它在哪儿；她做这一件事用的力气，就是从那里头来的。
　　项目经理私下找过她一次，话说得很实在：这三个月的床位是算得出来的，一下雨，山路塌方，转诊的车上不来，病人往回走半路上出事，这一年有过两三回。他说，这些跟你的对不对没关系，可你还是得听我说完。她听完，站起来给他倒了半杯水，说：正因为跟你没关系，我才听得进去；跟我有关系的那些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她把这两句记在同一页上，两行——一行是那三个月，一行是山路。挂了那通电话她把那份意见打印了七份，一份进档，六份分送，每一个相关的人手上一份，谁也没有漏。送出去以后她给自己也留了一份，夹在那个牛皮纸的文件夹里——那是她这些年给自己留的规矩：凡是她说过的“不”，她都要留一张纸在自己手里，哪一年有人翻旧账，她把纸拿出来就行。上一次她的名字被摆到会上是两年前一个数据授权的事，那一回她把话说完了，最后是顾屿川去会，把基金那边的立场讲清楚，才算揭过去；这一回是第二次，比上回少一样东西——上回还有人替她问一句，这一回没人问了。
　　七份是分两天送完的。第一天送出三份：一份进档，档案员翻了翻，说这一份今天就编号，编号题在封面上，题完他自己在封面的右下角签了收件的日子；一份送到项目上，接的人先看的是落款的日期，看完说了一句这个我知道，没有多问；一份送到采购，接的人没有说话，把它压在键盘底下，压得平平的。剩下四份第二天送。送到医务那一处的时候，那一位说他这一摊这两天要搬办公室，纸多，怕压坏。江照说放抽屉，抽屉底下垫一层报纸。她说报纸她自己带了，抽出来一张一张铺过去，铺了三张，铺完把意见书放上去，四个角都露在外头。
　　送出去以后，一整天没有一个人来找她。她把手机从上午翻到下午，一个未接也没有，连一条消息也没有。她反倒松了一口气——她想的是：这些纸一旦开始传，就不再是纸上的字，而是嘴里的字；嘴里的字会走样，走样一次就再也收不回来，两个人传成三个意思就回不去了。她要的就是它们在纸上待着，谁要看谁自己去拿，拿走的那一份自己负责。她把这一条在心里过了两遍，过完把桌面收了一遍，底稿只剩一张，其余的都进了文件夹。
　　她把那份意见的第二条抄在一张便签上，贴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侧——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往后经手的人看的：她不敢指望这里头的所有人都读到，只当这七份意见里总有一份会被人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能看见第二条。写完她把抽屉关上了，锁了半圈，没有锁死；她这个人从不把锁拧到底。会上的话很客气，也很硬：进度要赶，材料要齐，合规不能做最后一环的障碍。有人说得实在，说这三个月耽误的是床位，是等着做手术的人。有人在说到“顾总那边的意见一向很有分寸”之后，紧接着提了“江顾问”两个字。江照坐在后排，没有抬头，也没有把手里的笔放下。会上还发了一份材料，那份材料里没有提到她那七份意见——七份一份都没进附件；散会的时候她数了数手里的材料，薄的，比送审的少一页。
　　那张便签是从一本便签本上撕下来的，撕的时候撕了三条边，第四条留着——留着的那一条毛边她用指甲刮平了，刮完在裤子上蹭了蹭。抄的是第二条，一字没有改，抄完对了一遍原稿，把稿纸压在便签本上比着看，比完才把便签本合上，合上以后又打开看了一遍才塞回抽屉。贴在抽屉里侧第二格的下沿，蹲下去才看得见，站着看不见。她贴的时候把四个角挨着按了一遍，按完把抽屉推到那一格上，锁了半圈，没有锁死。
　　散会出来，走廊里有人侧身让路，让得客气，让完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她收到了，回到办公室她把百叶帘拉上了。中午眠眠请她吃饭。饭桌上眠眠一句重话没说，只问她：你最难受的是哪一句。江照想了一会儿，说：最难受的是他们说合规是最后一环。眠眠把汤碗放下，说：这句我听着耳熟。江照笑了一下，说：嫂子，你那回比我难看多了。眠眠说：是，我那回难看了三天，第四天照常上班。江照把嘴里的饭咽下去，说：嫂子，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拿乔。眠眠说：拿乔是最轻的一种麻烦；你现在背着的，是往后十年那一条线，谁也不许拿乔，谁也不许快。吃完饭两个人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天正冷，风把江照的围巾吹起来一角，眠眠替她按回去。谁也没提顾屿川。江照进店的时候在门口收了伞，伞面上的水一路滴到柜台——眠眠给她留的位子在最里面一张，桌上多摆了一副碗筷，眠眠下午就交代过：她今天要是不来，这份饭我也吃。江照坐下来说了一句：我今天在走廊上走了三趟，每一趟都想找个人说话，一趟都没找着。眠眠给她舀了半碗汤，说：那你就跟我一个人说，出了这个门，还是那句话。
　　回到办公室她没有先坐下。她先把百叶帘拉到底，拉完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窗外——对面那栋楼的外墙去年补过一块，补丁的颜色比旁边浅一块，看久了眼睛会自己去找下一块，找着找着就找不到了。看完她回到桌前，把当天积下来的件按顺序理了一遍，理完又从抽屉里把那张便签取出来看了一眼，看完仍旧贴回去。贴的时候她把一角按了按，按完才想起来——这一张本来就是贴给人看的，她按它做什么。她把手收回来，去洗了把脸，回来坐下，一件也没有再动。
　　眠眠比她早到，坐在最里面一张，桌上摆着两副碗筷。菜点了四个一个汤：一份清炒的菜心，一份红烧的肋排，一份豆腐，一份凉拌的笋丝，汤是萝卜骨头炖的，砂锅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响。眠眠起身去拿了一次饭，把小的那碗推到自己跟前，大的一碗留在她那边——留的时候没有问，她也没有说。坐下以后眠眠先解围裙：那天穿着白大褂出的门，忘了换，解下来搭在椅背上，露出一件家常的棉布衫。看见那一件白大褂，她先笑了一下，说嫂子你今天像是刚从灶上直接过来的。眠眠说，本来就是。
　　那句话她听懂了。出了门她没有回办公室，绕到楼下走了一圈，绕到车库里才把围巾解开；解开以后她站在车旁边把那半句在心里过了一遍——出了这个门还是那句话，意思是这些话只在这张桌子上说，说完就散，散了不许带进会议室去。她上了车，没有立刻开，先把座椅调了一下，调完坐了两分钟才走。回到住处她把那份意见的底稿找出来，从头看到尾，没有改一个字，看完把底稿放回文件夹，仍旧夹在中段，前后各垫两页空白。
　　第二天上午会又开，还是那个会。江照提前十分钟到，坐在同一排。会议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进来的是顾屿川——他今天穿了件深色的夹克，头发比平时梳得整。他没有看她，也没有往她这一排坐，走到发言席那一侧，把基金那边的立场一条一条讲了：钱的分几批、每批的用途、验收怎么走、往后谁来跟。讲的全是项目本身，一个字也没替她辩。讲完他坐下，会照旧往下开，议程一项一项往后挪。散场时他从她旁边过，脚步慢了半拍，只低声说了一句：这一次不是我来挡你。她看着他的背影走出门口——那面要挡的墙这一回没有了，他去了同一个会。
　　他讲话的时候她一直在记。她记的仍旧是他从前那本子上的写法：一行一件事，谁签，什么时候交付。念到第四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不是忘词，是把手里那张纸往上抬了半寸，照着念：每批货到场，由县里和基金各出一人一同验，一同签，签完这一批才算走完。这一句是给流程的，不是给谁的——屋里坐着的人听得出这一层，谁也没有往下接。散场的时候材料一页一页发下来，她数了数，自己那一份跟上回一样，还是那么厚。她把笔帽扣上，扣的时候听见自己那一声响，觉得这一上午其实没有听见什么。
　　康桥基金这一笔钱原先是按项目批的：一年一批，批一批花一批，年底结账，第二年再来。问题也出在这儿——村医培训按项目批，就永远是三个月。三个月够教一个人量血压、教会记一张纸，够不上教他夜里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先给谁打电话，更够不上教出第二个会教人的人。顾屿川在基金内部争了半年，争的不是要不要投，是能不能把这件事从“项目”改成“期”。批下来的那天，他把年度预算表拿在手里看了很久，跟身边的人说：批下来的是钱，真正批下来的是三年。
　　争的这半年他去过三趟这四个县。头一趟没有跟任何人说，带了一个本子，在县城和四个乡各住两晚；住在乡上借的是村委会那间屋，床板拼了两张，枕头是一只荞麦皮的，荞麦皮结成了块，他睡了六个晚上。回来的车上他把本子从头翻了一遍，翻完合上，跟自己说了一句：这个按项目批就是三年一轮。第二趟他把三年要花的钱一笔一笔算出来，算完发现照老办法办，第三年得从头再来。第三趟他把四个县的村医叫到一处，来了十一个，那天没讲钱，只让每个人说一句最拿不准的事，说完记一句，一句也没有删。十一个里没有一个人说到钱。他从那一趟回来，就把原来那份按项目批的申请撤了，重新写。
　　三年制分三段。第一年集中在县里，把常见慢病、几种必须当天送医的急症、还有转诊与随访这几样过一遍；已经会的补，不会的教，会的绝不重教——他在这一条上卡得最严，说教一个已经会的人一年，是这三年里最贵的浪费。第二年到带教点轮转，一年在县医院，一年在市里的教学医院，跟的是上一级的大夫，手上不许自己拿主意，只许看着、学着、问，问完记下来。第三年回本地做事，同时带一个人；他带的这个人三年后要接他的班——这一条他堂堂正正写进了计划书正文，没有藏在附页里，也没有交给任何一个人去保管。
　　课程表是他和两个人一起排出来的，排了两个月，改了十一遍。表里没有一天排满，排得最满的一天到下午四点，最少的一天只有半天。有人提议把最后半年排满，说这样看着好看，往上报的时候也好看。他说不好看不要紧，村医一年到头没有整块时间——过年那半个月要走亲戚，收麦那半个月手上全是土，最热的那一个多月人不出门，一下雨天山路滑，谁也叫不动；能整块坐下来学半天的，一个月里没有几天。他把这一句题在计划书第一页的边上，字比正文小一号。排完那十一遍以后他把表贴到办公室的墙上，从第一段贴到最后一段，贴了整整一面墙，贴完退到门口看了一遍。
　　考核办法也是三个人一起定的，定得最久。定了三条。一条是每一段末尾当面问，不许把纸带走，卷面只判对错不给分——分了分就会有人为了分而学，问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人手上有没有。第二条是段末要有一场复述，由学员自己讲，讲给下一段的人听，讲错的地方由下面的人当场问出来，问不出来的算过了，问出来的要再讲一遍。第三条是三年期满，本地带教资格在基金备案，备案纸一式三份：本人手里一份，中心一份，基金一份，三份上头都要有那个村的名字。定到第三条有人问，为什么不给终身。他说终身给不了，十年给得了；十年之后还给不给，是十年以后那一批人的事。
　　第二年那一年他管得最细。轮转点一共六个，一个在县医院，两个在市里的教学医院，三个在县里的分院。每一个人到点之前先报三样：现在手上管着什么，最怕的是什么，家里走不开的事是哪一样。这三样不落在一张纸上，是报到那天当面说的，说完他记在本子上，谁说了什么他不带走。六个轮转点他一年跑了四趟，每一趟待三天。第一趟回来他删掉了两处排得不开眼的课表，说这两处离得太近，学员来回一趟要半天，那半天不是学的时间，是耗掉的。第二趟他把点名改了，不点人名，点的是那六个点，问哪一个今天有人手短。
　　第一期四个县报上来的名字有一百七十六个，够格的六十二个，年纪最小的二十九岁，最老的五十三——五十三岁那一位在表格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种地十五年，看病十一年，没有人教过我。填表的时候手抖，那两个字写得很重。顾屿川把这一栏看了两遍，把整张表复印了一份夹进自己的本子；后来每一期新学员进来，他都让人另附一张纸，纸上不许写成绩，只许写一句：你现在最拿不准的是什么。第一张这样的纸是他自己写的，贴在办公室的门后，写的是：我最拿不准的，是三年以后我走了，这些字还认不认得我。
　　表格是一张一张发下去的，一张发到村里，再一张一张收回来。每一张纸的头上印着三行说明：第一行说这张表要填什么，第二行说不识字的可以找人代笔，但要说自己的话，代笔的人要在旁边落一个名字；第三行是填完的地方——村里盖章、村医签字、带队的人签字，缺一样不算数。收回来的一百七十六张里有十一张缺一样又补了，补得最多的是盖章：那一批村子里没有公章，只好拿村里的办公章顶，办事的人不肯盖，盖了三次才盖下来，盖上以后还把章在印泥上按了按才落下去。
　　那五十三岁的一张里还夹着一样东西：一张对折过的纸，展开是一份手写的病种清单，字不多，二十来行，每一行后头有一个数。清单是他自己在这十一年里一个一个记下来的，那个数是这两类他管过的人。清单头一行字比下头大，像是后来添上去的，添的是一句接人的去处。经手的人把那张纸夹进去的时候添了一句：这是他随身带的，别的那几张里没有。围着的四个人谁也没有说别的。顾屿川把那张对折的纸从表里取出来，取出来照原样折回去，折的时候顺着原来那道折痕，折完用指头在折痕上压了一下。他后来没有再翻那张纸，可那二十来行他记住了两行。
　　六十二个够格的还要过一关：县里的带队人挨个见一面，见的时候不问成绩，只问三句——最拿不准的是什么，家里人知不知道这三年你要占多少工夫。第三句最要紧，四十多岁的人家里多半有读书的孩子，这一句问不出来的，名单上先划掉。三个月里划过九个。他没有把划过的人叫来问为什么，只让人在划掉的那一行上落一句：这一项不合。这九行他后来在附页上留着，留着不是给上面看的，是给下一期填表的人看的——下一期的人翻到那九行，至少知道哪一项最容易把好手刷掉。
　　最难的不是排课，是补贴和名分。县里给的那一点，请不动一个二甲医院的主治；他自己设的那一份要走基金的合规流程，要经得起审计，也要经得起三年以后有人翻旧账。有人提醒过他，说这一笔将来一定有人讲成“拿基金养自己的人”。他把那一页翻给那人看：发放标准、课时、名单、考核办法，全在后面，公开的，谁想查都能查。他说，那就让它清清楚楚摆在那儿；有些话说得难听，是因为话里没有东西，有东西的话不怕人看。村医这一头也是难题：年纪在那儿，四十多往上；儿女在城里，几年一个电话；一个月那点收入，撑不住一个家，坐车的钱都要算着花。所以三年期满，愿留的人，档案里那份带教资格基金认——不给终身的，但也不是一年一议；这是他在这份计划里给自己留的唯一一点情面，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嫂子知道这一条情面是他留的，骂过他一回：头一回他给一个带教点的医生开口子，那医生是个老实人，机会不多，家里有个病孩子；口子开完不到半年，那孩子好了，医生也更能带人了。嫂子听完只说了一句：这一回我认，下一回你把口子开给别人看。他说：我记住了。这一句后来他真的照办了——计划书定稿以后，第二批名单里有个人他本可以再松一次手，他到底没松；他把这一条添在正文最后一行，添得很小，小到翻到那一页得停下来才看得见。放行、报备、留痕，他给自己定的规矩跟他拒绝别人的那一条，是同一条。
　　那一笔他算了很多遍。他把一年三百课时的带教费按课时摊开，一节课算下来是原来县里给的那一点的四倍还多；四倍这个数他没有往正文里放，只放在附页上，附页后头另附了三个算法：按人次，按结业，按到岗。三种各算一遍，三遍的结果差得不多，他才把其中一种放进正文。放进正文的是到岗这一种——不是发了就算，是人到了、课上了、课上讲的东西有人签了字，这一节课才算数。这一条比别的都严，有人说太严，会把人劝走；他说严一次，少一次将来的麻烦；劝走的人明年还能来，凑合出来的记录往后没人能救。
　　村医这一头他去看过两回。第二回是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屋角堆着两袋饲料，桌上摆着一台血压计，袖带接缝处磨破了，用白线缝了一圈，缝得歪歪扭扭。他没有当场说什么，回来以后让县里统一换了一轮，换下来的旧的他没有让扔，让县里交上来，他收了一只，收在办公室的架子下头。收这一只回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人问他收这个做什么。他说：将来有人问起这一笔，我就把这一只拿出来给人看。那一只收回来以后他没有再动，放了半年，白线上那一圈慢慢黄了。
　　计划书那个秋天定稿，厚厚一本，目录四层：三年、四个县、若干个带教点，课程表、轮转点、考核办法都列得清清楚楚，谁负责哪一段也写了名字。顾清和的眼睛这一年稳得很，温静姝的肺疾也稳，一个在老院子的书房里抄他的《百症拾遗》，一个在廊下晒被子；江照把女儿期中的那几天挪开了一块，回顾家帮着接了一回囡囡，接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那本计划书的带教点怎么分村。顾屿川答得很快：按村里离卫生室的远近，不按县里头的数目。定稿那天晚上他回家，在书房里坐到很晚，眠眠进来送水果，问他资金盘子能撑几年。他说，十年。她说，够了。他听着，顺口说了一句：家里那本旧黄历，眠眠接了笔二十几年，每一年最后一页都空一行，空的那一行是给以后的人留的位子。说到这一句他停了一下，把计划书翻过来，抽出笔，在最后一页上头按了按，笔尖没有落。她站在书房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再问。他把这三年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过到第二段的时候停了一下——第二段最难，第三段的人未必到得了第三段；这句话他不能说出口，一说出口，人就退回去了。三年计划的最后一页他空着——留着的是下一个十年。
　　定稿之前眠眠看过一遍。她看得很快，目录翻了一遍，考核那一章停下来细看，看完把这一本合上，说：里头没有一句是给我看的。顾屿川说本来就不该有。她把书推回去，说：话是对的，可这一本里没有几个字落的是人——落的是多少人、多少人到、多少人结。她说：钱和数我不管，这一本最后能不能站住，看的是那六十二个人里头，三年以后还有几个在看病。她说完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说：那六个字你自己添上去，谁也不许替谁添。他没有作声，把书收进柜子，柜门合上以后他没有立刻走开。
　　顾清和后来也看过一遍。他看得慢，从目录看到正文，用的是书房里那副老花镜，看到一半镜腿松了，他自己拧了拧才接着看。看完他只说一句：写得好。隔了一会儿他又添了半句：这一本三段都有人名，只有第二段那一年，只落了机构没有落人。顾屿川回去查了，查出来是轮转点那一份名单当时还没有收齐，就先空着；半个月后名单补齐，正文里添了上去，一共添了六个名字，添在原来那一行空格的后面，添完他自己又核了一遍村名。
　　囡囡那天穿一件红的棉袄，袖口一圈毛，从楼上下来的时候自己走的台阶，一级一级走得很稳，中间停了两次，江照就在后头等她。坐定以后她把手里剥了一半的橘子递给江照，江照接了，放在地毯上。囡囡说今天老师让唱歌，她唱了一句就忘了。江照问她忘了哭不哭，她说没有，是笑。屋里静了一下，江照看着那一页目录，只说了三个字：这样分。顾屿川没有接话，把目录那一层翻回去，接着往下看。囡囡坐到橘子吃完，橘子皮在地毯上堆成一小堆，江照一片一片捡起来装进兜里，装完抬眼看了看表，眠眠先站了起来。
　　提副主任的会开在夏末，是眠眠提议的。她在会上只给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是她这些年管的事，第二条是她带出来的人，第三条是——她不用人盯。院里有些不同意见，有人说她资历还差两年；也有人不响，只等着看这是不是眠眠给自己留位置。眠眠在那次会上把话说得很直：这个位置是我让出来的，不是她抢来的；我明年不在这间办公室了，我要的是有人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挡事。散会的时候她先走，走到门口把门带上，带得比平常重了一点。走廊上遇见的人看她一眼，她当没看见，径直往病区去了；那天上午她在十二床那个老病人床边站了半个钟头，把下周的出院交代又讲了一遍，讲得很慢，讲完还问了一句：家里谁来接。旁边那张床上的老太太说，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接。她说：那这两天的药您别自己停，停了儿子回来不知道。她在床边站着不走的时候，心里已经把那个副主任的位子推远了一步。
　　会前她只跟一个人通过气，是阿砚。那天晚上她问：我明年不在那间办公室了，这个位置我想让出去。他把手里的杯子放下，问想让给谁。她报了名字。他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说该不该，只问了一句：她自己知道吗。她说还不知道，明天上午才开。他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添了半句：那你明天别替她说话。她说我不替她说话，我只说我为什么让。他点了点头。她又补了一句：她要是自己推，也拦不住。他说：那就让她推。这两个字他说得很轻，轻到像是本来就在嘴边。
　　会上有人提资历还差两年。她没有立刻答，等那人把话说完才开口，说：差两年我认；这两年能不能补上，看她替这个科室顶了多少事，这一栏我今天不念，念了她下不来台。屋里有人笑了一下。她接着说第三条——她不用人盯。说完这一句她把纸合上，坐下。这一句最得罪人：一个不用人盯的人，往后谁来盯她都不知道。会后又有人来找过她，问的却不是这三条，而是问她在不在这个科室再待一年。她说这个不是我定的，是院里定的。回办公室她把那张纸重新摊开看了一遍，看完仍旧合上。
　　十二床那位老病人的出院定在下周三。交代完她在床边又站了一会儿，站到屋里的人都回头看她了才走。回办公室她把这一年剩下的三件要紧事列在一张纸上：第一件是秋季那一批的轮转，第二件是站点第三年的复盘，第三件是她自己手里这一摊往后交给谁。三件她都落到了名字，第三件落的是刚提上来的那一个，落完在旁边加了一个字：暂。列完她把这张纸夹进本子里，夹在最后头一页，没有再拿出来看。第二天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这三件事，只把第三件里的那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两遍。
　　胡晓棠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她先去了一趟人事，回来把那张纸摊在办公桌上，看了很久，上头那几行字她读了三遍；第三遍读完她做了一件事：打印了一张职位说明，四号字，贴在办公室门的内侧——姓名、职务、负责的几摊、还有一条“请假与代班怎么找”。她贴的时候把四边对齐，用手指把边角抹平，抹了三遍；贴完退到门口看了一眼，又走回去，把左下角那一角压紧了一点。她贴的时候正好有人来送东西，送东西的人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就走了，她没有解释，也没有把人叫回来。头几天她自己进进出出，总要抬头看一眼门内侧那一张；到第五天她不看了，可那张纸的四角仍旧是紧的，睡前她都要过去按一遍。
　　那张职位说明她打了两张。第一张打出来四个字重了，右下角那一个班字糊成了一团，她捏着纸看了一会儿，揉了。第二张是重打的，打完她数了一遍行数——姓名一行，职务一行，负责的几摊分三行，最末一条是请假与代班怎么找，一共六行，六行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她念了一遍，觉得短了，想再加一条，最后没有加：加一条就得答一条，答不上来的那一行贴在门上，往后天天有人看。机器吐出第二张的时候卡了一下纸，她抽出来重放了一张，等它自己走完才去拿。
　　中心里的动静是当天晚上就传开的。护理部主任在电梯口跟人说了半句，被人听去了一半，传出去又成了另一半；传到第二天中午，已经成了一句“靠一张纸上去的”。胡晓棠听说了，站在办公室门口看了一会儿那张纸，转身进了屋，坐下，把当天该签的十几份单子先签完；签到第七份的时候，她把笔放下，用橡皮把一张单子上写错的字擦掉重写——她说：我这张纸贴得住，我这张脸就贴得住；我要是连字都写不利落，别人凭什么说我。签完那十几份单子，她把笔在笔筒里插好，插了两次才插进去。
　　傍晚她接了一个电话，是护理部主任打来的。对方说了两句客气的，末了一句绕到门上那张纸，问是不是她自己的意思。她说是。对方在那头停了两秒，说：那要不要我们这边也出一张，贴在护士站上。她说不用，那是我办公室的事。对方又说了一句，说院里有人觉得这样不大好。她说哪一点不好。对方说了半句就停住，她也没有追问。挂了电话她坐着没动，过了一会儿把桌上的台灯关了，在黑屋里坐了五分钟才起身去关窗。
　　眠眠是第三天上午看见的。她推门进去找一份东西，一抬头就看见了那张纸：纸是新的，边还白，四角贴得平平整整，玻璃一样的平，上头的字是打印的，笔画不会歪。她站在门口看了足有十秒钟，才想起来自己要找的东西其实不在这屋里。她把要找的东西翻了抽屉，拿出来，回身把门带上。出来以后她把胡晓棠叫到走廊——楼梯口上头没有别人，只有窗外的蝉，一层一层地叫，叫得人心里发闷。
　　她在门口站的那十秒钟里，屋里没有人动。三个康复师低头理器械，谁也没有抬头。她先想到把眼睛挪开，挪了两回没挪开。她心里过的不是纸上那些字，是纸边上抹过的手印——抹了三遍，抹平了还要再压一压左下角。她认得这个动作，她自己贴名单的时候也这样，贴完退到门口看一眼，再走回去把一角压紧。挪不开眼睛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张纸不是贴给谁看的，是贴给她自己的，这一条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要找的东西那时候也找到了，可她还是站到第十一秒才动。
　　她说话很轻，说得也慢：那张纸，你取下来。胡晓棠站着没动，问为什么。她说：院里人多嘴杂，你贴着这个，往后每一个进来办事的人都会先看它；有人会觉得你在告诉别人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胡晓棠说：我不告诉别人什么。她说：你不告诉，别人也会替你猜；猜来猜去，最后猜到的那个人就不来了。走廊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蝉换了个调子。眠眠又添了一句，说得更实在些：你要让人看见的不是那张纸，是你替这个科室顶了多少年的事——她伸手在自己胸口那个位置点了点——这个是有账的，账不用贴在门上。胡晓棠低下头看了一会儿那一小块地方，抬起头时眼圈有点红，却没有掉下来。她说：主任，我贴这个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怕哪一天我把这个当成一件差事，当成一件差事就完了。
　　胡晓棠说了一句：主任，您墙上什么都没有，别的科室门上都有。她说：我知道。她说别的科室门上贴的是排班。她停了一下又说：排班是给别人看的，这个不是。胡晓棠问这一条为什么不能也落给别人看。她想了想，说：这一条落出来只有一种用处——有人来办事，先问一句凭什么。那一问不该由我的门替他们问出来。胡晓棠说那我贴了也挡不住。眠眠说挡不住也要贴；一张纸贴在门内侧，能挡的只有你自己。胡晓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走廊里的蝉在这时候停了一下，停了有五六秒钟，又接着叫。胡晓棠站在原地，两只手垂着，右手的食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眠眠没有反驳，也没有再提取下来的话；她伸手替她把那张纸的左上角按了按，那一角其实已经压得很平了。回办公室以后她坐了很久，给阿砚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件事，末了问一句：一个副主任，门上贴一张说明，你看着妥不妥。阿砚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会儿，说：贴说明的人，心里是虚的；真心里踏实的人，不用那张纸。她“嗯”了一声，说：可我也怕她往下滑。他说我记着你这句话，往后她要是真往下滑，你拦不住；那时候要拦的不是她，是把活儿堆到她一个人身上的那只手。她在电话这头笑了，说：这句你说得难听。他说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你只听后半句。胡晓棠回办公室去了，把门带上，没有去动那张纸。傍晚她还是走过去，用手掌把那四边挨着按了一遍——边角并没有翘，是她想再按一遍；按完她笑了一下，笑自己怎么也开始讲究这些。那天来送东西的护士从门口经过，停了半分钟，看了一眼，又走了。眠眠听说这件事，没有再提取下来的话，只在心里记了一笔；那张纸一直贴在门内侧，她没有取。
　　阿砚在电话那头想了不止一会儿。她说怎么这么久。他说我把话想想清楚再讲。她说那你快一点。他说：你先听着。胡晓棠那一张纸，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她自己看的——人给自己看的东西，才会天天去按那四个角。她说那依你说贴还是不贴。他说：她已经贴了，就别叫她取；叫了她取，往后她心里那个折，还得再折一次。她在这头愣了一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那要是她往下滑呢。他说：那就更不能由你去说；你去说，是两个人挤兑一个人。她把电话换了只手拿，说了句知道了。
　　她那天夜里也睡得晚。她把门内侧那张纸又看了一遍——不是看上头那几行字，是看那四个角。四个角还是紧的。她伸手在左下角按了一下，按完才想起来这已经是今天第七回。把手收回来，她坐在桌前把今年剩下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站点第三年的复盘要做，带教点的轮转表要排，秋天那一批的名单要在入秋头一个月里交上去。她把这三件排了个先后，排着排着才发现自己在排的时候已经把第二件挪到了第一件后头——她已经把这张纸当成了自己的事。她笑了一下，没有改回去。
　　站点到第三年，这一年中心改了考核的口径：不再问“铺了多少个村”，改问“头一年在用的村，第五年还有几个在用”。数字掉了一截——头三年排出去一百多个村，眼下还在用的八十多。有人把这张表拿到会上说，成绩下滑，数据不好看，上面问起来不好答。眠眠说不是：人家不病了，你还让人家天天来量血压，那才叫折腾；一个人不来了，你要先问他为什么不来，别在表上给他记一个不合格。她把这一条记进今年的复盘本子，记在第一行，写的不是数字，是一句大白话。表底下的名字她看了两遍，把那些断掉的挨个圈出来，圈完交给胡晓棠：这一年不许再添牌子，先去把断了的接上。
　　新表是很长的一张，四个角都填满了。数字一栏一栏排下来：最前头是站点的个数，往后是人的个数，再往后是那两栏——头一年在用的，第五年还在用的。同一张表上还有第三栏，是他们自己添的：这一年去了几趟。添这一栏的时候有人问这个数有什么用——第五年还在用的那一栏里，有的站点是他们的人每月去一趟才保住的，去几趟这个数不能空着。她把这一栏添上，在表头添了一行：断了的先问为什么，别先问谁。添完她把这张表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第二遍看的是那些断了的名字，发现有三个是换了村医，不是断了。
　　会上提这一张表的是一位管考核的。他把数字念了一遍，念完说：跟去年比，掉了一截。屋里静了一下。眠眠等了两秒才开口，说他念的这一串数里头，有几个是村不是人。她说：人家不病了，你还让人家天天来量血压，那才叫折腾。这三句说完，会上没有人再往下提考核。会后那位管考核的在她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主任，这个数我照您说的报。她说不，你照实报；掉的那一截在表底下记清楚是怎么掉的。他问记多细。她说记到一个人。他站了一会儿，又问那报上去会不会难看。她说难看的报上去，好看的报不住三年。
　　开春她带胡晓棠去了一趟最远的那个点。村口那间屋子还开着，牌子下头的漆剥了一半，牌子是六年前挂的，字掉了一个；屋里有张长桌，桌上摆着一台体重秤、一只装棉花的玻璃罐、一本翻烂了的登记本，纸页脆得一翻就掉渣。屋后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贴满纸条，都是手写的：几号复诊、谁的电话、哪天来量、谁家老太太睡着了要喊人。有的字写得很大，有的只一行，纸片一层压一层，边角翘起来。胡晓棠站在那块板前看了很久，忽然说：主任，这上头三十几张纸，咱们的人今年只来过两趟。眠眠伸手把最上面那张翘起来的角按平，按了两回才按住；她没说话，心里想的是：这些纸条不是写给谁看的，是写给下一年这时候的人看的。
　　车只能开到乡上，剩下的一截路是走进去的。这一截一共六里，路面是压实的土，化一层冻一层，踩上去一脚深一脚浅；走到一半要过一条干河沟，沟里的石头缝里存着没化完的冰，鞋底踩上去打滑。胡晓棠走在前头，走到第三里的时候回头问了一句主任您脚疼不疼，眠眠说不疼；走到第五里，眠眠自己的鞋帮上已经全是泥，她没有再说这四个字。到了村口，先看见的是那块牌子。牌子底下的草有一寸高，牌子立在草里，漆掉了一块，看着像缺了一角。
　　牌子是六年前挂的，木的，边上钉着两颗钉子，其中一颗后来换过，颜色比另一颗新。漆剥了一半，露出底下的木纹；字掉了一个，剩下的半个看着像缺了一角。牌子底下压着一小片瓦，是有人怕它歪了压上去的。屋里那张长桌是三合板拼的，中间有一条缝，缝里嵌着土；桌上那台体重秤的秤盘上有一道浅划痕，是秤东西的时候磨出来的。那本登记本摊在桌上，纸页脆得一翻就掉渣，她翻的时候用两只手托着，翻一页等一会儿。屋里没有开灯，从门里透进去的光只够照到长桌的一头。
　　村里人陆陆续续进来了，进门先问今天量不量。有个老头把降压药拿来了，藏在烟盒里，一板一板分着吃，吃一板记一笔，纸上记得歪歪扭扭；有个年轻媳妇问她怀了孩子以后能不能少来两趟，眠眠说该来还得来，来的次数反倒要多；大娘们在门口剥豌豆，剥着剥着就剥到了屋里，剥完把豆壳一拢走了，走的时候说一句明年还来。走的时候一位大娘追出来，硬塞给她们一个布袋，里头是刚炒的瓜子，说带回去给孩子吃；推了两回没推掉，眠眠只好接了。回来的路上她把袋子搁在膝上，一路没吃一颗。车里胡晓棠说：主任，您这是把人家的心意揣回来了。眠眠说：揣回来了，往后得想着还；到家她把瓜子倒进一个玻璃罐，罐子上贴了标签，标签上落的是那个乡的名字和日期。她把罐子搁在厨房最上层的柜子里，罐子旁边是老太太当年那只装药粉的旧竹罐，两只罐子挨着，一个装着瓜子的香，一个什么也不装。
　　那天下午屋里的椅子不够坐。村长从自家屋里搬了一张进来，掉了漆的圆凳，凳腿用铁丝捆过一回；搬完他去邻家又借了两张，两张一高一低，高的那张垫了张纸。屋里挤到后来站着的有七八个，站的都在门口，门口那道坎上进进出出，得侧着身。有人在门槛外头问今天量不量，量的话排到几点。屋里这头正在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她胳膊伸不出去太远，胡晓棠替她把袖口挽了两道，挽完又往上拽了拽，量完念了两遍数才让她把手放下去。念第二遍的时候老太太说：你再念一遍我听不清。
　　那个老头是最后一个来的。他把降压药拿出来的时候，先四下看了一眼，才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烟盒里不是烟，是一板药，剩四片，中间抠掉了三个。他把纸也掏出来了，一张烟盒纸，展开，上头记了半个多月，数字挤在一块儿。眠眠问他今天吃了没有，他说吃了。问吃了几片，他愣了一下，把药板举起来数，数完又抬头看纸上的数，对了三遍，对上了才点头。屋里有人小声说了句这个法子好。他听见了，说：这个法子我认。眠眠问记这个用了多少工夫，他说头一年记在烟盒里，烟盒空了就把纸折起来放抽屉，抽屉里现在有二十几张。说完他数了数手里剩下的四片，问今天吃不吃。眠眠说吃。他抠出一片，就着窗台上的凉水吞了，吞完把空出来的泡面纸捏成一团，塞回烟盒。
　　她们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走之前胡晓棠把那张长桌上的登记本合上，上头压了一小块石头；本子被翻得起了毛，她合之前先看了一眼最后一行是谁的日期，看完才合上。屋里的椅子搬回原处，那两张借来的折叠椅还给邻家的时候，凳腿上捆的那圈铁丝松了一扣，是搬的时候蹭的，她临走又给它拧紧了。临出门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牌子，说下次来再看它掉没掉字。眠眠说字掉光了才好补，掉了就得重挂一回，挂一回算一个新的。
　　第二天她到中心，桌上压着一封信。最普通的白色信封，没署名，没落款，邮戳是那个最近乡镇的县邮局盖的，油墨糊了半边，看不清日子。拆开只有一张纸，横格本上撕下来的，格子里还有擦不净的铅笔印。字写得很大，笔画用力，是孩子才写得出的那种规矩，一个字一个字往下排，中间空了两行，像是想了一会儿；末尾画了一个圈，圈得歪歪扭扭，像是给整封信画了个句号。程遇进来问要不要归档，她说：先放着。她没有念出声，晚上带回家了。
　　她拆信用的是裁纸刀，从封口那一道划进去，划得很浅，只划开一道口子。信是对折过一次才装进信封的，装进去以后又压平过，展开的时候有一道折痕正好横在中间，把那两行空白拦腰截断。她第一遍看的是字，一行一行往下；看完把信纸转过来，倒着又看了一遍，想看有没有落款，没有。第二遍她看的不是字，是那些笔画——一笔一画，起笔都顿一下，横竖压得重，写到靠边的地方有几处收得急，是写到最后一行赶着收尾的样子。末尾那个圈画得歪，她用手指在圈上碰了一下，没有碰透。
　　那天上午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在核对下月的排班，一个在贴标签。贴标签的是新来的那个孩子，贴一张要对着名单核一遍，核错一张要揭下来重贴，桌上已经揭了七八张。程遇进来的时候屋里抬了三下头，第三下是他自己抬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站在门口先看了一眼桌角，问她要不要归档。她说先放着。他把袋子搁到桌角，位置摆得跟她平常摆的一样，袋口朝里。放下以后他没有立刻走，等着听她还有没有话。她没有再说话，他才出去，门带上的时候很轻。
　　她只查了一件事：那个邮戳。程遇第二天把那个乡镇邮局的路线图找出来，从县城到那个镇要换两趟车，坐班车四个多钟头，回程最后一班是下午三点二十。她在纸上把这几个钟头抄下来，抄完看着那行数字看了一会儿——一个孩子把一封信寄出来，要先走六里山路，再换两趟车；那么他写下的那一行字，是在家里、在灯底下写了两遍还是三遍才写成那样端端正正的。她把纸折好收起来，跟那封信放在一处。信她没回，倒不是不想回，是想不出该往哪个地址回；她跟程遇说：这一封先压在最底下，压到我们查得动那个村的时候再说。程遇问查不动呢。她说：查不动就压着，压着不算错。
　　程遇是当天下午办完这件事的。他没有打电话来问，是在走廊上截住她说的，说他把那个镇上的班车时刻找到了：早上一班七点二十，中午一班十一点四十，回程最后一班下午三点二十；中间那两趟要在一个镇上换车，换车的地方离车站还有一里多，中间等车最少二十分钟。说完他问要不要把这一段路也抄一份。她说不用。他把查到的那一页留在自己桌上，没有归档。程遇问为什么。她说：这是替一个孩子算的路，不是我们的账，归了档就成了我们的账。程遇愣了一下，回去把那一页从文件夹里抽出来，压在她桌上那块玻璃板底下，压完用手掌在上头按了一下。
　　那一页她没有抄第二遍。程遇第二天问要不要把这一页复印一份留着，她说不用，留一份就够了，留两份就成了两件事。程遇又问，那个邮戳要不要再去核一遍。她说不核了，核得再准也还是那几个钟头。程遇说那这一页过两年还能用不能。她说能；两年以后车次多半都改了，可那几个钟头不会变——那一段路要修成什么样，不是这一年能定下来的事。她说完让他把这一页搁在玻璃板底下，别压别折，也别再复印。
　　阿砚那天从沈园回来得早，进门就看见桌上那张摊开的纸。他拿起来看了一遍，没有说话。眠眠说：是个孩子写的，写他妈的。他问：哪个村的。她说：不知道，信上没写。他把纸放回桌上，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别去查；替人把事办了，比查到名字要紧。她想想也是，把纸重新收进一个牛皮纸的袋里，收进抽屉。夜里她躺在黑地里睡不着，想的却是耳房那本旧黄历——她接了笔二十几年，每一年最后一页都空一行，空的那一行是给以后的人留的；她想，这封信该记在哪一页上。纸袋就在手边，她把它又拿出来，就着窗外那点路灯把信纸摊平，从上往下顺着念了一遍。念到中间那两行空白，她停了一下——空白的那两行，多半是那个孩子想不出来该写什么的地方。信的最后一句是——她念出声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妈现在能自己去医院了。”
　　他在书房坐下来以后问的第一句是：信里说的是谁。她说是他妈妈。他问：写信的人多大。她说从字上看，十来岁上下，手还不太稳。他嗯了一声，没有再问写信的人，也没有问写的是哪一个村。停了一会儿他又问：这个镇子你熟不熟。她说不熟，去过一次，是跟着站点的人去的，只到了乡上，乡上以后的路没走。两个人都没有提那个查字。窗外的风把桌上那张纸吹起来一个角，他伸手按住了，按住以后没有立刻松开。她看着他的手背，忽然想起来他今天比平常早到了两个钟头，可一句也没有问。
　　天亮以后他先起来的。她昨夜把那只牛皮纸袋封好了——袋口没有用糨糊，折了两道，拿一只夹子夹住，夹子是她平常夹别的那种。他从她手里接过去掂了掂，很轻，里头只有一张纸。他没有打开，把袋子放回抽屉，推到一半停住，问：这一封，要放到什么时候。她说：放到我们查得动那个村。他把抽屉推到底，说：那就先放着。她洗脸的时候照了一眼镜子，眼下有两片青。她把水甩了两下，回头看了一眼书房——他坐在桌前，面前是那本接了笔二十几年的旧黄历，翻开着，没有落笔。
　　青禾落成十周年的那天，城西园区里没有横幅，也没有红绸，只在主楼正门内侧挂了一行小字：十周年，今日照常开诊。挂这行字的是胡晓棠，她站在梯子上又看了一遍，把“照常”两个字往下挪了半寸才下来。园区里来的人不多也不少，没有记者，没有剪彩的队伍，多半是带着旧病历来复查的人，还有当年开诊第一天收进来的那一批孩子——十年过去，那一批里已经有三个长大了。
　　来得最早的是几个老病号，六点多就到了，蹲在主楼台阶上等着，怀里抱着病历本，本子的封皮用透明胶补过三回。门房要把正门开一条缝，他们不肯进去，说等开门，有人来叫再进去，就在台阶上坐着；坐着也不说话，把病历本一个一个理齐，理完又从头理一遍。七点半胡晓棠一个人从东头侧门过来，手里拎着一把梯子和一小卷双面胶。梯子是她自己从库房借的，借的时候在登记本上签了字，签完自己看了一遍，确认落的是自己的名字。
　　那天上午眠眠从康复区开始，一间一间往里推。屋里的味道十年没有大改，还是消毒水、旧纸箱和新漆混在一处的那个味道；墙裙的漆补过三回，一次比一次白，护士们说早晚得铲了重刷，眠眠说不急，铲了重刷，那三块深色的补丁就没有了。推到第十二间屋子的窗台，她停了一下——窗台上多了一排塑料花盆，盆里没有种什么，盆底积着一点去年的水。侯嫂说那是那批孩子自己栽下的，入了冬怕冻坏，端进屋里，堆了三盆。她把最靠边那一盆转了个方向，让有土的那一面朝着屋里，问了一句谁浇的水，屋里三个康复师都答不上来。
　　推门是从第一间开始数的。头一间门轴上油不足，门开得慢，眠眠推了两下才推开，推开以后站在门口让屋里的人先出来，自己再进去。屋里两个老人坐在床沿上，一个在剥橘子，另一个在听录音机，录音机是老式的，按键要按到底才响。她进屋先看床头那一段——床头柜上水杯的位置、有没有鞋摆在床下、有没有一件衣服搭在椅背上。这些看一眼就知道这屋里住着几个人、走了几个人。有一间的窗台上摆着三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红漆掉了两圈，她说这一间从前住过四个人。护士看了半天，看不出来。
　　墙裙的漆确实补过三回。头一回补的是靠窗那一段，颜色比周围深；第二回补的是门后头那块，深浅又不一样；第三回补的两处更大，漆比原来的白，一眼就看得出。护士们说得没错，早晚得铲了重刷。她站在第十二间屋子的墙跟前，用指甲在最深的那一块上刮了一下，刮起一点漆皮，捻碎了放在口袋里。她知道这颜色留着挡不了什么；可三块补丁连着看的时候，谁都能明白这十年里这屋子修过几回。换新的那一种漆是从同一桶里调出来的，色号对着墙，比旧的那一块浅了半度。
　　一路跟着的还有康复科的护士长，走在最后头，屋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等完记一笔。记到第九间的时候她跟眠眠说，今年冬天有一间屋要加一张床，问能不能塞到走廊那一头。眠眠问走廊那一头是谁在用。她说是一家三口，夜里孩子要睡。眠眠说那就不加；塞进去的那张床夜里推起来会撞到人家的东西。护士长把这一笔划掉了，划完自己看了两眼，把笔插回口袋里没有说话。第二天她让人把那间屋靠窗的一侧清了出来，床脚没有钉死，往里挪半尺不用动别的。
　　三个长大了的孩子那天都来了。一个是十九岁那年做的手术，如今在县城驾校当教练，自己开车把车送来的，把车停在坡上，自己站在楼下等了一整天；一个是从甘肃回来的姑娘，十九岁，如今在县医院做超声，上午下不了班，只在中午赶过来一趟，站了二十分钟，说了一句“我下个月再来”；第三个是本地人，如今也在园子里上班，做康复治疗，是那批孩子里唯一自己走回来的。她叫苗条——不是小名，是她母亲当年在登记本上随手写下的两个字，后来她长大了，学校、身份证、简历上都写着这两个字，没有人给她改过。
　　那个教练到得最早。八点多就到了，车停在坡底下那块空地上，位子是他自己找的，停完把车头调过来，出来的时候好走。停好以后他把车里那本旧登记册拿出来，翻了一遍自己那一张——纸是当年那本，脆了，他翻的时候用两只手捻着边角，翻完照原样合上。他在楼下站了一整天，中午也没有上楼；有人下来叫他吃饭，他说我不饿，我等她忙完。有人问他在车里坐了这么久不闷吗，他说闷，就当又坐了一趟车——十九岁那年他从这条坡底下上去过一次，那一回是被人推着上去的。
　　苗条是第三个到的。她进门的时候没有人认得出来，她穿着园子里上班的工服，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圈；护士长从她面前过去两趟，第三趟才停下来叫她的名字。她站在那儿笑了一下，说我在这儿呢。她今天排的是上午两个班、下午一个班，有人说你歇一天吧，她说不能歇，今天人多。上午她一共带了三个人，做的是同一套动作，四个动作她讲一遍、做一遍、再讲一遍；讲到第三个的时候，那人跟她说一样，她就让再来一遍——这一遍她没有省。做完她把毛巾折成三折挂在椅背上；十年前她来的时候是在门口等人来接的，隔着十年看过去，不是一个坐法。
　　中午在长廊上摆了几张拼桌，菜是食堂做的，四个菜一个汤，汤是芋头炖的，芋头切得厚。眠眠给三个孩子都盛了汤，轮到那个教练，教练双手去接，接到一半看了看碗，又看她，说阿姨我吃不了这么多。眠眠说这一碗你吃得下，你是开车的，不能饿着。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就低头把汤喝完了。程遇在另一头被人拉着问这问那，有人问十周年要不要做点动静，他回头看了一眼，才说董事长今年什么都不做，把动静省下来给孩子看病；说完这句他又看了一眼眠眠——眠眠正拿纸巾擦桌上洒出来的汤，擦得很慢。
　　拼桌是从康复区库房搬出来的，桌面能接成三张长的一溜，接缝处垫着几张对折的旧报纸，垫得平平的，碗放上去不晃。椅子是两样：中心的塑料椅，和从东头借来的折叠椅，折叠椅的腿上缠着一圈铁丝，一坐就响。汤是食堂的大锅端来的，盛汤的勺子只有一个，谁盛谁自己舀。侯嫂在后头帮着看火，看了两回，第三回跟她说汤里的芋头放得够了，够了就不要再添，添了就不是那个味。长廊那头摆着一只空的醋瓶，瓶子早空了，还插在那儿，谁也没有去撤。
　　傍晚阿砚来接她，车停在坡底下的老地方。她上车，他先递过来一只保温盅，盅盖旋得紧，她一摸就知道是刚从灶上端下来的——这只盅用了十几年，盅壁上有一道早年磕出来的凹痕，手指头正好落在那道凹上。汤喝到一半她把这一天的事说了一遍，说到窗台上那三盆没有栽东西的花盆，说到苗条；说到苗条时她停了一下，说这孩子小时候来，是被母亲牵着手进来的，挂号的时候不肯看人的眼睛，眼睛只盯着母亲的衣角；如今她站在人跟前讲一个康复动作，要讲三遍，讲到对方会了才停。阿砚听完没接话，把暖风又调大了一格，过了两个路口才开口：当年你台上讲的那一句，是谁先说的。眠眠说，是老主任先说的，我们把它印在了册子的封皮上。阿砚点点头，说，那就算一家人。
　　车从坡底下绕外头那条窄路走，两边种着银杏，叶子落了一半，有几片跟着车飘了一段才落下去。车里暖风开得大，他把出风口转了转，转完把她那半边也转过来。她说今天那三盆花盆的事。他说我听见了。她说花盆里没有种东西。他说没有种东西才要端进来——种着东西的，忘了会心疼；空着的，端进来就是记着。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像觉得这一句有点过了，前面就没有再说话。她也没有再往下问，把手里那只保温盅的盖子又旋了半圈，旋紧了放回膝盖上。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侯嫂在门口等着，问今天吃了没有，眠眠说在园子里吃过了，又把那只空了的保温盅递过去。盅盖旋开的时候底下还有一点余温，侯嫂把那点汤倒出来尝了一口，说芋头炖烂了。两个人站在门厅里把这一件说完了，谁也没有再提白天的事。眠眠上楼梯的时候数了台阶，第九级她记得比别的清楚——年轻时候在这儿摔过一跤，爬起来的时候膝盖上青了一块。她今天没有摔，可她还是伸手扶了一下扶手。
　　那面便条墙在康复区东头，十年前新辟出来的，墙上没有奖状也没有锦旗，挂的都是一张一张的手写便条：谁在哪个村、哪个月把谁送到了哪里，哪一位老人不肯来复查、是谁上门劝了六次。十年里换过一次板子，旧板子朽了半边，卸下来垫在院史室的柜子底下；纸换了一百多张，最早那几张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有人拿透明胶在背面托了一层，托的是一位拄拐的老先生，托完一个字也没说，走了三步又回头补了一句“别擦花了字”。新贴的一张压着一张，密密麻麻，谁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那张再往上挪半寸。
　　换板子那一回是十周年的前一个月。卸下来的旧板子朽了半边，抬的时候要两个人，抬到院史室垫在柜子底下，如今上头压着一排旧档案盒。墙上新贴的第一张是换板子当天贴的，贴的不是中心的护士，是一位老病号的家属，落的是自家老伴复查的日子。家属贴完在墙前站了一会儿，问能不能再要一张纸。护士给了两张，问她落几张。她说落一张就够；另一张她捏了一会儿，塞进了口袋里。她走的时候又把贴在墙上的那一张按了一遍，按完才转身。
　　墙上最早那几张已经脆了。十年里换过两次字：头一回是把落着人名的换成不落人名的，第二回是添了一栏，把送到的医院也添上。换第一回的时候有人舍不得，说名字都落了，糊了多可惜。最后还是揭了，揭下来那张纸没有扔，收进院史室的一个牛皮纸袋里，袋面上记着揭下来的日子。护士们如今谁也说不清那几张是谁落的，只有那一只袋子还在柜子里存着。她每年冬天翻一次，翻出来看一看，再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把袋口那道折重新折一遍。
　　苗条是离园前十分钟过去的。她从包里取出一支笔，笔帽咬在嘴里，蹲下去在墙根下找位置，找了很久，最后挑了左上角那一块——那一块最空，前后都是空的。她把纸条托在左手掌心上垫着，写得很慢，写完站起来退开两步，看了看，又走回去把翘起来的一角按平了。院里没有人过去看，那张纸条一直挂到晚上闭园，是胡晓棠最后一个走的时候看见的。她看完没有叫人，自己拿手把四个角都压平，压完退开一步，看了很久，才对身后跟出来的值班护士说了一句话：这一块从今天起空着，谁也不许往上贴东西了。护士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她说，先别问。护士就真的没有再问，转身去关灯；一片昏黄里，那张纸条上是一行字，笔画很稳，是练过的：她们是先问了我的名字，才问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