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458、阿望的宿舍 九月八号报

　　九月八号报到。北方那所老学校是出了名的老，五十年了，校门口那两排树还是建校那年栽的，如今树不粗，树皮裂得深，一道一道里嵌着灰。门口支着一排蓝色帐篷，帐篷底下摆着几张长桌，桌上一摞一摞的表格和一箱矿泉水，纸杯摞得歪，有一只滚到桌沿边上下不来。校门两侧插着彩旗，风一过彩旗翻过来，露出背面褪色的一块白。建筑系是五年制，报到的人比别的系多，队伍从帐篷底下一直排到那排树底下，队里一半拎着皮箱一半拎着卷图。阿砚的车停在离校门两百米外那一排临时车位上——是阿望自己让他停的，说停门口太招摇。两个人从车里走到帐篷前，前后不到二十步，可那二十步他走出了一路的话：钱不够就说，缺什么工具跟家里说，别自己扛着过日子；住不惯就换，不要将就。他一句一句地讲，讲到一半自己停了，说：你听不进去。儿子说：听进去了。他说了四个字：我是学建筑的。
　　交材料的那张桌子上摆着四摞表格，最上头那一摞压出了折痕。表格是油印的，蓝色的字，边上印着年份和编号，编号前头两位后头三位。他填的时候一只手压着纸角，笔是帐篷底下发的那种，笔杆上印着校名，笔尖有点劈，写到“关系”那一栏的时候划了一下，划完用指甲把那行纸压平。姓名那一栏是两个字，写得比别处都慢；学院那一栏填的是建筑工程系，专业后头加了个括号，括号里是方向。填完他把笔搁在桌沿上，等前面那个人交材料袋。帐篷底下风大，表格的边被吹得翻起来，登记的人伸手压了两次。登记的人收材料按次序排，排完摞成三摞，三摞分别贴着报到、交费、注册。阿砚站在帐篷外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看那摞表格。
　　帐篷是那种蓝色的活动帐篷，撑杆是铁的，四根，插在砖块上，砖块是从绿化带边上捡来的，砖面上还带泥。帐篷顶上钉了一块木牌，牌子上列的是报到流程，一共五步，五步是用红笔在一条长纸上记的，纸条的一头用透明胶贴在柱子上，另一头卷着，卷了两圈。排队的这些人手里一半拎着皮箱一半拎着卷图，卷图的人把图卷得紧，卷完在外面勒两道橡皮筋，橡皮筋勒在图筒的中腰上。轮到谁，谁就把材料袋往桌上一放，说一句“我报到”，声音都很平。帐篷边上那只矿泉水箱已经开了一箱，瓶盖堆在箱口上，堆成一小堆；队伍中间有人打手机，贴着耳朵说宿舍在几楼。有个女生排到一半翻自己的表，发现专业那一栏填错了，前后翻了半天，后面的人也不催她。
　　报到的手续不复杂：交材料、领钥匙、签一张住宿表。签完名字有人带他去宿舍，他不让带，说自己认得——路他昨天晚上在地图上看过三遍，图的边角被他折出了印子。阿砚站在帐篷外头看着他走，看见他把材料袋夹在腋下，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东西重的叫人送到楼下，别自己扛。他说：我是学建筑的。他说完就走了，走得很快，背影一晃就拐进了那条插着彩旗的路。
　　领钥匙的地方在帐篷东头，离帐篷有二十来步，路上摆着一排长凳，坐满了人。桌上摆着一把铝制的钥匙串，钥匙串上拴着一个硬纸牌，纸牌上用油笔记着房号，六楼，六零二。钥匙一共三把：一把开屋门，一把开柜子，一把是备用的，备用那把插在中间，铜的，颜色比另外两把深。柜子那把的柄上缠了一圈胶布，胶布是从别人家窗上撕下来的窗封。他把三把钥匙分开拿在手里，纸牌没有摘——丢东西的人多，纸牌留着，东西丢了自己知道。桌上留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纸上印着交钱的地方：押金二十，退的时候退。他把二十块压在纸角上，等了一会儿，登记的人回来把纸拿起来看了一眼，看完说：行。押金收据他折了两折，夹进住宿表，和回执搁在一处。
　　宿舍在老楼六层，楼道窄，楼梯陡，拐角那盏声控灯亮一下灭一下，墙皮起壳，一按就掉。四个人，两张上下铺，屋子不大，一转身胳膊能碰到两边的床板。上头那张床的褥子是新弹的，荞麦壳，针脚密，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是一只荞麦皮鼓起来的枕头，枕套藏青，四个角都缝住了。褥子上头压着一张纸条，字写得又圆又软，一看就是云轻轻的手：褥子是今年新弹的，晒过两回，别让人家嫌。你要是嫌硬，跟妈说，妈再寄。那张床正对着门——门往里开，门一开床上的人就得起来；上铺一翻身，床板先响。
　　纸条是撕下来的，从一个本子上撕的，横格，格子里还留着上一页的字透过来。字迹圆软，一笔一笔都收得住，写的人是站着记的，纸条下头那三个字比上头的小一号，像是写完才想起来要签名。他站在门口看了一遍，把纸条从褥子上拿起来，看完放回原处，摆的位置跟原先一样。他在床沿上坐下的时候褥子发出一声很轻的响，响完就平了；荞麦壳在褥子底下发出一种细细的沙沙声，像有人隔着东西在翻身。他把手掌平放在褥面上，褥面是温的——不是太阳晒的那种温，是背阴处放着、又被人盖过一夜的那种温。枕头是荞麦皮鼓起来的，他按了一下，按下去又慢慢弹回来，回得比他按下去慢半拍。屋里的味道是新的石灰混着旧木头。他把手收回来，没有躺下。
　　其余三张床上都坐了人。一个是本地的，姓什么他记在电话本上，说话嗓门大，洗漱十分钟能跟人说三件事；一个是内蒙来的，行李袋的绳子上打了两个死结，解不开，最后用牙咬开的，咬完还笑；一个南方人，铺得很整齐，还带了一只小台灯，灯罩是绿的。三个人里只有内蒙那个先开口，问他：你是不是姓陆，他们说那个十周年讲话的是你叔。他说是。那个人就“哦”了一声，说：那你厉害。他没有接这句话，把包放下，坐在靠门那张下铺——跟那张新褥子的上铺只隔了半米。整个下午他都在看那张床，看了好几回。那张床一直空着。下午五点他回了一趟家——不是沈园，是他在学校附近租的一个短租房，云轻轻提前来收拾的，说好让他报完到在那儿住三天，等分班。他进门先把那张纸条看了两遍，看完折起来放进口袋，然后把荞麦壳的枕头拿起来又放下，放下的时候把枕套的四个角重新捋了一遍，捋得跟原来一样平。
　　内蒙那个人的行李袋是军用的，帆布的，袋口用一根尼龙绳扎着，绳子上打了两个死结。他解了半个钟头没解开，最后把绳头咬在嘴里往两边一扯，绳断了，断口起了一层毛。他笑了一声，说：出门在外都这样。另两个人里，那个本地的正把洗漱的塑料桶往床底下塞，塞不进去，改了个方向横着塞进去；南方人把台灯插上，绿灯罩亮了一小块，他看了看插头，又看了看墙上那个松了的插座，伸手把插头拔了。他坐在靠门那张下铺，行李包放在脚边，包上的带子还挂着火车托运的圆牌，牌上的字被磨掉了两个。晚饭是四个人一起去的，食堂在楼后，走过去要下一段台阶。
　　第四个人是当天夜里十点才说要来学校的：家里临时有事，人过不去。熄灯以后三个人躺在上铺说话，说到十一点半，声音一直从他头顶上头过，褥子的新棉花味在屋里散着，散不散得掉他也不知道。他躺着，睁眼看对面墙上返潮的那块印子，形状像一只耳朵。他想的是：这屋里有四个人，床只有三张有人；这一张空着，是给一个还没到的人留的，留着也是留一夜，明天一早那个人来，这张床就有人了。第二天早上七点，他还是去找了宿管。
　　说话的是本地那个，嗓门压下来还是大。他说家里在城南，粮站家属院，六层，没电梯，阳台上种着一排葱。另一个接了一句，问他一个月生活费多少。他说：四百。他说：那你比我少。内蒙那个说：俺们那儿收麦子，卖了麦子就有钱，花起来也没个数。说到十一点，南方那人翻了个身，台灯关了，屋里剩下楼道里那盏声控灯的光，从门缝底下斜进来一条，斜到屋当中就没有了。他没有睡着，也没有动。他想的是那三个人说话时的样子：本地那个说到自己家的时候声音低下去半寸，内蒙那个说到卖麦子的时候手在床沿上敲了两下，南方那个一句都没插。他把这屋里的声音在心里过了一遍：床板响，纸翻响，门缝底下那一道光——这些声音白天听不见。
　　宿管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师傅，听完他的话抬起头看了他一会儿，说：那张床是靠门那个。他说：是。师傅问：为什么。他说两条，一条说给师傅听：那张床正对着门，人进进出出都得从它跟前过，上下铺一翻身它先响，白天谁坐那儿都不自在。第二条他没说，说的是：那张床铺好了，褥子是家里寄来的，铺上去就得欠人家一份人情。师傅把登记本翻开，在上头添了一行“调”，添完抬头说：那你挪哪。他说：挪到窗边去。
　　师傅在那一页上添了一行，添完把本子合上，添的那一行他自己看了一眼：一个“调”字，后头一个“去”字，再后头是六楼。他说：挪到窗边去。师傅说：窗边那张是谁的。他说：没人睡，我搬。师傅说：那张你搬走了，屋里少一张床。他说：登记本上现在四张，屋里有三张。他说：那张先留着。师傅把本子重新翻开，翻到那一页，指头在那一行上按着，说：那就写“调”，别写“退”。他说：好。他自己又添了两个字，添的是原位和新位，六个字。师傅说：行了，走吧。他临出门又问了一句：床架你有几个。他说：两个，都是上头发的。师傅说：那就别把床架弄散了。
　　师傅手边那个登记本是牛皮封皮的，用了多年，边角起了毛，一页页翻过去，前头记的都是调床、换锁、报修。师傅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用的是一支铅笔，笔尖秃了，写出来的字粗。师傅的钥匙串上拴着十几个牌，每开一扇门都要低头找牌，找到牌才开门。他说：那张床是靠门那个。师傅说：是。师傅又问：你几楼。他说：六楼。师傅说：六楼靠门那一张是朝阳的，上头夏天晒。他说：我知道。他说：那你还要挪。师傅把铅笔换了一头，笔尖还是秃的。他又说：朝阳不朝阳我不怕，我怕开门那一道。这一段对话从头到尾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挪床是中午的事。他跟那两个舍友一人抬一头，床架是老式的，抬起来沉，四条腿在水泥地上磕得咚咚响，抬到窗下横过来架在两块砖上，砖是从楼道里捡来的，砖角磕掉了一块。床板朝上，正好当架子，架高离地一尺二，站在床边一伸手就够得着。他把自己的东西往上搬：先搬书，一摞一摞码齐，最上头压那几本厚的；再搬工具盒，盒盖上有一道印子，磕的，他用袖子擦了擦；最后搬那几卷图纸，用皮筋捆着，立在床板一头靠着墙。搬完屋里空出来一块地，走道宽了半步，门一开也不碍事了。窗对着操场，旗杆就在正中间，下午有风，风从纱窗进来，先吹到那排书上。舍管师傅下午来查房，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转身跟人说了一句：那个新生把他自己那张床搬去当书架了。
　　从六楼下到二楼要拐九个弯。两只床架抬到三楼的时候歇了一次，歇的时候他把图纸抱在胸口，图纸是卷着的，两只手腾不出来。同屋那个内蒙的说：要不要我上去拿。他说：不用。歇完继续抬。到一楼的时候门厅比楼道宽，两个人把床架转了个向才过得去，转的时候一条腿磕在门框上，磕掉一小块漆，漆掉下来落在地上，落成一小片白。三个人把床架抬到窗下，先横过来，再往里推。推到窗下那一尺二的地方，他蹲下去看了看墙根，说：这里。两个人松了手，床架落地，咚的一声，地上的灰跳起来一层。他把砖捡过来，砖是从楼道拐角那儿捡的，一共三块，够两块垫，剩下一块留着。垫的时候他让两个人一起抬，抬到一尺二停住，说：行了。
　　十月二十号是星期六，义诊摆在医学院后街那间社区活动中心，一楼大厅。三十六张椅子靠墙码成两排，中间的长桌是折叠的，桌上一只脉枕、一本登记簿、两支笔、一盒一次性手套，边上搁着两板药——是校门口那家药房送的，送药的人站在门口不肯走，非要等大夫看完人再走。队伍从活动中心门口排出去，沿着墙拐了个弯排到车棚底下，前面四十几个是号，后面的人不死不活地等着，也不吵。带队的是学院的一位老师，姓什么她没记住，只记得他把两百张挂号单裁成小条、一条一条按顺序码好，压在登记簿底下，说：叫到谁谁过来，过来先坐，别站着，我们今天看不完。号从一号发下去，发到三十几号的时候队伍已经绕了活动中心半圈。小满早上七点五十到的，桌子是她自己摆的，脉枕她用手心捂了一会儿才摆正——手腕一落上去手是凉的，她知道，第一号就凉手不行。
　　布场是七点二十开始的。椅子是从三楼搬下来的，搬的人有五六个，一趟八个，来回三趟。椅子靠墙码成两排，码得不齐，前头一排高了半寸，他叫人重新码了一遍，码完拿膝盖顶着靠背，一排一排往后推，推成一条线。长桌是折叠的，四条腿，展开以后两条腿没有插到底，桌面晃了一下，他从车上取了一小片硬纸垫在腿窝里，垫完再按，桌不晃了。桌腿底下还垫着两块纸板，纸板是新的。桌上一只脉枕——木头底座，皮面，里头填的是棉花，按下去回得慢。登记簿是新的，封面还硬。他把两支笔摆在簿子右边，笔尖都朝同一个方向；一盒一次性手套拆了封，抽出一双摆在桌沿，盒子搁在桌腿边上，方便够着。桌角贴了一张标签，标签上是学科名称和摊位号。
　　一天两百个。前一百个她还记得清。第一个是个五十八岁的男人，说自己没病，血压是社区发的药箱里那张纸上的，她还是让他坐了三分钟，指头搭上去，念了一遍：脉不数，量。第九个是个抱孩子的年轻妈妈，孩子夜里咳了一个多月，她问了几句，让人家去儿科排队；人家走了两步又回头，问她能不能先给开点止咳的，她说不能。第十一个是位老太太，进门就说她这个病看了三年，家里买了个什么仪器也能量；老太太把机器从布包里掏出来的时候差点磕着桌角，小满伸手接住了，替她把手腕扶平。她说：姐，这个机器量的是您自己说的那个数，我要摸的是另一个数。老太太愣了一下，把机器收回去，重新坐回去的时候坐得端正了些。下午的号更沉：有一个是拿化验单来的，指标她看不明白，看了三行就把单子推回去，说这个我不敢看，您回医院让开单的大夫给您讲；还有一个小伙子，进来就问“大夫我是不是要开药”，她说不一定，他就问“那我白来了”，她说：您排了两个钟头，您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也不踏实。
　　一号到三十几号，中间她几乎没有坐下。手套一副一副换，一上午换了六副，脱下来的那几副摊在桌腿上，她数过，指头那一面朝上的有三副。中午的时候人多起来，队从活动中心门口排出去，沿着墙拐了个弯排到车棚底下。带队的老师在她后头站着，看她写得慢，说：写不完就慢点，别涂。她抬头说：我不涂。他就走了，临走又回头看了一眼，说：下午别硬撑。她说：撑得住。她把上午那一段翻回去数了一遍，数到三十七。中间有两个号没来，来的时候说了对不起，她说：坐下。她把这两号挪到下午，又把上午最后一号用铅笔在旁边点了个点。她那支笔写了半个钟头就不出墨了，从笔筒里换了一支，换下来的那支笔帽拧紧，笔帽上有一圈牙印——不是她的。
　　上午那三十几个号她是照着草稿上的一列记的。草稿是她自己裁的硬纸板，垫在登记簿底下，纸板上隔三寸画一道竖线。记一个号画一道，画到第三十几道纸板就满了，她把纸板翻过来，在背面接着画。她画的不是号，是量过几样：三样都量过的画三个点，量了两样的画两个点，只量了一样的画一个点。翻回一号再看的时候，那一列点从上到下是三、三、三、二、三、二、三、三、二、二、三、二、三、二、二、三——三样都量过的有十一个，另外那些都差着一样。差一样的那几个她心里有数，是午前人多的时候那一阵。中午她把纸板抽出来给带队的老师看了一眼，老师没有说话，只把纸板还给她。她把它重新垫回簿子底下，垫的时候纸板的一角顶住了簿子，她拿手指头把那个角压平，压平以后一上午都没有再翘起来。
　　两点以后她手指头开始发麻，不是饿的，是搭了太多回脉，指腹那三个点上起了一层薄茧，压得发木，虎口那儿也发紧。中间还夹着几号难办的：有个老太太坐着不肯伸手，说自己怕冷，要戴手套；有个小伙子手里攥着一沓化验单，翻了三遍也翻不出该看哪一张，她伸手接过来，替他按日期排了一遍，排完说：您下回把日期用笔圈上，圈出来，医生一眼就看见。还有一个，是替父亲来的，父亲在厂里上夜班来不了，她问了两句家里几个人吃这个药、吃了多久，把话一句一句记进本子，记完念回去给人家听。带队的老师看了她一眼，说：小满，你去歇十分钟。她说不用。他说：去。她就去了。
　　一个下午她换了三副手套。戴手套之前她先在裤子上把手按一按，按完把指头一根一根掰开，掰的时候听见关节里响了一声。搭脉的时候她的指腹要往下压半分，压完那三个点就发木，木到后来连笔都捏不住，笔是夹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夹住的。桌上的水喝了三杯，都是纸杯，一次性的，杯底泡软了就不能再端。第四十几个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坐下不肯伸手，说自己怕冷，要戴手套——她把手套递过去，老太太戴上戴不上，说太紧。她说：那就先捂一会儿。她让老太太把手搁在她的手背上捂，捂了大概一分钟，老太太把手缩回去，还是不伸。她说：不伸也行，我说话你听着。她把那三样念了一遍，念得慢，念完问一句：记住了没有。
　　休息那十分钟她坐在活动中心后门那两级台阶上，太阳正好照到腿上，暖的。她给家里打电话，响了两声眠眠就接了，背景里是医院走廊的说话声，还有推车轱辘碾过地砖的声音。她妈那头很吵，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说：妈，我今天摸脉摸得手指头都木了。一天两百个。她妈说：多少。下午了，一百二十。她说：妈，这两百个人里有六成是白来的，挂个号就为一句“我没病”。她妈在那头静了两秒，说：你要是一句“你没病”都不敢说，你今天这二百个就白看了；你要说了，你就得负责把话说明白。她说她知道了。她妈又说：你爸刚才在旁边问了一句，问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她说他算什么日子。她说：不算，他那年是九月九。她说：那你叫他别等了。她笑了一下，说：妈，我九点半收摊。她妈说：把剩下的手泡一泡，热水，别拿凉水冲。挂了电话她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按了按，指头还麻，从指尖一直麻到第三个关节。
　　活动中心后门是一扇铁门，门上没有玻璃，门外两级台阶，水泥的，边上长了草，草已经黄了。太阳照到她的腿上，从膝盖往下是暖的，膝盖以上还留着屋里的凉。她坐着把两只手摊开来看：十个指头，指腹那三个点起了一层薄茧，茧是薄的一层，捏的时候有点疼，虎口那儿发紧。她挂完电话没有立刻起来，把保温杯的盖拧开看了一眼里头，水是早上灌的，早凉了，又把盖拧回去。屋里的声音从铁门缝里漏出来，是登记簿翻页的声音。那三分钟里她想的是那六成白来的人：挂号要钱，排两个钟头，为的是听一句我没病。这句话本身不假，可是不该由一个号都不挂的人来告诉他们。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有一片阴影，阴影边上堆着一摞折叠椅，十一把。
　　收摊是六点四十。天已经擦黑，活动中心门口的灯亮起来，队伍还剩七八个。她洗了手，坐回去，把脉枕上的灰扑掉，扑完把脉枕往怀里抱了抱——不是冷的，是她自己的手终于不凉了。叫号的是社区的一个大姐，扯着嗓子喊：一百九十九号。一百九十九号过了。她坐直，等着最后那一个。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患者。进来的人手里捏着一张号条，走到桌前把号条递过来，说：最后这个。她说：您是几号。她低头看，条子上的号是二百。她把条子接过来，捏在指头间翻过来看——条子上的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沈满。科室那一栏也是她自己填的，填的是内科，字是她自己的笔迹，昨天上午号快发完的时候她顺手给自己写了一个，排在最后，想着收摊前让带教老师给她搭一把脉——这一年她伏在书桌前的时间太长，指尖是凉的，凉了大半个秋天。她忘了把这张条子销掉。
　　收摊的次序她到这活动中心第一回就定下了：登记簿按号数好，上午的、下午的分开夹，两张夹在一起，夹子夹在簿子的边上。剩下的药收回盒里，盒口封胶带，胶带是撕的，撕成一段一段。一次性手套那盒还剩十来副，她倒进一个空袋里，袋口系上。最后把椅子码回原处，两排，靠墙，码完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看完把灯关了两盏，留门口那一盏。她把桌面擦了一遍，抹布是洗过拧干的，擦完桌上没有印子，只留下一点木头的味道。码椅子的那几个人里有带队的那位老师，他码得最快，码完蹲下去看了一眼前排的间距，隔着一把椅子比了比，觉得窄了半寸，又拉开一点。
　　十月底她才把琴搬进那间出租屋。房子在京郊，一条老街的第三个巷口，一室半，月租一千二，房东是个话少的老太太，签合同的时候只问了她一句：一个人住？她说：一个人。老太太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说：那你别嫌我这儿冷，热水器在阳台，洗澡得等八分钟。楼是六层老楼，没有电梯，楼道里那盏灯是声控的，人一上楼就得咳一声，灯才亮；等她上到五楼再回头看，灯已经黑了，下来的路上是一级一级数着的。窗户朝北，正对着一排晾衣杆，晾衣杆上常年挂着邻居的花床单，风一过床单鼓起来，影子就在她墙上晃。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厨房是半间，灶台上落了一层陈年的油亮。她挑靠窗那面墙摆床，床脚垫了三本书，床垫才不晃；桌子从窗边挪到门边，从门口一进屋先看见桌子，屋里就有了规矩——她后来管这个叫“进门先坐下”。
　　排晾衣杆，晾衣杆上常年挂着邻居的花床单，风一过床单鼓起来，影子就在她墙上晃。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厨房是半间，灶台上落了一层陈年的油亮。她挑靠窗那面墙摆床，床脚垫了三本书，床垫才不晃；桌子从窗边挪到门边，从门口一进屋先看见桌子，屋里就有了规矩——她后来管这个叫“进门先坐下”
　　工作是她自己争来的。学校在县城边上，一所完小，缺一个教音乐的，校长见她简历上写着钢琴四级，问她一句：我们这儿没有琴房。她说：我自己带。校长愣了愣，说：那你要先跟孩子家长说清。她说：我会说。她上午第一节是早读前那二十分钟，琴在音乐教室里，教室里那台旧立式琴有一个键抬起来两毫米，她垫了一张硬纸片垫了三天；下午两节音乐课，一节在高年级，一节在低年级，低年级那节她讲得慢，一句教两遍。第一个月发下来的钱她算了三遍：房租、水电、公交来回、饭、谱子、琴弦——琴弦那一项她空着，因为要等到十一月才买得起。她把工资单折成四折夹进那个帆布包里，包是她上大学时用的，肩带断过一次，自己缝的。开学头一个月她给家里打电话不敢打太勤，一个礼拜一次，说多了怕人听出那边冷。有一回母亲在电话里问她：你一个人，晚上几点睡。她说：十点半。母亲说：十点半。她说：不算晚，家里那台琴十点还得关。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几秒，说：那不一样——家里那台琴关了，屋里还有个响的东西；你那儿关了，屋里什么都没有。她说：我有闹钟。
　　那台琴中间有两个键走音，走的是三和七。这两个键她头一个月没有动，也没有找人去调；她说这两键要是准了，反倒不是这一台了。每天早上到了她先按一遍，按的时候指头落在键面上不砸，砸出来的音是闷的，闷的音弹不成调。按完她心里有了一本账，哪一天比哪一天松，她自己知道。低年级那班上共有十九个人，坐着的只有十六个——那三个在乡里，天冷就不来，下雪更不来。她不点名，点到名答应的少了三个她就不往下点，改成把要教的那一句先唱一遍，唱完再弹。低年级的那班孩子的手还短，够不到八度，她把曲子里的八度挪成六度挪了三处，挪完在谱子上用铅笔画了小圈。第一个月她收到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纸，纸上是那三个孩子中间一个的名字，问的是能不能补。她当天晚上回了信。
　　家里汇过两回钱，一回是母亲，一回是父亲；她都退回去了一大半，退回去的那一栏附言她写的是：够，甭汇。她没有跟家里说租房的事，是母亲在电话里问出来的——问的是“你住的那个屋有暖气没有”，她老老实实答了没有，母亲在那边静了几秒，说：那开春我给你寄一床电热毯。隔了两天毯子就到了，寄的是旧的，蓝色，边上有一道补丁，补丁是母亲自己缝的，针脚很密。毯子铺上以后，那条一尺二的空当还空着，毯子的角压不下去，她拿了一只旧鞋垫塞在底下，鼓出来一小块，琴还没搬进来她就这么将就着。
　　琴搬不进来这件事她量过三遍。门框净宽七十一公分，琴身最窄处八十三公分；门框上头那截老式的木料轨道高四公分，拆不掉，房东也不许拆；把琴腿卸了也过不去，琴身是一整块壳，拆开就不是琴了。她在楼道里和屋里来回走了六趟，最后蹲下去看窗——老房子的窗台是砌出来一头的那种，窗台外沿到窗那面墙之间，留着一尺二的一条空当，从前大概是放过暖水瓶、放过煤炉的地方，那条空当被房东拿来堆了一摞旧报纸。她把报纸抱到地上，量了量那条缝：竖着立琴，宽绰有余。
　　她用的是一把软尺，软尺是缝衣服的那种，尺头那块是铁的，铁的那头磨得发亮。第一次量门框是九月里，量完她在本子上记了一行：门七十一，琴八十三。第二次量是十月中，量完那一行底下添了一句：差十二。第三次量在十月底，量完她坐在门槛上，把尺收起来，坐在那儿没有动。她后来又量了两样东西：屋门到窗台的距离，一丈一；窗台外沿到墙之间的距离，一尺二。这两个数她量了三遍，量出来的一样。那一尺二的缝里有灰，灰厚的地方能捏起一小撮，捏起来是灰白的，落地就散。窗户她推开过三回，第一回窗框卡住，第二回插销掉了，第三回才推到底。楼下的车声从早上五点起就有，夜里两点还有一趟。她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记在同一页。
　　她挑了一个星期天搬琴。搬琴要两个人——她叫了同屋的女孩子，那女孩在餐馆打工，休礼拜。两个人蹲在楼道里商量了半个钟头：门进不去，得从阳台那头抬。那扇阳台门是外推的，阳台窄，一尺半，两个人站不直。琴从栏杆外头吊下去一层，再从一楼的花坛边上抬进来。绳子用的是父亲从前教她的那种绳结，打了三个死扣，扣死以后她拿手拽了两回，拽不动才敢上肩。琴身横着过阳台，琴盖朝上，一路走一路得有人喊“低一点”“往左半寸”，喊了三回就把两个人的嗓子喊哑了。琴落到楼下的车板上，响了一声，是木壳碰铁板的那种响，闷的，落下去了就没了。她重新上楼，把它竖着推进那条缝里——推进去一寸停一停，怕碰了里头的墙皮。推进到底，她把琴放平，琴盖一掀，那条一尺二的口子上头，正好成了一块台面。她当晚上就在这块台面上摊开了谱。谱子摊在上头不用举着了——从前在家她练琴，谱架是三脚的，架在凳子后头，谱子一页一页翻，翻一页要腾一次手；现在这块台面比她家的谱架宽，两页摊得下，翻页用手背蹭一下就行。
　　星期天上午她先去看了那个花坛，花坛是楼下的，砖砌的，围着一圈冬青，坛里种着几棵没名的草。她跟房东说了，房东说：你们搬，我不管，你们搬完把门给我关好。两个人先到楼下把三轮叫来，三轮是那女孩的表哥的，表哥不肯上楼，只在楼下等着等货。琴从栏杆外头吊下去一层，吊的时候绳子在栏杆上蹭了两下，蹭掉一点锈，锈落在花坛的冬青叶上，落了一小片红。绳子打的是父亲从前教她的那种绳结，三个死扣，扣死以后她拿手拽了两回，拽不动才敢上肩。上肩以前她跟那女孩对了一遍路线：从阳台门出去，横着过阳台，喊“低一点”“往左半寸”。第一回喊了三回，两个人的嗓子就哑了。
　　七点半，她给眠眠发了一条消息，就一句话：妈，我把琴立在窗台和墙中间了。发完她去楼下打了一壶热水，回来把两只杯子烫了一遍——室友那个还没有，她还是烫了。热水壶搁在窗台上，正对着那台琴，壶嘴离琴盖不到一寸，热气往上走，走到琴盖上散了。她后来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照片里只看得见半扇窗、那条一尺二的缝、竖在那儿的琴的一角，和窗台上那把冒着热气的铁壶。照片发出去两分钟，眠眠回了四个字：晚上别冻着。
　　十一月十号上午九点，医院集团那间大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六家申报单位，长桌中间摆着评分表，一共四栏，每一栏后头跟着扣分项，一项一条，印在纸的背面。主持人原定是审计那边的一个人，临到前一天晚上换了人——换成了江照。换人的理由很简单：这张评分表是她拟的，四栏、扣分项、回避声明、廉洁承诺书，四样东西是她一个人熬了三个通宵熬出来的，别人拿着念，念出来的都是别人的话。通知是昨晚十一点发的，发完她在家门口站了两分钟才上楼。囡囡今天由爸爸送到集团楼下那间休息室，早上七点二十送到，她七点五十到岗——到岗的时候囡囡已经把沙发上的靠垫摆成了一个方块，正坐在方块旁边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看得很认真，看到电梯响也没有抬头。江照蹲下来跟她交代：妈妈十点来接你。她问：十点是几点。她说：十点十分以前。她把这句话记住了，记在第四十一页的空白处，还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一道很短的横线，画完又拿手指头蹭了蹭，蹭不掉。
　　会议室在十六楼东头，进门要刷一张卡，卡是临时发的，卡面上记着名字和日期，日期记的是当天。她来得早，会议室还没有开灯，她先开了灯——顶上是两排灯管，一排八盏，她只开了靠门那一排。开完灯她把桌子摆开，长桌拼成一张，中间留出三十公分的一道缝，缝下头走线。评分表一共印了六十份，一份一份码好，码在桌当中，最上头一份翻着，翻开的那一页是四栏的表头。桌签用打印纸剪的，一张一张剪开，剪完用圆珠笔填名字，填完倒过来朝外摆好。摆完她退到门口看了一眼：座位二十六个，桌签二十六个，一张不落。那间休息室的钥匙在她手里，休息室是隔壁一间，有沙发、茶几、一台饮水机，囡囡七点二十送到，送到的时候沙发上的靠垫还摊着，没有摆。
　　那一场评审她一共说了九句话。第一句是开场；第二句是宣布规则；第三句是请六家上会的单位按顺序陈述；第四句是提醒陈述不许念稿，念稿的从头讲起；第五句是有人递条子，她当场把那条子念了出来，念完说：这一条我记下了，递条子的人自己知道是谁。第六句是一家申报单位往桌边推了两箱水果，她让人抬出去，抬回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一项我不记，我只记一次。第七句和第八句是两个单位在陈述里把同一个数据说了两遍，她只说了一句：这个数从哪儿来，请两位当场对一次。第九句是散会前那句。她说：今天评的是材料，不是人；材料上写不清楚的，请今天之内书面写清楚，不必等到明年。屋里二十几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人插话。她自己定的钟，两点半动手收材料，比预定早了四十分钟。
　　九句话之外，她做了三件没有说出口的事。头一件：她把回避声明和廉洁承诺书分开摞，摞在每个人的位置前头，摞完挨个看了一眼，看谁拿了、谁没拿。头一件之二：她起身把两箱水果抬出去的时候，屋里二十几个人都看着她抬，抬的人是她自己叫来的两个同事，她只说了两个字：出去。抬回来的时候箱子放在门外边，屋里没有再提，那两箱后来原样放在门外的走廊上，没有人去提。第三件：那条递上来的条子她念完当场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记在本子的哪一页她没有给人看，本子那一页夹着一张书签，书签是她自己剪的，剪的是一个歪的方框。她散会以后翻到那一页又看了一遍，看完把本子合上，夹进了那只帆布包的最里层。她把评审表按单位码好，码完数了一遍，二十六份。
　　会开到下午三点。中间她只出去过一趟——十一点二十，出去接了个电话，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说了不到三分钟，回来坐下，接着听下一家的陈述。那三分钟里她把评分表上第六栏那一行又看了一遍，看完在纸上添了两个字，没有署名添在哪里。她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抬头，屋里二十几个人都在低头翻材料；她坐下以后先把刚才那三分钟里想明白的一件事压住，接着往下听。散场以后她收文件，一份一份按顺序码好，附件、承诺书、评分表，各自归进三个牛皮纸袋，封口处用棉线绕两圈，打一个平结。这套动作她三年前做起，做得又快又干净。封到第四个的时候她的手停了：那个封口的平结她打了两遍才打上。她把文件袋放下，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三只袋子看了大概半分钟——她上一次坐在这把椅子上主持，是三年前，也是这样三只袋子，也是这样一个平结她打了两遍；打了两遍是因为封口的棉线起毛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她自己心里清楚。她站起来把三只袋子拎到门口，交给等在外头的同事，转身往电梯走。下到一楼的时候她在电梯口给顾屿川打电话，说：我下来晚了。他问：几点散。她说：三点。他说：我在楼下。她说：不用你接，我十分钟就到。他在那头停了两秒，说：那我在车里等你。挂了电话她站在电梯口那半分钟里没有动——她想起三天前晚上在饭桌上她跟他说过的那句：这一年你替我接了十一回孩子。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说完还加了一句“我们家那位比我会哄人”；今天第十一回，来接人的还是他。她也想起囡囡在电话里背过的那一句“妈妈下次早点来”，想起自己当时“嗯”了一声，那一声“嗯”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她把手机装回包里，走进了电梯。
　　散场以后她收文件，一份一份按顺序码好：附件、承诺书、评分表，各自归进三个牛皮纸袋。牛皮纸袋是她前一天从库房领的，袋口有一道能捏住的小边，捏住以后用棉线绕两圈，绕的时候两根线要并着走，并着走线才不歪。棉线是从针线筐里拿的，筐里有一卷白的、一卷黑的，她拿的是白的。她封第一个袋子用了不到一分钟。第一遍打完那个平结，她没有掖线头，看了一眼，解开；第二遍打完才把线头掖进去。掖完她把整只袋子提起来看了看，看完放下。她把文件袋放下，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三只袋子看了大概半分钟。她上一次坐在这把椅子上主持，也是三只袋子，也是一个平结打了两遍。
　　那三个钟头里也有别的事。中间有一家的代表追出来，追到走廊尽头，不是问评分，是问能不能把落下的附件第二天补。他说别的都不要紧，就是有一张盖章的漏了。他说的时候手里捏着那只牛皮纸袋，袋口的棉线还没有绕。她站在走廊尽头听完，说：盖章的那一张按规矩收，不收补的；漏掉的那一张记在表里，表里没有的就不算数。代表站了一会儿，说：那我回去重打。她说：重打也寄不到今天。那人走了以后，她在窗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张纸——那上头只有她自己的字，写得很稳，看不出抖。她把纸对折，塞进包的外层那一格，塞完才回屋。回屋的时候前排有两个人在低声说话，见她进来就停了；她坐下以后把那半句没说完的话在心里搁着，搁到散会也没有问。
　　电梯从十六楼下来，走了两分十几秒。门开的时候囡囡先冲出来，书包背在自己身上——《十万个为什么》抱在胸前，第四十一页上那道铅笔画的短横线还留在那儿。江照伸手要接书包，孩子往后退了半步，说：我自己背。她弯腰下去，把孩子毛衣领子里翻出来的一小截标签塞回去，又把她额前的碎发往耳后拢了拢，拢完才直起身。走廊里的地砖有一道缝，缝里嵌着灰，囡囡牵着妈妈的手，走了三步忽然停下来，低头看那道缝，看完说：这个缝里从前没有。她没有接这句，只把孩子往身边带了半步，两个人往大门走。走出大厅以后日头正好斜到台阶底下，一排栏杆的影子印在水泥上，隔一道是一道。电梯还没完全合上，两个人在里头，囡囡忽然抬起头看她。电梯往下走，数字一格一格跳，从十六跳到十二，从十二跳到九。
　　“妈妈下次早点来。”
　　十一月十八号下午三点，那支基金的第一笔大额要签字。签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屋里四个人：他自己、财务的两位、一位从县里连夜赶来的院长。桌上摊着三样东西：一份投资建议书，厚，二十六页；一份补充协议，薄，四页；还有一样是那家县医院自己报的一张草图，草图是手画的，铅笔，纸边毛着，上头圈了旧楼的西南角，画了一个很小的方块，旁边注着一行字：此屋为原内科病房，现空置。数目那一栏财务核过三遍，谁也没有再问；这一笔不是第一笔——前头那几笔是往人身上投的：送出去的年轻医生在县医院轮转一年，学费、住宿、生活全端，回来不回来不硬留；这一笔不一样，这一笔投的是砖瓦、玻璃和一台机器。江照那一摞文件这回改了三遍，改的还是那三样：谁签字、谁承担、谁兜底。第三遍她加了一条退出机制，钱可以停，人不能赶。签完她把笔帽拧上，说：你手上要落的那一笔，是这个数。院长坐在对面，手上一层老皮，指甲缝里洗不掉药水的那种蓝，一直没说话；他说到一半才插了一句：旧楼西南角那间屋子，是我们县里唯一一间能上机器的。
　　数目那一栏他们核了三遍。第一遍核的是加项，第二遍核的是减项，第三遍核的是名目之间的归属——争议都出在归属上：玻璃算材料还是算安装，机器的调试算不算在安装里头。出争议的是两位财务，他们把两份纸并排摆开摆了一个钟头，摆在桌上的是同一份建议书的两个页码，一处列在第十九页，一处列在第二十二页。核到后来没有改动任何一个数字，改的是名称：原来写的是设备安装，核完改成设备安装与调试，多出来的字在纸上占掉小半行。他一直没有插话，插到第三遍核完才开口，问的是一句：那半年里，那份表上有没有写这一项。两个人翻了半天，翻出来的那一行写的是旧房加固与检修。他看了一眼，说：那就照那一行写，不新添名目。写完他把那一页推回去，推回去以后手指在页边停了一下才收回来。
　　地点在基金办公室隔壁的那间小屋，三张长桌拼成的会议桌，桌面上铺了一块深色的桌布，桌布压着四个角。文件按顺序摆在每个人面前：建议书一份，补充协议一份，那张草图单独放在中间，草图底下垫着一张白纸，白纸上记着日期。财务的两位坐一边，一位主任，一位出纳；院长坐他对面，院长的外套搭在椅背上，袖口磨得发亮。他自己坐在主位，主位那张椅子的扶手有两处掉漆，掉漆的地方露出木头本色。他坐下以后先把眼镜摘了，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擦完不戴，放在文件上。他不用戴也能看清那几行数字，那几行他昨天夜里看过三遍。屋里没有开顶灯，只开了桌上那两盏台灯，台灯是黄铜的，灯罩歪着一只。窗子关着，窗外能看见对面楼外头那根排水管。
　　他把笔拿起来，笔尖在纸上悬了一息。那一息里他想起的不是数字，是一件很远的旧事：十九岁那年冬天，父亲出门进修半年，家里没有添过一件东西，母亲把一罐猪油分成十小碗，每顿挖一点，用完了再买，买回来再分；半年以后父亲回来，瘦了十斤，带回来一本手抄的册子，册子封皮上写着那家县医院的名字，父亲把它锁在书房最底下那一格，锁了二十年，锁到那一年老院子修房子才被人翻出来。那一年他十九岁，翻出那本册子的就是他。签字的那两只手，第一回是母亲替他数着数儿的，第二回是父亲把笔递到他手边——他二十六岁那年基金刚起步，第一笔钱是父亲把那支笔放在他手边的，放下来说了一句：你自己写，写完别给人看。他抬头，屋里三个人都在等他。他说：没什么。他落了笔。财务那位提醒他，说：日期写今天还是写项目立项那天。他说：写今天。
　　第二次是他二十六岁，基金刚起步，起步的钱是三万。第一笔钱落笔那天父亲来了，坐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把那支笔放在他手边——不是递，是放，放在纸的右边，笔尖朝着他。放下来说了一句：你自己写，写完别给人看。他落完笔把笔搁下，父亲站起来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三行字，看完什么也没说，出门走了。那三行字他留到今天，谁也没给看过。今天屋里三个人都在等他落笔——他今天落笔之前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完把笔尖在墨上顿了一下。院长坐在对面，手上一层老皮，指甲缝里洗不掉药水的那种蓝，从进门到现在没说过三句话。财务那位在表格边上按了一下，说：您看一遍再落。他说：我看过了。她说：那就落。
　　那本手抄的册子他抱在怀里抱了半个钟头。封皮是牛皮纸的，四边拿棉线订过，线订得歪；翻开来的头一页记的不是病，是日子——哪天到哪个科，哪天上门诊，哪天值夜，哪天歇，上头排得整整齐齐，一行一日。翻到中间有一页缺了个角，缺的地方拿浆糊补过，补的浆糊已经黄了，黄得比纸还深。册子最末一页记的不是日期，是一句话，那句话的字比前头都大，写完拿笔在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横线压过了行间的那道格。他看到那一页的时候屋顶上有人走，碎瓦往下掉渣，掉在他肩上他没有动。他把册子合上，端到书房最底下那一格跟前。那一格上头压着两本账簿，账簿取出来的时候带下来一层灰，灰底下就是那个黄铜挂锁；锁是锁着的，钥匙他自己带着，挂在贴身的口袋里，那年他够不着，是父亲解下来递过去的。
　　从那家县医院到沈园的旧城门口一个多小时，路上有两段是修路。他没有让车往医院正门绕，让停在了斜对面那条卖早点的巷子口——巷口往东能看见医院的旧楼。三层，米黄色的外墙贴到二层，三层的窗子后来换过，一排白框；楼前的水泥坪上停着两辆救护车，车身上印的字掉了一半。二层最东头那间窗子底下有一排铁栏杆，栏杆锈得起了皮，锈皮一片一片往下掉，掉在窗台上，落成一小堆。他站在巷口看了很久，久到卖早点的摊子开始收，摊主把塑料凳一个一个往回摞，摞完骑三轮走了，巷口空下来。他没有过马路。他小时候来过一回，是跟着父亲来的，那年他七岁，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从这扇窗子底下数玻璃——一格一格数，数到一半父亲把车停下来说：别数了，玻璃不值钱。那天父亲在楼下站着抽了半支烟，烟抽完把烟头在墙上按灭了，按完就带着他走了，一句关于这楼的话也没有说。
　　巷子里安静下来才听得出两样声音：一是坡上救护车回来时那种细细的刹车，二是从医院那排树上落下来的叶子被风推着走。水泥坪上那两辆救护车有一辆是新的，新的那辆比旧的那辆矮一头，车厢门上的漆是整块的；旧的那辆门上有过一道横补漆，补得不大方，漆边上起了泡。他没有打算过马路。他把外套的领子立起一半，又放下去——立起来显得刻意，放下去脖子又灌风。手机在裤兜里响了一次，是他自己的号码打进来的，他按了，没有接。巷子里没有别人。他站着，把视线从三楼那排白框一扇一扇看过去，看到最后那一扇关着的，没有多停。他从巷口退回来的时候退到电线杆那儿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里头那盏路灯——灯杆底下一圈皮，剥开的地方能看见里头的水泥。看完他转身往坡上走。
　　从市里到那家县医院一个多小时。路上一段是四车道，一段是两车道，中间两段在修路，修路那段绕行，走的是老国道，车少，路边有一排杨树，树皮是白的。他坐在后座，车窗降下来一半，风从窗缝里进来，把窗台上那份文件的边角吹起来一次，他伸手按住。司机是跟了他八年的，问了一句：那边留多久。他说：不用等，你在附近找个地方停。他说：那我就在车里等。他说：随你。车过一个收费站，栏杆抬起来的时候有一声响。这一路上他说的话只有三句，另外两句是路上有一辆拉砖的三轮车逆着走，他按了一声喇叭，那辆三轮车靠边停了。后座上摊着那份文件的另一份，是复印件，复印件的页码比正本多两页。
　　这三层的旧楼从根上就旧，可它没有塌。当年一层的门厅是水磨石的，被踩得发亮；楼梯扶手被手磨出一层浆；栏杆底下的墙根有一小片深色，是每年雨季洇上来的那道水痕。这些他不是亲眼看的——他是从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纸是父亲进修时的登记表，父亲填完交上去，档案存着，他十九岁那年翻过：一张A4的表格，姓名、年龄、单位、进修科室、起止年月，进修科室那一栏写着四个字——内科门诊。起止那一栏他当年没看懂，只记得父亲填的是整整半年。二十六年了。这些东西在巷口那半张报纸上摊不开，可它们一样一样对得上，对得上这栋楼上每一处磨。他站着，把这栋楼从下往上看了一遍，又从上往下看了一遍。回程路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他两眼，也没有敢问。走到市郊那个路口他忽然让车掉头，绕去了城南的旧货市场——他记起那台旧血压计还压在基金办公室的柜子底下，玻璃管裂了一道，用胶布缠着，是他父亲从进修地一路背回来的。
　　他站着的时候在心里把那半年拆成了天数。半年是一百八十几天，一百八十几天分到那栋楼里去，摊在门厅、楼梯、走廊和那几间屋子上，一天上下几个来回，他算不出来；能算出来的只有那四个字。他把这四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完抬头看了一眼二层最东头那扇窗子——那扇窗子里头是不是父亲当年走过的那一间，从楼下看不出来。他数了数这栋楼临街这一面的窗子：一层六扇，三层一共十八扇。数到第九扇的时候有一扇玻璃上贴着红纸，红纸褪成了粉，贴的位置偏上，是给灶眼还是给牌子的？他在下头仰着头看了一会儿，看不出是什么，就没有再看下去。他把手从大衣口袋里抽出来一只，摸了摸车钥匙，钥匙是凉的，摸完又放回去。
　　那张纸是父亲进修时的登记表，一式两联，父亲填的是上联。纸是带格的表格纸，格线是浅蓝的，印在纸上，压过塑。姓名、年龄、单位、进修科室、起止年月，一栏一栏往下排。姓名那一栏的字他认得，跟灶房墙上挂的那张一个手；年龄那一栏填着，数字被复印的墨压得发虚，看不清是三十几还是四十几；单位那一栏记的是县医院；进修科室那一栏写着四个字：内科门诊，四个字都比别处重，最后一个“诊”字的末笔拖出去一截。起止年月那一栏他当年没看懂，只记得父亲填的是整整半年。他十九岁那年翻出这张纸，是从书房的旧纸箱里翻的，箱底压着几本没用的账簿。
　　回来的路上他让车又绕去了那家县医院。这一趟他没有停在对面看。他把车停在住院部后头那条土坡上，走进去，穿过门厅——门厅地上的水磨石被踩得发亮，亮得能照见门框的下沿；楼梯扶手被手磨出一层浆，磨的位置都在一尺三到一尺六之间，那是人的手平常搭上去的高度；楼梯拐角的墙上有一块深一点的印子，是几十年挂水牌挂出来的，印子一层压一层，最底下一层已经看不清了。他在那个拐角站住了，抬手在那块印子上按了一下，印子是凉的；再往上按，按到能按着一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层，印子是温的。他没有在楼里多待，下楼的时候走得比上来快。
　　上到二层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不是歇，是听。楼梯间有一扇小窗，窗玻璃上贴着一张纸，纸边卷着，风从缝里进来把纸掀一下。他伸手把那张纸按住，按完才接着上。三层的走廊比下面窄，两边的门都关着，门上没有牌，只有门框上钉着一小块木牌，木牌上的字被漆盖过一遍，盖得不全，露出来的是笔画的一半。他一间一间走过去，走到第七间门口停了；这间门底下那道缝里透出灯光，是屋里有人在，灯是台灯，光照在门缝里只有一线。他没有敲，也没有站下去，把脚挪开半步，往回走。下楼的时候他一级一级地走，走得慢；他这一趟已经把该看的都看完了。出了门厅他没有再看地上那一片亮，直接走了出去。
　　楼外的日头已经斜了，斜到二层最东头那扇窗子底下。他在楼前的水泥坪上站了一会儿，把那排锈栏杆又看了一遍，才转身回车上。这栋楼不是名单上的一行字，不是建议书第二十六页上那个带括号的金额；它是他父亲当年进修过的地方。
　　十一月二十号是这个培训的第一站。培训是县里排的，走八个县，每县一天，对象是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室的大夫，一共排了十四场。头一场排在县城西边那家医院的会议室——借的，桌子是从行政楼搬来的，玻璃杯是借的，连桌签都是临时用打印纸剪的，一张一张摆开，写上名字，倒过来朝外摆好，为的是让来的人一进门就知道自己叫什么。通知是十月底发下去的，报名表交上来七张，七个名字，她一个一个核过，核完让胡晓棠那边跟本院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不是催，是问一句：您那边还有什么人该来，名字给我，加上。她提前一天到，晚上又去看了一回会场，把窗户关严，又留了一条缝：留缝是因为她说屋里闷了人犯困，缝开一点点，风进来是斜的，能把最靠墙那排人吹醒。
　　定下来是十月二十八。定下来的第二天她把十四场分成两段排：前七场排在月底，后七场排在半个月以后；两段中间空出七天，空这七天的缘故她跟县里说了一次——前一段回来要把听到的收一收，收完再排后一段，才不至于把同一套话讲两遍。她自己这一格上还添了一样：每场留出一张纸，纸上只有一列格子，谁来了就在上头记一笔，记的是名字和坐了几个钟头。这十四张纸她提前裁好，裁成一样大小，压在讲义底下。裁到第九张的时候刀口钝了一下，那一下在边上留了一个小豁口；她把这一张换了一张重裁，裁完把豁口那一张也留着，没有扔。夜里她把十四个县的名字又抄了一遍，抄在讲义的封皮上，抄完对着台历核了一遍，核完把台历上十四场那一行圈起来。
　　会场的钥匙是前天拿到的。钥匙交给她的时候交代了一句，让她自己先去开一回；开那一回她要记住三件事：门轴松不松，电灯开关在门里还是门外，风从哪一头灌。门轴是松的，开到一半要用手托一下；开关在门里，这个她记住了，是因为那间屋子上一回用的时候开关装反过；风从楼梯口那一头的窗子灌，窗子朝北。她把这三件事在心里过了一遍，第二天带了一叠纸条和一卷胶带过去。走的时候她没有关灯，把灯全开了，让屋里的气味散一夜——那间屋子空了一整个夏天，闷味最重的是墙角那一块。她走到楼梯口回身看了一眼，看见满屋子的椅子摆成两排，都正对着屋当中那条过道；只有最后一排那几把是冲里摆的。她记住了这个，第二天要先挪后头那几把。
　　十点整她站上去，会议室里三十六把椅子，一张人也没有。她站了大概半分钟，没有坐下，也没有转身去看后排，只把手里的稿子在桌沿上敲了两下，然后照常开口。她讲的是慢病随访里最笨的一套做法：三样东西必须当面量——血压、体重、吃药；一样东西必须写下来；一样东西必须当着病人的面念回去。她讲这一段的时候声音是平常的调子，不高不低，讲了大概二十分钟。她讲的时候眼睛是往台下扫的，扫见前两排空椅子上摆着三十几个空水杯，杯口朝下扣着，杯底一圈灰；她又往最后一排看，看见了。三个人，坐在最靠墙的那一排，头都低着。最左边那个在写字，在本子上写，写得很快；中间那个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攥得布都揪出了褶；最右边那个不写，只听，手搁在膝盖上，鞋是解放鞋，鞋帮上有泥，泥已经干成了壳。桌上摆的七张桌签，一张也没有被拿走——他们不是这屋里的人。她继续讲，讲的时候把语速放慢了一点，慢到每一个字都能被抄下来。
　　她讲第二样的时候，把手里那张纸翻过来给台下看——那张纸上印着一栏，栏里是一横一竖两格。她指着那两格说：写下来不是把数抄上去，是把两格都填满；只填一格的，这张纸等于没有填。台下有人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另一格是给病人自己看的，病人自己看的格子空着，他就当你没有量。讲这一段她换了三次站的地方，第一回站在桌后头，第二回走到台口，第三回索性从台口走下来，走到第一排跟前；下来的时候稿子还捏在手里，没有放下。她走到第一排的时候抬头看了看顶上的灯，灯是白的，照得她眯了一下眼，她眯眼的工夫底下静了。回到台口她把稿子翻过一页，翻页的时候她把手背在身后站了一息。
　　她到得比谁都早，六点五十。屋里没有开灯，她先把窗子都打开通了十分钟，通完把头一张桌签摆到第一排正中间，摆完退到门口看，看那张签摆得歪不歪。稿子她在家里理过一宿，理成一页一页，页边夹了四个夹子；夹上去的时候她把每一页的下角都对齐，对齐以后又抽出来重夹了一回——头一回夹偏了一页，她没有拆，只把那一页往下挪了半行，挪完才按上去。八点整她把十四张纸按县分开，一张一张塞在桌签底下，塞完把桌签摆回去，摆回去的时候每一张签都朝着门口那一面。挂表是旧的那种，铁壳的，秒针走到整点会轻轻一跳。八点四十她把稿子拿起来又放下，放下以后站在台口没有动。屋里还是空的，椅子还是凉的。
　　她讲完两个钟头。散场的时候她收讲稿，抬头，那三个人站了起来。中间那个把布包挪到另一只胳膊上，才开口。她说：老师，我们是隔壁县的，通知上写的是这一片，我们就过来了。她问：走了多远。那个说：二十来里，电动车骑过来的，骑到一半没电了，推回来的。她又问：什么时候到的。那个说：八点二十。她说：那么早。她说：早，来了两个钟头没人，我们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后头看见您在台上讲，就进来了，坐最后一排。她点头，没有说“我等了很久”那一类的话，只问：记了些什么。中间那个把本子递过来，递得很不好意思，说：记的不全，认字慢。她翻了两页，一页一页是她的原话，抄得歪，抄漏的地方她自己用铅笔在旁边补了个字。三个人里那个不写字的这时候也开了口，说的是她们那个镇——一个村医走了六年，一个镇三十一个村，六年里换了九个，走一个空一个。她说：我们不听这一回，回去没人给我们讲；我们听了，回去还能给我们村医讲两句。
　　她把本子还回去的时候，在封面的空白处写了三个字，写得很小：留着。写的时候中间那个一直看着，看完问这是什么意思。她说：留着往后用。中间那个把本子塞进布包，塞的时候用袖子把封面擦了擦——那只布包是她自己缝的，缝得歪，线脚一大一小。她又从布包侧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桌角上：一支笔，笔杆上的漆掉了一块，掉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白。她把笔往桌角上推了半寸，说：这个也留着，回去给村医用。三个人里没有写字的那个最后走；她走的时候把椅子推回原处，推回去以后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椅子，看完才出去。走的时候她顺手把那扇关了一路的窗关严了，关到最后一扇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关到底，留了一条缝。
　　送她们下楼她才知道车停在哪儿：一辆电动三轮停在住院部后头那条土坡上，车斗里搁着一台旧血压计，塑料壳裂了，用胶布缠着缠了三圈；车斗里还有一小捆挂面，是三个人凑的，说给你们吃。回程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一半。眠眠在车里把今天的笔记翻了一遍，在那一页最下头补了一行：报名七人，到场三人。她到家已经八点多——沈园的廊下那盏灯亮着，阿砚坐在门槛上，衬衫袖口照旧挽着两折，手里那杯茶已经凉透了。他问：今天来了多少人。她说：三个。他愣了一下，说：报名的是七个。她说：报名的是七个名字，来了三个是人。他没有再问下去，只把廊下另一张凳子往她那边推了半寸，说：坐。坐下以后他说：这三个人，你给她们一人寄一份讲义，寄的时候把名字写上，寄到村卫生室，别寄到家里——她们要拿给村医看，寄到家就压在柜子底下了。她说她今天夜里就写。他说：写完了再睡。她说：睡不着。他把凉茶往她手边推了推，说：那就把灯开着。她在那盏灯底下写到十一点半，写完封了三个信封，每个信封上写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址，地址都是村卫生室。她后来把这件事记在那本笔记的下一页上：十四场，头一场到了三个；下一个县还早，得先把这三个人的名字记住。
　　送她们下楼她才知道车停在哪儿：住院部后头那条土坡上，坡上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斗里搁着一台旧血压计，塑料壳裂了，用胶布缠着缠了三圈，胶布边上翻起来一块；车斗里还有一小捆挂面，是三个人凑的，说给你们吃。三个人往下搬的时候，那台血压计她们不让搬，说太沉，说放在车上就好。其中一个把挂面往车斗里推了推，推到不压着血压计的位置才放手。发动的时候钥匙拧了两下才着，车斗里的血压计跟着晃。那捆挂面的绳头打的是活结，骑车颠了两回，结没有开。她临走把血压计上那道胶布又缠紧了一圈，缠完才放手。那三个人不让掏钱。
　　她讲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才抬头，那时台下的椅子已经坐了三个。她后来才把这一堂课想明白：她在台上讲那两个钟头，以为台下没有人在听；她到散场、收讲稿、下台，才看见最后那一排坐着三个从邻县走来的村医——她们坐了整整两个钟头，连咳嗽都憋着，怕老师停下来。
　　那天夜里她在灯底下坐到十一点半，桌上摊着讲义，三份，每一份三十八页，是她按着今天讲的那三样重排的：头一样是当面量的三样，第二样是写下来的那一样，第三样是当着人念回去的那一样。每一份的最后一页她都空了一行，注明“本县情况”四个字，让他们自己填。三个信封封好，每个信封上写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址，地址都是村卫生室，写村名的那几个字她写得比正文慢，写完又对了一遍，对的是镇名。写完在台历上把十四场那一行圈起来，圈到第一场，字数太少，她又在旁边添了三个字：三个。那三个字添完，她没有再添别的。
　　忌日原是三月三十。三月三十那天家里没凑齐——阿望在县里等图，白露那几天学校考试，考完才回；等人到齐，天已经黑了，谢明薇把桌上的碗一只一只收回去，收完说了三个字：饭欠着。欠到十一月三十。这天上午她把话传给一家人：老太太交代过三样，不设灵堂，不做法事，忌日一家人吃一顿饭；今年三月三十没吃上，就补，补在今天。没有人问为什么不补在三月三十。侯嫂从四点半就进了灶房，做的是她年年这时候要问一遍的那几样：一锅萝卜炖排骨，炖两个钟头；一盘卤牛腱，切得薄；一碟腌韭菜，坛子是她自己封的，封口那层油纸上落了一层白霜；一碗醋溜白菜，起锅才浇醋；米饭焖得硬一点，硬一点是她嘴里的说法——这话是老太太自己说的，那年跟侯嫂讲过一回，讲完还加了一句：人老了牙口不好，其实是想吃硬的，锅巴最下饭。桌上摆了十七个位子。
　　话是从小满那里起头的。小满上午第一节课间回来，进门先问了一句：今天这一顿是补的么。她说是。小满没有再问，转身去碗柜里拿那只大碗，拿到一半被云轻轻拦住，说今天不用她拿，云轻轻自己去拿了。客厅里那时候坐着五个，加上刚从外头回来的阿砚是六个。她把话说了两遍：第一遍说给先到的五个，第二遍说给阿砚。阿砚那一遍她说得慢，慢到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说完阿砚问了一句：菜够不够。她说要添一样，云轻轻说不用添，五样够了。阿砚就没有再问。屋里没有人问为什么不补在三月三十，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今年才补——这两句她本来预备着说，没有人问，她那两句就都咽了回去。
　　饭前眠眠在耳房待了一会儿。那张老榆木桌上摊着账本，牛皮封皮，四角磨圆了。她翻到三月三十那一页，那一页上原本是空的——三月三十她记了一行，记完把那一页折了角，折得很轻。她今天把折角打开看了：三月三十，家不齐，饭欠。十一月末补。她没有再往下添什么，只在下面空了一行，写了五个字：全家十七口。写完把笔搁下，把账本合上，压回桌子正中间——屋里没有凳子，她站着写完的，站着的时候一只手撑在桌沿上，那道沿被袖口磨得发亮。她出来的时候日头已经斜到西墙上，照着门槛那道凹进去的槽。
　　她在廊下站了一会儿。日子补在这一天，园子里比平常安静：门槛上没有铺红毡，桌上也没有摆那几样。她闻见灶房那头的气味，先起的是姜，随后才是肉——侯嫂在剁东西，剁得很慢，一刀一刀中间隔着；剁完是锅盖响，响了两回，第二回响完那口锅上的热气就顺着窗缝往外走，走到院子里散了。院子里有两个人在小声说话，是陆怀庸和顾屿川，说的是这一顿该怎么吃，两个人说的不一样，谁也没有说服谁，说到第三句都停了。停完她听见有人把凳子挪了半寸。她没有过去，也没有进灶房。快开饭的时候她在院里走了一圈，看见该到的人都到了，一个也没有少；圈走完她站在院子当中，等那口锅上最后一道气出完，才往饭厅那边走。
　　饭桌上没人提老太太，也没人空出任何一个位子。谢明薇坐上首，往小满碗里夹了一筷子牛腱，说：吃这个，这个不塞牙。沈国渊的轮椅停在老位置，挡板支着，他自己夹了两筷子就停了，把碗往前推了半寸。温静姝吃得慢，一口一口地嚼；顾清和替她把汤碗端起来递过去，端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汤晃出来两滴，滴在桌布上，没人擦。阿望从县里回来，坐的夜车，早上六点多到，进门先去洗了脸，吃饭的时候才露了面，一句话没多说，饭吃到中间才说：图交了，往后这一段路不用我跑了。他没有说那个“交”是什么意思，眠眠知道是那排教室顶上的钢梁——那排梁锈穿了，钢的锈得只剩一层皮，撑不到夏天；他们分成四组蹲了五天，把能换的全换了。小满给每个人添了一次饭，添到第三轮的时候被眠眠按住了手——她自己也才吃了两碗；她被按住的时候抬起头，正好看见对面墙上那面镜子似的穿衣镜：镜子里头映着半张桌子，桌子那一头搁着一只盛汤的粗瓷盆，盆里的汤还在冒一点热气，热气往上升，升到镜子的高处就没有了。饭后陆怀庸照旧闹，说要喝一杯，被云轻轻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踢得不重，他看见了就没再提。侯嫂收碗的时候手停了：她摆碗的时候按老规矩在头里多摆了一只，那一只摆在正对着门的位置，碗是干净的，白釉蓝边，是老太太自己用惯的那一只。摆完她才想起来那只碗是谁的，手就停在碗沿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揭锅是五点半。排骨连汤带肉舀了一勺半，多出来的那半勺她倒回锅里，理由是碗底搁不住。卤牛腱是头一天夜里卤上的，捞出来晾到凉透才切，切得薄，夹起来是卷着的，落到碗里散开。腌韭菜从坛子里夹出来，坛口那层油纸上的白霜她拿勺背刮掉了半边，刮完仍旧留着一半。醋溜白菜起锅才浇醋，浇的时候壶嘴离锅沿一寸，浇下去滋的一声。米饭焖得比平常硬，揭锅的时候她得用饭勺在锅边刮两下，刮完把锅盖倒扣在灶台上。端菜上桌的次序是从桌子那一头起，一道挨着一道，中间那两道不摆在一起，中间留着空，是留给添饭的。菜上齐了她在桌边站了一会儿，看桌上的碗筷有没有摆歪的，看完把最靠门那一只空碟往里推了半寸。
　　谢明薇从灶房出来看见了。她看了一眼那只碗，没有让人撤，也没有让人添菜。她只说：摆着。侯嫂说：太太，我收起来吧。她说不收。她又说了一句：这只碗是这家里唯一一个不许收进柜子的——收进柜子它就干净了，干净了它就没人用了；它摆在这儿，一天三顿饭，谁进门都得看见它一眼，这一眼看见了，就等于人还到着。说完她把围裙在手上绞了两绞，回灶房去了。屋里剩下十七个位子、十七双筷子，和那一头多出来的那一只空碗。
　　那只碗白釉蓝边，碗沿上有一道细的蓝线，蓝线在耳勺那一处断开一格。这只碗从沈园建成那天起就没进过柜子，一年三百多天，三顿饭，一只在桌上。侯嫂的手停在碗沿上，停了大概三秒。她把手收回来，把抹布在围裙上擦了擦，又把手放回碗沿上，放下的时候还是停着。谢明薇在灶房门口看着，看了一会儿，说了句别的：汤锅刷了没有。侯嫂说：刷了。谢明薇说：锅底那层别拿钢丝擦，拿钢丝擦伤瓷。侯嫂应了一声，转身进灶房去了。碗还摆在那儿，摆得离门最远的一头。没有人说这只碗，也没有人的筷子往那个方向伸。谢明薇吃完把碗放下，碗底在桌布上磕了一声，那一声之后屋里静了一瞬。窗外的天还亮着，廊下的灯没开。
　　饭后白露去了东厢。他不是去拿东西——东厢那间屋子他从去年起就不怎么进，进去也是取书。那只紫檀拐杖在靠墙的旧木架上，架子是他自己钉的，钉得歪，两根钉子不在一条直线上，谁也没去扶正。他把拐杖取下来，从窗台上拿了那块擦琴用的软布，展开，裹住握把，一点一点往杖身上擦。握把上那层手磨出来的暗亮是擦不得掉的，越擦越沉；铜箍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从头到尾都在，他避开了那道痕，改从两头擦；擦到杖身中段的时候布上沾了一点灰，灰是凉的。他擦完把布叠了两折搭在架子上，把拐杖举起来凑到窗口那点光里看了一遍——木色深沉，铜箍的铜已经发乌，杖头那一小截亮得能照见一点人影。他闻了一下木头，闻完自己笑了一下，笑完又赶紧收住，怕外头人听见。窗外的风把廊下的灯吹得晃了一下。他把拐杖放回架子上，靠住，握把朝外，铜箍上那道划痕正对着门口的光。架子是歪的，拐杖就让它歪着；擦干净了，摆回了原处。
　　那块软布是擦琴用的，洗过很多回，绒都磨平了，平了以后不起屑——他挑布就是这么挑的，擦木器的东西不能用新布，新布掉毛，毛落在杖身上就成了一层洗不掉的东西。他先把拐杖横过来搁在膝上，才动手。头一下擦的是杖头，从顶端往下走，走到接铜箍的地方停住；那一截亮他只敢用布的背面轻轻带一带，带两下就收手。第二下才轮到杖身。擦得慢，擦一寸回一次头，看那一寸是不是匀；窗外的光在里头一天挪三次，挪到第三种光上他就歇手。布上沾了灰以后他没有换地方，也没有换布，只把布在手里翻了个面，翻面以后按的还是同一段。擦到一半他停下来，把杖举到眼前看了看杖头那一截——刚才那两下带过去，上头比先前亮了一丝，他看了一息就放下了。
　　从宿管那间屋子出来已经十点。他没有回那间短租房，先顺着那条插彩旗的路走到教务楼。注册处在二楼东头，排队的人比报到那天少，队从楼梯口往下拐了一个弯。他前面有七八个人，前头那个人的材料被退回来过一回，退回的理由是照片少一张。轮到他，注册的人翻了两页表格，问他宿舍在几楼。他说六零二。那人低头在花名册上找，找到那一行，拿笔在房号后头点了一个点，点完问：床位调过没有。他说调过。那人把花名册合上，说：那不用改了。出来的时候他在楼梯口站住，把这几样在心里点了一遍：房号、床位、押金回执，都在他那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封口他用糨糊抹过一层，抹得厚，厚的那一层干了两天才干透。
　　那三个人走后，屋里还有十几个人在收东西，收得慢，一边收一边互相问笔记。那位带队的老师从台上下来，走到第一排回头看了一眼里头，看见那三把空椅子，把手里的稿子往腋下一夹，走过来问她：那三位是哪一处的。她说：隔壁县的，骑电动车来的，骑到一半没电了。老师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说：那你下一场我早一个钟头通知。通知是县里往下发的，发到卫生局，局里再往下打电话，电话打的是村委，村委再去叫人。她说她今天夜里就改。老师说别只改一张。他说我知道，我另写一张单子，按村名排，一村一个。当天晚上她把那一叠单子抄完，抄完数了数，一共十四个县。抄到最后三个的时候她抄得慢了，因为那三个县她还没有去过，村里几个大夫叫什么她一个也不知道，她在名字那一格里先空着，抄完带进讲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