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421、老太太的春雷 三月里一场

　　三月里一场冷雨下在半夜。雨点打在玉兰的花苞上，噼噼啪啪，密得像有人拿一把碎豆子撒在瓦上。老太太睡得浅，后半夜醒了一回，摸黑坐起来听了一会儿，判断自己是起夜，才慢慢把腿挪下床。她扶着床沿站稳，趿上鞋，开了半扇门往廊下去。走到廊柱底下，那口气到底没提上来，咳了十来声。咳的时候她拿手掌捂着嘴，捂得死紧，身子弓着，一声也没让它跑到院子里去。咳完了，她把手掌摊开看了一眼——手心里有一点湿。她靠着那根廊柱站了很久，站到雨声稀了，才一步一步挪回屋，躺下，睁着眼睛听更漏。
　　三月里的夜是一层一层退下去的。雨停了，风还没有起，园子里静得能听出两样东西：一样是玉兰的花苞上还在滴水，一滴落在石板上，隔好一会儿才有一滴；一样是东厢那扇窗，后半夜三点多翻了一次身，床板响了一下，隔了一阵又响了一下。老太太躺着，把这两样听着听着就错开了；错开了她也不去抓，就让它错在那儿。沈园这样的园子，静不是没有声音，是声音都小，都不着急，谁也不压过谁。她住了六十年，分得出两种静：一种是空的，一种是满的。今夜是满的。
　　躺下以后她没有立刻睡着。她在心里把这一场咳嗽从头过了一遍：起的时候不重，咳到第七八下才上来，咳完胸口发空，不是疼，是空，像有什么东西被咳走了，剩下一个壳。她把手放在胸口上按住，按了很久，慢慢地想清楚一件事——这个病她不打算让家里知道。不是不怕，是她太清楚一家人围着床边的样子：谁都不敢说话，谁都不敢哭，说话都压着嗓子，走路都放轻了脚，那种样子她在她自己屋里见过两回，一次是她婆婆，一次是沈鹤鸣。她这一辈子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沈园变成那个样子。
　　她把这两回都想了一遍，想得很细。她婆婆那一年七十一，屋里三个人轮着守，谁也不肯去睡，第七天她半夜起来给大伙儿烧了一壶水，第二天早上人就不行了。沈鹤鸣那一年六十三，是她自己守的。她不叫别人，也不叫眠眠，一个人坐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把屋子让出来，自己搬到耳房去睡。所以她知道一件顶要紧的事：家里人一知道病，那个屋子就成了屋子以外的地方，谁都不敢在屋里坐着，说话都得压着嗓子。她这一辈子只求一件——她坐的这把椅子上，得有人说话。
　　半个钟头以后她又坐起来了。这一回她是自己知道坐起来的，不咳，只是心口发空。她把外衣披上，坐在床沿，两只手撑在床板上，撑了很久。她心里过的是另一件事：这一声不能让外头的人知道。她这大半辈子最怕的不是病，是天一亮全家人都围在这张床边上站着——谁都不敢说话，谁都不敢哭，那种样子她见过，在她自己屋里见过两回。她不愿意沈园变成那样。
　　她起身去倒水，摸黑倒了半杯，站着喝了两口，水是凉的，凉得从喉咙一路落到胃里。她坐回床沿，把杯子放在脚边的小几上，忽然想起白天的事：那株玉兰今年开得反常，二月里顶了七八个苞就停住，冻回去一半，她当时还跟侯嫂说了一句“今年怕是要晚”。如今这一夜一场雨过去，满枝都饱了。她想：花这种东西跟人一样，逼得越紧，越不肯开；你不管它，它自己就开了。她把这个念头想了想，觉得有意思，又觉得自己可笑——她在病里想着花。
　　她把腿挪回床上躺下，躺得很平，两手交叠放在胸口上，像睡过去的人的样子，其实没有睡，眼睛还睁着。她听见雨点从瓦上滑下来，滑到窗台的石头上，一滴，又一滴。她在心里数，数到二十几滴就乱了，乱了就不再数。她想起白天眠眠打电话来问过她一句话，问的是这个月药吃了几顿，她当时说“吃了”，其实那两天漏了一顿。她想，等下回眠眠回来，她得把那个药包的事想好怎么说。
　　侯嫂是五点多起来烧水的。她端着铜壶往廊下走，路过老太太的房门，随手一推，门虚掩着，人却不在床上。她心口一提，端着壶一路找，找到院门槛上：老太太坐在那儿，拐杖横在膝上，两只手叠着放在杖头上，正看着院子里的老银杏。雨停了，银杏的枝子黑得发亮，旁边的玉兰已经鼓出花苞，一苞一苞，白里透粉。侯嫂喊了一声，老太太没有回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进去说，别站外头。”她起身的时候扶了一下地，扶着门槛站了起来，进去以后把门带上，坐回椅子里，先开口：“我这几天夜里咳嗽，你听见了。旁的不用惊。”
　　侯嫂没有立刻答。她把铜壶放在脚边的凳子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才说：“听见了。太太，我伺候您这些年，您身上哪儿不好我自己心里有数。”老太太说：“你自己有数的有多少。”侯嫂说：“三样。”老太太说：“你数给我听。”侯嫂说：“一是夜里咳；二是去年秋天以后，您上东厢那道台阶要歇一回；三是从开春这几天，您吃饭只吃半碗。”老太太听完，把手里的拐杖往身前挪了挪，说：“那还有第四样，你没有数出来。”
　　老太太没有就这么放过她。她说：“你数的那三样，一样一样说清楚，说到地方上。”侯嫂说：“头一样，夜里咳。冬天七八回，多在子时前后；这个月密了，一夜一回，多两回。二是去年秋天以后上东厢那道台阶要歇一回，从灶间门口数起一共十七级，她歇在第十一级，那一级砖松了，靠墙那一块能摸出来。三是开春这几天吃饭只吃半碗，剩下的半碗都拨在一处摆着，不是嫌菜，是吃到一半筷子就搁下了。”老太太听完，把手指在拐杖头上敲了三下：“你数这三样用了多久。”侯嫂想了想：“第二个是上个月发现的，头一个从去年就有了。”老太太点头：“你比我自己算得清。”
　　侯嫂抬起头。老太太说：“第四样是我今天早上照镜子，看见自己比去年瘦了。”侯嫂的手又去擦围裙，这一次擦了很久。老太太说：“所以你听见了也不用慌。慌没有用，慌只能让全家人都知道。”她停了一下，“我只要你一件事：夜里我咳的时候，你在屋里点一盏小灯，别点亮的，压着一点光，够我看见门槛就够了。”
　　侯嫂还是端了一碗热水进去，老太太喝了半口。侯嫂说：“太太，我叫大夫来看看吧。”老太太把碗放下，手掌横着摆了一摆，摆得很坚决，说：“不叫。”侯嫂说：“那我去跟眠眠说一声。”老太太这回没有拦，只说了一句：“不许多个人。你就去叫屿眠，让她来看一眼——看完谁也不许再说。”侯嫂站在当地没动。老太太抬起眼：“你听见没有。”侯嫂把碗接了，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正低头把袖口上一处线头捻掉捻得很慢。
　　她出了屋没有回自己那间。她站在院当中，把围裙解下来又系上，系了两回才系好。日头刚上来，铜壶里的水已经凉透，她提着壶走到墙根那株老银杏底下，把水倒了。她站着看树，看了一会儿想起来：去年冬天她自己受了一场寒，咳了六天，夜里坐着，屋里没有别人。她那时候还笑自己，一个烧饭的人，咳两声还要挑时候。她把壶放在石头上，回身进厨房，先把灶膛的火捅起来，坐到灶台边的小板凳上，把铜壶搁在脚边。屋里没有旁人，只有火。她把手伸到灶门跟前烤，烤了一会儿，手背上那几道裂口才疼。
　　侯嫂回到自己那间小屋，把门带上，先没有去叫眠眠。她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把围裙叠了一遍，叠好又抖开，抖开又叠。她在心里把事情捋了一遍：太太这一冬咳了七八回，回回都在半夜，回回都不许人知道；开春这几天咳得密了，昨夜里她起来烧水，还听见屋里有动静，走到门口听了一听，什么也没有。这一回不一样，她看见了手心里那点湿。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找出围裙上别着的那块手绢，塞进袖袋里，又把它拿出来，最后还是揣在怀里。她这才出门。
　　这一天沈园里和平常一样地响着声音：白露在院子里追那只不肯进屋的猫，小满把东厢墙下的书箱子搬到廊下晒，阿望扛了两趟煤，汗从额角流到脖子里。侯嫂给老太太熬了梨水，熬的时候多放了冰糖——老太太嫌甜，她从来嘴上说甜、心里嫌甜。侯嫂在锅里搁了两块半，又拿勺子捞出来一块，掰碎了放回去。她在旁边守着，守到火候，把浮沫撇干净，才盛出来晾着。
　　三月里的沈园跟二月里是两个样子。二月里太阳出来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挪到哪扇窗上算哪扇窗上的；三月里不一样，整座园子从上到下是一整块亮，白露说不上来那是什么颜色，阿望说那是水在往地上返，返上来的不光是水。二月里园子里是三种声音：扫帚、风、门轴。三月里添了三种：水在瓦沟里走的声，树在夜里响的声，还有小孩子话说得太长、把话截断的那种声。气味也换了。二月里是煤和萝卜，三月里先是玉兰，接着是廊下晒的那几层报纸，报纸晒热了有一股旧油墨味，再往后才是梨水的甜。谁也没有布置什么，这几样东西自己就来了。
　　那罐梨水晾在窗台上，晾到中午还没有人喝。侯嫂隔一会儿就去看一眼，看它凉了没有、要不要再温一温。看了三回，第三回的时候老太太自己从里屋出来，端起来喝了两口，喝完把罐子放回原处，说：“糖多了。”侯嫂说：“太太，那是给您润的。”老太太说：“润肺的东西不用那么甜。”她说完这一句，自己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把剩下那半块冰糖搁到厨房的碗柜里，等阿望回来给他煮。他这几天嗓子哑，读书读得多。”
　　快到晌午，白露跑到东厢窗根下喊：“太奶奶，你怎么不出来晒太阳。”窗里传出老太太的声音，不高不低：“奶奶在抄账，抄完了就出去。”白露“哦”了一声，跑开了。屋里，老太太正把那本旧黄历账本摊在膝上，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得很慢；她看的不是钱，是这一年谁家添了人、哪一笔该记在哪一页上。她翻到去年大年那一行，手指停了停，摩挲两下，又翻了过去。
　　那本账本摊开有一尺二宽，纸是黄历的背面，厚，卷边。她抄的时候不用尺子，一行一行数着格子往下走，走满一行就在行末点一个很小的墨点。老太太的算法是老的：谁家婚嫁添人记在三月，谁家老人过世记在九月，谁家的孩子满月记在六月的下栏。为什么这样排她没有说过道理，侯嫂也不问。白露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问这些点子是做什么用的。老太太说：“点子是路标。你不点，回头翻到中间就断了。”白露又问：“那要是有一格填错了呢。”老太太把笔在砚台边上刮了刮，说：“错了就在旁边点一个，那一格不涂。人做事错在哪儿，得看得见；涂了，就没了。”她说完把那一行抄完，最后一笔收得很慢，收完吹了吹。
　　阿望是晌午扛完第三趟煤才进东厢的。他一进屋就闻见梨水的味，抬头找了一圈，看见窗台上那罐子，走过去端起来喝了一大口，喝完说：“甜。”老太太说：“甜就对了。”阿望说：“太奶奶，侯奶奶给囡囡也留了一罐。”老太太说：“那是她的。”阿望端着罐子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老太太抬起头：“你还有话说。”阿望说：“太奶奶，您今儿起得比平常早。”老太太看了他一会儿，说：“我起来看看花。”阿望低头看了看窗台外头那两株玉兰，说：“开了。我早上搬煤的时候就看见了。”老太太说：“看见了就替我数一数开了几个。”阿望认真数了数，说：“南边那株十一个，北边这株八个。”老太太点点头，说：“记着。过几天还要开。”
　　阿望那天嗓子是哑的。他自己不肯说，侯嫂是听出来的——他喊她“嫂奶奶”的时候气短，四个字里第二个字几乎没声。她给他单独温了一小碗梨水，温了两回，第二回是把碗搁在锅里隔水烫的，烫到边上冒小泡。阿望接过去先吹了三下，喝两口就放下，说太甜。侯嫂说：“太奶奶也嫌甜。”阿望说：“太奶奶是嘴上嫌。”他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低头把碗端起来又喝了一口。喝完他去数玉兰，两株都数了，回来拿铅笔在窗台上写了个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南十一北八”，压在窗台那一角，压得很正。
　　阿望把那罐梨水放回窗台，想了想，又端起来，走到门口，把剩下的喝完了。他把空罐子拿进厨房洗了，洗得很干净，倒扣在灶台上。他后来跟小满说过一句：“太奶奶今儿早上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小满问他怎么知道，他说：“门槛上有一块地方是暖的，别的都是凉的。”
　　眠眠是上午到的，请了半天假，进门时鞋上都是泥。老太太已经坐在床沿上穿袜子了，穿得很慢，一只袜子拉了三次才拉平。侯嫂把她拉到院子里，把夜里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又说自己熬了梨水。眠眠点点头，进屋在椅子上坐下，替老太太把袖口卷了两寸。她问得很轻，像在门诊上问一个老病人：几点起的，咳了几声，出没出汗，胸口闷不闷，昨夜吃了什么，睡了几个钟头。问一句，老太太答一句，答得干脆。眠眠把手指搭在她腕上数了数，又看了舌苔，问了最近两日的饭食。
　　她问的时候把手里那支笔转着，转了两圈又收住了。她问的都是能数的事：几点起，咳几声，中间停过没有，咳完胸口是空还是疼，一夜起来几回；今天吃过几口，吃的是哪一样。她还问了一句别的，问去年冬天这一场跟前年冬天那一场比，是轻是重。老太太说轻。眠眠说：“轻也得看是第几天轻的。”老太太报了个日子，眠眠把它记在随身那个小本子上，记在纸的左上角，数字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她手指搭在腕上的时候是凉的，先在老太太手背上焐了两下才按下去。她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日头，说窗子开一半：“我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劝人开窗，另一半时间劝人关窗。您这一阵子开一半。”老太太说：“我这屋子不怕风，怕的是光进来我合不上眼。”眠眠愣了一下，说：“那就还是开一半。”
　　她没有用听诊器——不是不能，是这一回老太太不让她听；她也没有开方，只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一周的量，止咳的，温水化开，不苦。眠眠说：“我听一下。”老太太说：“今天不听。”眠眠说：“妈。”老太太抬起头看她：“你坐下。你听得出什么来，你听的是我的心口，不是我这个咳嗽。”眠眠把手收回来，放在膝上。她坐了一会儿，改问别的：夜里咳的时候是坐着还是躺着；咳完有没有觉得气短；今年开春比去年冷的时间长不长。问完这些，她才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一周的量，止咳的，温水化开，不苦。她把怎么吃、隔几个钟头吃一回说了一遍，又交代侯嫂夜里在屋里留一盏小灯。
　　说完这些她把笔收起来，坐着没有动。老太太也不催。屋里有半刻钟，谁也没有说话。眠眠后来跟人提起过这半刻钟，她说那是她坐得最难受的半刻钟——她手指头痒，痒的是想再问两句的那种；她坐在那儿，一句也没有再问。她说她学医头一年跟着老师出门诊，老师教的第一条不是怎么看病，是怎么把已经知道的先收住。老师说：“收住了，你才听得见病人下一句。”老太太在这半刻钟里做了两件事：把袖子捋上去一寸又放下来；把桌上那包药往自己这边挪了半寸。挪完她才开口，问的是园子里的事。
　　交代完小灯的事，眠眠又交代了两样：一样是这药吃完要续，不能只吃一周就停；一样是这一周里不要再操心园子里的事，能交给谁的交给谁。老太太听到最后一句，抬起头：“园子里的事我几时操心过。”眠眠说：“您操心的是账，不是事。”老太太想了想，说：“账也要有人算。”眠眠说：“那就让别人算。”老太太说：“别人算的不算账。”她把拐杖在膝上敲了一下，“这一条你不用管。”
　　老太太那天下午还说过一句别人没有听见的话。眠眠收拾好东西要走，老太太忽然叫住她：“你那个本子，第三页往后还要用。”眠眠站住了。“柳叶沟那一站，你打算起个什么名字。”眠眠说：“还没定。”老太太说：“别定了再说，先把页码留出来。你们做这一行，最怕的是到了地方才想起名字，名字一想起，本子就薄了。”眠眠说：“那我先空着。”老太太说：“空着好。空着的页，将来谁都能往上写；写满了的页，谁都不忍心改。”
　　眠眠站在门口没有动。她想了想，说：“我想留三个名字，到了地方挑一个用。”老太太说：“三个太多，你就起一个。”眠眠问为什么。老太太说：“多起三个，等于你已经把三条路都想过了，到了地方反倒不肯走。你到那一站那天，是空着纸去的，还是写着字去的。”眠眠说：“空着。”老太太说：“那就是了。”她把拐杖在门槛上顿了顿，又交代一句：“页码留出来，名字记在页眉上，别记在正中间。正中间是留给后来看的人的，你自己填满一页，后头的人就没地方落笔了。”眠眠在门口站直了，把这一句记住，记住以后又问：“那要是写到一半忘了呢。”老太太说：“那就空着。空着不算错，写错了才算。”
　　回去的路上她把车停在路边，坐了半分钟，想的不是病，是开春以后那趟巡诊：柳叶沟还等她去，那一站还没有名字。她把出发的日子往前挪了半个月。回到中心，她照常开会、查房、排班；下班前给家里打电话，只说这两天下乡、路远、话少。老太太在那边“嗯”了一声，问她本子带够没有。她说带了，三本都用完了，正买新的。挂了电话，她把新本子的第一页折了个角——那一页留给一个还没见过的村。
　　老太太把那个纸包拿起来看了看，看了半晌，忽然说：“你爸讲了一辈子医，讲一回是一回，讲给那么多人听。”眠眠说：“嗯。”老太太把纸包放回桌上，说：“我这一声，谁都不用听。他要是知道我夜里咳，他就坐在这儿不走了；他不坐在这儿，我就不咳了。”眠眠的手在膝上按紧了。她知道这句话不是脾气，是老太太一辈子的算法——她把全家的难处都揽在自己身上，连一声咳嗽都要先替儿女想好落脚的地方。
　　屋里静了很久，只听见檐下最后几滴雨落在石阶上的声音。老太太抬眼看她，把话说完了，一个字一个字都落得清楚：这件事，就你一个人知道，一个都不许报。眠眠点了点头，起身把椅子推回原处，走到门口。门是虚掩的，她伸手去带，手停了一下——老太太说过，家里的门要关得轻，轻得像怕吵醒谁。她把门带上，几乎没有响。
　　出了院门她才把车开出去。开到第二个路口，她把车停住，坐了一会儿，从包里把那个纸包拿出来看——她出门前顺手揣了一个，想的是回来路上若停车方便，就按这个量把一天的药分出来，省得老太太自己记。她把纸包拆开，又拆开里头的三层油纸，一包药是七次。她把七次一份一份倒进那个随身的小分装盒里，一份压一份，压得平平的。分完了她把油纸叠好，塞回包里，把分装盒扣上，扣了两回才扣严。她坐在车里看着那个盒子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老太太刚才那句话——他要是知道我夜里咳，他就坐在这儿不走了。她把盒子放进包里，发动了车。
　　眠眠发动车之前又打了一个电话回去。不是打给老太太，是打给侯嫂。她只问了一句：“她睡了么。”侯嫂说：“躺下了，灯我留着了。”眠眠说：“灯压低一点。”侯嫂说：“我知道。”眠眠又说：“她要是夜里坐起来，您别拦，也别问。您就在门外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她知道外头有人，就回去了。”侯嫂在那头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说：“太太，您放心睡。”眠眠把手机放回副驾，愣了一会儿，才挂断。
　　那天夜里侯嫂没有睡在小屋。她端一只矮凳，坐在老太太门外的廊下，把那盏小灯放在门槛边上，用一块布罩住半边，光就压成一条，斜斜地照着门槛中间三块方砖。她坐着做针线，做的是阿望落下一只袖口，线是从一个旧线轴上拆下来的。她做到十一点半，听见屋里咳了一声，咳得很短，只有一下。她没有起身，也没有推门。她把手里的针停在半空，等了一会儿，听见人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下，就又没有动静了。她低头接着缝，缝完最后两针，把线咬断。断线的时候她想起自己那年在娘家也是这样替她娘守了一个冬天，守到开春才敢把话说出来。她把这两件事摆在一处想了想，觉得不一样：她娘那时候是真不知道，她是知道。
　　三月头上，沈园东墙根那两株玉兰又开了。头一回开是在二月里，开了七八个苞就停了，冻回去一半；这一回暖得急，一夜之间满枝都顶上来，花瓣肥厚，白里透一点粉，隔着半间院子就闻见。侯嫂天不亮就拿竹扫帚扫，扫完出去倒灰，回来一看，石板上又落了一层。她直起腰说了一句：“今年这花，落得比去年急。”话音没落，白露已经搬着他那只火柴盒从东厢出来了——去年那只装花瓣的盒子还在老太太窗台上，里头那几片淡黄的纸瓣他一直没舍得倒，如今他要的是第二只。
　　这两株的花瓣一落地就薄，太阳一晒就脆，所以摘下来要快，摊开来要慢。沈园的老规矩是侯嫂定的：早上露水干了以后摘，摘的时候连蒂带梗，一朵只取三片，多一片都不行。她跟两个孩子讲这一条讲了三回。头一回白露听成了摘一整朵，摘了满满一报纸来，摊得厚，晒出来是黄的。第二回小满把报纸换成了四张，摊得薄，晒出来颜色才对。老太太没有管这些。她只交代了地上那些落瓣怎么处理：扫是要扫的，扫成一堆，扫干净；可是树底下那一圈，脚踩得到的地方，留着。她说：“落瓣不用攒，也不用埋。留一层在根上，那棵树明年开得省力。”
　　小满帮他把三张旧报纸摊到西头那块向阳的青砖地上，姐弟两个蹲着摆花瓣，一片挨一片，不叠不压，摆得整整齐齐。阿望从楼上窗户探出半个身子，说：“你们别踩到树根，根浅。”白露头也不抬，说：“我知道。”他一边摆一边报数，报到第一百二十片的时候抬头问姐姐：“姐，去年晒了几天？”小满说：“五天。”他说：“今年我晒六天，我要比去年厚。”他说这话时底气十足，因为今年的活儿是两个：老太太窗台上要有一盒，囡囡那双手也要有一盒。江照抱着囡囡从廊下过来，囡囡会走了——走得还歪，一步要扶一下东西。她看见地上那一片白，挣着要下地，江照把她放在报纸边上，她立刻伸手去抓，抓了一把撒开，笑得直晃。白露在旁边直吸气，说：“你慢点撒。”阿望蹲下去帮她捡，一颗一颗捡回报纸上，捡完说：“她这不是撒，是攒。”三个人笑作一堆。
　　头两天是晴的。中午日头正的时候不能动报纸，一动花瓣就卷边，一卷就脆；侯嫂要他们等到申时初刻再翻。翻的时候一张一张揭，揭完顺着手掌摊平，再用掌根压一压，压出一道浅浅的印。白露头一回揭破了三片，破口都在尖上，尖最脆，他心疼得直吸气。小满把那三片挑出来另搁在一张纸上，说：“这几片留着，给阿望装订用。”石头那天下午来过一趟，是替弟弟还球。他在青砖地上站了半天，看他们一片一片往盒里装，问了一句：“这个也要收。”白露说：“不收就白开了。”石头想了想：“我们那边的球也不是谁想摸就摸的。”白露说：“那不一样。”石头说：“哪儿不一样。”白露想了半天：“球是给别人踢的，花是给自己看的。”石头没听懂，走了。走的时候他把球在青砖上拍了两下，拍完又停下，回头问了一句：“那盒子搁在哪儿。”白露说：“东厢窗台上，靠里那一格。”石头说：“我知道。我们那边也有人在窗台上搁东西。”说完他自己也笑，笑着跑了。
　　那一盒最后晒了六天。第六天傍晚阿望去收，收的时候发现盒底的纸比去年薄了一层——花瓣薄了，还是一样的白，一样的形，只是捏起来不再有那种挺括的劲。他把盒盖上那只橡皮筋又箍了一圈，箍的时候想起自己星图册上那张海报也是这么箍的，就顺手把橡皮筋的方向比了比，箍成一样的。
　　这两只盒子不是新买的。里头那只小一点的是白露的——去年那只装完，太奶奶说受了潮，要晾；晾的那半年里白露从灶间门后头找出一只来，摇了摇，里头哗啦响，倒出来一看是三十二枚旧扣子，五颜六色，是前些年阿望的衣裳上剪下来的。白露把扣子倒回去，用报纸垫了底，把那只扣子盒当火柴盒使。外头那只大一点的是阿望的，本来搁在他床下装螺丝和垫片，后来螺丝用完了，垫片也用完了，盒子空着。阿望不让扔，说：“东西空着也是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底气，说完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还是把两只盒子搁到窗台上，跟老的那一只摆成一排。老太太看见了，什么也没有说。
　　白露后来问了她一句话。趁着小满去换报纸，他挨到窗边，小声问：“太奶奶，太爷爷说话算话吗？”老太太正在看火柴盒，抬眼看他。白露说：“他说带你去看一园子的白花，他自己怎么没去看。”老太太的手在盒盖上停了很久。她没有立刻答，先把盒盖合上，用拇指在盖面上抹了一下，才慢慢说：“他走的那年冬天，雪封了山路。”她停了停，又说，“他不是不算话，是路没通。这一园的白花，他没看成的，我替他看了三十年。”白露听不懂三十年是个什么数，可他知道这是很长的数。他点点头，捧起自己那只空火柴盒又跑回院子里去了。
　　白露没有走远。他抱着空火柴盒跑到西头那块砖地上，问江照：“太爷爷是不是真的想去看花。”江照正在看那张报纸，抬起头：“你怎么想的。”白露说：“我想他不是忘了，是他到了地方没有跟人说。”江照没有立刻答。她把报纸折起来：“这话你跟太奶奶说过没有。”白露说：“说过，太奶奶说他路没通。”江照说：“那你记住她这句话。往后你碰见一样想做的事做不成，先别怪自己没本事，有一样叫路没通。路不通不是不去了，是先弄清楚是哪一段不通。”白露点点头，点完又问：“那要是通了呢。”江照说：“通了就得去。赖账的是人，可是赖的也是话。”
　　那只旧盒子的盖子后来裂了一道。云轻轻有一回来沈园，看见窗台上那只旧盒子裂了缝，伸手要拿去扔，老太太在里屋说了一声“别扔”。云轻轻收住手。老太太说：“拿个胶布来，从里头贴上，外头那道留着。”云轻轻照做了。贴完那道缝从外头看还是裂着，从里头看却是平的。老太太说：“东西坏了要修，修完总有一道印。那道印不是坏，是它修过。”云轻轻后来跟阿砚学这句话，阿砚听完只说了一句：“她这是在说人。”
　　白露有一年在盒子里加了一样东西，不是花瓣，是一片银杏叶。他那年秋天在东厢门口扫的，扫的时候觉得好看，就夹进去了。侯嫂看见了，说：“这个不能跟花瓣搁一块儿。”白露说：“今年最后一天了。”他把那片叶子搁在盒子正中，两边用花瓣围住，摆成了一个圈。侯嫂没有再说，随他摆。开春老太太开盒子的那一天，把盒子端在手里看了很久，问：“中间这是什么。”白露说：“去年秋天的。”老太太说：“那它是花，还是叶。”白露想了半天，说：“它是我们收的。”
　　那盒东西从秋上到开春，中间过了四个月。四个月里它搁在东厢窗台上靠里的一格，白天不动它，晚上用一块干净棉布盖住。侯嫂每旬把布取下来换一回，换的时候把盒盖打开一条缝，看一眼有没有返潮。四个月换了六回布，开了六回盒，一回也没有动里头的东西。白露问过一回能不能把叶子拿出来看看。老太太说不能。他问为什么。老太太说：“你看一眼就得放回去，放回去就不是原来那一层了。”阿望在窗边听见，回头替他妹妹说了一句：“太奶奶，叶子会碎么。”老太太看了他一眼：“会。”那一年冬天它没有碎。开春打开的时候它还是平的，只是边上微微卷了，像一只眼睛慢慢闭上又睁开。
　　老太太看着他跑出去。她后来跟眠眠说过一句：“这个孩子问得好。”眠眠问好在哪里。她说：“他没有问我太爷爷为什么要去看花，他问的是算不算话。”她把盒子往窗台里侧挪了半寸，挪到晒得最足的那一处，“小孩子问的是话，大人问的是事。问话的人将来还肯信人。”
　　林渺那天也在。她初二了，个子又蹿了一截，琴已经搬上二楼，进进出出要低头。她帮着母亲把谱子从楼下抱上来，路过窗边，老太太正在那儿看那只火柴盒，就抬手指了指楼上传下来的琴声，问：“这是那孩子自己改的？”林渺说是。她自己把指法改了一遍，改得母亲也说不出哪儿不对，就是稳了。老太太听完那一段，说：“改得好。曲子这东西，第一回听着生，第十回听着熟，第十回以后才轮到它教人。”渺渺站在窗边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才说：“太奶奶，我弹给您听。”老太太摆摆手，说：“等你开春忙完这一阵。”
　　林渺那天下楼的时候在楼梯拐角坐了一会儿。她母亲上来找谱子，看见她坐在那儿，问她做什么。她说：“我在想太奶奶那句话。”苏晚晴问：“哪一句。”她说：“第十回以后才轮到它教人。”苏晚晴在那一级台阶上站住了，扶着栏杆。她女儿今年初二，正是刚刚过第九回的时候——头几年她也以为曲子是要练熟的，练到不用想才算成了，如今听老太太这一句，忽然觉得这句话不该由自己来说，也不该现在说。她在孩子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一起把谱子抱上去，谁也没有再说话。
　　老太太看那盒花瓣看了很久。眠眠问她：“您闻闻，今年的比去年的香么。”老太太把盒子端起来，凑近闻了闻，说：“比去年的甜。”她把盒子放回窗台，靠着那两盆水芽，让它天天晒着太阳——跟去年一样的位置。她忽然说：“他爷爷说，等来年春天，带我去看一园子的白花。”眠眠没有接话。老太太自己接了下去：“他没带我看成。这一园的白花，年年都是我自己看的。”她停了停，念了一句谁也接不上的老调：春以为期，不见不散。念完她自己笑了，说这是当年哄人的话，如今成了我一辈子的账期。
　　眠眠后来把这一句记进了账本。她记在“二月，玉兰第二回开”的下一行底下，记的是“太奶奶念春以为期，谓此为账期”。老太太看了一眼，说：“你记这么细做什么。”眠眠说：“您说的我都记。”老太太说：“那一句不用记。”眠眠说：“怎么不用记。”老太太想了一会儿，说：“那你就记一半——记那一句是账期，别记是谁教我念的。记了人，往后翻开就只剩下人，没有年了。”
　　“今年这园子比去年闹。”她后来说了这一句。闹在哪里，她一条一条数：孩子多了一个，囡囡会走了；声音多了一层，阿望教白露背课文，一句教三遍；玉兰多开了一株，是侯嫂去年秋天补种的那一株；廊下多摆了一张小凳，是白露自己搬去的，蹲着摆花瓣能蹲一晌午。她数完，敲了敲拐杖：“园子静，才是败象。人有事干，园子就荒不了。”眠眠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写的是“二月，玉兰第二回开”，老太太看了一眼，说：“别只记花。把园子闹的这一句也记上。”眠眠便在那一行底下又添了五个字：园子比去年闹。
　　这五个字是四十年以后才被翻出来的。那年秋天收旧纸，从那本黄历账里抽出二月那一页，底下那行墨比上面深，像另一个人接着写的。问的是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她把那一页托在手上，问这五个字是谁添的，为什么压在“二月，玉兰第二回开”下头。翻纸的人当场答不出，添字的那支笔不知去了哪里，那一夜也没有第二个人从头说全过。能问的只剩第三代，老太太早已不在。第三代没有先答，先反问一句：你猜她图什么。他想了半天，说图的是老太太那一句宽心话。第三代这才说，那五个字是当着满屋人添的，添字的手抖，墨才比上头深；没有人拦，也没有人问，都只当是顺手添的。媳妇没有接话，隔了一会儿才把那一页按原样夹回原处；夹完她问，上头记的是什么。第三替代她念了一遍，念到“玉兰第二回开”就停。
　　谢明薇在门口听见了，笑着问老太太：“那今年开春第一件事，您想看什么。”老太太把紫檀拐杖在膝上按了按，慢慢抬起头，一个一个看过去——廊下晒花瓣的三个人，窗边抱着琴谱的渺渺，坐在台阶上给妹妹擦鞋的江照，书房门口站着还没过去的阿砚，厨房里侯嫂探出来的半个身子。她看完，才把话说了出来，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都落得清楚：“不着急。这一园子从老到小，人人都得有各的事做。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事，姑娘家有姑娘家的事，我这把老骨头，往后就坐在门槛上等着。”她停了停，抬起眼，又把廊下、窗边、台阶上、厨房口的人挨着看了一遍，这才说出最后一句：我等着看他们开春第一件事是什么。
　　谢明薇后来跟眠眠学了一遍这句话，学完站在门口没有走。她说她那一回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一个一个地看：她看的不是谁，是这园子里到底还有几处在动。老太太自己说，她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没人说话，是所有人都有话说、只有她一个人没有话说——那才叫冷清。她说她住在沈园六十年，最后想明白一件顶要紧的事：一个家好不好，不看门第，也不看进项，看的是开春的时候有没有人肯为一盒花瓣蹲一晌午。
　　三月十六上午，教学楼下那面布告栏又围满了人。天文社招新的通知是教务处手写的一张纸，蓝章盖在右下角，三条规矩写得整整齐齐：社里一年只收一个正式名额；报名表上只准填一个人，填了谁算谁；跟看的人记在附注栏里，不限名额，但只能跟一次，从头跟到尾。石头是头一个挤上去的，个子高，隔着半个走廊就把那三条规矩看完，回过头来拍着胸口跟小满说：“我报。”小满问他报什么，他说：“报天文。”说完又补一句极有底气的话，“反正望远镜在楼上，我眼睛好。”排到楼梯口的一共十一个人，队伍拐了一个弯，末了那个报名的男生是被人代着填的表。表格是硬纸的，抬头印着学校和社名，姓名、班级、兴趣、抱负，一栏一栏往下排，最底下空着一小格，格子上头印着三个字：贴照片。
　　通知贴上去的那个下午，报名一共收了十一张表。收完，指导老师把表数了两遍，拿铅笔在牛皮纸袋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数目，写的时候是背对着人写的，写完把袋口折一道。十一张里有五张是同一班的，其中一张是三班那个女生，她领唱也报了，附注栏照规矩空着。石头填得最快，阿望填得最慢，苗苗填得最快也最潦草，她的字她自己回来看了三遍，把“想学”改成了“要看”。白露那天不在，他在东厢晒花瓣，第二天听石头说起才知道。他听见以后问了一句：“她把名字填在哪儿一栏。”石头说：“不就是一个名字么。”白露没有再问。
　　报名的队伍从布告栏底下一直拐到楼梯口。填表的地方摆了两张课桌拼起来，桌上一摞硬纸表，是教务处自己印的，一沓一百张。石头填得最快，填完举起来给小满看，说：“你看，附注栏我留了空。”小满问：“为什么留空。”石头说：“先留着，到时候写我兄弟。”老师从旁边过来收表，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把他那张放进第一个牛皮纸袋里。
　　表收齐以后，老师把十一张又摊开一回，为的是看最底下那一格。那一格上头印着贴照片三个字，可通知上立的三条规矩里并没有这一条，照片是表格自带的格，不算规矩。十一个人里贴上去的只有三张。石头那一张空着。小满问他要不要回家翻一张，他说家里没有照。苗苗那张倒是贴了，剪得毛边不齐，露着一道白边，她自己揭下来重贴了两回，第二回仍旧是歪的。
　　阿望的表是那晚递过来的。他站在东厢门口，鞋已经换了，家居服的袖口卷着两折，手里那张硬纸填得满满当当，最后一格的照片是从一张旧相纸上剪下来的——一寸，黑白，是他上小学一年级时照的，剪得毛边都齐整。表格他填了三天，填坏过两张；第三张填完，他上楼背给姐姐听。他站在门口背的样子很认真，眼睛不看人，只看着天花板：“天鹅座十一颗，五颗连成一个尖角，尖角上最亮的那颗是天津四。”背到第七颗卡住了，卡了三回，第七颗他记错了一个数。小满说：“星图可以借我的。”他说：“不要，我抄的。”
　　他抄的是一本旧书店买来的星图册，从冬天抄到三月，抄完的册子用报纸包着，纸上一层薄薄的铅笔灰，侧面磨出两道白印。册子的头一页还夹着一样东西：一张他跟陆怀庸去片场时讨来的旧星图海报，卷成筒，用橡皮筋箍着。橡皮筋箍得太久，勒出一道白印，他一直没舍得换。
　　望远镜在教学楼顶上一层，社里管那间屋子叫平台。屋里的规矩是老师头一年立的，贴在门后头，记在一张纸上，一共四条：一、进门先站定，等眼睛适应了再动；二、不许用手扶镜筒，扶了就晃，晃了看的人以为是星在动；三、看完记一笔，记的是日期、天气和看见了什么，不许只写“看见星”三个字；四、一回不超过四十分钟，过了四十分钟谁都不许赖着。阿望把这四条背了一个冬天。背下来以后他记住的是第四条，因为他知道最难受的不是看不清，是看不清还得把眼睛从目镜上拿下来。他跟小满说过一句：“看完出来，眼睛里还有那个圆。”
　　第二天下午，姐弟两个一人一张表，一起交到了社里。收表的是指导老师，姓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大家只叫他老师；老师把两张表摊在桌上，并排看了一遍，一个叫沈满，一个叫陆既望，年级差着两级。他看了很久，抬头问了一句：“这张表，我只能抄一个名字。”教室里安静了半秒，四十来个学生都在。他把两张纸往中间推了推，说：“规矩是社里定的，不是老师定的。你们回去商量，明天送一张来，多的这张我原样退回。”他把表收进牛皮纸袋，袋口用麻绳绕了一圈，绕了三道。
　　回家那晚，两个人在花厅争到侯嫂端出第四道菜。争的并不是谁想要，是谁不想要。阿望先说了一句硬话：“我报的名，跟你没关系。”小满愣了一下。她后来在灯下想了很多回，才明白他这一句是接着去年腊月那个夜里的话往下说的——那天夜里他说，我怕你们觉得我不需要你们了；今天他把话接了另一半：我也不怕你们觉得我是跟着你。小满说：“我今年要是退了社，别的也退不了。”阿望说：“那是你退不了，不是我要退。”两个人都说到动处，谁也不肯先软。眠眠坐在旁边织毛衣，织了两针才开口，只说了一句：“名额是谁的不重要，谁去把它走完才重要。”阿砚坐在另一头翻报纸，插了一句：“社里那辆车能坐五个人，说明这个社不是只带一个人出去玩的。”这句话说完，屋里静了一会儿。
　　侯嫂端的是一碗汤面。她把面放在两个人中间，自己站着，没有坐。她说了一句：“我不懂你们的名额。我只知道你们两个，从小到大事事都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来。”她把筷子分下去，一双一双摆正，“今天你们要争，我拦不住。明天你们要去交表，我也拦不住。可是太太方才在门槛上问了一句话——她问的是这一园子今年开春有什么事。”她看了看楼上，“你们要真有本事，就去看看外头有什么，回来讲给她听。”
　　老太太是那天晚上被人扶到门槛上坐的。她听完了前后，只问了一句：“哪一栏是写跟看的人的。”阿望说：“附注栏。”老太太点点头，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说：“那你们争错了。”她伸手指了指那张表格的底边，“你们争的是上头那一格。上头那一格是要交出去的，交出去的名字得留在学校里；底下那一格是不交出去的——不交出去的那个名字谁也不给，他只跟着走。你们两个都是拿了望远镜的人，你们争的是谁替社里背这一年。”她停了停，拐杖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名额底下站的人，本来就可以是两个。”
　　阿望跪下来把表格铺在地上。老太太让他把两张表并排放好，他放的时候摆得很齐，纸边对纸边。老太太从屋里拿出一支铅笔——那支笔的笔杆已经磨得发亮，是她记账用的——在两张表的附注栏里各写了一个名字。她写得很慢，写完抬头看了看两个孩子，说：“我只写这两个字，你们自己添上去。”她把笔递过去。哥哥先蹲下，在姐姐那一张上添了“陆既望”三个字；添完他抬起头，等了一下，才在自己那一张上添了“沈满”两个字。
　　第二天中午，社里的门开着。指导老师正把昨天那十一张表一叠一叠往牛皮纸袋里放，小满在门口站住了，说：“老师，我来交表。”阿望几乎同时开的口：“交我那张。”老师抬起头，看了看她手里的两张纸，又看了看她身后站着的弟弟，没有立刻接。小满往前走了两步，从阿望手里把两张表都抽走了，抽得不重，可他手指还捏着纸角。她把纸角从他手里一点一点捻出来，捻完才说：“我报，你跟我去看也一样。”她把其中一张放在桌上，指了指另那张的最后一格：“这里写随行一个人，写你的名字。社里只认一个，我认两个。”她把纸推过去，声音放低了些，像怕隔墙听见：“名额我拿，人我带着走——我报，你跟我去看也一样。”
　　老师把两张表并排看了一遍。他先看的不是名字，是附注栏——那里写着“随行一人：沈满”，字写得很方正，一笔一画都收了边。他把两张表叠好，收进牛皮纸袋，袋口的麻绳又绕了一圈。他绕完抬起头说了一句：“随行的人只能跟一次，从头跟到尾，中途不能回来。”小满说：“知道。”他说：“还有一条——正式名额那一张，社里要留档三年。”小满说：“知道。”他把袋口扎紧，站起来，忽然又说：“你们两个回去替我谢你们太奶奶。”小满没有问他怎么知道，只说：“她不看星。”
　　老师把袋子提到柜子上层——那是他自己要踩凳子才够得着的地方。他放好以后坐回椅子上，说了一段跟名额不相干的话。他说“只跟一次”这条规矩是他自己定的。为什么这样定，他说得很实在：一晚上只有一次，一个人一辈子能看的同一晚上不多，你要是半路上回来一趟，下一回再抬头看，就不是同一晚了。小满问：“那要是跟的人半路受不了。”老师说：“难受也让他看完。他难受跟大人接他回去，是两件事，不是同一件。”阿望在旁边听着，忽然明白老师为什么先看的不是名字，是附注栏。出来以后他跟小满说：“这一条是替跟的人定的。”小满说：“也是替留名额的人定的。”
　　三月最后那个礼拜，学校音乐教室的窗子全开着。合唱队要报区里的艺术节，五个班各出两个人，白露这一班选了他和二排那个女生。选完还要定一个领唱——领唱站在第一排正中，词最多，灯正对着脸。音乐老师把谱子往钢琴上一放，问了一句：“谁愿意站前头。”教室里二十几个人，没有一只手举起来。安静了三秒，二排的女生回头看了一眼，班里那个爱起哄的男生跟着回头，两个人同时把手往白露那边一指：“他！”白露正低头抠课桌上一道旧刻痕，手一停，脸就红了。老师说：“你唱一句我听听。”他站起来，膝盖磕了一下凳子，唱的是第二段第一句，声音有点扁，收尾还差半拍，唱完自己先低了头。老师把谱子合上，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不亮，但稳。亮不亮练得出来，稳不稳是天生的。就你了。”
　　阿望那天下午在家做完功课，把星图册摊在桌上，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他抄错的那第七颗，停住了。他找出一张草稿纸，把那一颗重新抄了一遍，抄完在下面写了一个很小的注：此处原记错，改正。写完他又把注涂掉，改成只写正确的那一个数。他后来跟小满说起这件事，小满问他为什么改了又涂掉。他说：“抄错了就把错的划掉，划得干净些；可是错在哪儿，得留着。”小满说：“你自己看得懂就行。”他说：“社里那个老师看得懂。他要看的就是这个。”
　　石头那弟弟后来真的跟了一回。他站在望远镜后头，看了一整夜，看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脸上一道红印，是被眼压出来的。石头问他看见什么，他说他看见一团白的，什么也分不清。石头没有笑他。石头说：“我也头一回看不见。看不着不是白来，看不着才知道要学。”这句话后来被他们班主任听见了，班主任拿去贴在教室后墙上，白露每天抬头就能看见，看了一个月。
　　老师后来跟白露说过一句：“你今天开口之前，手在裤缝上按了两下。那两下是你自己给自己壮的胆。”白露说：“我以为没人看见。”老师说：“我看见的是你自己。你们班二十几个人，一半在看别人，就你在看自己。”他说，“这不丢人。真丢人的是练到第七天还不敢抬头。”
　　回家那天他把“领唱”两个字说得吞吞吐吐，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晚饭后阿望从耳房出来，手里还捏着那本从旧书店买来的星图册——他每周三、周五跟着姐姐去社里活动，回来就趴在桌上画，画完夹进册子里，一页已经夹了二十几张。他听说这件事，把星图册往桌上一放：“你唱一遍。”白露说：“我不唱。”阿望说：“你唱一句。”白露还是唱了，唱到一半卡住，忘了下一句。阿望把谱子从书包里抽出来，替他把后半段哼了一遍，哼得不成调，跑得厉害。白露笑得直不起腰：“你比苗同学还跑。”阿望说：“你别管我跑，我给你数拍子。”那一个礼拜他每天晚上都陪弟弟，练到第七天两个人嗓子都哑了。
　　练到第五天，白露的嗓子哑了。哑了以后他不敢再大声唱，只敢小声哼，一小声就咳。阿望不许他咳，把梨水端来——那是侯嫂用剩下那半块冰糖煮的，一人一碗，喝到第四碗他自己也说不出话了。两个人就这样对坐着喝，一口梨水一句拍子。第七天早上白露不肯起来，坐在床沿上不动：“阿望，我明天要是上去以后一个字也唱不出来呢。”阿望没有劝他。他把谱子摊在床沿上，用铅笔在白露今天要唱的那一句底下画了一个小点，画完说：“那你就照昨天那样唱。唱不出来就等下一句；下一句也不出来，你就吸一口气。底下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知道你吸过这口气。”白露看着那个小点看了一会儿：“你怎么什么都想得到。”阿望说：“我只想得到这些。”
　　阿望数拍子是认真的。他把谱子上的四分音符都圈出来，凡是白露要换气的地方，他就用铅笔在旁边点一个小点。练到第三天，白露说：“你这样圈，我看着更慌。”阿望说：“那我把点擦掉。”白露说：“别擦。”他说：“为什么。”白露想了想：“我在台上忘了词，往下一看，看见一个小点，我就知道下一口气从哪儿吸。”阿望把笔放下，说：“那就不擦。”
　　白露真正怕的并不是唱。他后来跟阿望说过一次：怕站在灯底下让人看。上回写那篇作文，老师把它贴到后墙上，他一抬头就能看见，一整节课不敢动；这一次二十几双眼睛全对着他，他怕唱着唱着忘词，忘词了更怕老师回头看他。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下去，快贴到谱子上了。阿望没有立刻劝他，等他说完才讲了自己六年级那年冬天的事：那次大扫除他站在教室后头喊第四组，喊了三遍，那六个人一动不动；值周老师说他一句就走了，他站在回廊上，站到放学铃又响了一遍。他说：“我那时候以为是我站错了地方。后来才知道，那六个人是听见我喊了，没动。”白露抬起眼看他。阿望把谱子翻到领唱那一页，在第一行底下画了一道：“你站前头，我站第二排给你数拍子，数错了我自己承认。”
　　演出定在礼拜四，头三天白露在院子里练了三回，放开嗓唱的时候抖得窗纸都响。第四天傍晚，老太太被人扶到门槛上坐。天还没黑透，玉兰落了一地淡黄；白露在那株树底下唱完，把脸埋在手里，说：“我明天不能唱。”老太太把紫檀拐杖往身前挪了挪，问他：“你明天站在哪儿。”白露说：“第一排中间。”老太太又问：“你是唱给谁的。”白露说不上来。老太太抬手指了指门槛下这一片空地：“你唱给我听，这一段就算有了底。可明天你头上那盏灯，比我这把年纪还亮——你到时候别找灯。”她把手放回杖头上：“唱词的人不怕唱错，怕的是唱着唱着找不出自己是唱给谁听。”白露把脸从手里放下来，第二次把那一句唱完了，唱完小声说：“我唱给家里人听。”老太太笑了：“家人在底下坐着，你只管唱。”
　　苗苗后来又跟白露说过一次：“我举完手就后悔了，我怕你真去。”白露说：“我也后悔。”苗苗说：“那咱俩扯平。”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笑完又加了一句：“其实老师那天心里有人选，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三班那个领唱；她今天没来，人才轮到你。”白露不信。苗苗说：“你要不信，你下回看老师的手——她叫人起来的时候会先看一眼后门，后门没动静，她才叫人。”
　　苗苗后来还说过一件事。她说白露头三天练的那几回，她一直在音乐教室后头那间小屋里陪着他，那间屋子堆着旧琴架子，门是虚掩的。苗苗说：“他第二回练到一半就哭了，我隔着门听见的。我没有进去。”白露说：“你为什么不进来。”苗苗说：“进去他就得停下来跟我说话。他不肯停。”白露问她自己那天为什么不下楼。苗苗低头想了想，说：“我怕他一抬头看见我，更唱不成了。”她说她后来想通了一件事：一个班二十几个人，真正顶事的不是站在前头那几个，是外头这几个肯陪着熬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白露正低头翻谱子，翻了两页才说：“那你比我难。”
　　第二天上午，阿望把谱子又抄了一份。他抄的是提词用的那种小字，抄在一张纸条上，纸条折成八折，塞在白露左边口袋里。他没有告诉白露。演出那天，那张纸条在口袋里压了一整天，白露唱完以后才想起来，掏出来看了一眼，看完又塞回去。他后来跟阿望说：“今天没用上。”阿望说：“我知道。今天你用不上，是因为我抄错了。”白露说：“抄错了你还放。”阿望说：“万一对呢。”
　　等她把话记完站起来，他已经走到门口去了。云轻轻是最后一刻到的。她连着熬了几夜夜戏，进门时手里拎着一个纸袋，袋里是一双新袜子。她蹲在后台的椅子边，把白露的鞋带解开又系了一遍，系完说：“明天灯一开，前头六盏全对着你的脸，眼睛睁不开就别硬睁——你往底下看。底下黑，看不清也不要紧，你找一样你认得的东西，认住了就把词送出去。”白露问：“找不到呢。”云轻轻说：“找不到就先吸一口气，气吸够了，词自己会出来。”她临走把袜子塞进他书包，又低声说了一句：“你怕，说明你知道自己要唱给谁。”
　　她走后阿望过来看了一眼，问她说了什么。云轻轻不肯讲，只说了一句：“我们那行上台之前，老师只教一句：忘词了就把词送给最近的那个人。”她指了指台下的方向，“这台底下坐的都是他要送给词的人。他只要认出一个就够了。”阿望听完，回身往楼下走，走到楼梯口又回来问了一句：“那纸条要不要收。”云轻轻说：“不要收。收了他就惦记着口袋。放着他就该忘了。”
　　礼拜四下午三点，沈园的车在礼堂门口停了。眠眠提前跟学校打过招呼，第一排摆了一排矮凳——那是白露自己挑的，他跟班长说“我妈腿不好，得坐前头”，说得理直气壮。侯嫂在家熬了一罐冰糖梨水，桶身贴了一张纸条，是眠眠的字：白露喝第一碗，第二碗留给唱歌的那位。囡囡今天一岁半，走路还走得歪，江照牵着她从侧门进来，一进门囡囡就往第一排挣，指着空凳子拍手。阿望坐在第二排正中间替姐姐占位置；小满请了两节课的假，她站着，把那张折了四折的词捧在手里，像小时候在廊下听弟弟背课文一样，站得笔直。
　　白露是最后到的。他到后台的时候三点二十，后台的墙是旧的，水泥墙上有一块补丁，补丁的颜色比别处浅。他坐在第三排椅子上等，等到三点半又站起来走了一趟，从幕布的缝里往底下看：看见第二排阿望的位置，看见第一排那张空凳子，看见前排靠边那个最边上的位置——那是他给自己妹妹占的。他在幕布后头站了大概两分钟，回来坐下的时候发现手心全是汗，把裤子擦了两回。石头从二班那边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看见白露就伸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敲完就走了。苗苗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说，只把两只手放在膝上压着。过了两分钟，白露说：“我上回洗手间是十分钟以前。”苗苗说：“那再去一趟。”他就去了。回来坐下的时候两只手还是凉的，可是心里那件一直上不来的东西落下去一半。他坐下以后又把手心在裤子上擦了一遍，擦完低声问了一句：“台上那么亮，第一排看得见人么。”石头在门口回头说：“看得见。灯光底下人更亮。”白露把这句话记住了。
　　幕开的时候礼堂里响起一片掌声，六盏灯一齐亮起来，把第一排正中那个位置照得发白。白露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掌心全是汗。合唱起了前奏，他张嘴唱出第一句，声音出来是抖的，抖得他自己都听见了；第二句刚起头，调子往下溜了半度。他站在灯底下忽然想抬手擦额头，又觉得不能动。就在那一刻他抬眼往底下看——他看见最前排那个妹妹，坐在最前排，两只小手一下一下拍着凳沿，嘴张着，一个音也唱不准，却跟得比谁都用力。
　　他把第一个字唱对了。第二个字起调又滑下去，他索性不去管它，顺着底下那两只拍手的小手往下唱，一句一句送出去，唱到第二段的时候嗓子放开了一点。第三句他忘了半拍，阿望在第二排站起来，没唱，只是把手举起来给他看了一眼——那是第四组的动作，白露一下子想起来了。那半拍是他自己抢回来的，唱完以后手心全是汗，裤缝湿了一小块。他后来跟阿望说：“你在那儿一动我就踏实了。”阿望说：“我不是给你看的。”白露说：“我知道，你是不让我知道你在看我。”
　　谢幕的时候掌声比开场还长。白露站在台上鞠躬，鞠到第三下的时候看见底下第一排那个空的座位——老太太没有来，眠眠早上出门前给学校打过电话，说是老太太昨夜睡得迟，不必去接。她旁边那个座位空着，白露看了一眼就没有再看下去，把腰弯下去又鞠了第四下。
　　回到后台他坐在第三排那把椅子上，坐下去就起不来了。石头第一个进来，进门先拍了一下他肩膀，拍得很重，说：“你中段跑了半个调。”白露说：“我跑了。”石头说：“跑了不要紧，我听出来了，回头我告诉你。”他说完站到一边去看墙上的节目单，看完又回头看白露。苗苗在他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递过来，白露没有接。苗苗说：“你不吃我放着。”就把糖搁在椅背上。二班那个女生来问：“你第二段那个换气在哪儿学的。”白露说了个位置，说不是学的，是数拍子数出来的。那女生愣住：“我是说真的数拍子。”白露说：“就是真的。”音乐老师进来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说完就出去了，说的是：“今天你换气的地方比我教的早半个字。早半个字是对的，你自己改的。”白露坐在椅子上把这句来回过了三遍，第三遍才哭出来，哭的时候背对着门。门上贴着一张演出次序表，红笔写的，纸角翘着。
　　演出那天阿望把那张提词纸条从白露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他看的时候白露正在后台候场，没留意。他后来跟眠眠说起过这一眼，说他那天看了才放心——纸条还在口袋里，说明白露一次也没摸过它。“一次也没摸，”他说，“那就是真的唱下来了。”眠眠问他要是白露摸了怎么办。他说：“那我就不数拍子了，我上去给他翻谱。”眠眠说：“你上去翻，全场都得看你们。”阿望说：“那就都看。”
　　江照那天加到九点四十才回家。玄关的灯开着，囡囡那间小屋的门虚掩着，一线暖黄的光从地板上漏过来，孩子睡了。她把包放在柜上，先去厨房倒水喝——那天她的嗓子哑了一整天，会议室里连着两个钟头，她一句也没有让别人先说。就是在这个厨房里，她看见了压在键盘底下的一张纸。集团公文纸，抬头印着“顾屿川”三个字，下面一行是“呈”，末尾是“辞”。两页，末页只落了半行字就断了，签名的地方空着。她把水杯放下，走回去把那两页纸拿起来，站在厨房门口看完了，看得很慢，看完没有出声。
　　那天她从早上八点开第二个会。开的是集团那个季度的复盘会，从八点开到十一点，中间没有人出去买过水。念材料的是她自己。她念到第七页的时候把语速放慢了半分——那半页是屿川去年夏天在月子里写的，写的是这个项目如果换人，交接要先交哪五样，哪五样由谁签。她当时只说了“第七页照念”，没有多说。散会以后秘书进来收材料，问第七页要不要一起归档。她说要。秘书问要不要复印一份。她说不用。下午又是两个会。她一整天只说了七十一句话，其中六十九句是念材料。剩下两句，一句是散会时说的“今天就到这儿”，一句是下午四点有人问她嗓子怎么哑了，她答的是“空调吹的”。这一句答得她自己也晓得是假的。
　　她把两页纸并在一起，看了一下纸边——第一页的字写得重，第二页的字忽然轻了，轻得不像同一个人写的。她把纸放回厨房台面上，又拿起来，再看一遍那一段断了的话。断了的地方留着半行，最后三个字是“这份”。她把纸压在键盘底下，压得和平常一样，然后去倒了那杯水，站在水池边喝完。
　　她看的是那第七页。七页是装订在一起的，前六页是项目本身的账：进度、成本、三笔签字的日期，每一笔后面都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谁经的手。第七页是屿川自己加的，加在装订的当口，正文里没有这一页，是后头添进去的。这一页上头写的是五条。五条不是新拟的，是从前面六页里挑出来的，拣的时候他把人名去掉了一列，只留下日子。末一条后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写的是：“这一条我若是写不清楚，接的人照前六页做就是，不必问我为什么。”江照看到那一行的时候站住了。她想起去年夏天她半夜起来给孩子换尿布，灯开着，屿川坐在客厅那张桌子上写的就是这几页。她那天问他写什么，他说写给下一个。她笑了一下，说：“还没散会呢。”他说：“先写好，人就不用回来了。”
　　顾屿川那天在楼下。二十三层的落地窗开着一条缝，风把桌上的纸吹得翻页；他在阳台上站着，手里那支烟已经燃到滤嘴，也没有人提醒他。他上楼的时候十点已过，进门先看见江照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一碗已经温了的汤。他没有问，只把外套挂上去，说了一句：“妈睡了没有。”江照说睡了。他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又放下，说：“那个项目，公司决定换人。”他没有说“换的是我”，也没有说“我递了辞呈”；他把这两句都省了，省得像在报一个数字。江照听着，一直没有插话。
　　等他说完，她问了一句：“你自己写的？”他说是。她又问：“写了几稿？”他停了很久，说：“三稿。第一稿是三月，改到现在是这一稿。”江照点点头，把碗往他那边推了推：“三稿就跟坐了一夜一样；我猜你头两稿都撕了。”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低头把碗端起来又喝了一口。江照看着他喝完那一口，才说：“第三稿比头两稿短吧。”他说：“短一半。”她说：“那就对了。”
　　书房那扇门虚掩着。他进去之前，江照叫住了他：“屿川，你先别去翻那个批件。”他站住了。“我今晚不批你的辞呈，也不批你的挽留。”她说得很平，就像在会上念那五条的时候一样，“辞呈我收了，理由我看了，从头看到尾，一个字也没有找出虚的。可你要走，我不拦；你要留，我也不能一句话就把你按在原位子上。”她站起来，把那两页纸拿在手里，“我要办三件事。头一件，是我要给集团打一个电话。”
　　顾屿川问：“说什么。”她说：“说你这个辞呈我收到了。第二件，是让秘书把材料里那个页码和那五条一起存档，一页也不许少。第三件，我明天上午跟那位主持的人当面谈。”他急了：“你别替我去谈。”江照说：“我不是替你去谈，我是替那份材料去谈。你第七页的账我记了一年，那本子我留了一年——它不归我，归公司。”她把纸放在窗台上，压了镇纸，转身去洗碗，“你今晚的汤喝完。凉了就不好喝了。”
　　他问第二件到底是什么。第二件是页码。集团存档的材料按页编，一页一个号，中间不留空。江照把那份材料抽出来，从第一页数到第七页，数了两遍。第七页那一张是后添的，添的时候没有编号，纸角上有一个骑缝的蓝戳，戳在第七页和第八页的缝上：前一页的墨是干的，后一页的墨已经洇了。她数完，把这一处单独记在本子上，记的是“第七页后加，戳在前七后八”。她跟他说：“归档的人不看内容，只看页码。第七页要是编错了，接的人翻到那儿以为是第六页，那这一页就白写了。”他说：“我知道。”江照说：“你去年写的时候知道，今天你撕的时候大概忘了。”
　　他坐在餐桌边上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把那两页纸拿起来看。末页那半行字他自己是知道的：写着“……三年来我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一个能交出去的东西。这份”。后面没有了。他把纸折回去，折得比原来还齐。他跟江照说过一句：“我不是要辞。”江照背对着他在洗碗，说：“我知道。”他说：“我是要知道我算不算那个能把东西交出去的人。”江照关了水，把手在围裙上擦干，转过身：“你要是想证这个，你不用写辞呈。你把第七页那本子拿给下一个人看，看他接不接得住。接住了，你就是了。”
　　第七页那本子后来真的拿给人看过。那是第二年三月，接手的是集团里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什么她没有记住，只记住他翻到第七页的时候翻得很慢。他看完抬起头，问了江照一句话：“这一页下面为什么空着。”江照说：“因为写的人不肯替接的人挑。”那人说：“那我不挑。我按他写的做，做坏了算我的。”江照把本子合上，说：“这一句你写进去。”那个人后来真写了，落在第七页下面那一行空白里，写的是他自己在哪一年能接。
　　顾屿川那个冬天没有再动笔。他把两页辞呈留在抽屉里，一直到三月才拿出来交。江照后来问他：“你为什么拖到三月。”他说：“因为三月之前，我说不清我是在辞还是在赌。”江照说：“你现在说得清么。”他说：“说得清。我不是辞，我是等一个人来问我一句。”她说：“谁写了。”他说：“没有人写。所以我又写了一遍。”
　　那个冬天他过得跟平常一样：上班、下班、吃饭。囡囡那时候一岁三个月，不会说话，见了人就伸手要抱。有一回他抱着她在客厅里走，走到半夜孩子醒了哭，哭到他把身上的毛毯拆下来盖在她身上才停。他坐在沙发上没有动，等到孩子睡实了，才发现自己一只手还搭在她背上。那天夜里他到书房坐了半个钟头，把抽屉拉开，看了一眼那两页纸，又推上。第二天阿砚来家里，带来的不是梨水，是两斤橘子，说是乡下来的。阿砚没有问他写什么，坐了一会儿问：“你那个项目现在到哪一步了。”他说：“到交的那一步了。”阿砚把橘子皮剥了，一瓣一瓣分给囡囡，囡囡不吃，只玩。他看着孩子玩那瓣橘子，说了一句：“她不知道。”阿砚说：“她不知道，你也不必先跟她说。”
　　电话是站在楼道里打的。楼道有回声，她把门带上，靠着墙，把话说得很短，三句：第一句，她说他这个辞呈她已经收下了，人她明天上午到；第二句，她说他手上有那三页东西，是去年夏天在月子里一页一页写的，页码她核过，一处都对得上；第三句她说这两页辞呈请一并归档，签收的人写她的名字。挂了电话她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回家把水壶坐上，进去给囡囡把睡袋拉了拉，回头跟顾屿川说：“我熬一锅粥，你盛。”他没有争，坐下来把公文纸拿起来又看了一遍。他后来跟眠眠承认，那天他其实想好了两条路：一条是辞，一条是接着背；他自己心里那条早就断了的，是江照在电话里三句话给他接回来的。
　　那一锅粥熬到十一点半。江照把火关了以后没有马上走，她在灶台边站了一会儿，把勺子在锅里搅了两下，听那勺子碰锅底的声音。顾屿川从客厅过来，问她要不要他洗。她说：“你洗。我今天站了一天的会，腿是酸的。”他洗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他把锅冲了两遍，把勺子摆回原来的位置。摆完他说了一句：“江照，那三页东西我明天自己交。”她说：“你交可以。交完你要跟我说一声。”
　　眠眠是第二天才知道的。电话是阿砚接的——他那天上午在家，园子里那株玉兰的落瓣扫了两筐，正把簸箕往廊下搬。阿砚听完，只问了一句：“人还在家么。”眠眠说在。他说：“那这事先别往妈那儿传。”眠眠看了他一眼：“为什么。”阿砚把簸箕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妈是医生，医生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把家里的事当成别人的事来处理。她要是知道屿川在写辞呈，她头一件想到的是怎么把他劝回来，而不是先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眠眠把手里的水杯放下，想了很久，才说：“那我们两个就都当不知道。”阿砚说：“不当不知道，我们两个就当知道。”他把簸箕重新端起来，往廊下走，走了两步又停下，“中午给他家送一盒梨水过去。侯嫂那罐还在，剩了小半罐。”眠眠说：“你送去？”阿砚说：“我去。你上午有个会，我顺路。”他说完就把簸箕放下，走去厨房拿了那罐梨水，装在一只干净的玻璃罐里，又从碗柜里翻出那半块冰糖搁在上面——那是老太太让留给阿望的，他想了想，没拿出来，只把罐子盖好。
　　阿砚是十一点半到的。门是眠眠开的。他进去的时候江照已经出门了，桌上摊着两页纸，纸边压着一只白瓷杯。阿砚把玻璃罐放下，没有立刻走，先看了一眼那两张纸，抬头看见墙上的挂钟，差十分十二点。他没有问那是什么。他把罐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推到不碍事的地方，又去碗柜把那半块冰糖想了想，还是拿出来了，掰成两半，一半搁在罐口，一半放回碗柜。做完他对眠眠说：“这东西不能凉着喝，凉了压不住。”眠眠说：“我还没吃。”阿砚说：“你先吃，剩下的等她中午回来。”他走的时候把果皮袋拎出去，路过院墙根，那株玉兰又落了一层，落在台阶上，他用脚把几瓣拨进砖缝里，没有扫。
　　第二天上午江照去了十八层。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份回执，一张纸，最下面一行是主持那位的手写批注：辞呈收讫，岗位调整另行通知，材料已归档。她把回执放在餐边柜上，压在那只搪瓷杯底下，杯子里还有半杯凉茶。顾屿川看了那张纸很久，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江照说：“意思是你的位置我没给你保住，你的位子也没了——你的名字还在册子上，那三页六条我让归档了。”她顿了顿，“屿川，我今天不替你高兴，也不替你难受。我只跟你说一件事：那天在会上念到第三条的时候，全场只有一个人没有看我，就是你。”
　　那行批注他念了两遍。念第一遍的时候，他手指压着“另行通知”四个字，压得纸上起了一道横印。他问：“另行通知是什么意思。”江照把话说得很直：另行通知就是没有通知，今天不定，三个月以内不定，六个月以内也可能不定。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高声音，也没有压低，是她平常在会上说事的那种调子。他说：“那我今天下午要不要去交接。”江照说：“你没有收到通知，你交什么。”他停了一会儿：“那我这个位子算什么。”江照把那张纸从他手里抽回来，翻过来放在桌上，背面是空的。她说：“算你自己。这个册子上从头到尾没有写你叫什么，只写了七页账。你今天要是坐不住，你就去看看第七页底下那行空的——那是留给下一个人的，不是留给你的。”
　　顾屿川低着头。江照转身要去厨房，走到门口回过身，从茶盘里端出四只杯子——他那只是白瓷的，她自己那只是搪瓷的，囡囡那只是米色的小碗，第四只是老太太待客的那只紫砂。她把四只杯子一只一只摆到桌上，从窗台上拿起那两页辞呈，走到灯下，从第一页中间开始，撕。撕得不快，一页四片，一共八片；她挑出四片，一折，一压，一只杯子底下压一片。
　　撕完她把剩下的四片也收了，收到一起，放进信封，信封上写了一个日子，是明年三月。他问她：“这是什么。”她说：“留着。明年这个日子你要是还想写第二回，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平常开会一样，只是说完以后她把紫砂杯端起来，用袖子擦了擦杯沿，擦得很慢。窗外有车过去，灯光从窗帘缝里扫进来一次，扫过桌上一只杯子底下压着的那一小片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