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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活下来1 感觉主角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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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十四岁之前,住在加里宁格勒。
那里冬天很长,风从波罗的海吹过来,带着盐和铁的味道。
城市曾经有旧电车、有河边的教堂、有被炮火削掉一角的图书馆。
战争开始以后,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坏掉。
先是图书馆关门,后来教堂的钟不响了,再后来连电车轨道也被人拆去换面包。
索伦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母亲临走前把一条旧围巾拆成四股,给每个孩子手腕上都缠了一圈。
她说:“这样你们就不会走散。”
后来那条围巾在第一次逃亡里丢了。
莉娅哭了一整夜,玛拉把自己的袖口剪下来,给她重新绑了一根布条。
那年索伦六岁,妹妹莉娅四岁,哥哥达里安十六岁,姐姐玛拉十四岁。
父母死后,达里安成了家里最像大人的人。
他其实并不沉稳,只是不敢慌。
他会把窗户用木板钉紧,会把仅剩的土豆切成很薄的片,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
他说话很少,做事很稳,可一旦遇到没经历过的事,他就会僵住。
比如莉娅第一次发烧,他抱着她在街上走了三个小时,不知道应该去诊所还是去教堂。
玛拉在旁边急得掉眼泪,却只会一遍遍擦莉娅的额头。
最后是一个卖药的老妇人给了他们半片退烧药。
达里安把那半片药分成四份,说:“我们都吃一点,这样谁也不会先倒下。”
玛拉看着他,没说话。她知道哥哥在逞强,可那时候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索伦从小是那个在爱里的孩子。
哪怕父母已经离去,哥哥姐姐依旧将他们仅剩下的爱留给了他与妹妹,他是如此的感激,他不在乎这里糟透的环境,他只想和家人呆在一起。
他的哥哥达里安会把最厚的外套给他,他的姐姐玛拉会把碗里唯一一块肉夹给他,他的妹妹莉娅会把捡到的玻璃珠塞进他手心,说:“这个好看,给你。”
但索伦也想要保护他们。
他跑得快,腿脚灵活,能钻进废墟里找还能用的东西,当空袭来时,他会第一个把莉娅抱进床底,再回头去拉玛拉。
达里安搬不动重物时,他会从后面顶住柜子,让哥哥把粮食拖出来。
玛拉害怕得发抖时,他会握住她的手,不说话,只是让她知道自己还在。
他沉默,不是因为没有话,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会让别人更害怕。
莉娅是家里最安静的孩子。
她不爱哭,也不爱闹,总是一个人蹲在角落里看东西。
她能记住谁家昨天给了他们面包,谁家今天换了锁,哪条巷子的狗会咬人,哪条巷子雨后会有积水。
她还会注意到玛拉手指上的裂口,达里安鞋底的洞,索伦外套袖口磨白的边。
有一次,莉娅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索伦。
索伦问:“哪里来的?”
莉娅说:“面包店阿姨掉的,她没看见。”
索伦把糖推回去:“还给她。”
莉娅摇头:“她掉了两颗,我还给她之后,她说这一颗是多的,给我了。”
索伦看着她,最后还是接了。
那颗糖他含了很久,直到甜味淡得几乎没有了,还舍不得咬碎。
他们四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活着。
索伦和莉娅会在离战火远一点的地方帮忙,索伦帮人搬货、送信、修栅栏,莉娅帮人择菜、擦桌子、看店。
达里安去码头扛包,玛拉去洗衣房干活。
每天傍晚,四个人会在旧车站后面的面包店门口见面。
那是他们一天里最安稳的时候。
达里安会问:“今天有人欺负你们吗?”
玛拉会检查索伦的膝盖有没有擦伤,莉娅会把口袋里捡到的小东西摊开给他们看。
索伦通常不说话,只是把当天赚到的几枚硬币放在玛拉手心里。
玛拉每次都会留出一半,说:“存着。等战争结束,我们给莉娅买新裙子。”
莉娅就会小声说:“不要裙子,要鞋,索伦他的鞋破了,会很痛的。”
索伦低头看自己的鞋,鞋头确实裂了一道口子。
他笑了笑,说:“还能穿。”
达里安没笑。
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和索伦的换着穿了一天。
第二天,索伦的脚被磨出了血泡,达里安的脚也红了。
两个人谁都没说。
后来,战火还是烧到了他们所在的街区。
那天本来不算最糟的一天。
东边没有炮声,西边也没有枪声,面包店照常开门,修鞋匠还在摆摊。
索伦和莉娅在街角帮人整理旧报纸,莉娅蹲在地上,把散开的绳子一圈圈绕好。
忽然有人喊:“跑!”
不是炮声,是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起来的声音。
索伦只记得莉娅的手从他掌心里滑出去。
他回头时,妹妹已经被人群推着往前,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却没有哭,只是朝他伸了一下手。
索伦追上去。
达里安和玛拉也追上来。
可人太多了。
莉娅像被风吹走的纸片,转眼就不见了。
他们找了三天。
达里安去了警局,玛拉去了教堂,索伦沿着每条巷子跑,莉娅的小发卡被他攥得变了形,但一点踪影都没有。
没有找到。
从那以后,家里像被掏空了一块。
达里安变得更沉默。
他不再问“今天有人欺负你们吗”,只是每天天没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
玛拉开始频繁地翻莉娅留下的东西,发卡、布条、半颗没吃完的糖纸,她都收在一个铁盒里。
索伦不敢碰那个铁盒。
争吵是在旧车站爆发的。
达里安手里攥着一张北上的车票,说莉娅可能还在国内,也许被好心人收留了,他们不能离开。
玛拉却觉得莉娅可能已经被带出境,如果继续留在加里宁格勒,只会一直原地打转。
“她要是还在附近呢?”达里安问。
“那我们也得去更远的地方找。”玛拉说。
“你凭什么决定往哪边走?”
“那你又凭什么决定留下?”
达里安说不出话。
玛拉的眼泪掉下来,却没有继续吵。
她总是这样,看得清楚,却缺少把别人拉回来的力气。
索伦站在他们中间,看看哥哥,又看看姐姐,他是如此的不知所措。
“那我呢?”他问。
达里安低头:“你跟我。”
玛拉同时说:“你跟我。”
索伦没有回话,两个人都以为索伦会跟着另一个走。
达里安以为索伦会跟玛拉去西边。
玛拉以为索伦会跟达里安去北边。
当偏偏那天,车站里人太多,广播声刺耳,行李撞在一起,孩子哭,大人喊。
索伦被一个抱着包裹的男人撞得踉跄,他伸手去抓达里安的袖子,却只抓到空气。
等他站稳时,玛拉的背影不见了。
他看见达里安上了北边的车,想喊,喉咙却像被堵住。
旁边一列车门正要关上,人群推着他往前,他稀里糊涂地踏了上去。
车开动时,索伦扑到窗边。
站台上没有达里安,也没有玛拉。
只有越来越远的加里宁格勒。
他那时十四岁。
索伦被那趟车带到了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里斯本。
索伦刚下车时,里斯本火车站的天花板很高,声音从四面八方撞回来。
广播、行李箱轮子、脚步声、叫卖声、检票口的滴滴声,全混在一起。
他听不懂,也看不懂。
站牌上的字像一堆陌生的符号,只有数字偶尔能让他猜出一点意思。
他第一反应不是往前走,而是回头。
身后是列车,车门已经关上。
站台上的人流把他往前推,他踉跄了两步,差点撞上一个提着大箱子的男人。
那人不耐烦地喊了一声,索伦赶紧退开,低着头,像一只误闯进人群里的野猫。
他想去问路。
可刚张嘴,才发现自己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
加里宁格勒的车站也有广播,也有售票口,也有卖三明治的柜台。
可那里的声音他听得懂,那里的混乱他有办法躲开。
这里不一样。
这里的每一扇门都可能通向更陌生的地方,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可能问他证件。
他摸了摸口袋。
空的。
只有昨天在车上,一个老妇人塞给他的半块饼干。
饼干已经碎成渣,他用手指捏起来吃了一点,剩下的又包回去,像那是最后一点能证明他还活着的东西。
他在车站里转了很久。
白天,他不敢离开太久,怕找不到回来的路。晚上,他缩在候车厅长椅的最里面,背靠着墙,把书包抱在怀里。
其实那只是个旧布袋,里面只有半块饼干、一枚从加里宁格勒带出来的硬币,还有一张被揉皱的地图。
他不敢睡熟。
每次闭眼,都会梦见莉娅在人群里伸手,达里安在车厢门口回头,玛拉站在站台尽头喊他。可醒来时,车站的灯还亮着,清洁工拖着水桶走过,地面湿得发亮。
第三天,他开始学着活下去。
他看见有人拖着大箱子走不动,就上前帮忙,先是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女人,他替她把箱子拎上台阶。
女人愣了一下,用葡萄牙语说了句什么,见他没反应,便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塞给他。
索伦盯着那枚硬币,不敢接。
女人把硬币放进他手心,拍了拍他的手背,走了。
那是他来到里斯本后第一次赚到钱。
硬币很小,却很重。
他攥了很久,手心里全是汗。
后来,他慢慢摸出一点门道。
火车站门口总有旅客需要帮忙。
有人箱子太重,有人带着孩子腾不出手,有人找不到出口。
索伦不说话,只伸手。
他力气不算大,但手脚灵活,能钻过人群,能把箱子抬上楼梯,能在车门口帮人把行李塞进去。
一天下来,他能赚到几枚硬币,有时是一张小纸币。
他把钱藏在鞋垫下面。
那是莉娅教他的。
在加里宁格勒时,莉娅总说:“最危险的地方,是别人不会去翻的地方。”
索伦一开始不信。
后来发现,鞋垫下面确实比口袋安全。
他靠这点钱买了最便宜的面包,也买过一瓶水。
晚上仍旧睡在车站,只是会换一个更隐蔽的角落。
他不敢去旅馆,也不敢去警局。
他怕被问身份,怕被遣返,怕连最后一点自由也失去。
更怕回去谁也找不到。
可是里斯本的街头并不只有善意。
第七天傍晚,索伦刚帮一个老人把行李送到出租车旁。
老人从钱包里拿出两张纸币,塞给他,还对他笑了笑。
索伦把钱折好,准备去买面包。
刚走到车站后面的小巷,三个少年拦住了他。
他们看起来也不大,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穿着脏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其中一个叼着烟,眼睛盯着索伦的口袋。
“钱。”他用葡萄牙语说。
索伦没动。
那人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更重。
索伦听懂了那个词。
他往后退了一步。
三个人围上来。
索伦转身想跑,却被旁边的人拽住衣领。
他挣扎时,书包带子断了,半块饼干掉在地上,被一只鞋踩碎。
索伦愣住了。
那一瞬间,他想起的不是钱,是那块饼干。
有人从他口袋里翻出几张纸币,又去掏他的鞋,索伦猛地蹲下,死死护住脚。
那人踢了他一脚,骂了一句,见他实在没什么可抢的,才把鞋扔回来。
他们走了。
索伦坐在地上,很久没有起来。
小巷里很暗,远处车站的灯亮着,像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他低头看自己的鞋,鞋带松了,鞋面上多了一个灰脚印。
那块饼干已经被踩成粉末,混在尘土里,再也捡不起来。
他没有哭。
只是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天晚上,他没敢再去原来的角落睡觉。他换到车站另一侧,靠近行李寄存处的长椅下,那里有摄像头,灯光也亮一些。
他抱着膝盖,把剩下的硬币重新藏进鞋垫,藏得更深。
第二天,他仍旧去帮人搬行李。
只是动作更小心了。
有人给他钱,他会立刻把钱分成两份,一份藏在鞋里,一份缝进外套内衬。
那是玛拉以前教他的。
玛拉总说:“不要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
索伦那时嫌她有些啰嗦。
现在才明白,那些话都是活下来的办法。
他还是会害怕。
每次听见警笛声,他都会下意识缩起肩膀,每次有人用葡萄牙语大声说话,他都会以为是在喊他。
每次列车进站,他都会盯着车门看,好像达里安或玛拉会从里面走出来。
可他们一直没有出现。
索伦在车站里待了将近一个月。
白天帮人搬行李,晚上蜷在长椅上睡觉。饿了就买最便宜的面包,渴了就去公共饮水机接水。
他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葡萄牙语,比如“谢谢”“多少钱”“去哪里”,也学会了看人脸色,知道什么时候该靠近,什么时候该离开。
他仍然想回加里宁格勒。
想回到那条有旧电车的街,回到面包店门口,回到莉娅蹲着绕绳子的角落。
哪怕那里有炮声,有饥饿,有随时可能响起的警报,至少那里有家人。
可他回不去。
没有钱,没有证件,甚至不知道哪一班车能带他回去。
直到有一天,本菲卡青训基地的球探卡布拉尔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他。
那天索伦正帮一个女人把两个大箱子搬上出租车。
他动作很快,先把小箱子塞进去,再绕到另一边扶住车门,最后把大箱子抬起来时,脚下一滑,膝盖磕在车门上。
他没吭声,只是把箱子放好,退到一旁。
女人给他钱,他摇头,只拿了之前说好的那部分。
卡布拉尔站在不远处看了很久。
他见过太多孩子。
有些孩子踢球时很聪明,生活里却很笨;有些孩子生活里很能扛,踢球时却畏缩。
索伦不一样。
他搬行李时像护球一样护着箱子,躲人时像过人一样灵活,被人推了一下也不慌,只是站稳,继续做该做的事。
卡布拉尔走过去,用英语问:“你叫什么?”
索伦抬头。
他警惕地看着对方,像随时准备跑。
卡布拉尔没有靠近,只是把一张名片放在旁边的栏杆上。
“如果你没地方去,明天早上来这个地方。”他说,“不是骗你。那里有饭,有球场,也有人能帮你。”
索伦没接名片。
卡布拉尔也不急。
“你可以不来。”他说,“但你不能再一直睡在车站。”
说完,他转身走了。
索伦盯着那张名片看了很久。
风把它吹得翻了一页,上面印着本菲卡的队徽。
那天晚上,索伦把名片捡起来,夹进自己的地图里。
他仍旧害怕。
仍旧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可他知道,自己不能永远留在火车站。
因为十四岁的索伦已经明白一件事:有时候,活下去不是停在原地等家人回来,而是先让自己活到有能力去找他们。
第一天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哪里,他只知道自己听不懂周围人说话,口袋里没有钱,证件在这里没有用。
而原来的国家已经在战火里崩裂,就算证件还在,也没有地方可以证明他是谁,就算回去,他也找不到家人的踪影。
他成了黑户,原本他是活不下来的。
偏偏里斯本并不排斥流浪孩子。
或者说,这里到处都是因为足球聚过来的人,在阿尔马达、阿马多拉、里斯本郊区,很多破旧街区里都有临时住处。
球场旁边总有小餐馆、洗衣店、修鞋铺、饮料摊和旧球衣店。只要愿意干活,总能换来一口饭。
他去寻找新的生存方式。
索伦就在本菲卡训练基地附近活了下来。
那里有光鲜的球场,也有球场阴影里的生活。
他白天帮餐馆洗盘子,晚上帮杂货店搬货,清晨去市场卸菜,下午去训练场外围捡球,他不敢走太远,怕被人查身份,也不敢睡太固定的地方,常常在仓库后面、桥洞下或者球迷商店屋檐下蜷一晚。
他依旧沉默。
有人问他名字,他只说:“索伦。”
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摇头。
时间久了,附近的人知道他手脚快,干活不偷懒,也不惹事。
餐馆老板会留给他一份卖剩的三明治,修鞋匠会帮他补鞋,球迷商店的老板娘有时会把快过期的牛奶塞给他。
索伦都记着。
他会把餐馆门口的垃圾袋提走,会帮修鞋匠把掉在地上的钉子一颗颗捡起来,会在球迷商店下雨时帮忙收伞。
他不擅长表达,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别人:我没有白拿。
他最常待的地方,还是训练场外的铁丝网边。
本菲卡的青训营在那里训练。
索伦一开始只是远远看,后来因为捡球快,被一个替补球员叫了过去。
“小孩,球给你。”
索伦接住。
对方又踢了一个更快的,他也接住了。
第三次,那人把球踢向铁丝网角落,索伦两步冲过去,脚尖一勾,球停得很稳。
替补球员吹了声口哨:“你以前踢过?”
索伦摇头。
“那你挺会跑。”
索伦没说话。
他确实会跑。
从小在加里宁格勒,他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踢球,而是听见不对的声音就动。炮声远了,他跑去找水;有人闯进巷子,他拉着莉娅绕路;达里安受伤时,他跑去叫人;玛拉哭的时候,他跑去买最便宜的面包。
他的脚不是为了进球练出来的,是为了活下来练出来的。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本菲卡青训体系里的一名球探。
那人姓卡布拉尔,头发花白,常年在基地外围转。他看人很准,脾气却不好,尤其讨厌浪费天赋。那天训练结束,球员都走了,索伦还在场边捡球。
卡布拉尔把球踩在脚下,盯着他:“你叫什么?”
“索伦。”
“哪里人?”
索伦沉默。
卡布拉尔看了他几秒,没有追问。
“踢一个给我看。”
索伦抬头。
“别怕。”卡布拉尔说,“踢坏了我也不找你赔。”
索伦把球放下,后退两步。
他没有标准动作,带球时身体压得很低,变向很快,过人时像从人缝里钻过去。
他绕过两个旧标志桶,最后用脚背把球送进空门。
球撞进网里,声音很轻。
卡布拉尔没立刻说话。
过了很久,他才问:“你想踢球?”
索伦点头,又摇头。
“想。”他说,“但我没有钱。”
卡布拉尔哼了一声:“谁问你要钱了?”
那天晚上,卡布拉尔联系了本菲卡塞沙尔基地的一名青训教练。
对方听完情况后,没有立刻答应。
本菲卡青训体系很完善,但也正因为完善,所有流程都有规矩。
没有监护人、没有证件、没有注册资料的孩子,不可能直接住进宿舍,更不可能马上参加正式比赛。
但那名教练还是说:“先带来看看。”
索伦被带去训练那天,穿的是自己洗得发白的旧外套。
教练让他跑圈,让他带球,让他和两个少年对抗。
索伦一开始很紧,动作僵硬,直到对方一个后卫撞了他一下,他本能地护住球,转身,加速,从两个人中间穿过去。
教练的眼睛亮了。
训练结束后,卡布拉尔问:“能留下他吗?”
教练摇头:“不能马上留。”
卡布拉尔皱眉。
“但他可以来基地帮忙。”教练说,“捡球、搬器材、打扫场地。先让他有饭吃,有地方睡。身份和注册的事,慢慢想办法。”
索伦就这样留在了本菲卡塞沙尔基地附近。
不是正式球员,也不是宿舍里的青训少年。他先住在基地后勤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白天帮忙,晚上跟着梯队训练。
俱乐部没有立刻给他合同,但食堂给他留饭,队医给他检查身体,卡布拉尔则帮他联系律师,确认他能不能申请临时居留或未成年人保护身份。
索伦第一次睡在有屋顶的房间里时,坐在床边很久都没动。
他怕一闭眼,这一切就没了。
第二天早上,食堂真的有面包。
训练场上真的有球。
教练真的在等他。
索伦开始拼命踢球。
他跑得比所有人都快,摔得也比所有人都多。他的停球一开始很糙,传球也不稳,但他学得快。
别人练一遍,他练十遍。别人休息时,他还在跑。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
索伦说不上来。
他不能告诉别人,自己踢球不只是为了赢。
他是想让自己变得有名。
有名到某一天,新闻能传到很远的地方。有名到达里安和玛拉看见他时,能认出他。
有名到莉娅如果还活着,也许能在某个屏幕前看见哥哥。
他不知道妹妹在哪里。
也不知道哥哥姐姐有没有还在找他。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跑下去。
因为十四岁那年,他在加里宁格勒的车站里上错了车,和家人走散。
而现在,他要用足球,跑回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