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旧故事》咸鱼逸歌

1、1966年，秋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我十七岁，成绩单永远钉在年级光荣榜的最上端。
　　我有个双胞胎哥哥，陈子歌，和我长着同一张脸，连左眉尾那颗淡褐色的小痣都生得分毫不差。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那年春天。
　　爸妈在厂里的意外事故走得突然，留下薄薄一笔抚恤金和两间漏风的平房。出殡那天细碎的雪粒打在孝布上，沙沙地响，像谁在低声哭。没过多久，陈子歌就把他的课本摞成一捆，重重堆在了炕角。他说读书没意思，念不下去了。我以为他只是闹脾气，直到某天清早我醒过来，炕那头的被窝凉透了，压在枕头底下的抚恤金少了大半，桌角压着张皱巴巴的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学费交了，好好念”。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东北的春天短得像一声叹息，杨花刚飘满巷口，夏天就裹着热浪漫过来，再一转眼，秋风就扫落了满街枯黄的杨树叶。我照旧上学、做题、在教室后排背单词，日子像被按了重复键，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总跟我抢窝头、总替我挨揍的影子。
　　出事那天是十月的一个午后，阳光白得晃眼。我躲在教学楼后那排旧木长椅上背德文——那是爸早年留下的旧课本，纸页都泛黄发脆了。风卷着碎落叶蹭过脚边，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跟着是一声迟疑又带着点凶的叫唤：
　　“陈子歌？你怎么在这儿？”
　　我猛地回过头。
　　两个穿藏蓝旧工装的男人站在几步外，年纪都不大，裤脚沾着煤灰，眼神里带着股街头混出来的野气。打头那个皱着眉死死打量我，像是在核对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旁边的人猛地拉了拉他的衣袖，嘴唇动了动，声音压得很低。
　　那人立刻收了神色，扯了扯嘴角，语气敷衍得很：“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说完转身就要走。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站住。”
　　我没想别的。那八个月里我问遍了他从前混过的街角、游戏厅，甚至蹲过火车站，都杳无音信。此刻有人清清楚楚叫出他的名字，我只想问一句，你们认识他？他现在在哪儿？
　　可我没等到答案。
　　刚才那个还在道歉的年轻人忽然转回身，手往腰间一摸，一道寒光快得像闪电。我甚至没看清他拔刀的动作，下腹就传来一阵尖锐的、滚烫的刺痛，像烧红的铁钎狠狠扎了进来。
　　原来不是熟人，是仇家。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一个完整的念头。
　　再醒过来时，鼻尖是消毒水和墙皮霉味混在一起的味道，白墙白被单，窗外是灰蒙蒙的天。
　　同班同学守在床边，见我醒了长长松了口气，絮絮叨叨地说，我是被一个路过的老师先送到校医室，又紧急转来医院的。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说……只说那人跟我长得特别像，眉眼、脸型，连身量都差不多，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耳朵里嗡嗡地响，像春天那场葬礼上刮过院子的风。
　　跟我长得特别像。
　　这世上，还能有谁。
　　陈子歌。
　　春天你拿走一半抚恤金，替我交了学费，转身就扎进了我一无所知的日子里。秋天你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看着我被人刺伤，看着我倒下，却不肯出来见我一面。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惹上了什么样的人？
　　你还活着吗？
　　窗外的秋风又刮起来了，拍打着窗玻璃，一下，又一下。像有人站在外面，隔着一层玻璃，迟迟不肯进来。
　　......
　　我用那半抚恤金买了张去鞍山的车票。走那天天还没亮，你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什么，我把纸条压在桌角，连回头看你一眼的胆子都没有。

　　到了我才知道，这世上比厂里更黑的是矿井下的夜。我在鞍钢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下井、搬料、扛铁轨，一天挣八毛。矿上的人叫我“小陈”，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跟我长着同一张脸，在几百里外的县城里，捧着德文课本念念有词。

　　我揣着每个月的工钱回去过两次。一次是五月，杨花刚落，我站在校门外的杨树后面，看见你抱着习题册从操场上跑过去，白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一次是八月，下了场暴雨，我蹲在巷口卖西瓜的棚子底下，看你踩着一双塑料凉鞋踩过水洼，裤腿卷到膝盖。那两次我都没走上前。你越来越瘦，眼睛却越来越亮，像炉膛里的铁水。

　　第三个月，我把攒下的钱寄到了学校。教务处的人问叫什么名字，我说——陈子歌。他们以为是你，把钱记在了你名下。

　　我本不该趟那浑水的。可那天在铁西的街角，我撞见几个混混在围一个老头，那老头戴着我爸从前戴过的那种旧毡帽。我一拳砸下去，打歪了其中一个人的鼻梁。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鞍山这一带一个“帮派”的远房侄子，打那天起，他们就在找我。

　　出事那天你在长椅上看书。我在教学楼另一侧的水房接水，远远看见你低着头，指尖捻着泛黄的书页，风把你额前的头发吹起来。你长高了，下颌的线条拉得又清又硬。我站了大概有半根烟的工夫，直到看见那两个穿蓝工装的男人拐过墙角，朝你的方向走。

　　我扔了搪瓷缸跑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叫出了你的名字。你转过脸，日光在你脸上晃了一下，跟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一模一样。那个人快步往后退了两步，我想喊，声音卡在喉咙里。然后我看见刀光。

　　你知道吗，那几秒比这几年都长。我看见你低头看自己的腹部，像在确认什么，然后你整个人慢慢地、慢慢地往下矮。我冲到你跟前接住你的时候，你手指冰凉，血渗过我的指缝，热得发烫。我把你抱起来，往校医室跑，一路跑一路想，我爸走那天，我妈是这么哭的。

　　我把你放在校医室的床上，老校医推着眼镜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过路的。他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我靠在走廊尽头的窗台上，看你被抬上救护车。秋风吹过来，把你留在长椅上的德文课本翻了好几页。我捡起来，里面夹着一张我爸的字条，写着“学好本事，别下厂”。那页纸被血洇了边角，变成淡褐色，跟我眉尾那颗痣一个颜色。

　　我走了。那天下午的火车，往北，越远越好。

　　你醒来的那天，我其实就站在医院对面的公交站牌底下。天气很好，窗玻璃上能看见你坐起来的轮廓。有个护士推开窗透风，你的声音隔着一整条街传过来，只说了两个字，我没听清，又好像听清了。

　　你问的是：陈子歌。

　　秋风一下又一下地拍着窗玻璃。我把脸埋进我爸那本旧课本的扉页里，没让自己哭出声。

　　你念你的书，我走我的路。

　　哥还活着，只是不能让你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