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星》寒荃

71、德拉肯斯堡 克拉伦斯是

　　克拉伦斯是先回家待了半个月，才动身去南非的。

　　从新塞里欧飞赫尔辛基，再从赫尔辛基转两趟地面交通回伊纳里湖东岸，最后四公里是走回去的。他到家的时候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看见他也不惊讶，只问了一句"回来啦"，然后让他去把灶上的水烧上。半个月里两个人待在一起，说的话不算多。他们父子之间的交流方式是坐下来各看各的书，隔一阵交换一句。父亲问了他赫利俄斯的课业，问了上课情况，问了几个教员的课。克拉伦斯一一说了。然后父亲喝了口茶，没再往下问。

　　老卡塞尔知道自己插不上手。他年轻时也扛枪上过前线，更早的时候也曾经跟着组织满世界闹革命，北欧冰原上的战事把他的一条腿和一部分肺留在了那里，不得不停下来了。

　　母亲那边就不一样。母亲在的队伍还在前面走着。

　　所以这个暑假去哪这件事，对克拉伦斯来说其实不算是选择。他父亲没有明说，但临出门那天早上，父亲帮他把行李提到门口，说了一句："去看看你妈。"

　　"嗯。"

　　"到地方规矩点，别摆你那点学生的架子。"

　　"知道。"

　　克拉伦斯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要走的人"。她不常年在家，每次回来待的时间越来越短，从几个月到几周，再后来是几天。她有她自己的行囊，里面永远有半旧的衣服、笔记本、和一张折了好几折的地图。她还是爱说话的，只是那些年她能说的话和家里的话题不怎么接得上。克拉伦斯十一岁那年她回来过一次，他当时刚学会用刀削木头做小玩意，削了一个小船，给她看，她接过去很高兴，说"你这是做什么"，他说"小船"，她说"哦"。那次她临走前跟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话，讲的是她参与修的一条路的事，讲得非常具体，具体到他至今记得那条路修在哪个山坳里。

　　这次他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故事的延续。

　　到营地那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南半球刚入冬，南非内陆高原的早晨结霜，中午的太阳又能把人晒出一层薄汗。他从约翰内斯堡下的飞机，转了两趟车，最后一段搭的是工作队的补给卡车。卡车在碎石路上颠了将近四个小时，路两侧的景色从城市边缘的砖房和铁皮围栏，换成一望无际的干草原，换成长着金黄色枯草的缓坡，最后换成一条河谷边的坡地。远处是德拉肯斯堡山脉，蓝灰色的一线横在天边，山顶隐约有些白色的东西，不知是雪还是云。

　　营地就在一条叫不上名字的河边。二十几顶帐篷和几排铁皮顶的简易工棚沿着河岸的高地错开排布，中间一块空地被压得平平整整，做食堂和集合用。西头是工具棚和材料堆场，东头是伙房，伙房的烟囱一天要冒四回烟。河对岸是一片缓坡，坡上是工作队和当地社区一块修的灌溉渠，才修了不到一半，断在坡腰上，像一条没画完的线。

　　他下车的时候先被太阳晃了一下眼睛。南半球冬天的太阳角度低，从西边照过来，晒在脸上有点刺，但不烫。空气干，带着草和土的味，还有一点河水的凉气。

　　母亲从伙房方向走过来。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袖子卷到肘部，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晒得比上回见面黑了一圈。她走到儿子跟前，上下看了一遍，第一句话是：

　　"瘦了。"

　　"没瘦。"

　　"脸小了。"她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记，力道不轻，"把包放下，先吃饭。"

　　他放下包，跟着她往伙房走。走了两步，他注意到母亲的步伐。她还是走得不快，步幅不大，重心压得很稳。她在这片土地上走路的样子，和她在家里那个窄小的厨房里走路的样子完全不同。

　　晚饭是玉米糊、一锅炖豆子、烤的玉米面和一种克拉伦斯叫不上名字的当地蔬菜，锅里切了几片咸肉提味。掌勺的是塔玛拉，东欧人，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胳膊很粗，围裙上洗不干净的油渍像是某种勋章。她给他打饭的时候多舀了一勺豆子，说："新来的，多吃点。"

　　吃饭是围着一块用长条木板钉成的长桌，人坐得满满当当。座位没有次序，来的早晚就是次序。有人端着碗站着吃，有人蹲在桌子边上吃。桌上坐着几个南非本地的队员，几个从欧洲和南美来的志愿者，还有几个克拉伦斯一时分不清来路的。没人问他从哪来，也没人问他为什么来。塔玛拉打饭的勺子是公平的，谁来了都给一样多，多一勺少一勺全看她当天的心情和手抖不抖。

　　这支工作队的正式名字很朴素，叫"河渠工作队"，任务写在名字里：帮河谷这一带的三个社区修一条灌溉渠，顺带翻修两间校舍、修一座能走人的便桥。跟传统印象里的"国际纵队"很不一样。他母亲参加了半辈子的那个组织，在这片土地上落下来的样子，是一群人修水渠。

　　队伍里没有军衔，一个也没有。从协调人到管材料的，到伙房的，到每天上工的，谁也不挂什么。协调人是个南非本地的中年人，叫姆福，会开会，会记数，会跟当地社区谈事。上工的时候也扛石头，扛得比谁都多。有一次开会他被人顶了一句，散会之后自己蹲在工具棚门口卷了根烟，也不介意。

　　克拉伦斯观察了几天，发现这里的"没有规矩"其实是另外一种东西。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活儿里的位置。谁负责哪个段，哪些人搭手，谁的判断在哪个环节上说了算，这些人心里都有数。塔博在水利活上说了算；扬在机械上说了算；塔玛拉在伙食上说了算；姆福在跟外面打交道的时候说了算。这些"说了算"没有真的形成什么条例上的组织形式，但它每天都证明着工作的进度。

　　这个队伍今年在这里修渠，明年可能去别的地方修别的东西，人员来来去去，只有几样东西是常年不变的。工具、账本、枪、那几口锅、还有队伍里干活时的那股劲。这些东西不靠文件维持，靠人维持。

　　头几天克拉伦斯被分到的活最不需要技术：搬石头、和料、递工具。石头是河滩上捡的，大小不一，大的要两个人抬。他跟一个叫阿雅达的当地小伙子搭手。阿雅达刚二十出头，个子不高，胳膊上全是干活留下的疤和泥印子。两人抬石头的时候克拉伦斯先按自己觉得合理的方式起手，抬了两块，肩膀和手腕的受力角度让石头一歪，差点砸到脚。阿雅达放下手，看他一眼，只说了一句："你换个手在下面。"换了手再抬，石头就稳了。

　　绑保护绳的手艺更典型。克拉伦斯觉得自己不算手脚笨的人，在北欧劈过柴，在赫利俄斯搬过炮弹，但面对工地上的麻绳他完全是生手。怎么收头，怎么回绕，怎么在最后一扣上发力，老工人塔博给他演示了两遍。他自己上手第一遍成了一个死扣，第二遍松了一半，第三遍才勉强能用。塔博蹲在旁边看他操作，什么也没说，等他打完了，伸手把绳结解开，重新示范一遍。克拉伦斯把那个结在手里反复练了十来遍，第二天再打就顺了。

　　塔博五十六岁，是这一带的老泥瓦匠。战争前他盖房子，战争里什么都干过，修工事、拆工事、修被炸的、拆没炸完的。现在队伍里的水利活都是他掌眼，渠的坡度、石头的选法、什么时候该留伸缩缝，他不用算，看一眼就知道。他的东西都是手上功夫，说不成理论，教也教得零碎——"这块不行，换那块"照着做就行。

　　跟塔博干了半个月，塔博有一天问他："你是军官学校的？"克拉伦斯说，是。塔博点点头，"那你会打仗。"克拉伦斯没接话。塔博也没往下问，转身去搬石头了。那天收工之前，塔博说了一句："会打仗是好事情，但打仗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队伍里跟他最能聊得来的是扬。扬是个波兰人，四十出头，个子高，背有点驼，抽烟抽得凶，队伍里断了烟的时候，就把本地的一种干叶子卷起来抽，味道难闻的要死，克拉伦斯尝过一次咳了半天。他打过很多仗，南美，中东，能源战争后期在欧洲也混过一阵。履历纸面上一片乱，全是零碎的行当，但你能从他自己嘴里听出，这个人见过的战场比克拉伦斯见过的地图还要多一些。

　　两个人第一次深聊是在水塔下面。营地东头的水塔底下有块平整的石头，晚上没地方去的人就在那里坐，有人在那里留过一罐本地酒，喝完了罐子就留在那里，后来谁想装什么都装。扬坐在那儿卷干叶子，克拉伦斯路过，被他叫住。两个人聊的第一个话题是枪。扬自己带了一支AK，老得可以，木头护木磨得几乎没漆，机匣上的厂标早磨平了，看不出是哪年哪国的货。他从这支枪说起，说到弹药杂、零件杂、系统杂，又说到万国造的好处在于什么都打不坏，坏了好修，坏了就用另一支顶上去。讲到一半，克拉伦斯插了一句关于多口径后勤压力的分析，扬听完，烟抽了半根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你说的是对的。但这里没有你说的那个'后勤'。"

　　后来这样的夜聊又有过好几次。扬、埃斯特班，这是个一个智利来的老兵，还有队伍里那两个做过前军人的本地人，一到没活的时候就凑到水塔下头，聊武器、聊战例、聊哪个国家的兵如何。克拉伦斯在这个圈子里是明确的"科班生"。他不藏，有什么说什么，讲体系、讲火力协同、讲后勤纵深。他讲的东西几个老兵听懂了一半，听着也有兴趣，但每讲一段，扬就问一句："那你这个我们怎么办？"埃斯特班接着问："那我们这些没上过学的怎么办？"克拉伦斯于是往下拆，拆到最后就剩下一两条能落地的：遇袭之后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伤员后送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行军的时候不要在同一个方向上排成一条直线。这些东西老兵们点头听，也有人真的试着用了。

　　有一次镇子那边派人来请工作队的军事组去看看他们的防御工事，姆福让他们去三个人。克拉伦斯去了，另外两个是扬和埃斯特班。到那儿一看，工事修得歪而不稳，火力点的射界被自家的围墙挡了一半。扬看完之后没等他说话，先说了三个"不要动"的地方，那些地方虽然看着不标准，但当地人都知道为什么那么做，动了会出问题。然后扬指了指那两个真正会被打的死角。克拉伦斯把这两个死角重新画了射向，用石子在地上摆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当地的那几个当场看懂了。埃斯特班在旁边笑了一下说："卡塞尔，这个你能打。"

　　克拉伦斯也笑了。他讲过的那些体系化的东西，到了这里就剩下一两条能用的。也不算没价值。

　　母亲对他在队伍里这些事不太过问。有一天早上两人在伙房外面碰上，母亲端着饭盒出来，他等着热水。母亲看了他一眼，说："你跟扬他们混得挺好。"克拉伦斯应了一声。母亲顿了顿，又说："他们教的东西比我们书本上那些管用。你学着点。"

　　他说好。

　　母亲在队伍里管后勤和协调。白天她核对材料、去镇子里对账、去医院跑一趟，晚上回来吃个饭。她有一个铁皮做的小箱子，装着一沓本子，本子里记着每一批材料的来去，写得很密。克拉伦斯有一次翻了翻，里头夹着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军装照，背面写着一行字，是能源战争时期的时间。

　　有一天傍晚，母亲带着他去河边散步。她走得不快，是因为她累了一天。她跟他说起这条河，旱季的时候几乎干，雨季的时候发大水，所以灌溉渠的引水口要选在两个季节都能用的位置。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讲工程，不是在讲别的。克拉伦斯跟在旁边听。母亲对这地方的了解，比他对赫利俄斯校园的了解更多。这种了解是怎么来的？是待出来的。

　　"你在这待了多久了？"他问。

　　"三年多。"

　　"还要待多久？"

　　"看渠修到哪儿了。"母亲说，停了一下，"修完了换下一批。"

　　"下一批在哪儿？"

　　"我还没看着。"母亲说，"你不是干这个的，你别问。"

　　他母亲这半辈子的活法，他一直用"她不常回家""她总在别的地方"来描述，但她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天，都是有内容的。她在核对每一批材料，在跟每个镇子的人磨每一笔账，在从这条河的角度去看那条渠。她在这个地方认识的人，她记得的面孔，她处理过的事，大概比他这辈子在课堂上学到的名词还要多。他父亲讲的是历史必然性，母亲干的是今天该干什么，它们可以是一个人身上的两半，可以是一对夫妻。

　　母亲对儿子和伊琳娜的事倒是真高兴。克拉伦斯跟伊琳娜发消息的频率，在队伍里待久了是藏不住的。晚上没事的时候他坐在帐篷门口发消息，有时候时间久一点；早工之前也发一条。母亲起初没在意，后来有两天看见他坐在崖边对着终端有一点笑意，就问了句："谁啊？"克拉伦斯没瞒着。母亲听完，就说了一个"哦"然后没了。再往后几天，队里的女同志偶尔打趣他两句，母亲听见了也不接腔，就是嘴角有点东西压不住。有一次塔玛拉跟她说："卡塞尔大姐，你儿子这个有戏啊。"母亲一边择菜一边答："年轻人谈个恋爱，坏什么事？他人能走出来，没走歪，就很好了。"

　　她这句落在择菜的案板上，菜叶子掉在盆里，声音很小。克拉伦斯没听见。

　　那句"走出来，没走歪"的时候，语气是很随意的。但她在心里是把这件事想明白了的。她这个儿子，从小就不太算她带大的，这是她的亏欠，她不给自己找借口。她当年走的时候，心里有过什么不是猜不出来。后来儿子进了赫利俄斯，她高兴，但也有担心，怕他把什么都想得太硬。所以当她看到儿子在队伍里干活干得满身是泥、吃饭吃得干净、晚上笑着发消息的时候，这点担忧也就放下来了。年轻人愿意谈恋爱，怎么看都是好事，不耽误自己不耽误别人，管什么管。

　　和伊琳娜的消息是什么样的呢。

　　开头几天主要是报平安。南非的见闻对来自苏必利尔湖的姑娘来说不常见，他从卡车上拍了一张红土的朝阳发过去，配了一句"这地方天亮得比你那边早六个小时"。伊琳娜六个小时后才回消息说"那你就应该算到我那时候正在睡觉"。后面慢慢多了。他发营地伙房的照片，伊琳娜回"那个炖豆子看着比我们食堂好"；他发灌渠开到一半的样子，伊琳娜回"进度有点慢"；他说"今天搬了一下午石头，比搬弹药箱累多了"，伊琳娜回一个字："活该。"

　　还有一次他发了一张傍晚收工的图，一群人影子拖得长长的，往营地方向走。伊琳娜这次没损他，回了一句"你那边天气不错"。他回"冷，跟你那边差不多"。隔了一会儿伊琳娜又发一条："我今天被我妹的数学作业气笑了，她要完蛋了。"克拉伦斯回了句什么，那边没回，可能是打成一片了。

　　有些消息他写了一半删掉。有一回干完一天活他坐在渠边，想给伊琳娜描述一下那种收工之后的安静，人贴在土上，什么都不想。他写了两行，自己看了看，觉着按照伊琳娜的思维大概会回一句你就是闲的，抓紧睡觉。他后来发的是"今天桥的第二个墩子立完了"。伊琳娜回："快不快？"他回："不快。按塔博的进度。

　　有些东西他留着了。某天傍晚他在桥址那边坐了一会儿，太阳快落了，河面上有金色的东西。他拿起终端，想给伊琳娜拍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看了看，删了。照片里的河只是一条河，拍不出他眼前看到的东西。他想了想，又拍了一张，这张拍的是渠，渠里有一点水的反光，坡上是草，草的边缘有太阳。发过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个我拍不好。"

　　伊琳娜过了十几分钟回了一张照片。她那边是苏必利尔的傍晚，湖面也是金色的，远岸有一条高楼的轮廓线，画面里有一半是水面。她没配字。

　　两个人在同一片天空的两半，各自看到的东西差得远。但这时候她给他发过来的东西，和他自己想给她发的东西，是同一种被天空给了金子的东西。他最后回了她一个字："嗯。"

　　那天那条金光下面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她能亲眼看到，他会愿意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看她把那条渠从坡下到坡上看一个来回。

　　这算不算喜欢？他不确定。但他知道，这是他最近几天里想到最多的一件事。

　　队伍里的日子不算轻。有几天材料断供，全队半天干半天等；有一天下了一场不讲理的冷雨，工地上一切活都停下来，三十多个人挤在伙房里躲雨。塔玛拉就用一袋面粉和半袋洋葱做出了一顿让所有人埋头恰饭的特色菜，扬把干叶子卷起来又抽了一根，说下雨天了今天味道小一点。雨停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伙房里那盏灯打出来的光被雨后的空气拉出一道雾蒙蒙的边缘。

　　营地东头的墙报是队伍的文化角。一块刷白了的大木板，谁都可以往上贴纸、写句子。写东西的人通常是队伍里那个会写英文的法国小姑娘，有一天她手上没纸，克拉伦斯手里正好有多余的一张，他就写了几行。他写的是早工。清晨六点，霜还没化，塔博第一个到集合点，把手揣在袖子里等着，第二个是埃斯特班，然后人一个一个来，谁也不迟到。他写得很短，只有七八行，没有押韵，也没提任何人的名字。写完之后他把它贴在板子下角，和一张南非孩子画的画贴在一起。第二天板子上多了一行别人的字，是一个本地队员加的："昨天浇完水，我把鞋冻住了。"下面又有人加了一句："我的鞋是两年前工地发的。"再下面有人写了个"哈"。

　　这张板子上的字后来越贴越多。有一天上面出现了一行中文，是队里一个华人队员写的，大意是问谁捡到了他的手套；埃斯特班用西班牙语在边上回了一句说见过一只在工具棚；扬又在下面加了一行波兰话，谁也看不懂。

　　镇子往东的第三社区要修一个过河的便桥。图纸是克拉伦斯和扬一起画的，规格不高，能过一辆小皮卡就行。桥的选址是塔博定的，桥墩的位置是他用脚在河滩上比出来的。建的时候克拉伦斯每天泡在河里，脚上全是泥，裤子湿了干、干了湿，到晚上卷起来一看，膝盖晒得跟手臂一样黑。他爱上了在这种地方出汗的感觉，他在赫利俄斯也出汗，出汗的场合很多，对抗演习、格斗、举铁。但那种汗是被人看着出的。这里没有人看你。你干出你的活儿，塔博会过来踩一脚你砌的桥墩，说一句"搞得像模像样"，然后拉着你吃饭。

　　桥墩立到第二个的那天，母亲带了茶过来。母子俩坐在河滩上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喝完了一小壶，谁都没说话。母亲把壶拿起来，看了看河，又看了看儿子，问："你在这待多久？"克拉伦斯说："待到开学吧。"母亲点点头，没再问。

　　往回走的时候，正遇见扬扛着一根木头从对面过来。扬跟她打招呼，她跟扬打了个招呼，说了句"你把这个小子带得不坏"；扬回了一句："他是自己带自己的。"

　　扬讲完这句走了。他走的时候顺手从旁边捡了一根干树枝，说是留着回去烧火用。

　　那年头，队里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没有人给谁发一个正式的"任务完成"；渠修通一段，就往下挖一截；桥立一个墩，就往上垒一层；修完了这一段，就换下一处。克拉伦斯慢慢习惯了这种日子。他早上在号子响之前醒来，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被河边的鸟和伙房的锅铲声叫的。他起得比在校时候早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整个人是松的。他在赫利俄斯的时候也松，但那是一种"我把该藏的都藏好了"的松。这里他不用藏什么。他能做的事情，在这个队伍里就是他想做的事情的一部分。以前他很少有机会把这句话说出口。

　　他母亲有一次半夜起来添火，看到儿子帐篷的灯还亮着，没过去。第二天早上她问他："昨晚写什么写到那么晚？"克拉伦斯说："写了一点东西。"母亲点了点头，然后说："你爸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天快黑的时候，炊烟从东头升起来，蓝色的，直的，升到一半被河风拉歪。河滩上干活的人收工了，鞋底咚咚地踩过木板桥。伙房的灯亮起来，塔玛拉开始打饭。长条桌上，先到的人给还没到的人占位子；当地的小伙子坐在最外侧，方便跑腿加饭。姆福端着他那碗饭站在桌角，一边吃一边看墙上的工作日志。扬在伙房门口把今天的最后一根烟抽完，掐掉，放在一个旧罐头盒里。埃斯特班在角落里修一个破了的焊枪，修到一半吃晚饭去了。塔博不吃晚饭，他吃得早，这时候正在河滩上收今天晒的衣服。阿雅达蹲在水塔边上，听两个老队员讲那支老AK的来历，讲得跟真的一样。

　　克拉伦斯不在营地里。他走到渠边去了。天还没有全黑，渠里的水在暮色里反着光，从渠边往上看，能看到渠一路上去，翻过坡腰，消失在坡顶那条线后面。坡顶上就是第三社区，是他们下个月的活。他沿着渠边走了一小段，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打开终端。

　　他给伊琳娜发了一条："桥的第二个桥墩立完了。"

　　伊琳娜的回复要隔一会儿才会到，两地时差六个小时。他也没等，把终端收起来，双手往脑后一枕，靠着渠边的土坡，看着天一点点黑下去。

　　过一会儿他就会回去吃饭，明天早上六点他还会在集合点上出现，塔博会从河滩那边走过来，路过他会拍一下他的肩膀。

　　明天，渠还得再挖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