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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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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诺,是一名卧底。
组织给我的代号叫“信徒”,信仰的信徒,他们说这个代号很适合我,因为我总是那么笃定那么相信着什么,
我与他的初见,是在1946年的秋天。
天津的秋天灰蒙蒙的,保密局的院子里种着几棵半死不活的树,叶子落了一地,也没人扫,我跟着人穿过走廊,走到了一扇门前。
那人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来。”
声音真挺好听。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着看文件,听到我推门进来,他抬起头望向我,当然那是在审视我。
组织上说李涯“干净内敛,白净清瘦,透着精明能干”。
“陈诺?”他放下文件,手指在桌上敲。
“是,李队”
他盯着我看了看:“坐吧。”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办公室不大,但收拾的干净整洁。桌面上除了文件没有多余的东西,嚯,还挺爱干净。后来我才知道,他几乎就住在这间办公室里。一个没有家的人,把办公室变成了家的样子。
“你从哪儿调来的?”他问。
“北平站。”
“北平站?北平站哪个科的。”
“机要室。”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但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算了。他是一个“业务能力强,很有间谍思维,防范心理重”的人。任何一个出现过他面前的新面孔,在他眼里都首先是一个需要被验证的问题。
面试很简单。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档案管理的问题,又问了问北平站的人事情况。丝毫不慌,我答的滴水不漏。组织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所有背景资料,包括我在北平站“工作”过的三年里每一个能对上号的同事姓名。
临走的时候,他忽然问了一句:“陈诺,这名字不错,承诺的诺?”
“是,队长。”
“做人要有承诺,对组织有承诺,对信仰有承诺,没有承诺的人,什么都干不好。”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他不是在训话,也不是在试探。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深信不疑的道理。
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起这个瞬间。他是真的相信—————相信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相信“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是一个值得为之付出一切的理想。这种相信让他变得可怕。
我正式入职后的第一个星期,他没有给我安排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内容。每天就是整理旧挡案,抄写卷宗。都是些最基础的杂活,我知道他在观察我。
有一天下午,我正对着一堆发黄的卷宗发愁,1943年的卷宗被老鼠啃掉了一大半,字迹模糊的几乎没有办法辨认出来。我正一个字一个字的猜。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活:“1943年那份,第三页有副本。在…………”
我吓了一跳,回头看见他站在档案室门口,不知道来了多久。
“队长。”
他走进来,从我手里接过那份卷宗翻了翻。“这些档案在北平站也有备份,回头我让人发电报去调。”他把卷宗放回桌上,看向我,“你倒是挺有耐心啊。”
“分内之事。”
他没接话,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晚上食堂有肉,别总在档案室待到那么晚。”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也许不像传说中那样不近人情。但随即我又提醒,他是敌人。一个在延安潜伏了那么久都没有暴露的顶级卧底,一个被戴笠评价为“价值连城”的人。他的任何善意背后都可能藏着试探。
真正让他对我放下第一层戒备的,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那天晩上我加班整理完一批档案。准备锁门离开的时候。听见隔壁办公室有动静。听不太清楚。但应该是有人在翻什么东西。这个点了,谁还在行动队队长的办公室里?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从门缝往里面看,是他自己啊。
他背对着门,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封信在看,他看得很慢,一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把信折好放回抽屉里,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正打算悄咪咪的溜走,他忽然开口了:“进来吧,站在外面不冷么?”
我靠。他竟然知道我在外面。
推门进去。
“这么晚还不走?”
“刚整理完档案,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看看。”
“坐下说。”
我在他面前坐下。
“你在机要室待了三年?”
“嗯”
“北平站的机要室,管的是哪些内容?”
我如实回答,这些问题他之前面试的时候问过,现在又问一遍,他是在交叉验证,好在我背的够熟悉。^^
问完这些,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刚才看到我手里那封信了?”
“没看清,就看了一眼”
“嗯。”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陈诺,你来天津站也半个月了。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挺好的,大家都挺照顾我。”
“我问的不是这个。”他转过身,“我问的是,你觉得天津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的问题都更难回答。我知道他在问什么,他在问我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和他是同一种人。一个把信仰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最在意的就是别人有没有信仰。
“我觉得……,”我慢慢地开口,“这儿的人都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只是每个人守护的方式不一样。”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然后他点了点头,说:“行了,回去休息吧。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出外勤。”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为了行动队的外勤人员。
跟着他出外勤的日子比坐在档案室里危险得多,但也让我有了更多接触他的机会。行动队的任务大多是盯梢、抓捕、审讯,偶尔也有策反和情报交换。每次出任务回来,他都会让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交上去,不是交给站长,是直接交给他。
他会看得很仔细,用笔在报告上圈圈点点,有时候还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当面问。有一次我写一份盯梢报告,把目标人物的出门时间记错了一个小时。他没发火,只是把报告推到我面前,指着那个时间说:“再想想。”
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记录本翻给我看,他居然自己也跟了那次盯梢,全程都在后面看着我。
“你盯到下午三点就走了,但那人其实是四点出门的。”他说,“你提前走了一个小时。”
“对不起队长,我……”
“不用道歉。”他把记录本合上,“下次注意就行。做这一行,差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一条命的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他对工作有一种偏执的严谨,对部下也有一种沉默的维护。后来我听别人说,李涯从不轻易让人跟着出外勤,能让他点头的,都是他信得过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了他“信得过的人”。也许是在我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帮他整理完那批被老鼠啃过的旧档案之后;也许是在一次盯梢中我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帮他掩护了身份之后;也许只是因为他发现我每天早上都会把办公室的茶杯洗干净摆好——就像他一样,把办公室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