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然夜话》眯眼的暴暴君

2、第一章 香（1） 我叫杜秋娘

　　我叫杜秋娘。
　　永兴镇上开暗香楼的那个女人。
　　镇上的妇人提起我，十有八九要啐一口："狐狸精。""老妖婆。""不知羞。"年轻媳妇尤其防着我，生怕自家男人被我勾了魂去。她们不知道——或者说，她们不愿意知道——我这辈子真正想勾的那个人，从来就没被我用任何手段去碰过一下。
　　我今年三十整。
　　三十岁的女人是什么样？
　　你去菜市口看那些提篮挎篼的老妪，满脸褶子，腰背佝偻，说话漏风，走路拖沓——那不是我。我也不是那些二十出头的丫头片子，嫩得像水做的豆腐，掐一下能冒汁。我的嫩是另一种——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像陈年花雕，越品越有味道；又像是深秋时节的桂花，不争不抢地开着，香气却往你骨头缝里钻。
　　我的长相，这么说吧——永兴镇方圆十里，找不出第二个。
　　不是我自己吹。这话是醉过酒的男人们半真半假说的。他们说我"眼角带钩"、"腰肢能掐出水来"、"一笑起来连魂都跟着颤"。我不信这些恭维——干我们这行的，男人的嘴比蜜还甜，今天说明天就忘。但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身段还在，皮囊未老，该有的都有，不该多的一两也没长。
　　眉毛是我自己画的，细而弯，眉梢微微往上挑——这个角度我对着镜子练过无数次，正好让男人看了心痒难抓，却又抓不住。嘴唇抹着胭脂铺里最贵的那种"桃花晕"，颜色介于红与粉之间，薄厚适中，抿起来像一道封印，笑开来却能让一屋子人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耳朵上坠着赤金耳环，手腕上一对羊脂玉镯，身上穿的是缎面掐牙边的月白褙子，领口开得恰到好处——多一寸嫌浪，少一寸嫌板。
　　走起路来胯骨会扭。不是故意扭的，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本能。声音也有讲究：不能太尖也不能太沉，要糯、要黏、要像刚出笼的热糍粑，往男人心窝子里钻。笑的时候用帕子遮半边脸，露出一双含情脉脉的眼——
　　可这双眼睛里的东西，跟外面这副皮囊，从来都不是一码事。

　　先说暗香楼。
　　永兴镇的暗香楼，开在主街中段偏西的位置，临街两进院子。青砖灰瓦的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盏红灯笼，灯笼上写着"暗香楼"三个字。字写得不错——请的镇上私塾先生题的，工整中带几分飘逸，不像一般风月场所那种俗艳的招牌。红灯笼每天傍晚点亮，风雨无阻。远远望去，暗香楼就像一颗嵌在灰扑扑街面上的红宝石，扎眼，却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院子里有一棵桂树，有些年头了，枝繁叶茂，一到八月就香飘满镇。树干上系着许多红绳，密密麻麻的，远看像挂了一树的蜻蜓。每根红绳代表一个在这里待过的姑娘——走了的就留着绳子做个念想，不在了的就当是给她们烧了一炷香。
　　我是暗香楼的老板娘。
　　这话搁在别处说出来怕是要遭人白眼。可在永兴镇，在这块地面儿上，谁不知道暗香楼杜秋娘？知道归知道，嘴上不说就是了。

　　我本是北方人。
　　这话我自己说出来都觉得陌生。如今我操着一口软糯的吴侬腔调，吃的是米饭莼菜喝的是绍兴黄酒，连骂人都带"格牢"、"娘试匹"的尾音。可二十多年前，在一切还没变坏之前，我是汴京人。
　　没错，汴京。北宋的东京梦华。
　　我爹在城里开一间古玩铺子，不算大富大贵，但也够吃够穿。我是独生女，从小被当明珠捧着，琴棋书画学了一堆——虽然没一样精通的，但好歹算个"知书达理"的闺秀。那时候的汴京多好啊，《东京梦华录》里写的那些——"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夜市直到三更才散，五更又开了，灯火通明，歌舞升平。我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皇上在宣德门前的鳌山上看万盏彩灯齐明，满城仕女嬉游，花团锦簇，那场面，一辈子忘不掉。
　　我十六岁那年，靖康之变来了。
　　消息传到汴京的时候，我正在闺房里绣一对鸳鸯荷包，预备将来嫁妆用的。街上有人一边跑一边喊："不好啦！金兵破城啦！官家被抓走啦！"我没太听懂——什么金兵什么官家的，离我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娘太远了。可我娘脸色煞白地冲进来，一把拽住我就往外跑："快！收拾东西！"
　　那天夜里，汴京城乱了。
　　火光。喊声。马蹄声。金属碰撞的声音。还有人的惨叫声——近的时候像在耳边，远的时候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我躲在储藏室的夹层里，透过木板的缝隙往外看，看见火光把天空烧成了血红色，看见骑马的人举着刀在街上驰骋，看见地上躺着的人一动不动，有的还在抽搐。
　　我爹和我娘再也没有回来过。
　　第二天清晨，我从夹层里爬出来的时候，铺子已经被抢空了。架子上的瓷器碎了一地，书画卷轴被人踩成了烂泥，我爹平时最宝贝的那方端砚断成了两截。整个铺子像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尸体，空荡荡的，安静得不正常。
　　我在铺子里等了三天。喝了缸底剩下的半坛水，吃了厨房里的两个冷馒头。第四天早上，隔壁卖布的王大婶撬开门缝看见了我，吓了一跳："杜家丫头？你还活着？"
　　活着。
　　这两个字的分量，我当时还不懂。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年代，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一种恩赐，一种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维持的状态。
　　王大婶给了我一张饼，告诉我："城里保不住了，往南跑吧。跟着人流走，能活一个是一个。"
　　我就这么开始了逃难。

　　逃难的路，我这辈子都不愿回忆。
　　不是因为苦——苦我后来吃过更多。而是因为那条路上发生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人不是人。**
　　在正常的日子里，人是有尊严的。有体面的衣裳、干净的脸、说话做事的分寸、被人当人对待的自觉。可一旦乱世来了，这些东西就像秋天树上的叶子，风一吹全掉了。剩下的就是一副皮囊——跟猪狗没有分别的、只求活下去的皮囊。
　　我夹杂在成千上万的逃难者中间，沿着官道向南涌去。推独轮车的、背铺盖卷的、挑担子的、牵牛羊的、抱孩子的——一条由活人组成的长龙，沿着灰扑扑的道路缓缓蠕动。尘土遮天蔽日，哭声喊声骂声牲口叫声混成一团，空气里全是汗臭、屎尿、马粪和某种说不清的腐烂气味。
　　头几天还能勉强维持人的样子。我穿着逃出来时带的那身衣裳——虽然已经脏了皱了，但好歹还是绸缎的，能看出曾经是个大家闺秀。头发虽然乱了但还包着一块帕子，脸上虽然有灰但五官还是干净的。路过的人看我一眼，多少还会让一让路，或者投来一丝同情的眼神。
　　可这种"人的待遇"没维持几天。
　　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具体哪一天我已经记不清了，时间在那条路上早就没了意义——我的鞋彻底磨穿了。不是鞋底磨穿那种，是整个鞋面都烂了，用草绳绑都绑不住。我只好光脚走路。路是夯土路面，白天被太阳晒得滚烫，晚上又变得冰凉硌脚。脚底先是起泡，然后泡破了，血水和泥浆混在一起，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再后来，脚底的皮肤磨没了，露出粉红色的嫩肉，直接贴在地面上走。那种疼已经不是"疼"能形容的了——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从脚底板直冲脑门的剧痛。可我不能停。停下来就会被后面的人踩死。所以我只能走，一步接着一步，用露着的嫩肉在地上拖。
　　第七天，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
　　不是慢慢掉的，是一撮一撮地掉。洗头的时候满手都是湿漉漉的发丝，梳头的时候梳子上缠着一团一团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恐惧——也许两者都有。反正不到十天，我那头曾经被邻家阿姨夸过"像缎子一样"的黑发，就变成了稀稀拉拉的几缕，贴在头皮上，像个癞痢鬼。
　　第八天，我开始出现幻觉。
　　不是严重的幻觉——没有看见神仙魔鬼之类的东西。但我确实开始"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路边树上挂着我娘的头颅（她在对我笑）；地上每一滩积水里都有我爹的脸（他张着嘴好像要说什么）；前面那个背孩子的女人背影特别像我失踪的表姐（我追上去喊她的名字，她回头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可眼睛看见了，心里就忍不住发抖。
　　第九天，我被抢了。
　　准确地说，是被一群溃兵抢了。他们不像正规军，没有统一的制服，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拿刀的、有拿棍子的、还有赤手空拳纯粹靠拳头硬抢的。他们骑着马（或者骑着驴，甚至有一两个是徒步跑的）从路边冲出来，见什么抢什么：粮食、衣服、首饰、被子——连一双稍好点的鞋都不放过。
　　我当时身上仅剩的东西就是我娘临走前塞给我的那块玉佩。那是我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物件了——我娘说"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它"。我把玉佩缝在内衣的夹层里，以为藏得很隐蔽。
　　可那些人根本不讲究"搜身"这种文雅的做法。他们把我按在地上，三个人按着，一个人翻。内衣被撕开了，夹层被扯坏了，玉佩被抽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刻钟。他们拿了玉佩骑马走了，留我一个人躺在路边，上衣敞开着，胸口被冷风吹得生疼。
　　我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了。眼泪在前几天就已经流干了。
　　第十天，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夜里我实在太累了，靠在一棵树下睡着了——或者说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人在扒我的衣服。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看不清脸，只能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汗臭、酒臭、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腥气。他们的手在我身上乱摸，嘴里说着下流的话。我想挣扎，可是身体软得像一摊泥，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我张嘴想喊，嗓子却只能发出一种沙哑的"荷荷"声——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鸡。
　　然后第三个人过来了。这个人不一样——他没有参与，而是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踢了另外两人一脚："滚。这货色不好，瘦得跟排骨似的，没搞头。"
　　那两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剩下那个人低头看了我一眼。月光照在他脸上——很年轻的一张脸，大概二十出头，眉目还算端正——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
　　"丫头，往南边走吧。前面三十里有座大城，叫临安。到了那边说不定能有口饭吃。"
　　说完他就走了。没有碰我，没有占我任何便宜，只是给了我一句话和一个方向。
　　我趴在地上缓了很久很久。久到月亮偏移了好几个位置，久到露水打湿了我的后背，久到我终于能够手脚并用地爬起来、继续往前挪。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到临安。**
　　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要活着走到那座城里去。

　　接下来的路程我不想细说了。
　　不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恰恰相反，可说的事情太多，多到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而且那些事情太脏、太丑、太不像人说的话了。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我只说几件印象最深的。
　　第十一二天，我在一条河边看见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扔进了水里。
　　那是一条不宽的小河，水流也不急。孩子大概三四岁的样子，胖乎乎的，还在吃手指头。女人把孩子放在河边的浅滩上，自己跪下来捧水喝。喝完了之后她站起来，看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怎么描述呢？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空茫茫的、什么都没有的神情。像灵魂已经不在身体里面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在做最后的决定。
　　然后她抱起孩子，走到了河水稍微深一点的地方。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咯咯地笑。女人亲了一下孩子的额头——那个动作很轻很温柔，跟她脸上的神情形成了极其诡异的对比——然后把孩子放进了水里。
　　孩子沉下去了。冒了两个泡泡就不见了。
　　女人在岸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脚步很稳，头也没回。
　　我就站在不远处的柳树后面，全程目睹了这一切。我想喊，嗓子发不出声音。我想跑过去救那个孩子，腿迈不动。我就那么站着，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像没事一样离开了。
　　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年代，这不是残忍。这是慈悲。与其让孩子跟着自己在逃难路上饿死、病死、被坏人糟蹋死，不如干干净净地走。至少走得快，不痛。
　　可当时我不懂。我只是觉得天塌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疯了。我觉得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已经不再是人了。
　　第十三四天，我开始吃草根和树皮。
　　真正的草根和树皮。不是那种"生活艰苦吃糠咽菜"的文学比喻——是真的从地里刨出来的、带着泥土的根须，和从树干上剥下来的、带着木渣的树皮。草根嚼起来像烂绳子，又硬又涩，嚼到腮帮子酸痛也咽不下去。树皮更难对付——得先用石头砸碎了再泡在水里软化，然后像吞药片一样硬往喉咙里塞。
　　吃了两天之后，我的肚子开始出问题——又是胀又是泻，蹲茅房的时候疼得冷汗直流。可我还是得吃。不吃就会饿死。饿死比拉肚子可怕一万倍。
　　第十五六天，我遇见了一群比我更惨的人。
　　他们大概有十几个，男女老少都有，聚在一座破庙里歇脚。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分吃东西——一看就是刚从哪里抢来的或者是捡来的：半只烧焦的鸡、几个发霉的馒头、一把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叶子。一个老者在主持分配，每个人领到一份之后就缩到角落里狼吞虎咽。
　　我也领了一份——半个馒头，硬得像石头，咬一口能在牙上留下印子。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啃，一边啃一边打量这些人。
　　有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不哭不闹，安静得不正常——后来我发现那婴儿已经死了至少半天了，尸体都凉了。可那个女人还在抱着它，时不时拍一拍，嘴轻轻动，像是在哼摇篮曲。
　　有一个老头，腿断了，用两根树枝夹着绑起来当夹板。他的脸色灰白灰白的，呼吸浅得几乎看不见胸口起伏。我看他那样子撑不过今晚了。
　　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独自坐在门口，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外面的黑暗。她的嘴唇动了动，我凑近了才听见她在数数："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你在数什么？"我问她。
　　"蚂蚁。"她说，"娘说数到一千只蚂蚁她就回来接我了。"
　　我不知道她娘在哪里。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
　　那一夜破庙里死了两个人：那个断腿的老头，和那个抱着死婴的女人。她们是在睡梦中走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走"这个过程，只是停止了呼吸，身体变凉了而已。第二天早上其他人收拾东西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把两具尸体拖到了破庙后面的荒草丛里，连坑都没挖，就用几捆枯草盖上。
　　没有人哭。没有人祭拜。没有人多看一眼。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竟然出奇的平静。不是麻木——是某种更深层的接受：在这个世界上，死亡是一件太普通、太寻常、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了。
　　普通到什么程度呢？普通到你早上起来发现昨晚睡在你旁边的人已经死了，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悲伤而是想着"能不能把她那双鞋脱下来给我穿"。
　　是的。我真的有过这个念头。在看到那个死去的女人的脚跟我差不多大的时候。
　　然后我厌恶了自己。
　　这种自我厌恶比饥饿更难受。因为它意味着我已经开始在变了——从一个"人"变成一个"不是人的东西"。变化的过程是不知不觉的、不可逆转的、令人恐惧的。
　　可我没有停下变化的脚步。因为我还要活下去。而活下去就需要做出选择——有些选择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还有些是根本谈不上好坏的、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
　　比如第十八天发生的那件事。
　　那天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草根和树皮早就吃光了，周围也没有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我走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山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盘旋：
　　食物。食物。食物。
　　然后我看见了路边的一具尸体。
　　是一个男人，看起来死了不久——脸上还没有完全腐烂，只是有些发灰发青。他的身边有一个布包袱，包袱口散开了，里面有一样东西：
　　一块烙饼。
　　一块干的、硬的、表面有些焦黑的烙饼。大概巴掌大小，厚度跟两枚铜钱叠起来差不多。上面还沾着些泥土和草屑——显然是从包袱里掉出来滚到一边的。
　　我盯着那块烙饼看了很久。
　　久到太阳从头顶移动到了西边，久到影子从脚下延伸到了身后，久到我的理智和本能之间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搏斗。
　　理智说：那是死人身上的东西。吃了不吉利。而且那是人家的口粮，人家带着它是为了在路上吃的，现在人死了你拿走它的口粮，跟偷有什么区别？
　　本能说：你快饿死了。你管它吉不吉利？你管它偷不偷？你现在不吃这个东西，明天你就会变成路边另一具尸体，然后别人也会来抢你身上的东西。
　　这场搏斗持续了大概一个时辰。最终——
　　我拿起了那块烙饼。
　　它硬得像石头。我用牙咬了一下，差点把牙崩了。于是我把它掰碎了，含在嘴里等唾液把它泡软了之后再一点点吞下去。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又酸又涩，带着一股说不清的陈旧气息。而是因为在吃下它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自己又活过来了。胃部重新开始蠕动，四肢重新有了力气，脑子里那种昏昏沉沉的雾气散去了大半。
　　我活下来了。靠着一块死人身上的烙饼。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将来也不会告诉。它会跟着我进坟墓，成为我这一生中最肮脏、最羞耻、却又最无可奈何的秘密之一。

　　就这样，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十天？二十天？一个月？时间在那种状态下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系——没有日历、没有节气、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标记"过了多久"的事物。只有双脚交替前行这个动作，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城墙。
　　一座巨大的、灰色的、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光芒的城墙。
　　有人告诉我，那就是临安府。
　　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城门还没关，进出的人络绎不绝——有推着货车进城做买卖的商贩，有牵着牲口面带愁容的农夫，有挎着包袱行色匆匆的旅人，也有跟我一样浑身脏兮兮的逃难者。城门口排着队，守城的士兵一个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明（或者收点好处费放行）。
　　我没有身份证明。我浑身上下只有一套破破烂烂的衣裳（还是当初从汴京出来的那套，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质地了）、一头稀疏凌乱的头发、一张脏得看不清五官的脸，以及一双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浮肿发黄的眼睛。
　　排队到我的时候，士兵皱着眉头打量了我好几眼，大概是觉得我这个样子既不像奸细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任何值得阻拦的角色，挥挥手就让我进了。
　　进城之后的景象让我愣住了。
　　临安府——也就是后来的杭州城——太大了。大到我跟在里面迷了路，大街小巷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酒旗招展，叫卖声此起彼伏。有卖包子的、卖胭脂的、卖布匹的、卖古董的、卖药的、卖艺的——各种营生应有尽有。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热闹得让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个逃难的人。
　　可这种热闹跟我无关。
　　我没钱。没地方住。没认识的人。甚至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在城里晃荡了大半天，最后来到了城外西南角的一处凉亭。
　　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凉亭不用花钱。而且这里离官河码头近——我想着说不定能碰到什么机会：帮人搬个货、洗个船、或者捡点什么能换吃的东西。
　　凉亭不大，石柱瓦顶，四面透风。亭子里已经有几个人了——都是些歇脚的路人或等待渡口的行人。我找了一个角落蜷缩下来，尽量不引人注意。
　　就在那里，我遇见了他。

　　那座凉亭在临安府城外西南方向，离官河渡口不远。四面石柱，青瓦飞檐，亭额上刻着三个字："望江亭"——大概是取"望钱塘江"的意思。亭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地上铺着青砖，四周有石凳可以坐人。
　　我到的时候，亭子里已经聚了七八个人。
　　大多是跟我一样的外来者：挑着担子的货郎、挎着包袱的逃难者、还有几个看起来像是赶考落第的读书人——衣衫虽然旧了些但还算整洁，手里拿着书卷或者纸笔，脸上带着一种文人特有的清高与落魄交织的神情。
　　我找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缩下来。那个角落被一根石柱挡住了一半视线，从外面不太容易看到里面的人——正好适合我这种不想被人注意的角色。
　　我已经至少两天没吃东西了。从进城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座城里转悠，想找个活儿干——洗碗、扫地、搬什么都行——可人家一看我这副德行（浑身脏臭、头发稀疏、面黄肌瘦），要么摇头摆手说"不要不要"，要么直接赶我走："去去去，别挡着做生意！"
　　所以我最后来到了这座凉亭。不是因为有希望，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去处了。
　　我在角落里缩成一团，尽量让自己变小、变暗、变得不存在。眼睛半闭半睁地盯着地面上的青砖缝隙里长出来的几根杂草——数草叶是我最近养成的习惯，可以让脑子不想那些更可怕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清朗的、有节奏的、像是在念诵什么东西。
　　我抬起头来。
　　声音是从凉亭另一头传来的——那边坐着几个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大概四五个人吧，围在一起，其中一个人站着，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在大声念着什么。
　　我仔细听了一会儿。他在念诗。
　　念的不是常见的唐诗宋词——那些我在汴京家里的时候跟着爹学过一些——而是一种我没听过的、格律有些奇怪的、却意外地好听的句子：
　　"山之巍巍兮不可极，水之汤汤兮无止息。> 行人去兮不复返，日暮兮吾何之？"
　　声音很好听。不是那种刻意拿捏的好听，而是天然的、像玉石相击一样清脆又温润的好听。念诗的那个人——我偷偷看了一眼——很年轻，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身形清瘦，眉目干净。他站在那里念诗的样子很专注，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拿着纸卷，目光落在纸面上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认真劲儿——好像那首诗比天底下所有的事都重要。
　　他身边围着的那几个人也在听。可他们听的态度跟他念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是全身心地投入，他们却是敷衍地应付。有的在打哈欠，有的在东张西望，还有一个干脆低着头抠指甲——显然对这首诗毫无兴趣。
　　一首念完了。年轻人放下纸卷，看了看周围人的反应。
　　没有人说话。空气沉默了几息。
　　"怎么样？"他问，语气里有期待，也有不安。
　　有人打了个哈哈："不错不错。江贤弟的诗一向……嗯……独特。"说完就转过头去跟旁边的人聊别的了。
　　另一个人更是直截了当："我说江弟啊，你这些日子天天写这些悲悲切切的调调，也不嫌烦？如今朝廷南迁正是用人之际，你应该写些激昂慷慨的东西嘛——'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一类的，多提气！"
　　年轻人没有接话。他的表情没有变——既没有被批评的不悦，也没有被认可的欣喜——只是平静地把纸卷收起来，重新坐回石凳上，从袖子里掏出一只竹篮子和一个布包。
　　他从布包里拿出几块烙饼——是的，烙饼——放在膝上，开始吃。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了我的方向。
　　准确地说，是扫过了我蜷缩的那个角落。
　　我们的视线隔着整个凉亭相遇了一瞬间。
　　然后他的动作停住了。
　　嘴里的烙饼停在半空，眼睛微微眯了一下，像是努力在看清楚什么。然后——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他站了起来。
　　他朝我走了过来。
　　一步、两步、三步。穿过凉亭中间的空地，绕过坐在地上的几个行人，径直朝我这个角落走来。他的同伴们在后面看着，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江弟你干嘛"之类的话——但他没理会。
　　他走到了我面前，蹲下来，让视线和我平齐。
　　近看之下他比我远远看到的更年轻——脸上还带着一点没褪干净的婴儿肥，下巴上的线条柔和得不像成年男人，眼睛大而亮，瞳孔是那种很纯粹的墨色，像两颗刚洗过的黑棋子。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就一会儿。大概三五息的时间。然后他从膝上拿起一块烙饼——是完整的、还没咬过的、比刚才自己嘴里那块更大的一块——递到我面前。
　　没有询问，没有打量，没有怜悯或者施舍的姿态。就是把一块饼递过来，像递一杯水那么自然。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那块饼——虽然那块饼确实是我当时唯一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眼神。
　　凉亭里那么多人。那些衣着体面的读书人们从我身边走过无数次，没有一个停下过一个眼神。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是一团会呼吸的垃圾——不值得注意、不值得停留、甚至不值得嫌弃。可这个年轻人——这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还在啃烙饼的书生——他蹲在我面前看着我，用一种我完全不熟悉的眼神。
　　那种眼神里没有贪婪（像那些趁乱打劫的兵丁）、没有厌恶（像那些捂着鼻子绕路走的贵人）、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像某些丢给我半个馒头就觉得自己积了阴德的善人）。
　　他的眼神很干净。干净的像一口井，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你需要这个。"
　　如此而已。
　　我接过了那块饼。
　　手指碰到他手掌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的事情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是他的温度——温热的、干燥的、让人安心的温度；第二是他手上有一层薄茧——不是粗活磨出来的厚茧，而是写字的人才有的握笔磨出来的薄茧；第三是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墨香味，混着少年人特有的清爽气息，在满是汗臭和腐臭味的凉亭里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读书人。在逃难的渡口边分饼给陌生女子的读书人。
　　我把那块烙饼吃了。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差点噎住。他递给我一壶水——竹筒装的，他自己也在喝的那种——我喝了几口，总算缓过来。
　　"谢谢官人。"我说。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
　　"嗯。"他应了一声，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继续吃自己的那份。
　　从头到尾，他没有问我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也没有等我吃完之后提出任何要求或期望。他就给了我一饼一水，然后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去。
　　我记住了这张脸。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一面之缘会在多年以后变成我心头一根拔不出来、也吞不下去的刺。我只是蜷缩在那个角落里，看着他低头吃饼的侧影——下颌线很干净，睫毛很长，嘴角微微抿着——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后来我又在凉亭里待了半天。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他身边那些读书人同伴对他并不怎么友善。或者说，不算不友善，只是……不上心。他们说笑的时候很少叫他参与，讨论学问的时候也常常忽略他的意见。偶尔提到他也多是敷衍——"啊对，江弟说得也对"、"江弟你的想法总是这么特别"——话里带着一种客气的疏远。
　　可他不恼。也不争。就安安静静地坐着，有时候写写字，有时候念念诗，有时候望着远处的水面发呆。那种安静不是认输或者怯懦，而是一种自得其乐的从容——好像别人的看法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个世界。
　　那天傍晚他离开之前，又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很远的一眼。从凉亭门口回头朝我这边投来的、匆匆的一眼。我不确定他是否看到了我（毕竟我缩在角落里几乎看不见），还是只是在确认什么。
　　然后他就走了。背着竹篮子，沿着官河边的土路往城里的方向走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孤独的符号写在大地上。
　　我目送着他消失在暮色中，手里的烙饼还留着最后一口没吃完。我想把它留着慢慢吃——可肚子不答应，三两口就把它也吞下去了。
　　那是我逃难路上吃的最后一顿"免费的食物"。从第二天起，我就开始了在临安城的生存之路——一条用身体、尊严和灵魂一点点铺出来的路。
　　而他——那个分给我一块烙饼的书生——成了我在那条路上唯一的光源。微弱的、遥远的、不确定是否真实存在过的光源。
　　可就是这光源，支撑着我走完了剩下所有的路程。

　　我在临安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浆洗铺子里帮人洗衣裳。
　　活儿不难——就是搓、揉、漂、晒。可对于当时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没有一两力气的我来说，每一件衣服都像浸了水的牛皮一样沉。我每天从天亮搓到天黑，手指头被碱水泡得发白发皱，冬天的时候裂出一道道口子，碰一下就疼得钻心。
　　工钱呢？管吃不管住，每月二百文钱。二百文在临安府能买什么？十来个馒头——如果省着吃的话。
　　我做了大半年。大半年里我学会了很多事情：怎么用最少的肥皂洗最脏的衣服；怎么在冬天防止洗好的衣服结冰；怎么跟那些挑剔的东家婆娘周旋（她们总嫌我洗得不干净，其实是因为她们看不上我这种人）。我还学会了另一件事：**怎么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团垃圾。
　　每攒够一点钱，我就去买一块便宜的胰子（一种用猪油和草木灰做的原始肥皂），把全身上下彻彻底底洗一遍。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虽然还是很稀疏，但至少不再是癞痢鬼的样子。脸也渐渐有了血色——不再黄得像一张陈旧的草纸。
　　半年之后，我不做浆洗了。
　　不是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是因为浆洗铺的老板娘的儿子看上了我。
　　这件事说起来既荒唐又讽刺。一个整天泡在碱水桶里的、瘦得像竹竿的、连笑都不敢大声的女人，居然被人"看上了"。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老板娘的儿子叫阿福，二十出头，长得五大三粗，脑子不太灵光，说话的时候口水总是控制不住地往嘴角外冒。他第一次对我动手动脚的时候是在后院堆柴火的棚子里——我当时正在劈柴（对，除了洗衣还得干杂活），他忽然从后面抱住我，嘴里的热气喷在我脖子上，一只手往我的衣襟里伸。
　　我吓坏了。本能地挣扎，可他的力气比我大多了。就在我以为自己要重演逃难路上那噩梦般的一幕时——老板娘出现了。
　　她没打儿子也没骂我。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阿福，松手。这丫头是我花钱买来做活的，不是给你玩的。"
　　阿福不情愿地松开了手，嘟囔着走了。
　　那天晚上老板娘把我叫去她房间。我站在门口吓得发抖，以为她要赶我走或者罚我。可她让我坐下，端详了我好一会儿，说了一句改变了我一生轨迹的话：
　　"丫头，你这模样，洗一辈子的衣服太可惜了。"
　　可惜？
　　我不懂她的意思。直到她解释给我听：以我的底子——虽然现在瘦得不成样子，但骨架还在、五官还没完全长开——如果好好养一养、收拾一番，说不定能做个比洗衣更有出息的营生。
　　什么营生？她没明说。但她那种眼神——上下打量、估算价值的眼神——让我隐约猜到了。
　　我没有拒绝。
　　不是因为我"愿意"去做那种事——天知道没有一个女孩子是"愿意"的。而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洗衣每个月二百文，就算洗到死也攒不出一份嫁妆、买不起一间小屋、更别提在这个乱世里给自己挣一条安稳的后路。可如果我走老板娘指的那条路——
　　也许能活得更好一点。至少不用再饿肚子了。
　　就这样，我被转手了。
　　老板娘把我介绍给了她在城中认识的一个女人——一家不大不小的青楼的鸨母。那个女人看了我一眼（那时候我已经养了两个月的肥，脸上多少有了点肉色），点了点头，扔下五两银子作为"转让费"。
　　五两银子。我就值五两银子。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好像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从我吃下死人那块烙饼开始，从我被按在地上抢走玉佩开始，从我蜷缩在凉亭角落里等死开始——我的人生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这条路上，五两银子的定价已经算是客气了。

　　在那家青楼里待了三年。

　　三年时间，我从最底层做到了……不能算顶层，但也差不多了。
　　起初我是粗使丫鬟：扫地、倒水、端茶递酒、帮姑娘们打下手。那时候我每天干活十二个时辰以上，累得倒头就睡，梦里都是洗不完的碗和擦不干净的地板。姑娘们也不拿我当人看——呼来喝去的，稍有不顺心就拿我撒气。有个叫玉笙的头牌尤其讨厌我，每次我给她送茶都要挑毛病："烫了！""凉了！""茶叶放多了！""你眼睛长哪去了？"有一回她嫌我动作慢，直接把一杯热茶泼在了我手上。手背烫起了一串水泡，疼得我整晚睡不着。第二天还得照常干活——因为停下来就没饭吃。
　　可我没有一直做丫鬟。
　　机会出现在入行第八个月的时候。那天楼里来了一个大客人——临安府有名的富商周员外。他点名要新面孔，说是"老的那些都腻了，想换换口味"。可楼里的新面孔刚好都有客或者身子不方便，鸨母急得团团转。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正在角落里擦桌子的我身上。
　　"秋娘，"她叫着我的名字——是的，到了青楼之后我就有名字了，鸨母给起的，叫"秋娘"，"你去伺候周爷。"
　　我愣住了。我？我才十六岁不到（虽然看起来可能更老些），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
　　"快去！"鸨母推了我一把，"别让客人等急了！"
　　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进了周员外的房间。
　　那一夜的细节我不想多说。总之——我活下来了。不但活下来了，还因为"表现不错"得到了周员外的赏钱——整整一两银子。鸨母高兴极了，当场决定让我"转正"：从丫鬟升为姑娘。
　　从那以后，我开始正式接客。
　　我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类型——不像话本里写的那样天生媚骨、一出场就让所有男人神魂颠倒。我得学、得练、得一点一点地把这门"手艺"琢磨透。怎么笑最好看、怎么说最动听、怎么做最让人舒服——这些都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没有人教，全靠自己悟。
　　好在我的悟性不差。或者说，我的求生欲够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如果做不好这一行，我就只能回去洗衣服或者去讨饭。两种选择都比现在更惨，所以我拼了命地学。
　　一年之后，我成了楼里的"二线姑娘"——不算头牌但也有固定客源的那种。两年之后，我挤进了前三。三年之后的某一天，原来的头牌玉笙被一个外地来的盐商赎走了，空出来的位置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头上。
　　我成了头牌。
　　临安城西的那条胭脂巷里，提起"醉烟楼的杜秋娘"，没有人不知道。
　　"杜秋娘？"他们会这么说，"哦——那个啊。长得是真不错，关键是那个劲儿……怎么说呢，别的姑娘是让你觉得爽，她是让你觉得自己活着。"
　　"觉得自己活着。"这话是一个老客人说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在临安府做了半辈子丝绸生意的中年男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喝多了，眼睛红红的，拍着我的手背说："秋娘啊，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忘了自己多大岁数的女人。"
　　我没接话。只是笑着给他斟了一杯酒。
　　心里在想什么呢？在想——我今年十九岁了。三年前我还是一个在浆洗铺子里搓衣服的小丫头。现在我成了头牌，每天被不同的男人包围着，听着他们说着各种甜言蜜语或酒后真话，收着数目可观的赏钱和礼物，住在楼上最好的房间里，穿着最贵的绸缎，戴着金耳环和玉镯子。
　　这是我要的生活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比起逃难路上的那些日子，现在的生活已经好了一万倍。至少我不会饿了。至少我不会被人在路边侵犯了。至少我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会叫我"杜姑娘"而不是用一种看垃圾的眼神看我。
　　这就够了。暂时够了。
　　可在我内心最深处的某个角落里——那个藏着所有秘密和脆弱的地方——始终有一个念头没有熄灭：

　　我想再见那个人一面。

　　那个在临安府外的凉亭里分给我一块烙饼的书生。那个念诗的时候专注得像全世界只剩下他和纸卷的年轻人。那个蹲在我面前看着我时眼神干净的少年。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家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座凉亭里。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见过他——也许他只是我饥饿和绝望中产生的一个幻觉？一个濒死之人脑海中最后的幻想？
　　可我不愿意这样想。我宁愿相信他是真实的。相信在那个所有人都不肯为我停留的世界里，确实有那么一个人停下来了，弯下腰，递给我一块烙饼，然后安静地离开。
　　我相信。
　　因为如果不信的话，我就什么都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