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魂归来》冰雪森林

38、新的贵族 均田令

　　均田令推行五年之后，天下气象已然焕然一新。

　　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不是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最早被“强行买走土地”的豪强们。

　　蜀郡的张家，是成都周边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均田令实施之前，张家的家主张嗣源坐拥良田三千余亩，家中佃户上百户，每年收租数千石。均田令一来，朝廷核定他家超出限额的田产共计两千二百亩，全部由朝廷出资收购，分十年付清。张嗣源当时气得摔了好几只茶杯，大骂朝廷“与民争利”。

　　但骂归骂，钱还是要拿的。第一年，朝廷如约支付了购地款的十分之一，二百多亩地的银子一次性到账，白花花的银锭堆在院子里，晃得人眼花。张嗣源看着那些银子，发了好几天愁——这么多钱，放在家里不会下崽，总得找个去处。

　　恰逢西域商路重新开通，丝绸、茶叶、瓷器在西方供不应求，利润高达数倍。张嗣源有个远房侄子在凉州做布料生意，劝他拿银子入股，合伙组一支商队走一趟西域。张嗣源犹豫了半个月，最终咬了咬牙，拿出了大半购地款，交给了侄子。

　　一年后，商队回来了。满载而归——带出去的蜀锦和茶叶在疏勒卖了高价，换回来的玉石、香料和良马在长安又卖了一轮。张嗣源分到的红利，是他卖地款的三倍。

　　张嗣源捧着那沉甸甸的钱袋子，愣了好半天，然后说出了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话：“早知道做生意这么赚钱，我买那么多地干什么？”

　　从此，张嗣源彻底放下了对均田令的怨气，转而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西域贸易。他先后组织了七八支商队，足迹远至葱岭以西的大宛和康居。短短几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成了成都数一数二的富商。每次有人在他面前抱怨均田令，他都会摆摆手说：“别抱怨了。要不是朝廷买了我的地，我哪来的本钱做生意？”

　　像张嗣源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最早被买走土地的那批豪强，手里握着朝廷支付的现银，恰好赶上了两个历史性的机遇：一是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价格下跌，老百姓手里有余钱了，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二是西域商路重新开通，对外贸易的利润高得惊人。那些嗅觉灵敏的豪强，纷纷将手中的现银投入了商业和手工业，在时代的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一些豪强，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吴郡的顾家，是江东有名的世家大族。均田令推行到江南时，顾家也被买走了大量田产。家主顾雍之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做生意，而是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开了一家“钱庄”。

　　顾雍之观察到，那些分到了土地的农民，虽然有了自己的田，但缺少耕牛、农具和种子，有些人还想盖新房、娶媳妇。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钱，而朝廷的救济又有限。顾雍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他拿出卖地得来的银子，在吴县城里开了一家钱庄，专门向自耕农发放小额贷款。利息不高，一年一成，比那些地下钱庄动辄三四成的利息低得多。农民们听说顾家钱庄的利息公道，纷纷前来借贷。有的借钱买耕牛，有的借钱置农具，有的借钱翻修房屋，还有的借钱给儿子娶媳妇。

　　顾雍之对每一笔贷款都审查得很仔细——他不看借款人的出身，只看他有没有土地、有没有劳动能力、有没有还款意愿。大多数农民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借了钱之后勤勤恳恳地种地，到了秋收之后按时还本付息。偶尔有一两户因为天灾人祸还不上钱的，顾雍之也不逼债，而是酌情延长还款期限。

　　几年下来，顾家钱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分号开到了好几个郡。顾雍之赚的钱，比当年收地租只多不少。而且他发现，放贷款比收地租有一个好处——收地租时，佃户们对他又恨又怕；放贷款时，借钱的农民对他感恩戴德，逢年过节还要提着鸡蛋和腊肉来道谢。

　　顾雍之有一次在给朝廷的奏议中写道：“均田令初行时，臣亦心有怨怼。而今方知，朝廷非夺臣之产，实授臣以新生也。”

　　然而，并非所有的豪强都如此幸运。

　　均田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从成都周边到凉州，从凉州到江南，从江南到中原，一批又一批的豪强被买走了土地。但越往后推行，那些最后才轮到被买地的豪强，处境就越尴尬。

　　原因很简单——市场机会已经被先来者抢占殆尽了。

　　西域商路虽然利润丰厚，但竞争也日益激烈。最早进入市场的那些商人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商路网络和客户关系，后来的入局者很难再分到一杯羹。钱庄生意也是如此——顾雍之这类先行者已经占据了主要市场，后来的模仿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那些最后才拿到卖地款的豪强们，手握现银，却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有人盲目跟风做生意，结果亏得血本无归；有人把钱存在家里坐吃山空；还有人试图逆潮流而动，暗中兼并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土地，结果被朝廷的巡查官员发现，严惩不贷。

　　一位来自南阳的豪强在给友人的信中哀叹道：“吾家本有良田千顷，岁入万石。朝廷买地，分期付款，每年所得不过数百两。欲经商，则市利已尽；欲放贷，则钱庄已遍。悔不当初——若早知如此，当年朝廷第一次来买地时，我便该欣然应允，至少还能赶上个好时机。”

　　这封信不知怎的流传了出去，被许多人传阅。有人同情，有人嘲笑，也有人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任何一场大变革中，最先顺应潮流的人，往往能吃到最大的红利；而犹豫不决、拖延观望的人，最终只能吃到残羹冷炙，甚至什么都吃不到。

　　消息传到长安时，刘禅正在批阅奏折。他看完关于这些情况的汇总报告，沉默了片刻，然后放下笔，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均田令不是要整垮豪强。朕只是想让他们明白——土地不是唯一的财富。可惜，有些人明白得早，有些人明白得晚。明白得早的，如今已经成了新的贵族；明白得晚的，还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商铺林立，一派繁荣景象。那些最早转型的豪强们，如今正穿着绸缎衣裳，坐在茶楼酒肆里谈笑风生，讨论着下一趟西域商队的行程，或者盘算着要不要再开一家分号。

　　而那些还在抱怨时运不济的人，只能看着别人的背影，徒留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