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花烂漫》八意永琳

2、离去 省城比

　　省城比夏昭昭想象中大得多。

　　长途汽车把她扔在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四周全是她不认识的路牌。她站在服装厂门口，仰头看那栋五层楼的灰色厂房，看了半天没敢迈步子。来来往往的女工从她身边经过，有人好奇地打量她，有人根本顾不上看，低着头往里赶。

　　门口传达室的大爷探出头来：“找谁？”

　　她把招工广告从口袋里掏出来，那张纸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折痕处快要裂开了。大爷看了一眼，往楼上指了指：“三楼，找周主任。”

　　车间主任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眼角有细密的纹路，但一双眼睛很亮。她上下打量了夏昭昭一眼，眉头微微皱起来。

　　“多大了？”

　　“十八。”夏昭昭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出来，尽量让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抖，“我娃娃脸，显小。”

　　周姐显然不信。她在这行干了十几年，什么样的姑娘没见过？那些谎报年龄的小姑娘，眼神都是这样的——假装镇定，其实怕得要命。但厂里正缺人，订单堆成山，车间里的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转，能用的人手一个都不能放过。

　　周姐叹了口气，到底没多追究，只是转过身，丢下一句：“跟我来吧。”

　　车间比夏昭昭想象中大得多，也吵得多。几百台缝纫机同时响着，咔嗒咔嗒咔嗒，震得地板都在微微发颤。空气里飘着布料的味道，还有机油和汗水混在一起的说不清的气味。女工们一排一排坐着，弯腰埋头，手在布料和机器之间飞快地移动，没有一个人抬头看她。

　　她的工位在最角落。活儿不难——衣服从流水线上过来，她负责剪掉多余的线头，检查扣子钉没钉牢，拉链顺不顺滑，然后把合格的衣服叠好放进纸箱。不难，但时间长。每天早上七点半坐到工位上，除了上厕所和吃饭，要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如果赶上急单，加班到十一点也是常事。头几天她坐得腰都直不起来，手指被剪刀磨出了水泡，晚上回到宿舍一看，水泡破了，血和线头的碎屑糊在一起，洗都洗不掉。

　　第一个月结束，她领到了三百块钱。

　　她把钱摊在宿舍床上数了三遍，心脏跳得很快。三百块钱。她这辈子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她把钱分成三份——一百二十块寄回家，八十块留作生活费，剩下一百块，她走了四十分钟的路，找到一家新华书店，全部换成了书。

　　《平凡的世界》《活着》《简·爱》。这些书她在镇上那家小书店里看过一半，蹲在角落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营业员过来赶人。现在它们终于可以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看几遍就看几遍。

　　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她睡上铺。熄灯以后，别人都睡了，她就打着手电筒窝在被子里看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室友嫌翻书的声音太吵，她就用被角捂住书页，翻得极轻极慢，像在触摸什么易碎的东西。

　　读到孙少平在煤窑里背石头，她就想起父亲。孙少平也是那种被命运摁在地上的人，但他一直在挣扎。夏昭昭觉得自己跟他很像——都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做着不喜欢的事情，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只是她不太确定，自己这股劲儿要用在哪里。

　　第二年夏天，弟弟打来电话。

　　“姐，爸生病了。”

　　她的心沉了一下。窗外车间的机器还在咔嗒咔嗒地响，她把手机往耳朵上贴紧，走到楼梯间去听。

　　“什么病？”

　　“说是肺不好，长了好多结节，医生让住院。”弟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妈让我问你，能不能多寄点钱回来。住院要先交押金，家里拿不出来。”

　　她应了。

　　从那以后，每个月寄回家的钱从一百二变成了两百。是她的全部工资扣掉住宿费和饭钱之后，剩下来的全部。她戒了早餐，中午去食堂打最便宜的素菜套餐，晚饭就一个馒头就咸菜。头两个月还好，第三个月开始，她觉得手上没力气，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眼前一阵一阵发黑。两个月瘦了十斤，本来圆圆的脸都小了一圈。

　　周姐有一天路过她工位，站住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东西，但她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早上，夏昭昭到工位的时候，发现剪刀旁边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肉包子。

　　她低头吃着包子，眼眶酸得厉害。

　　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接的都是母亲。母亲说父亲的病还好，在治，让她别担心。她问要不要回去看看，母亲说不用，来回车费那么贵，你好好干活就行。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平静得让夏昭昭觉得哪里不对，但她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

　　她让自己相信母亲的每一句话。父亲在好转，家里一切都好，她只需要多寄钱回去就行了。她拼命地寄，把能省的每一分钱都省下来塞进汇款单里。她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能做的全部。

　　后来她想，如果当时她回去了，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车间里难得地有了点过年的气氛。喇叭里放着喜庆的歌，有人带了瓜子来分，周姐还买了两箱橘子放在茶水间。难得不加班，夏昭昭正在收拾工位，把剪刀和线头整理好，准备回宿舍把最后几页《平凡的世界》看完。

　　手机响了，是弟弟。

　　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不对。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又像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压着，每一个字都是硬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都带着颤。

　　“姐，爸没了。”

　　车间里的喇叭还在放“恭喜你发财～”。有人在笑，有人在说话，有人说橘子甜不甜。那些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模模糊糊的，怎么听都听不真切。

　　“什么时候的事？”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

　　“今天早上。”弟弟终于哭出来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是肺癌，医生早就说不行了，妈一直没告诉你……爸非要等你回来，从昨晚撑到早上……没撑到……”

　　她挂了电话。

　　然后她开始跑。

　　从车间跑到宿舍，从宿舍跑到厂门口，从厂门口跑到长途汽车站。没有行李，没有请假，身上还穿着工服。她只想赶最快一班回家的车。

　　可最快一班车也要明天早上七点。

　　她站在售票窗口前面，看着墙上的时刻表，看了很久。

　　她在候车室坐了一整夜。

　　腊月二十三的夜，省城灯火通明。车站外面挂满了大红灯笼，商场门口摆着发财树，街上偶尔有人走过，手里拎着年货，脸上带着快要过年的神气。她坐在冰凉的塑料椅上，抱着膝盖，看着那些灯笼在夜风里轻轻晃，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第二天下午，她终于到家。

　　老家的规矩，人走了要在家停三天，等至亲回来见最后一面。她是最后一个到家的。父亲已经入了棺，院子的门板卸下来搁在两条长凳上，棺木就停在那里，前面点着长明灯。院子里站满了人，她看见母亲的背影，佝偻着，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折断了。弟弟捧着遗像跪在棺木前，涕泗横流。

　　她走到棺前。

　　帮忙的亲戚让开一条路，有人低声说昭昭回来了。把她领到棺椁前，让她看最后一眼。

　　父亲躺在里面。穿着一件她从没见过的深蓝色新衣服，脸上盖着一块白布。爷爷一句话没说，示意叔叔把白布掀开一角，她看见了那张脸。

　　瘦得脱了相。

　　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陷下去，脸上的皮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和记忆里那个总是板着脸、走路生风、声音洪亮的男人，完全不是一个人。

　　她张了张嘴，想叫一声爸，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呜咽。

　　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棺木上，砸出沉闷的声响。

　　出殡那天，她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唢呐呜哩哇啦地吹着，纸钱一路撒过去，被冬天的风吹起来，像一群白蝴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打旋。

　　邻居婶子对她母亲说，你家昭昭真懂事，这么大事都没哭闹。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没哭，是哭不出来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连眼泪都流不出来。那个对她的成绩没有反应的男人，那个在爷爷面前没有默许她未来的男人，那个她赌气半年没打电话回来问候的男人，那个她在远方打工拼命寄钱回来、却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的男人——

　　不在了。

　　她想跟他说，她是气他，但她不是恨。她只是想做自己的主，不想活成他规定好的样子。她想跟他说，她在外面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踩缝纫机，学会了看工艺单，还认了很多字。她读完了《平凡的世界》，觉得孙少平比他幸运，因为孙少平好歹有人理解。她还想跟他说，其实她挺想他的，挺想那个坐在椅子上累得睡着了的他，挺想那个指甲缝里全是机油洗不干净的他。

　　她想跟他说，爸，我在外面挺好的。你别操心。

　　可这些话，他再也听不见了。

　　钉棺盖的时候，她跪下去，额头抵着冰凉的水泥地，身体抖成一片落叶。有人来拉她，说孩子别哭坏了身子。她没有出声，眼泪渗进水泥地的缝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父亲走后的第七天，她收拾东西准备回省城。

　　母亲坐在门槛上，冬日的阳光薄薄地照下来，照着她头上一簇一簇的白头发，白得刺眼。母亲看着她把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塑料袋里，嘴唇嗫嚅了很久，终于说了一句话。

　　“你爸临走前，让我跟你说……他不该不让你上学。”

　　夏昭昭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哭得像个孩子。

　　她想起外婆院子里那棵山茶树。山茶花落在地上的时候，是整朵整朵的，端端正正，不散不乱。外婆说那叫体面。可父亲走得不够体面——他在病床上熬了那么久，撑着最后一口气等她回来，撑了一整夜，到底没撑到。

　　她想，如果她早一点回去就好了。如果她少寄一点钱、多回几趟家就好了。如果她不赌那半年的气、主动打一个电话就好了。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她一个人，站在正月刺骨的寒风里，知道自己从今往后，再也没有爸爸了。

　　那天傍晚，她坐上了回省城的长途汽车。车窗外的田野还是一样沉默，冬天的暮色早早地罩下来，远处村庄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她靠在车窗上，看着那些灯火往后退，退着退着就看不见了。

　　她把《平凡的世界》从包里掏出来，翻到夹着书签那一页，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盯着书页上模糊的字迹，心里只反复响着母亲说的那句话。

　　他不该不让你上学。

　　她把书合上，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

　　那年她十六岁。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