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龚功：韦易进士登科年代新探 从科举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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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愚篁杂记》残卷出土以来，韦易其人及其早期生涯遂成为同人学界争论焦点。前贤多据残卷中丁巳年春诗，推定韦易于开成二年进士及第，并与李商隐同榜。此说虽能解释诗中春风、纵马、青云诸意象，却未能充分处理残卷中另一首甲寅年《喜迁莺》所提供的年代线索。本文拟从《愚篁杂记》版本源流、科举意象及《喜迁莺》词调形态三方面入手，重新考察韦易进士登科之年代，并由此略论其早期诗词风格与晚唐科举文化之间的关系。
版本源流
今存两卷《愚篁杂记》残本，诗词多以日期为题，年代由壬子年至戊午年，其间多有所缺佚。从语言风格与行文习惯来看，残卷中屡以“少年”自称，如“得意少年第一行”、“少年不惧鬼魈言”等，或可视为作者早期作品之内证。根据同人大学考古研究实验室2026年发布的放射性碳定年测试成果，残卷一、残卷二所用纸张纤维样本年代大致落入公元九世纪后期。此一结果仅能说明今存残卷之抄写或装潢年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韦易原作年代。结合残卷中可辨干支线索，本文暂推《愚篁杂记》所收作品原作年代或可上溯至大和五年至开成三年间，即约公元831—838年。由此观之，今存两卷当非韦易原始手稿，而应为九世纪后期据早期稿本或传抄本辑录而成之残本。
值得注意的是，《愚篁杂记》诸作未被收入《全唐诗》等现存唐代诗歌总集，却仍于韦易身后数十年间传抄不绝。莫磨教授在《〈愚篁杂记〉源流考》中试图解释此一疑点：“如此风流人物在当时虽声名未显，不入馆阁正声，然其盛世遗风尤为讨喜，故多流传于市井而非官方诗集。”
登科意象再考
《愚篁杂记》中所存诗词虽不甚多，所含信息却颇为丰富。莫磨教授曾在《源流考》中提出，韦易当于丁巳年，即开成二年，考中进士科，并与李商隐同榜。其主要依据为韦易丁巳年初春所作一诗。此诗题名及详细日期均已残毁，今仅能据内容推测其成诗时间：
遍识琼花须纵马，随心春处解缤纷。
太清如应东风意，此现灵台共干云。
此诗虽无题名，然通篇春意盎然，喜气外露，颇有孟郊《登科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态。诗中又有“东风”、“干云”等事业升迁意象，故莫磨教授认为，此诗应为及第后所作。
然而，此说尚有三处疑点。
其一，“琼花”与进士及第的直接联系，主要建立于宋代以后“琼林宴”的制度与文化传统之中。韦易诗中“琼花”二字，未必可径直视作登科意象；其或为如玉之花的泛称，或指涉当时尚未定型为后世名花的“琼花”本身。
其二，“如应”二字带有事件尚未完全落定之感。若此诗为及第后作，“如应”可解作事后追认；然若置于事前或事中，则亦可解为对及第、释褐，或其他待定喜事的预想。仅凭此诗，尚不足以确认其所庆贺者必为进士及第。
其三，唐代士子进士及第之后，尚须经吏部关试或其他铨选程序，方能释褐入仕。此诗中“干云”（莫译：凌云）之语，虽可泛指功名升进，却未必专指登科本身；若将其视作选官成功、官身落定之后的自我书写，似亦可通。
经同人大学考古研究实验室对残卷一的最新还原，我们可以看到，早在甲寅年，即大和八年，韦易便已填写一首显然与登科相关的小令：
蟾宫宴、桂枝青，酣乐醉舞莺。
得意少年第一行，喜题金榜名。
此词平仄、韵脚与字数大体可与唐五代《喜迁莺》小令系统相参照。更重要的是，词中密集使用“蟾宫”、“桂枝”、“金榜题名”、“莺迁乔木”等唐代经典科举意象，且语义指向极为明确。其中“得意少年第一行，喜题金榜名”一句尤为直白，几乎不容作他解。
从语言风格来看，此词用典堆叠，语意浅明，技术上亦较为稚拙，与韦易后期诗作中常见的较为成熟的通感书写、感官错置及自然人格化倾向相去甚远。此种直白之态，或正可说明其为年少轻狂时所作。若韦易实于大和八年甲寅科及第，则其诗赋方面的不足，亦可由当年贡举制度之变得到解释——
大和七年八月，文宗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其中明言：“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限。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放及第。”《册府元龟》卷□□一《贡举部》所载赦文则更进一步保存了考试程序的细节，谓“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己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又称进士举当先试帖经、客问，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取文理高者及第，而“所试诗赋并停”。此制虽未必能完全革除进士科旧习，却至少说明大和八年前后，朝廷有意以经义、议论压抑诗赋浮华之风。
此项改革亦可上溯至杨绾奏议。《旧唐书·杨绾传》载其议贡举，谓“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主张县令察孝廉，刺史试其所通之学，而策问则“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杨绾又批评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其改革目标正在于使取士“既归实学，当识大猷”，从而使“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大和七年之制，虽非全盘施行杨绾之议，却显然继承其重经义、重实学、重时务议论、轻诗赋浮华的取士方向。据此，则若韦易确于大和八年甲寅科登第，其早年诗赋之直白稚拙便未必构成不可解释的矛盾。甲寅科贡举制度的变动，或许正是此词作者文笔稚拙却仍以登科为题的原因。
然另一种可能则是，作者实则并未参与科举选仕相关活动，这些诗词只是市井词人出于对及第的浪漫想象而创作。此说亦可由丁巳年春诗中“干云”一语得到旁证：“干”字《康熙字典》引《唐韵》作“古寒切”，《广韵》上平声寒韵亦作“古寒切”，则此处当读平声，末句“此现灵台共干云”声律犹有微拗。若此类拗处并非传抄讹误，则其作者未必熟习进士科诗赋格律，亦未必即为登第士人本人。此二说目前皆未可遽定，仍须结合残卷纪年、词调形态及唐五代登科书写传统进一步考察。
若将甲寅年视为韦易登科之年，则丁巳年诗中的三处疑点亦可相应解释：所谓丁巳年春诗，未必为进士及第后立即所作，而更可能与吏部关试、书判拔萃，或释褐授官之后的身份变动有关。其“东风”、“干云”诸语，遂不必专指登第，而可指向官身初定之后的升迁想象。
与此同时，这首《喜迁莺》对于词体史研究亦有重要意义。今所习见较早的《喜迁莺》登科词，常以韦庄乾宁元年所作《喜迁莺·街鼓动》为代表。韦庄此词为双调，写进士及第后簪花游街、满城争看之盛况，场面铺陈已颇成熟。韦易此词若作于大和八年，则较韦庄之作为早六十年，且仅为单调小令，或可视为中晚唐时期《喜迁莺》较早形态之一。即便不视其为现存最早用例，亦足以说明“喜迁莺”一调与科举登第语境的结合，或早于韦庄名篇而已具雏形。
结语
综上所述，丁巳年春诗固然具有明显的登科后书写气息，然其“琼花”、“如应”、“干云”等意象均可另作解释，未必足以单独证明韦易于开成二年始登进士第。相较之下，甲寅年《喜迁莺》一词虽篇幅短小、语辞稚拙，却密集使用“蟾宫折桂”、“莺迁乔木”、“金榜题名”等科举意象，且以“得意少年第一行，喜题金榜名”直指及第之喜，实为重构韦易早期生涯不可忽视之证据。若大和七年登科说可以成立，则丁巳年春诗或更宜解释为吏部关试或释褐授官后之作。此一判断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韦易早期年谱，亦可为唐五代《喜迁莺》一调与科举登第语境之结合，提供一条值得继续考察的旁证。
当然，《愚篁杂记》残卷多有缺佚，干支纪年亦未必尽指原作年月。本文所谓“新探”，意在提出一种较开成二年说更能统合现存材料的解释，而非遽定不易之论。韦易早期生涯仍有待残卷整理、异文校勘及后续研究进一步澄清。
原始文献：
《愚篁杂记》残卷一、二。九世纪后期写本，西安出土，同人大学考古研究中心藏。见同人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编：《西安新出〈愚篁杂记〉残卷影印与初校》，同人大学开放获取预印本，2026年。
参考文献：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参见卷十七下《文宗本纪下》、卷一一九《杨绾传》。
莫磨。2026。《〈愚篁杂记〉源流考》。《同人大学学报》5（1）：87–89。
同人大学考古研究实验室：《〈愚篁杂记〉残卷一、二纸质纤维与墨迹层放射性碳定年检测报告》，同人大学内部报告，2026年，页3–7。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参见卷□□一《贡举部》。
張玉書、陳廷敬等奉敕編：《康熙字典》，清康熙五十五年內府刻本。参见“干”字条。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龚功：韦易进士登科年代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