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兔那些事》森林小北

2、第二章 明天，该跟

　　“留胡子是为了显得有文化，剃胡子是为了显得有诚意。”
　　早在种花家的兔子还没出生时，种花家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锅是破锅，米是陈米，灶台底下烧的是别人家的柴火。整个家当被翻了个底朝天，谁都想上来舀一勺。北边有毛熊在探头探脑，东边有脚盆鸡在磨刀霍霍，西边有约翰牛和高卢鸡在划地盘，南边还有一群本地军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完了坐下来喝酒，喝完了接着打。
　　就在这锅乱粥里，蹦出来一个人。此人脑袋锃亮，像一颗刚剥了壳的卤蛋，在阳光下能反光，在月光下能指路。他站在台上，清清嗓子，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接着当。”
　　底下有人小声问：“你谁啊？”
　　卤蛋脑袋挺了挺胸：“我是萌总的接班人，你们可以叫我……校长。”
　　“校长？教什么的？”
　　“教你们怎么打仗，怎么统一，怎么……听我的话。”
　　这个秃头，后来在《那年那兔那些事》里有了一个专属代号——校长。
　　校长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头发的。据说头发还挺浓密，乌黑发亮，梳个中分，走在街上回头率不低。后来头发一根一根地掉，掉得很有规律，像秋天的树叶，先是鬓角，再是头顶，最后前额也守不住了，只剩下后脑勺一圈。有人说是因为他太操心，有人说是因为他太爱用脑，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天天洗头，把头皮洗薄了。
　　校长自己对这件事很在意。他在意的方式，就是反复强调：“头发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留了一撮小胡子，嘴唇上方那一小条，修剪得整整齐齐，像用尺子量过。有人问他：“校长，您这胡子有什么讲究？”
　　校长摸着小胡子，微微一笑：“显得有文化。”
　　这话倒是不假。那时候种花家识字的没几个，能写自己名字的已经算秀才。校长不但识字，还能写日记——他的日记后来被人翻出来，厚厚一大摞，写了几十年，从年轻写到老，从大陆写到岛上，一天没落。日记里什么都写，骂这个，骂那个，夸自己，反省自己，明天反省完了后天接着犯。但不管写什么，写完了一定要检查错别字，改完了才安心睡觉。
　　这撮小胡子陪了他很多年。陪他北伐，陪他抗日，陪他打内战，陪他一路退到海边，最后退到那个岛上。
　　但那是后来的事。现在，校长刚刚上台，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就是种花家的救世主。他把桌子一拍，地图一摊，说：“我先统一内部，再解决外部，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
　　底下的人分两拨。一拨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嫡系，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站在那儿像一排整齐的筷子。另一拨是被他收编的杂牌军，穿得五花八门，有的还穿着草鞋，站在那儿像一排被风吹歪的篱笆。嫡系看不起杂牌，杂牌看不惯嫡系，两边互相翻白眼，翻完了一起冲校长笑：“校长英明。”
　　校长说：“先从北边开始。毛熊在那边捣鼓，我们不能不管。”
　　于是大军北上。结果还没走多远，自己人先打起来了。
　　嫡系说：“你听我的。”
　　杂牌说：“凭啥听你的？”
　　嫡系说：“因为我们装备好。”
　　杂牌说：“装备好怎么没见你打胜仗？”
　　嫡系说：“那是因为你不配合。”
　　杂牌说：“你敢再说一遍！”
　　校长气得拍桌子：“都给我闭嘴！”
　　没人闭嘴。
　　就这样，校长带着一群互相翻白眼的筷子跟篱笆，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打了好几年。他有一个原则，写在日记第一页，也贴在办公室墙上，还绣在军旗上，叫做“攘外必先安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外面的强盗先不管，家里的兄弟先收拾了再说。
　　这个原则，让校长得罪了很多人。北边有脚盆鸡已经踹门进来了，占了院子，烧了厢房，还在院里磨刀。校长却还在追着自家兄弟满屋跑。不少人看不下去，劝他：“校长，先打脚盆□□，再不打，家就没了。”
　　校长摆摆手：“你懂什么。脚盆鸡是皮肤病，家里的兄弟是心脏病。皮肤病要不了命，心脏病才要命。”
　　劝他的人叹了口气，走了。
　　劝的人多了，叹气的人也多了。叹到最后，连校长手底下最能打的两个人——一个叫少帅，一个叫虎子——也叹气了。他们驻在西北，离脚盆鸡最近，天天看着脚盆鸡在门口转悠，实在忍不住了。
　　于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凌晨，少帅和虎子带着兵，把校长从被窝里请了出来。史称“西安事变”，民间俗称“兵谏”，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不打脚盆鸡，我们就逼你打。
　　校长被扣了。
　　消息传出去，蓝星上炸了锅。有人想趁机把校长弄死，有人想趁机把水搅浑，有人想趁机多占两块地。种花家的兔子们在山里听说了这件事，开了个会。
　　会上大家吵得很热闹。
　　有兔子说道：“校长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活该！”
　　也有兔子反驳道：“杀了他，谁去挡脚盆鸡？”
　　还有兔子说道：“那我们自己挡。”
　　还有兔子反驳说道：“我们挡得住吗？我们连锅都还没架稳。”
　　兔子代表独自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等大家吵完了，它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话：“我去西安。”
　　所有人都看着它。
　　“我一个人去。”
　　“去干嘛？”
　　“去见秃子校长。”
　　“见他干嘛？”
　　“跟他谈。”
　　“谈什么？”
　　“谈停止内战，一起打脚盆鸡。”
　　有兔子急了：“你忘了他杀了我们种花家多少亲吗？”
　　兔子代表点点头：“没忘，一只都没忘。但脚盆鸡快把整个种花家都烧了。亲们，咱得先救火，账以后再算。”
　　顿了顿，它又说了一句：“我剃个胡子再去。”
　　大家愣了一下。谁都知道，兔子代表留了好几年的胡子，从进苏区就开始蓄，一蓄就是五年，胡子长到垂胸，被好多人叫“美髯公”。它蓄胡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不抓住校长，我就不刮胡子。”
　　现在校长被抓住了。按道理，它该高兴才对，该庆祝才对。但它说的是：剃个胡子再去。
　　有兔子问：“为什么？”
　　兔子代表摸了摸那把长须，笑了笑说道：“我当年蓄胡子的意思是——跟他斗争到底。现在剃胡子的意思是——跟他坐到一张桌子上。”
　　“可是，你剃了胡子，不就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示弱了呀。”
　　兔子代表摇摇头：“不是示弱。是示诚。有些事，你拿着刀去谈，谈不成。你剃了胡子、空着手去谈，反而谈得成。因为对面那个人，他要的不是你的刀，是你的态度。我要让他看到，我不是来跟他抢椅子的，我是来跟他一起灭火的。”
　　有兔子还是不甘心：“万一他翻脸呢？”
　　兔子代表说：“他翻不翻脸是他的事。我剃不剃胡子是我的事。我把我该做的先做了。”
　　于是就剃了。剃胡子的时候，找不到剃刀，他秘书到处翻，翻遍了整个院子，最后从隔壁一个修电台的同志家里借来了一把。剃刀不快，刮得有点疼，但兔子代表一声没吭，对着镜子，一下一下，把那把蓄了五年的长须刮干净了。
　　刮完，它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人年轻了好几岁，下巴光溜溜的，像个刚毕业的学生。他摸了摸下巴，说：“行。”
　　然后坐上少帅派来的飞机，飞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少帅到机场接他。少帅一看到他，眼睛就直了，盯着他的下巴看了半天，说：“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兔子代表用手一比划：“刚剃了。”
　　少帅惋惜得直咂嘴：“那么长的胡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兔子代表笑着说：“我当年进苏区的时候开始蓄须。当时我发了誓，不抓住秃子校长，我就不刮胡子。现在秃子校长被你们活捉了，我也该把胡子剃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笑了。
　　少帅又问：“那你现在准备怎么跟他谈？”
　　兔子代表收起笑容，说了四个字：“停止内战。”
　　那天晚上，它去见了校长。
　　校长住在西安城里一个公馆里，正合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这些天他过得不太好。被自己的部下从被窝里请出来，面子上过不去；脚盆鸡在外面踹门，里子也过不去。他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在想事情。
　　校长夫人坐在旁边，脸上写满了担心。少帅先进门，嗓门大，一开口就喊：“校长，你看谁来了！”
　　校长夫人轻声对校长说：“起来，起来吧，兔子代表来看你了。”
　　秃子校长缓缓坐起来，眯着眼睛看门口。
　　门口站着一只挺拔的兔子。穿着朴素的灰布棉衣，下巴光溜溜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校长盯着它看了好几秒。灯太暗，他刚睡醒，脑子还转不过来，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声音有点沙哑地说：
　　“啊……是你？”
　　兔子代表快步走过去，微微欠了欠身，说：“校长，你好。”
　　校长盯着他的下巴，又盯着他的脸，好像在看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他们确实是老相识了。二十年代初在广州，一个当校长，一个当政治部主任，共过事，吵过架，后来翻了脸，打了十年仗，一个悬赏八万大洋要另一个的脑袋，另一个发誓不抓住他不剃胡子。
　　现在，那个被悬赏的人站在他面前，下巴干干净净的，胡子没了。
　　秃子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你以前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兔子代表没有接这句话。它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看着校长，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
　　“校长，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秃子校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兔子代表接着说：“只要校长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校长的话，就连我们兔子也可以听校长指挥。”
　　这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这是把姿态放到了最低。
　　兔子校长都愣住了。校长夫人在旁边赶紧接话：“以后不剿了，以后不剿了。这次多亏兔子代表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校长低下头，沉默了很久。他看了看眼前这只兔子——没有胡子，没有刀，没有任何武器。空着手来跟他谈的，不是投降的条件，是合作的条件。不是来抢椅子的，是来帮他灭火的。
　　他抬起头，看着兔子代表，说了一句话：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这八个字，后来被写进了历史书。但在那天晚上，它只是从一个苍老疲惫的、掉了大半牙齿的、光着脑袋的老头嘴里，轻轻说出来的。
　　兔子代表站起来，伸出手。校长看了看那只手，犹豫了一下，也伸出了自己的手。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旁边的校长夫人偷偷抹了一下眼角。
　　后来有亲问兔子代表：“你当时为什么要把胡子剃了？”
　　兔子代表说：“留胡子是为了跟他斗争到底。剃胡子是为了跟他一起打脚盆鸡。哪件事大，哪件事小，我心里清楚。”
　　“你就不怕他不认账？”
　　兔代表笑了笑：“他认不认账，是他的事。我把胡子剃了，是我把诚意摆出来了。诚意这个东西，你不摆，永远没有谈的可能。你摆了，谈不成，也不亏。”
　　“那后来呢？谈成了吗？”
　　“谈成了。”
　　“那他认账了吗？”
　　兔子代表沉默了一下，说：“他也把胡子剃了。”
　　“什么？”
　　“我说的是比喻。他后来没有真的剃胡子。但他做了一件事，比剃胡子还难。”
　　“什么事？”
　　“他答应不打我们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十年了。从1927年到1936年，他们打了十年。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流了多少血，数不清。现在，因为一把剃刀，因为一个人光着下巴走进一间黑屋子，这一切停下来了。
　　当然，故事还没完。秃子校长后来确实翻过脸，确实没完全兑现承诺，确实在日记里骂了很多人。
　　但那是后来的事。那天晚上，在那间暗灯光的屋子里，两个斗了十年的人，握了手。
　　握完手，兔子代表走出公馆，站在西安的夜空下。天很冷，它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光溜溜的，还有点不习惯。旁边有人递过来一件大衣，它接过来披上，说了一句：
　　“明天，该跟脚盆鸡算账了。”
　　脚盆鸡还不知道这件事。它还在外面磨刀，以为种花家的人还在窝里斗。它不知道，屋里那两个刚刚握过手的人，已经同时转过头，看向了它。
　　而那个剃了胡子的人，站在夜色里，下巴上还残留着剃刀的凉意。他摸了摸，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