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弗朗茨手记·雪压流年 主角弗朗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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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普尔林港，大雨。
轮船靠岸的时候，天正下着雨。科尔德北部的天气一向很奇怪，这里特有的冻雨在云层中降落，雨滴在半空中就结了冰碴，砸在人脸上比水滴要疼，比冰雹要温柔。我把那件长衫裹在最里面，轻薄的布料贴穿着他送我的那件羊毛背心，很暖和。
风越来越大，港口的北风刮着雨开始斜着下，长衫的下摆被打湿成深色，沉甸甸的贴在我的腿上。在这二十六天里它被冰冷刺骨的海风吹，被因狂风而溅起的浪打湿，被船舱里的煤烟熏烤，我们一直同甘苦共患难。
下了船便看到了哥哥，他瘦得脱了形，颧骨凸起，眼窝下陷，皮包着骨头。他的头发长了很多，鬓角白了一半，并没做什么造型，看起来不板正，只是任由头发被狂风吹拂遮住双眼。身上的旧大衣领子竖起来，被当作围巾，他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有些驼背，双肩微微内扣着。我记忆里的埃里希不是这样的，他永远腰背挺直，带着下巴微微扬起，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有点幽默讽刺的笑。
他一直看着我从舷梯上下来，也一直没有动。仍然静静地矗在那里，只是两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不自然的垂在身侧。我觉得应该是在准备着拥抱吧。
“你瘦了。”他说。毫无预兆的一句话，多年不见之后哥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瘦了’，我想这话该是我来说，我一切都好，是哥哥看起来真的很虚弱。
我说：“别管我，你怎么瘦成这样？”我左右打量着他，语气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心疼。
没等我的话音落稳，他伸出手把我拉进怀里。那个拥抱的力气大得惊人，但也同时让我担心。在他的怀里，我得以感受他如今身体的轮廓，哥哥身上曾经那些肌肉，已经全部瘦没了。我几乎不吉利的觉得，他的身体已经不受脂肪保护，更像是一副骨架在用力拥着我，也像是要把我的骨头勒断。
他的肩膀在抖，呼吸沉沉的，拍着我后背的手，触感同儿时一样。“你回来了就好。”他的声音很小，却厚重，“你回来了就好。你回来了就好......”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每一遍都要比上一遍更轻，更卸力。我不敢叫他，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但是我也知道这三句话是他给自己的一颗定心丸。
我们在码头上站了很久，这期间冻雨一直在下，不客气的落在头发上，肩膀上，落在我们脚边那只贴满了标签的皮箱上。“埃里希，咱们走吧，快成冰雕了。”我试图缓和这气氛。后来他用力松开我，冲力把他自己推的向后了两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脸。在手帕叠好之后，他下巴微微扬起，嘴角又挂上了那一丝若有若无的体面的弧度。
“走吧，”他说，“父亲在等你。”
埃里希的状态恢复如初。
在从普尔林港回家的火车上，埃里希跟我讲了父亲的情况。他的摔伤本身不算太严重，股骨颈骨折，做了手术，打上了钢钉。严重的是术后伤口感染，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便反反复复发烧，退了又烧，烧了又退。最严重的时候体温到了四十度，整个人昏迷了两天，那时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可能撑不住了。别说是父亲，就算是我们这样的壮年男性被这么一折腾也很难恢复，他现在精神状态和身体都大不如前了。
埃里希告诉我，父亲现在不能下床，左腿一碰就疼的直冒冷汗。就算拄着拐，他也没有那么充足的体力，而且现在精神方面也不大好，常常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满脑子的找一个词，可是怎么都找不到。
哥哥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窗外。窗外的田野飞速往后跑，远处的秃山映着灰色的天，压的人喘不过气来。科尔德北部总是干燥寒冷的，这里的土地很硬，干裂了无数道口子。空气里几乎一年四季都闻不到植物的味道，只有煤烟味、雪味，铁轨来回摩擦发出的焦糊气味，还有从远处工厂飘来的酸。
“你回来得很及时，”埃里希忽然开口，“征兵令上个月就到了家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战争早已经在整个欧洲蔓延。国内所有的适龄男子都被征召，父亲工厂里的工人走完了三分之二，隔壁街道啤酒店老板的两个儿子全被送去了前线，咱们的邻居阿德勒太太家的鲁道夫上周在克奇区牺牲了。”埃里希平静的细数着身边人的事例。“如果你不回来，”他顿了顿，“他们会以逃兵罪通缉你。”
后来火车进站，天已经全黑了。我站在夜色中普尔林中央车站的出站口，凝着这座离开了七年之久的城市，总觉得自己像个异邦人。虽说陈设布置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但还是觉得陌生，尤其这些科尔德人脸上的表情，他们不再如往日般张扬甚至轻浮，到处寻觅也听不见该有的谈笑声。他们现在脸上全部混杂着疲惫、恐惧和绝望。
我和埃里希坐着电车往家走，电车很慢，因为要绕路，本有的好几段轨道被拆了，那些铁被拿去造武器。路边有几个人排着队，站在一家面包店门口。面包店的橱窗上贴着一张告示：“每人限购半磅面包，凭票供应”。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任何色彩，全部穿着黑色，像是在戴孝。他们不聊天，不说笑，一个个就那么沉默地站着，像一群假的雕像，看的人后背发凉。
“配给愈发紧张，”埃里希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应是在解释，“面粉打上个月开始限量，已经好久看不到一块黄油了，肉类只有凭医院的证明才能买到，上面说是要优先供应前线。”
电车驶过一片街区，那是从前我和埃里希放学时常走的一条路，大路两旁种着椴树，一到了夏天整条街都是绿油油的。而此刻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桩子，整整齐齐立在那里。那些树木可能是去做了枪托，或者弹药箱，亦或者那种什么新研发的更加高效的杀人武器。
到家的时候，父亲醒着。他靠在床头，腿上还打着石膏，见我回来他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过头去看着窗户，阳台前的大树上有个麻雀窝，里面的小鸟还不大，父亲应是在看它们。此刻埃里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退出去了，房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走廊里有很轻的脚步声，来来回回，大概是在热汤。
贰
一九二一年九月中，入伍前夜。普尔林，阴。
明天我和哥哥就要去征兵处报到了。埃里希在客厅里抽了一宿的烟。烟是他从黑市上买的，很劣质，抽起来有一股比烟味还要难闻的酸味。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抬手要把手中的烟蒂按在烟灰缸中。他手边摊着一张信纸，目前只写了一行字，应是刚刚开始。
“给谁写信？”我问。
“父亲。”他平淡的说，“也是给你，如果...”
如果。如果他不回来了。如果这封信变成了遗书。如果有一天父亲独自坐在轮椅上。如果有一点我不再拥有哥哥。如果......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去没喝，小孩子玩玩具似的把杯子转过来转过去。
“你提到的那个华国医生，”他忽然说，“他知道你回来是去打仗吗？”。
“知道。”。
“他说什么？”。
“他让我保全自己，打起来了就躲好，别往前冲。”。
埃里希抬起头看着我，眼里带着一种“我早就料到了”的表情，问我。
“那你打算听他的吗？”。
“或许不。”。
埃里希笑了一下，随后转身掏出一条围巾。深灰色羊毛的，边角有些起球了。我认得它。六年前我动身去华国的时候，在船舱里发现箱子里多了这条围巾，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塞进去的。
此刻他又把这条围巾拿出来了，我上船之后把它带去了华国，今年回来的时候又把它带回了科尔德，洗过叠好了，放在他书房的椅子上。可他又把它塞进我手里。
“科尔德北部的冬天很冷”他说，“战壕里没有暖气。”
叁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西线，勒寇河以北。多云。
停在驻扎地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战地医院。说是医院，其实是一个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四面漏风的大棚子。屋顶是帆布缝起来的，下雨化雪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响，整个屋子发潮漏雨。伤兵因为伤口不能沾水，一夜里床铺要挪好几次以躲开那些窟窿。对于伤员士兵来讲，在这里的磨难不止漏水房顶这一项。壁挂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经常跌到零下二三十度，酒精一半都冻成了冰碴子。手术器械如果不放在暖炉旁边，拿起来的时候手指会被粘在上面，扯下来的时候疼掉一层皮。
每日送来的伤兵数量越来越多，我刚入职这里的时候，一天大概接收二十到三十个伤员。一个月过去，这个数字变成了日均五十。到如今，已经数不清了。被抬进来的伤员有些人的脸被不断飞溅的弹片削掉了半边，露出底下发黑的骨头和侧边皮肉上还在搏动的血管。一些人的四肢被炸得稀烂，不规整的烂肉挂在担架上晃来晃去。有些人被芥子气烧伤，全身的皮肤溃烂，各处的创口往外涌着脓水。还有的人外表没有伤，甚至是自己走进医院来的，无需别人搀扶。可他们整宿整宿的缩成一团，无时无刻不在发抖，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个可能属于妻子、女儿、儿子、母亲、兄弟......的名字。或是一直重复“救救我”，“别杀我”，“好疼”这样的话。这些人的脉搏仍在跳动，但从精神上来讲，这个会在面包房揉面团的、在院子里种花的、在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的人，早就在某一次炮响里变成了战争的碎片。
我想这里永远不够的不是绷带，麻药，病护床。是手，外科医生的手。我们人力稀缺，经常是我的一双手还在手术台上缝补创口，身后就传来了喊着要截肢和求求医生给他一片吗啡的哭喊声。
是药或是毒，全在剂量多少。吗啡可以止痛，但他也可以把人变成两种鬼。大剂量的吗啡不会带来身体的康复，只会带来要么毕生疼痛的毒瘾，要么永不再见阳光的躯体。
我每天都在做这种计算。一个被炸断双腿的年轻人，腹腔大面积出血，疼得用科尔德语里最脏的脏话大喊大叫的骂我。此刻我只需给他三十毫克吗啡他就能安静下来，五十毫克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他的肠子已经烂了，缝合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清创、止血、注射。然后等，等他的身体自己给予自己奇迹。想了很久，我选了三十毫克。他侮辱着我全家，甚至咒骂我未来的伴侣，骂得周围几个护士包括伤员都皱起了眉头。我其实丝毫不生气，但我现在不知道是该期待他更加大声的骂还是平静下来？若此刻并非他精神大好，而是回光返照呢？
后来许是累了，他沉默地看着我，眼睛里刚刚燃烧着的愤怒消失了，只剩下恐惧。他的双眼忽然变得麻木“医生，”他说，科尔德南方的口音，“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张了张嘴，下意识想说“你不会死”。可我没有说出口。
我想起二李，想起他那一夜咳着血问我“大夫我是不是快死了”。那时的弗朗茨·康拉德可以蹲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你不会死”。那年我可以说那句话，那年我相信人能胜天，那年我或许还没有真正的身处炼狱。
现在我说不出口了。
子弹无眼，炮火的肆虐不会因为一个人想他的妈妈或是他怕疼就停下。明天送来的伤兵可能比今天更多，后天可能连这间棚子也会被夷为平地。
虽然这样不负责，但是我还是不忍心。不忍心让一个人就这样直面不久即将到来的死亡，我还是开了口。
“能的，你好好睡一觉吧。”
肆
一九二二年三月。前线临时医院。雾霾。
有一个年轻人，我很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被送进来的时候，担架上全是血，两条腿膝盖以下都被炸碎了，碎得不成形状，胫骨直接从皮肤里戳出来，挂着几丝暗红色的肌肉纤维。
后来听人讲他是工兵，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战友拼命把他从弹坑里拖出来的时候，他还在说话。一开始是劫后余生的兴奋，然后在他动了动之后，“我的腿呢，我的腿在哪儿？你们把我的腿捡回来，还能接上！”他哭喊着。当时战友们没有告诉他，那两条腿已经找不到了。地雷爆炸的一瞬间，他的双腿几乎被炸成无数碎片，和泥土、弹片、草根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块是他的骨头，哪一块是地里被炸出来的白色石头。
当时在担架上，他反反复复恳求着：“别锯我的腿，求你们了，别锯我的腿！我家是种地的，没腿我种不了地了啊！医生！上帝啊！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求求你们......”。
他每说一次，声音就比前一次更弱，是因为血快流干了。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里大概有五升血液，他来的时候至少已经流失了三分之一。脸白得发灰，嘴唇是紫色的，额头全是冷汗，瞳孔已经开始散开。
无人权，无道德。我们给他做了紧急截肢。两条腿，膝盖以上。我们没有时间犹豫，没有条件做更精细的手术，现在止血，保命是第一位的。手术刀切开皮肉的时候，我的心受到了重创，因为此刻他还醒着。我们没有足够的麻醉剂，剩下的那半瓶要留给下一个伤兵，而下下个伤兵连这半瓶都没有，只能咬一块毛巾，或者自己的臂膀。
我曾见过一个不到十九岁的孩子，在做截肢手术的时候没有麻醉，就这样活生生的咬碎了自己一颗臼齿，碎片扎进牙龈里，流的满嘴是血，可他硬是只哼了几声。因为他说。“叫了的话，会让外面的战友不安。”。
这个被迫截肢的年轻人没有咬毛巾。他眼睛向上翻着，看帐篷顶上那盏摇摇晃晃的煤油灯，看着那微弱的火苗被炮弹震得左歪右歪。他的嘴唇一直在动，我们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手术做完后，他的命暂时保住了。第二天他低头看见自己空荡荡的下半截身体，问我：“大夫，我回家还能种地吗？”我的良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谴责，我不知道昨夜自己究竟干了什么。我只是尽量温柔的看着他，他没有哭喊，甚至还笑了一下。“医生，我困了，想要睡一会，愿上帝护佑您。”他双眼迷离的说：“我娘还等着我回去收麦子。”然后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我想象着他儿时是一个从小道在麦田里奔跑的孩子，跑在父母前面嘴里喊着“父亲母亲，您追不上我吧！”。长大了一些是一个能用肩膀扛起一麻袋小麦的人，后来在参军前他是一个会在收麦子的季节站在田埂上吹口哨的人。现在他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腿，他只是在安静地、恬淡地、没有任何挣扎地，在把上帝护佑的祝福给我了我之后，孤身跑进了那个长满小麦的地方。
我在战地日记里写下了他的名字。
如果他告诉过我他的名字的话。
所以我没有提笔，那天送来的伤兵太多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编号，不记得他的床位，不记得他的声音。他会变成了那本日记里众多无名者中的一个。
我很想给他写一封信，寄到他说的那个南方小镇，或者给那个还在等他回去收麦子的母亲写一封。可信里该写什么呢？写您的儿子走得很安详吗？不了吧。
伍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阵地休整期。晴。
我已不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只是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临时医院还没搭好。
身边的战友拿着一大筐信，在里面挑出了少瑜写的那一封。这信在路上走了将近四个月，信封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边角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信纸上带着一点还没被散完的草药味。我拿起它贴在脸上，闭上眼睛，那一瞬间我眼前不再是战壕炮火，我的眼前只有他的笑。
信上写：阿庄的肺复查过了，没有复发。阿毛的牙补好了，疼的他哭了一整个下午。小梅现在敢一个人睡觉了，可他还是给这孩子留了灯。二李也回来过。还有恤幼堂又来了一个孩子，很小，才三岁，还不会说话，但很爱笑。
少瑜写得很细，读着信，我试图去想象一下信里的内容，我很幸福。
信的末尾，他教给了我一首诗，我把这诗背了下来。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总有一日他会亲口讲给我听。
他把药堂的生活、恤幼堂的烟火气、沪申街头的黄昏，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信纸上，漂洋过海四个月，穿过整个欧亚大陆，穿过无数的战火和封锁线，这是东方送来的暖春。
我躲在避弹坑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光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上面的华文字都像是他站在我面前说出来的。我是此刻整个战地里唯一一个在笑的人。那些士兵不知道这个疯子一样的军医在笑什么。他们也没有问。因为他们也在看信，我想他们是可以理解我的。信是这片泥泞里唯一温暖的东西。
我把信放在衣服的内兜里收好，取出纸笔，借着同一盏灯的光给他写回信。我有很多话想说，想说我每天都在想他，想说这里真的好冷，想说昨天又有一个年轻的工兵死在了手术台上，想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我不能说这些。
他的信里全是阳光、孩子和花的香气，我不能把泥泞倒进去。所以我写：我收到了你的信。我很好。替我亲亲孩子们。我在这里很暖和，那件大褂贴身穿着起了大作用。我在想你，在每一个炮声停下来的间隙里，每一个我的脑子属于自己的时刻里。
陆
一九二三年八月。战地日记断章。大雨。
今天又下了一整天的雨，在战壕里积了半人深的水，这水里混着泥浆和不知道从哪里冲下来的排泄物。我们就在这液体里泡了一宿，脚上的皮肤都泡烂了。有一个士兵脱了靴子之后发现他的脚趾已经变成了灰白色，是冻伤加感染，没救了。我给他截了三个脚趾，没有麻醉。
手术之后他坐在泥水里，低着头看着自己残缺的脚。“医生，你知道吗，我本来今年秋天要结婚的。那姑娘在老家等我，等了我两年了。上个月她还给我寄了一封信，信里夹着她家窗台上种地紫色的花，我不知道那花儿叫什么名字。她说这花开了一窗台，很漂亮。我给她回信，说等我回去，我们在教堂办婚礼，叫上他的父母一起喝啤酒。”言毕，他把那只包扎好的脚慢慢又放回泥水里，“现在这样，她会不会哭呢？我最看不得她哭了。但我应该配不上她了吧？”他问。
我无法回答，我不知道答案。我可以告诉他不会的，她会爱你的全部，你残缺的脚，你身上的伤疤和你眼里再也抹不掉的阴影。可我不敢说。我不是那个在窗台上种紫色花的姑娘，我不知道它看到自己的未婚夫变成一个再也站不直的人，会是什么反应。我不知道她在信里夹花的时候心里想的，会不会是自己心爱的男孩曾意气风发的样子。那姑娘也可以获得更好的人生的，战争扫荡了全人类的幸福。
柒
一九二四年九月。鲁尔区附近。北风。
我收到了哥哥的信，这信很短，看日期已经是五个月之前寄出的了。信里说埃里希路过家回去的时候父亲又发了高烧，烧了整整一周，医生已经用上了所有能用的抗生素，可效果不大。他还写，
“他很想你。清醒的时候问些你的事情，昏迷的时候就叫你的名字。”
信的末尾，他照例附了一笔汇款。他说钱是父亲的。父亲说我在前线肯定吃不饱。他自己不买药，把钱省下来，是为了给我。
求上帝护佑。
捌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不知地点。雨加雪。
今天是停战日。整个前线安静得让人害怕。枪炮声持续了这么久，它忽然停下来的时候，我耳朵里的声音被嗡嗡的耳鸣声取而代之，这一切变得非常陌生。
我们从前线撤下来，回到后方的营地。路上经过一个被炮弹夷为平地的村庄，砖墙被烧成了炭，木头房梁坍塌下来，横在路中间像被烧焦的尸体。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尸臭，我已经闻惯尸臭了，这味道发酸，带着让人反胃的腐烂味，甚至会黏在你的鼻腔里好几天都不散。这个味道许是硝烟、硫磺、烧焦的橡胶或者是某种工业化学品被高温下分解。
在村口，我看见一片枯黄的茎秆，这里曾是一片向日葵田。他们顶着干瘪的花盘，沉甸甸地垂着头。几十棵向日葵站成一排，低着头，弯着腰，对着西边鞠躬。风吹过去，干枯的叶片哗啦啦地响，像是有什么人在地底下说话。这里的泥土是硬的黑褐色的，它们被炮弹反复翻过无数次。土里面混着碎弹片和骨头的残渣。我伸手抓了一把土，放在眼前看，土里有一小块白色的东西，大概指甲盖大小。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能是某棵植物的根，或者某个人的骨头。
我把土放回地上，站起来继续走。我不能停下来，还有很多伤兵要处理。
走了几步路边蹲着一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沾满泥浆的旧大衣，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手背上全是冻裂的血口子。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听清了一句她口中的话：“阿们。”。。
我停下来，看着她，她似乎没有发现我，并没有抬头，只是反复地说着圣词。
“阿们。”。。
我说：“你在这里多久了？”。
“三天，他们说有飞机什么的要轰炸，叫我躲在这里不要出来。”。
“你家人呢？”此刻我还抱有一些或许他们身在别处的幻想。
女人的手指动了一下，慢慢地蜷起来，握成了两个拳头，抵在胸口。
“都死了。”她的嘴唇开裂，满脸是土。
我把水壶递给她，女人喝了两口，呛得咳嗽起来。水顺着下巴淌下来，混着脸上的泥，滴在地上，很快就渗进了干裂的土里。
我伸手把背包里那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掰成两半，一半放在他手里，另一半搁在门框上。她抬头看着我，手忙脚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一高一矮，站在教堂前笑的幸福。
我站起来，把照片还给她，抬头才发现女人身后倒塌的建筑就是那照片里的教堂。她伸手接过照片，把它翻过来，背面朝上，放在旁边废墟里漏出的一只手边。
即使枪声停了，战争也不会停。它会钻进人的骨头里，继续打下去。打十年，打二十年，打一辈子，往后余生，我的耳朵，大脑，行为将永远困在前线，无法逃脱。
玖
一九二五年一月。普尔林，休假期。晴。
父亲如今骨瘦如柴，他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厚实的毯子，毯子上有一只猫。这猫是邻居家的，自从父亲病倒之后，它每天都会从窗户跳进来，趴在父亲膝盖上撒娇。父亲用那只还能动的手慢慢摸着猫的后背，猫呼噜呼噜的看起来很舒服。他的手指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摸上去的动作很轻，猫的毛只是微微抖动又恢复如初。
“你回来了。”他说。
“嗯。”
“这次待多久？”
“一个月吧。”
他点了一下头。那只猫同时在他膝盖上翻了个身，露出肚皮。父亲低头看着它，眼神宠溺：“你小的时候，也这样趴在我腿上。你哥哥从来不趴。他觉得你比较幼稚。你就无所谓，你会趴着吃东西弄我一腿残渣，趴着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流我一裤子的口水。”他说话很缓，有些音节含糊，可与几年前比好多了。
“你给我讲讲那个华国医生吧，”奥托说，“你哥哥说得不清楚。他说是你在沪申认识的，和你一起治了沪申疫病。你上次说的那些我记不太清了，我现在记性不好，你再给我讲讲。”
这已经是第七次父亲要求我讲一样的事了。
我讲了很久，父亲听得很认真，那只猫在他膝盖上又翻了个身，他也没有去摸。
后来，父亲沉默了没有搭话，他的手指在毯子上慢慢攥起，又慢慢松开。
“弗朗茨。”
“嗯？”
“打完仗之后，你打算去哪里？”
“我想回沪申。”
他笑的爽朗，和年轻时的笑一模一样“那就回去。”他说。过了片刻，他又重复了一次，像是在确认什么，“那就回去。”
拾
一九二五年。冬。停战前夕。
科尔德对别国的侵略战争正在被反击，太好了，科尔德终于要输了。今天收到少瑜的信，是今年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的末尾，他写了一行字，像是临时补上去的，笔迹更轻：
“风雪虽大，春天会来的。等你归来。”
看完了信天快亮了，远处的炮声又响起来。我把信折好放回怀里，做消毒，走向手术台。帐篷外面，雪还在下。按照现在的趋势我或许再要三四个月才能回去，没关系。
三个月之后就是春天了。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弗朗茨手记·雪压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