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功过评析》书玉泉

3、秦始皇与长子扶苏的复杂关系 一、长子之

　　一、长子之身：扶苏的身份与早期地位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关于他的生母，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后世有传说认为其母是郑国人，喜欢唱郑地民歌《山有扶苏》，歌声柔媚婉转，秦始皇很喜欢听，便将这个儿子取名为“扶苏”。“扶苏”二字出自《诗经·郑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有枝叶茂盛之意，寄托了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美好期望。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扶苏在秦始皇心中曾有着特殊的地位。
　　作为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在名义上拥有继承皇位的优先资格。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秦始皇在位长达三十七年，从十三岁继承秦王之位，到四十九岁去世，他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太子。这与秦国此前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秦孝公以后，秦国逐渐形成了早立储君的政治习惯。秦惠文王、秦武王都是以太子身份直接继承王位；秦昭王在太子死后，三年内便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秦庄襄王更是在尚未即位时，就早早立嬴政为继承人。
　　秦始皇对储君之位悬而未决的做法，显然是刻意为之。他“刚戾自用”，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包括自己的儿子们。在他的眼中，继承人的选择事关帝国的未来，必须慎之又慎。扶苏虽然是长子，但能否成为太子，秦始皇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二、冲突的种子：政见分歧的萌芽
　　扶苏的品格，与秦始皇截然不同。史书记载，扶苏“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他既有刚毅果敢的一面，又心怀仁厚，善于待人。然而，正是这种“仁”的品格，使他与推崇法家思想的父亲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将法家思想推向极致，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焚书禁言，任何对现有政策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国家根基的动摇。
　　扶苏却对儒家的学说抱有同情。他经常与儒生交往，欣赏孔子倡导的仁义之道。这种思想倾向，注定了他与父亲之间迟早会发生冲突。
　　三、坑儒事件：父子关系的转折点
　　秦始皇三十五年，一场震惊天下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扶苏的命运。
　　这一年，秦始皇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未能找到长生不老药，还在背后诽谤秦始皇，随后逃之夭夭。秦始皇震怒之下，下令彻查咸阳城中涉嫌“妖言惑众”的方士和儒生，最终将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
　　面对父亲的雷霆之怒，满朝文武无人敢发一言。唯独扶苏站了出来。他向父亲进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这番话的意思是：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完全归附，儒生们都在诵读和效法孔子的主张，如今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他们，臣担心这会引发天下不安。
　　扶苏的谏言，在秦始皇听来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刚刚用雷霆手段震慑天下，自己的儿子却跳出来为儒生求情，还搬出孔子的名号。这不仅是对他决策的质疑，更是对秦国立国之本——法家思想的挑战。
　　秦始皇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当即做出决定：将扶苏逐出咸阳，派往北方的上郡，担任蒙恬所率大军的监军。
　　四、上郡监军：放逐还是历练？
　　扶苏被派往上郡，这一决定究竟是放逐还是历练，后世史家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秦始皇对扶苏的变相抛弃。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古时候的太子都不领兵在外，让太子带兵，就是有意废立，晋献公对待太子申生就是如此。扶苏最终未能继承皇位，其决定性的时刻就在于被派去上郡监军。按照这个观点，秦始皇将扶苏外放，实际上就是将他从储君人选中排除出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秦始皇此举是为了历练扶苏，让他有机会建立军功、掌握兵权，为将来继承大统做准备。毕竟，蒙恬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是秦朝最精锐的边防力量，扶苏作为监军，与蒙恬共事，既能积累军事经验，也能与军方建立联系。而且，蒙恬与扶苏关系密切，是扶苏的坚定支持者，这对扶苏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人脉资源。
　　从实际情况来看，两种解读都有一定道理。扶苏到上郡后，确实与蒙恬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秦始皇将扶苏派往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也意味着扶苏失去了在朝中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更无法随时在父亲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更为关键的是，扶苏离开咸阳后，秦始皇再也没有将他召回，甚至在此后的巡游中，都没有让扶苏随行。
　　五、沙丘之变：历史的转折
　　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他带在身边的儿子不是长子扶苏，而是幼子胡亥。随行的还有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
　　巡游途中，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病倒，病情迅速恶化。临终前，他写下诏书，命人送给在上郡的扶苏。诏书的内容，据《史记》记载，是让扶苏回咸阳参加丧事。这道诏书并未明确说明要让扶苏继承皇位，但在当时的礼制下，主持丧事的人就是丧主，而丧主通常就是继承人。
　　然而，这道至关重要的诏书被赵高扣压了下来。赵高是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印玺和文书，秦始皇的诏书必须经过他的手才能发出。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与扶苏、蒙恬兄弟素有仇怨——此前赵高犯法，蒙毅曾依法判其死刑，虽然秦始皇最终赦免了赵高，但这个梁子就此结下。
　　赵高深知，一旦扶苏即位，自己必死无疑。于是，他找到胡亥，劝说其取代扶苏成为皇帝。胡亥起初犹豫，但最终被说服。随后，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李斯虽然位极人臣，但他也是法家思想的坚定信奉者，对倾向儒家的扶苏心存芥蒂。赵高的一番话击中了李斯的软肋：一旦扶苏即位，必定任命蒙恬为丞相，到时你李斯还能保住相位吗？在权力与私心的驱使下，李斯最终选择了与赵高同谋。
　　三人合谋，伪造了秦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另拟一道诏书赐扶苏和蒙恬死罪。
　　六、悲剧的终结：扶苏之死
　　伪诏送到上郡，扶苏打开一看，泪流满面。诏书以秦始皇的口吻斥责扶苏多年戍边无功、多次上书诽谤朝廷，责令其自杀。
　　扶苏当即就要拔剑自刎。蒙恬连忙上前劝阻。蒙恬说，皇帝在外出巡，尚未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守边，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任务。如今一个使者带着诏书前来就要自杀，怎么知道这不是诈谋？应该向朝廷请示，确认之后再死不迟。
　　使者再三催促。扶苏却对蒙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后世无数人扼腕叹息的遗言：父亲要儿子死，还有什么可请示的！
　　说完，扶苏拔剑自刎，死时年仅三十余岁。
　　蒙恬不肯自杀，被使者逮捕下狱，最终也被赵高害死。
　　扶苏的自杀，究竟是因为愚孝，还是因为心灰意冷？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扶苏被父亲放逐上郡多年，与父亲政见不合，早已知道自己不得父亲的欢心。当赐死的诏书到来时，他没有怀疑这是伪造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父亲赐死是“意料之中”。他选择了坦然接受，保全了对父亲的“孝”，却葬送了自己和大秦帝国的未来。
　　七、即位可能：历史的悬案
　　关于扶苏是否有机会继承皇位，历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扶苏是秦始皇心目中的继承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依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临终前专门下诏让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这本身就是将皇位传给扶苏的明确信号。如果秦始皇不想让扶苏即位，何必专门给他下诏？而且，赵高、李斯之所以要伪造遗诏，正是因为秦始皇原本要立的是扶苏。此外，陈胜、吴广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号，说“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说明在当时的民间舆论中，扶苏本就是合法的继承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从未打算立扶苏为太子。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了几个关键论据：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始终没有立扶苏为太子，如果真心要传位给扶苏，为何迟迟不确立储君地位？扶苏被派往上郡监军，实际上是变相放逐，让太子带兵本身就是一种废立信号。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只带了胡亥一个儿子随行，而将扶苏留在遥远的边疆，这本身就是对胡亥的青睐和对扶苏的疏远。胡亥自幼跟随赵高学习法家刑名之学，更符合秦始皇的治国理念；而扶苏偏向儒家，与秦始皇“道不同不相为谋”。
　　此外，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赵正书》中有一段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载：秦始皇临终前，丞相李斯、御史冯去疾建议立胡亥为继承人，秦始皇表示同意。这一出土文献虽然不能完全推翻《史记》的记载，但也足以说明关于沙丘之变的真相，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不同的说法。
　　八、历史的回响：扶苏的“幽灵”
　　扶苏死后，他的名字并没有随之消失。恰恰相反，他成为反秦力量的一面旗帜。
　　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起义前，陈胜分析形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天下苦秦久矣，秦二世是少子，不应当立，应当立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进谏的缘故，被派到外地带兵，如今听说他无罪却被二世杀害。百姓大多听说他贤德，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们假称是公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为天下人首发起义，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
　　这段话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秦二世胡亥是篡位者，不合法；第二，真正应该即位的是公子扶苏，他被冤杀了。陈胜敏锐地意识到，扶苏在百姓心中有着很高的声望，打出扶苏的旗号，就能为起义提供“师出有名”的合法性。果然，起义军一呼百应，天下云集响应。
　　在今天的河南省商水县，有一座扶苏墓和扶苏城。据考证，这是陈胜起义后为纪念扶苏而修建的。考古发现，扶苏城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扶胥司工”字样，证实了此地与扶苏的关联。陈胜在自己的故乡如此高规格地纪念扶苏，足见他对扶苏的感念，也足见扶苏这面旗帜对起义的重要性。
　　九、历史的评价
　　扶苏之死，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事件之一。一个有能力、有德行、有民望的皇子，因为与父亲政见不合而被放逐，又因为一场宫廷阴谋而被迫自杀，最终导致了一个强大帝国的迅速崩溃。
　　如果扶苏即位，秦朝会不会二世而亡？这个问题，后世无数人都在追问。扶苏崇尚仁政，同情儒家，如果他即位，很可能会调整秦始皇晚期的暴政，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息，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扶苏的自杀，是秦朝命运的转折点。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积重难返，并非一个扶苏能够挽回。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法家思想治国，以严刑峻法驭民，积累了深重的民怨。即使扶苏即位，面对的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恐怕也难以力挽狂澜。
　　无论持何种观点，扶苏作为一个悲剧人物，都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他的名字，象征着一种被辜负的仁德；他的命运，见证了一个帝国从巅峰走向崩溃的转折。在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旁，在河南商水的扶苏墓前，后人仍在凭吊这位悲情的公子，感叹着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