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功过评析》书玉泉

20、理想主义者的悲剧：王莽的改制与覆灭 一、生平概

　　一、生平概况：从道德楷模到篡位奸雄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人，生于汉初元四年，卒于地皇四年。他是新朝的唯一皇帝，公元八年称帝，改国号为“新”，至公元二十三年十月被杀，在位共计十五年，享年六十九岁。
　　王莽的出身显赫而特殊。他的家族是西汉最显赫的外戚世家——魏郡元城王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朝，稳居后位数十年。王氏家族在这期间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权势之盛，在西汉一代无出其右。
　　然而，王莽的童年却并不显贵。他的父亲王曼是王氏兄弟中唯一早死未能封侯的人，王莽因此成为这个显赫家族中的“另类”。当他的堂兄弟们“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时，王莽却因“独孤贫”而“折节为恭俭”。他勤奋好学，师从沛郡陈参学习《仪礼》，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孝顺母亲，抚育寡嫂和兄长的遗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在王氏家族中独树一帜。
　　史书对王莽的外貌有着颇为独特的记载。据《汉书》描述，王莽“侈口蹶顄”，即嘴巴大而下巴短小；“露眼赤精”，眼球突出且布满血丝；“大声而嘶”，声音粗哑刺耳。他身高约一米七左右，却喜欢穿厚底鞋、戴高帽子来增加身高，衣着硬毛絮的衣服以显得魁梧。当时有位擅长相术的待诏黄门在评价王莽的相貌时说：“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这段话将王莽的眼睛比作猫头鹰，嘴巴比作老虎，声音比作豺狼，预言他将“吃人”也会“被人吃”。这段记载虽然带有后世史家对“篡逆者”的丑化色彩，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王莽不同寻常的外表和气质。
　　王莽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对伯父王凤的恭顺服侍。阳朔年间，王凤病重，王莽侍奉床前，亲尝汤药，数月不解衣带。王凤深受感动，临终前再三嘱托王政君照顾王莽。王莽因此被任命为黄门郎，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他不断升迁，先后担任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三十岁时被封为新都侯。
　　在王氏家族骄奢淫逸的环境中，王莽的谦恭节俭显得格外突出。他礼贤下士，将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他的妻子穿着简朴，“衣不曳地，布蔽膝”，外人初见时常误以为是家中的奴婢。朝野名士纷纷称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政治手腕也在这一时期显露出来。他的表兄淳于长早于他发迹，深得汉成帝宠信，被视为大司马王根的继任人选。王莽不动声色地搜集淳于长的罪状，利用探病之机向王根告发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奏请成帝罢免淳于长，将其下狱处死。王莽借此机会清除政敌，于绥和元年三十八岁时接替王根出任大司马，开始独掌朝纲。
　　然而，王莽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绥和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哀帝重用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家族，王莽被迫退职，隐居封地新都。但他并未就此消沉，而是“闭门自守”，静待时机。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责罚，逼令其自杀，以此博得世人好评。
　　元寿二年，汉哀帝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立即召回王莽，重新任命他为大司马。王莽拥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自己代理政务，从此大权独揽。此后数年，他逐步排除异己，广植党羽，将自己的女儿选为皇后，被封为“安汉公”，又加“宰衡”之号，位在所有诸侯王之上。
　　元始五年，汉平帝去世。有史书记载王莽毒杀了平帝，此事虽无确证，但王莽确实从中受益。他立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己以“摄皇帝”名义临朝称制，为最终篡位铺平了道路。
　　始建国元年，即公元八年，王莽正式接受孺子婴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禅让”方式夺取皇位的皇帝，开创了以符命禅让改朝换代的先例。
　　二、功业篇：王莽的理想与努力
　　王莽代汉建新后，面对的是西汉末年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自然灾害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王莽试图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来挽救社会危机，实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一）经济改革：王田制与五均六筦
　　王田制——恢复井田的理想
　　始建国元年，王莽颁布了著名的“王田”诏令。这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与此同时，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王莽的这项改革，是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提出来的。他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问题。
　　从主观意图来看，王莽确实希望为无地农民解决生计问题。诏令中规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体现了抑制豪强、平均地权的思想。这项政策如果能够成功，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五均六筦——政府干预经济的尝试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筦”制度。这是一套复杂的政府干预经济体系，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五均”是在长安、邯郸、洛阳、临淄、宛、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五均官的任务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管理市场物价，每季度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如果物价高于标准价，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如果物价低于标准价，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十天内归还，丧葬借贷三个月内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六筦”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
　　王莽推行五均六筦的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延续，如果能够有效执行，对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是有利的。
　　（二）文化教育：复古与礼乐
　　尊崇儒学，恢复周礼
　　王莽自幼受儒家教育，对《周礼》等儒家经典有着深厚的信仰。他即位后，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试图按照《周礼》的模式重建社会秩序。他大量征用儒生担任各级官职，将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和取士的标准。
　　整理典籍，制礼作乐
　　王莽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护。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文献，组织学者进行校勘整理。他还制礼作乐，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重建祭祀体系，试图通过礼乐教化来规范社会秩序。
　　太学扩建与人才培养
　　王莽时期大力扩建太学，增加博士弟子员额。据史书记载，王莽时期太学生员达到数万人，是西汉时期最多的。他还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推广儒家教育，为朝廷选拔人才拓宽了渠道。
　　（三）民族政策：怀柔与威德
　　王莽在民族政策上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他派遣使者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宣扬汉朝的威德，试图通过怀柔政策来维持边疆稳定。他还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恭奴善于”，将西域各国国王的称号由“王”降为“侯”，试图以此显示新朝的权威。
　　（四）科学技术：漏刻与历法
　　王莽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一些建树。他支持学者改进漏刻，提高计时精度；修订历法，使其更加精确。这些举措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具有实际意义。
　　三、弊政篇：理想主义的悲剧
　　王莽的改革虽然有着良好的主观意图，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陷入了灾难性的困境。他的政策过于理想化，脱离社会实际；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无所适从；用人不当，改革措施被贪官污吏利用；加上天灾人祸，最终导致了新朝的迅速覆灭。
　　（一）经济改革的灾难性后果
　　王田制的失败
　　王田制刚刚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土地私有经过战国、秦和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强行恢复早已过时的井田制，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朝廷内部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
　　五均六筦的弊病
　　五均六筦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但由于王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些拥有特权的商人乘机与官僚、地主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的五均制度，变成了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那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与地方官员“通奸”，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更严重的是，五均六筦政策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百姓上山打猎、放牧，在家养家畜、纺织，也要上税。百姓因生活所迫向政府借贷，虽然名义上利率不高，但由于还款期限极短，实际上很难按时归还，反而陷入更深的债务困境。
　　币制改革的混乱
　　王莽在位期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币制改革。他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先发行刀币型大钱，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竟另造二十八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匹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的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就要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社会经济陷入崩溃。
　　这些币制改革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对百姓的残酷搜刮。每一次改币，都是官府以新的不足值货币强行兑换百姓手中旧币的过程，大量的财富被掠夺到官府手中。同时，货币种类繁多，换算复杂，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提供了便利。
　　现在有人说王莽是穿越者，但以货币为证，以王莽的改革思路，真要是穿越者早就发行纸币了。在王莽之前就已经有纸出现了。
　　（二）政治改革的混乱
　　官名县名频繁更改
　　王莽为了表示“革汉立新”，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在中央，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光禄勋改为司中；等等。在地方，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改为宰。
　　与此同时，王莽还大量更改地名。许多郡县被改名，有些地方甚至改了多次，以至于官吏也搞不清楚，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不得不注明故地。这些频繁的改动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也造成了行政管理的混乱。
　　官制繁琐与机构臃肿
　　王莽根据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庸一千五百一十一人。其中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而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还增设了许多新的官职，使官僚机构空前臃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百姓的赋税负担也随之加重。
　　奴婢问题恶化
　　王莽虽然宣布将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但这并没有改变奴婢的私人附属关系，原有的奴婢仍然存在。更严重的是，王莽时期大量因触犯新政策的人被罚做奴婢，加入官属奴婢的队伍。例如，民间因违反王莽币制政策，被罚连坐充当奴婢者，竟多达十万之数。社会上的奴婢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
　　（三）民族政策的失败
　　王莽在民族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下令将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王”称号一律贬为侯，派使者到周边地方政权宣扬自己的威德。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极大地恶化了民族关系。
　　他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他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力，也使新朝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大大降低。
　　（四）天灾与人祸的叠加
　　王莽时期，天灾频发。由于汉朝立国二百年，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增殖，过度开发与砍伐导致植被破坏，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从汉宣帝开始，灾害就频频发生，皇帝不得不发“罪己诏”来安抚天下百姓。到王莽时期，黄河决堤，百姓辗转逃亡，无以谋生。接踵而至的蝗灾、旱灾，更使普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与天灾相比，人祸更为严重。王莽的改革不但没有使百姓受益，反而触犯了众多贵族、官僚的利益，使许多最初的支持者也开始反对新政权。各地百姓因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四、人口与民生
　　王莽时期，人口锐减，民生凋敝，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据史书记载，新朝末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即人口只剩下原来的百分之二十。这一数字虽然可能有夸张之处，但人口大幅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连年的天灾，水旱蝗灾频发，粮食绝收，百姓饿殍遍野。其次是频繁的战争，王莽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发动民族战争，大量青壮年在战乱中丧生。再次是繁重的赋税徭役，百姓不堪重负，流离失所。最后是改革的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百姓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降到了极点。史书记载，王莽时期“民多饥乏，至相食者”，人吃人的惨象再次出现。百姓被迫卖儿卖女、流亡他乡，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五、历史评价：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复杂人物，对他的评价毁多誉少。
　　（一）古代评价：逆臣与奸雄
　　在古代史家的笔下，王莽是“篡位巨奸”的典型。班固在《汉书》中将王莽列入“逆臣”一类，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班固认为王莽“既以诈萌，遂行篡夺”，是“窃位号者”。他的描述中，王莽的相貌也被丑化为“侈口蹶顄”、“鸱目虎吻豺狼之声”，以符合“奸雄”的形象。
　　（二）近代评价：改革家与社会主义者
　　进入近代以后，对王莽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王莽，认为他是一位有远见的社会改革家。
　　胡适是最早为王莽翻案的近代学者之一。他评价王莽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认为王莽的王田制、五均六筦等政策，体现了平均地权、抑制豪强的社会主义思想。胡适认为，王莽的失败不在于改革的初衷，而在于改革的方式——过于激进，脱离实际。
　　吕思勉也对王莽持较为客观的态度。他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吕思勉认为，王莽的改制虽然失败，但他的精神是诚挚的，“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他试图缓和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柏杨也高度评价王莽，认为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缔造一个理想世界。王莽的失败，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碰壁。
　　（三）综合评价：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综合来看，王莽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既有虚伪奸诈的一面，也有真诚理想的一面；他既有政治野心，也有救国抱负；他既是一个精于权术的政客，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书生。
　　王莽的前半生，谦恭俭朴，勤奋好学，确实是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被视为“周公再世”。但他后来的篡位行为，使他在传统史家眼中成为了“巨奸”。白居易“向使当初身便死”的感慨，正是对王莽一生真伪难辨的叹息。
　　王莽的改制，虽然有其良好意图，但最终却以惨败告终。他的失败告诉我们：改革必须立足现实，不能脱离实际；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改革必须依靠民众，不能只靠官僚；改革必须尊重规律，不能只凭理想。
　　王莽的悲剧，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有着美好的理想，却用错误的方式去实现；他有着救世的抱负，却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他有着改革家的勇气，却缺乏政治家的务实。他的一生，正如他的新朝一样，昙花一现，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争议和深刻的教训。
　　六、定论：一个时代的终结
　　地皇四年十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逃至未央宫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往更始帝刘玄的军中。这个曾经被无数人视为“周公再世”的道德楷模，最终以“逆臣贼子”的身份惨死，年仅六十九岁。
　　王莽的死，标志着新朝的灭亡，也标志着西汉末年社会改革的彻底失败。此后，刘秀建立东汉，延续汉朝国祚。王莽的新朝，成为两汉之间一段短暂的插曲，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王莽的一生，是一部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出身显赫却甘于清贫，他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他心怀天下却最终身死国灭。他的成功，得益于时代的呼唤；他的失败，源于理想的虚幻。白居易的诗句“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或许是对王莽最中肯的评价——如果他早死几年，他将以“道德楷模”的形象载入史册；但他活到了最后，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理想破灭。
　　王莽的失败，不仅是个人才能的局限，更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试图“复古改制”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王莽的悲剧告诉我们：改革不能脱离现实，理想不能超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