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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章 差不多就行了 母亲的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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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栖走出萤火传媒的大楼时,天已经擦黑了。
五月的天黑得晚,但云层厚,把最后一点天光捂得严严实实。她站在台阶上,从包里摸出耳机,线缠成了一团。她耐心地坐在台阶最边缘,开始解那团乱麻。手指在耳机线里穿来穿去,像在处理一团没有头绪的毛线。
解了五分钟,终于理顺。她插上耳机,没有放歌,只是戴着。这样走路的时候,世界会安静一点。
地铁站离公司八百米。她走得很慢,路过便利店时进去转了一圈,没买东西,只是站在冷藏柜前,看了一会儿里面排列整齐的饭团。三文鱼味的,金枪鱼味的,蛋黄酱鸡肉味的。标签上的价格被荧光灯照得发白。
她最终拿了一个蛋黄酱鸡肉的,走到柜台,又放回去,换了一个最便宜的梅子饭团。
“要加热吗?”店员问。
“不用,谢谢。”
饭团揣在包里,她继续往地铁站走。耳机里还是没有声音,但她需要那两根白色的线从耳朵垂下来,随着走路轻轻晃动,像某种护身符。
地铁上人多,她站在车厢连接处,背靠着冰凉的金属板。旁边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那个方案必须周一给我,做不出来就加班,没有周末。”
林栖往角落里缩了缩,把包抱在胸前。她的保温杯硌着肋骨,有点疼,但她没调整姿势。
她看着地铁窗户上的自己。模糊的影子,被隧道里的黑暗和车厢内的灯光交替切割,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消失。她盯着那个影子看,发现自己在笑——嘴角是平着的,但眼睛在笑。因为今天下午,有人看见了她的第三页。
那个笑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
手机在包里震了一下。
她掏出来,屏幕上显示两个字:妈妈。
林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地铁进站的广播响起,她没接,把手机塞回去。震动的声音被地铁的轰鸣吞掉。
三站后,她换乘。手机又震了。
她靠在换乘通道的墙上,按下接听键。
“喂,妈。”
“怎么才接?”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某种熟悉的、疲惫的责备,“我给你打了两个。”
“地铁上,信号不好。”
“又在加班?”
“刚下班。”
电话那头顿了顿,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动静,母亲在客厅,可能在收拾茶几上的东西。林栖能想象那个画面——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家居服,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把父亲乱扔的遥控器归位。
“你那个工作,”母亲开口了,“还没换呢?”
“没。”
“我不是早就说了,那种文化公司不靠谱,天天加班,钱也没多少。你王阿姨的儿子,在国企,朝九晚五,年终奖六万。你呢?”
林栖用肩膀夹着手机,空出手来把耳机线绕在手指上:“我……还行。”
“还行什么还行,”母亲的声音拔高了半度,不是骂,是那种“我早就知道”的叹息,“你从小就差不多就行了,别折腾。女孩子,稳定最重要。你上次那个工作,不就是因为太要强,跟同事处不好,才辞了的?这次还不长记性?”
林栖的手指停住了。
耳机线勒在指节上,勒出一道浅浅的白印。
“妈,”她轻声说,“这次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打工?你听我的,差不多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出头。你那个性子,争不过的。”
地铁进站的广播再次响起,林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妈,我车来了,先挂了。”
“周末回来吃饭?”
“看情况。”
“你总是看情况。行了,挂吧,注意身体,别熬夜。”
“嗯。”
电话断了。屏幕暗下去,映出林栖的脸。她看着那个小小的倒影,慢慢把手机塞回包里。
她上了地铁,找到最角落的位置坐下。旁边坐着一对情侣,女生靠在男生肩上,两人共用一个耳机,在看电影。屏幕的光在女生脸上跳,她的嘴角一直翘着。
林栖转过头,看向窗外漆黑的隧道。
差不多就行了。
这句话像一根刺,从她记事起就扎在肉里。小时候考全班第三,母亲说“差不多就行了,别太累”。大学拿奖学金,母亲说“差不多就行了,女孩子太优秀不好找对象”。第一份工作做出成绩,母亲说“差不多就行了,别跟同事争”。
她一直以为这句话是保护。直到那根刺扎得太深,她开始觉得疼,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拔了。
地铁到站,她随着人流出站。出租屋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她爬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三楼声控灯坏了,她跺了一下脚,没亮。她就在黑暗里站了两秒,然后摸黑爬完剩下的台阶。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一居室,二十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折叠小餐桌。书桌上摆着那盆绿萝,叶子又黄了两片,垂在盆沿,像累极了的手。
她把包挂在门后,饭团放在桌上,没有立刻吃。她先去洗手,水流开到最小,怕吵到隔壁。洗完手,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是去年写的,已经卷边了:“记得喝水。”
她没撕。
她回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来,刺得她眯了眯眼。她点开那个非遗纸艺的方案,第七版,第三页。
光标停在数据分析那一块。
她盯着看了很久,然后鬼使神差地,点开了抽屉。那本会议手册还在里面,封面上写着“砚山”两个字。她把它拿出来,翻开第三页,右下角那行铅笔字:“2022。”
她用手指摸了摸那行字。铅笔的痕迹已经有点淡了,但还能摸出凹凸。
她想起他说的话:“数据做得不错。下次汇报,抬头看着人讲。”
她真的抬了抬头,对着空荡的房间。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看方案。
王总说要“年轻化”,要“爆款”,要“流量”。她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开始写第八版。标题删掉“纸的寿命”,改成“纸的狂欢”。她写了三行,删掉了。改成“纸的社交货币”。又删掉。
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她咬着下唇,咬出一排浅浅的牙印。
光标在空白页面上闪了十分钟。
她最终关掉了新文档,打开第七版,在第三页后面加了一页,写了一个互动装置的构想:观众可以把自己写的一句话压在手工纸里,做成一张属于自己的纸。她给这个装置取名叫“留言纸”。
写完后,她看着屏幕,忽然觉得眼睛很酸。她揉了揉,从包里拿出那个梅子饭团,拆开,咬了一口。
饭团是冷的,米粒有点硬,梅子的酸味在舌尖炸开。她小口小口地嚼,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吃完饭团,她重新打开那个非遗方案。她决定不改主线。她在第三页后面加了一个“年轻化呈现”的附录,但保留了“纸的寿命”作为核心。她把“留言纸”的构想写进去,作为第三展区的互动环节。
凌晨一点,她保存文档,命名为“第八版”。
她没有发给张姐,而是发到了那个甲方的公共邮箱。她知道那个邮箱没人看,或者看了也不会回。但她还是发了。
发完后,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她盯着那只鸟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涩。
手机又震了一下。
她以为是母亲,拿起来看,是微博的推送。她的小号“树洞”收到了一条系统消息:“您已连续签到1024天。”
1024天。快三年了。
她点开那个小号。
最新一条还是下午发的那句:“会议室的灯,有点晃眼。”
下面零转发,零评论,零赞。
她盯着输入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
她想说今天有人看见了她的数据。想说那个人叫砚山。想说他说怕下次听不见。想说她改了那个脚注,想说他递给她手册时手指很凉。
但她最终只打了一行字:
“差不多就行了,别折腾。”
她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重新打:
“今天吃了梅子饭团,有点酸。”
发送。
零转发,零评论,零赞。
她合上电脑,起身去刷牙。牙刷是超市打折买的,刷毛有点硬。她刷得很认真,牙龈刷出了血,她吐掉泡沫,看着洗手池里淡红色的水旋涡一样流下去。
她回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旧笔记本。
那是她上一份工作用的工作日志。封面上印着前公司的logo,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她曾经以为那里会是她的起点。
她翻开第一页。
“入职第一天,林栖,文案策划。加油。”
字迹很用力,最后一笔划破了纸。
她翻到中间某一页。
“3月15日,‘春日’campaign提案通过,客户很满意。林栖主笔,团队加班两周。”
她继续翻。
“3月20日,庆功会。主管说提案是团队成果,没有在汇报里提我的名字。同事小李说‘差不多就行了,都是公司的功劳’。”
“3月22日,小李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说‘感谢林栖的文案’。我领了,说了谢谢。其实我想说我写了87%的内容。”
“4月5日,主管让我带新人。新人把我写的方案署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客户。我去找主管,主管说‘年轻人要大气,带人是你的职责,署名不重要’。”
“4月18日,我争取了一个项目。客户点名要我的文案。主管把项目给了小李,说‘小李更需要机会’。我在楼梯间坐了一小时。”
“5月2日,我辞职了。主管说‘你太敏感,不适合这行’。我说‘好的’。其实我想说,我只是不想再当别人的垫脚石。”
日志到这里戛然而止。
林栖合上本子,手指抚过封面上的logo。那家公司的名字已经被她用笔划掉了,划了很多道,纸都起了毛边,但还能认出轮廓。
她把本子放回抽屉最深处,压在那本会议手册下面。
然后她重新打开电脑。
屏幕亮起来,她点开那个第八版方案,在文件名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如果没人看,我就自己留着。)”
她看着这个文件名,忽然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浅,和地铁窗户上的那个一样。
她保存,关闭,合上电脑。
她走到床边,躺下。床单是洗过很多次的棉质,有点硬,但干净。她蜷缩起来,像一颗被剥开的梅子,把酸涩的核藏在最里面。
窗外有夜航的飞机飞过,机翼上的灯一闪一闪。她数着那个频率,一闪,两闪,三闪……
数到第十七闪时,手机又震了。
她拿起来,是母亲的微信,一条语音,三十秒。
她转文字:
“周末记得回来,我给你炖了汤。别太累,差不多就行了。”
林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她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枕边。
她侧过身,看着书桌上的绿萝。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刚好照在绿萝最黄的那片叶子上。那片叶子在风里轻轻颤,像一声没有喊出来的叹息。
她闭上眼睛。
黑暗中,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很慢,很稳,像某种被埋在土里的东西,还在试着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