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痛》青阳照雪

2、我与“我”的初次对视 我不知道这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可悲。连陪伴自己这件事，都需要分裂出一个“别人”来完成。

　　她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系统地收集拐卖儿童的信息。

　　那年她刚上高中，学会了用互联网。她在搜索栏里打下“拐卖儿童案件”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指是颤抖的。那些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数字、照片、寻人启事、被解救儿童的面孔、未被解救儿童的面孔、父母的眼泪、白发、坟墓。

　　我看着她一条一条地读，读到凌晨三点。

　　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流泪。不是不想哭，是她已经学会了把眼泪咽回去。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眼泪不会帮她找到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她从来不叫那个女人“人贩子”或者其他什么称呼。她叫“那个女人”。好像拒绝赋予她任何身份，拒绝承认她是一个具体的人。因为一旦她是一个具体的人，她就可能是任何人的母亲、妻子、邻居——而这太可怕了。

　　可怕之处在于：她可能是周祈越的母亲。

　　当然，十五岁的她还不知道周祈越是谁。她甚至不知道那个女人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她只记得一些碎片——右手虎口有一块烫伤疤痕，说话有某种口音，身上有烟味，指甲很短，喜欢掐她的胳膊。

　　她说这些的时候，从来不看我——不看她自己。她盯着窗外，像是在对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而我悬浮在她身后，把每一个字都记住。

　　我记住了，就像备份文件一样。

　　也许有一天会用上。

　　十七岁那年，她去参加一个公益讲座。

　　讲座的主题是“被拐儿童的心理重建”，主讲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说话温温柔柔的，讲了很多关于创伤后成长的内容。台下坐的大多是家长和心理工作者，她一个高中生坐在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但她是被一个线索引来的。

　　讲座结束后，她走到主讲人面前，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孩子记得人贩子的特征，但已经过了十几年，还有可能找到她吗？”

　　主讲人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有可能的。但需要很多线索，需要耐心，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她又问：“那如果孩子没有报案呢？”

　　主讲人看了看她，目光变得复杂了一些。那个目光里有同情，有犹豫，还有一种“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不确定该不该追问”的谨慎。

　　最终主讲人没有追问。她只是递给顾己一张名片，说：“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

　　顾己接过名片，道了谢，转身离开。

　　而我看着她的背影——不，是“我”看着她。我看着她把那张名片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的夹层里，又拿出来看了一眼，确认上面的名字和电话，然后才真正地放好。

　　那个名字是：陈敏，阳光儿童保护中心。

　　后来，这个名字会在她的笔记本上出现无数次。

　　十九岁，她考上了大学。

　　养母是在她高三那年才开始真正“关心”她的成绩的。

　　之前倒也不是不关心，只是那种关心更像是一种义务——开家长会的时候去，签字的时候签，问一句“考得怎么样”，听到“还行”之后就点点头，不再问了。

　　有一天晚上，顾己在房间里做数学题。养母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汤。

　　“趁热喝了。”

　　“谢谢妈。”

　　养母没有走。她站在门口，看着顾己的书桌，目光扫过那些堆叠的试卷和参考书，最后落在一个相框上。相框里是顾己小学毕业时的照片，她穿着校服，笑容僵硬，因为摄影师让她“笑开心一点”，而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开心”。

　　“你说你想考法学？”养母问。

　　“嗯。”

　　“为什么？”

　　顾己放下笔，想了想。她可以给一个标准的答案——想当律师、想帮助别人、想伸张正义。这些话她已经在作文里写过无数次了。

　　但她看着养母的脸，突然不想说谎。

　　“因为我想找到一个人，”她说，“一个很早就该受到惩罚的人。”

　　养母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惊讶，是那种她太熟悉的、带着逃避意味的僵硬。养母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然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养母说，“人要往前看。”

　　然后她转身走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

　　顾己看着那条缝，忽然觉得那像某种隐喻——她的生活里永远有一条缝，光可以从外面照进来，但也会让她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那些“正常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她曾经羡慕过。后来不羡慕了。

　　因为羡慕是一种期待，而期待是她很早就不敢有的东西。

　　大学开学后，她选择了法学专业。养母问她为什么学这个，她说“想当律师”。养母沉默一会儿，说律师有什么好的。她笑了笑，没有解释。

　　她从不说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是：她要让那个女人受到法律的审判。为此，她需要懂法，需要知道怎么取证，需要知道诉讼时效，需要知道一切的规则。

　　她从来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她从来不是那种会拎着刀去找人算账的人。

　　她是那种会花十年时间布局，一步一步收紧网的人。

　　这样的人很可怕。

　　但她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她也恨自己是这样的人。

　　我经常看到她坐在书桌前，对着那些法律条文发呆。她的表情不是专注，是某种类似自我厌恶的东西。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这条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利用别人，意味着她要伪装，意味着她可能要牺牲自己的感情，意味着复仇之后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

　　她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

　　但她还是继续。

　　我有时候想跟她说话——当然，我说的是跟“她”说话，不是跟自己。我想告诉她：你可以停下的。你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你可以放下仇恨，去谈恋爱，去交朋友，去变成那个开朗乐观的、大家都喜欢的女孩。

　　但我说不出口。
　　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放下仇恨？怎么放下？那些伤疤刻在她身上，每一条都是证据。她在夏天从来不穿短袖，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是因为那些伤疤会露出来。她去游泳要穿长袖泳衣，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怕晒。

　　她在撒谎。
　　而我看着她撒谎。

　　二十岁，她在一篇学术论文的脚注里看到了一个名字。

　　那篇论文是关于跨省拐卖儿童犯罪网络的研究，脚注里引用了一份判决书，判决书中提到一个“中间人”的绰号和特征描述。那个绰号她不认识，但那特征描述里有一条：右手虎口有烫伤疤痕。

　　她的心跳停了大概半秒钟。

　　然后她开始疯了一样地搜索。

　　我在旁边看着她——不，我在我旁边看着她。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眼睛几乎贴着屏幕，呼吸越来越急促。她从一个判决书跳到另一个判决书，从一个新闻跳到另一个新闻，把那些碎片拼在一起。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觉。

　　凌晨四点，她终于拼出了一个名字：林秀芝。

　　那个女人姓林。不是本地人。曾经在一个小县城活动。后来嫁到了省城，丈夫姓周，家庭条件不错。再后来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了——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林秀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