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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吟游诗人与社区义工
从花田回来的路上,阳光已经开始变软了。
不再是午后那种铺天盖地的金色,而是被拉长了的、带一点橘调的光线,从西边斜斜地打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卵石路面上,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宽一个瘦。沈逸走在我前面半步,相机包在他腰侧轻轻晃荡,浅灰色的衬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我们来时走了二十分钟,回去也走了二十分钟。但两段路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来时的路上,他是一个带路的陌生人,礼貌、温和、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回去的路上,那个距离还在,但好像变了质地,不再是陌生人的隔阂,而是一种更柔软的、更像是默契的沉默。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但这种沉默不尴尬,也不沉闷。像是两个已经认识很久的人,不需要再用语言来填充每一寸空白。
经过老磨坊的时候,他在路边停下来,从相机包里取出水壶,拧开盖子递给我。
“喝水。”
我接过水壶。不是一次性的塑料瓶,而是一个深蓝色的保温壶,杯口有不锈钢的金属光泽。水是温的,带着一点柠檬的清香,不是纯粹的柠檬味,很淡,像是只在水中投了几滴柠檬汁。在午后的微风中走了二十分钟之后,这口水来得恰到好处。
我把水壶递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举起了相机,对着老磨坊在拍照。夕阳把磨坊的风车翼子照得金黄,木质的扇叶像是被镀上了一层蜜。
咔嚓。
他放下相机,转过片拨杆。那个动作带着一种熟练的、不经意的优雅,手指拨动拨杆时腕骨微微凸起,在夕阳的光线下显出好看的线条。
“你是专业摄影师吗?”我问。
“不是,”他把相机放回包里,“只是喜欢。”
“只是喜欢。”
“对。”
他重新挎好相机包,抬头看了看天色。夕阳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靠我这边的侧脸笼罩在暖橘色的光晕里,另一侧则隐在阴影中,轮廓被光影切得分明。
“走吧,”他说,“回去我做晚饭。”
他说“回去”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是“go back”,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这个词落在我耳朵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重量。回去。好像那里是我们共同出发的地方,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家。
我跟着他的脚步,踩着被夕阳拉长的影子,走回了利瑟镇上那条熟悉的卵石路,走到了那扇墨绿色的木门前。
门框上的藤蔓被夕阳照得发亮,叶尖上还挂着午后蒸发未尽的水珠。
他掏出钥匙开门。钥匙转动的声音很清脆,锁舌弹开,门吱呀一声开了。
“进来吧,”他说,“不用换鞋。”
这句话和他昨晚说的一模一样。连语气都没有变。
我跨进门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二次走进这扇门。而第二次比第一次,感觉更像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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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是在厨房的中岛台上吃的。
他做了意大利面。不是那种从罐子里倒出酱汁拌一拌的速成版,而是从头开始做的。番茄在开水里烫过之后去皮,切成细丁。洋葱切得极细,在橄榄油里小火煸到透明,甜味和香气都被逼出来。然后加入番茄丁,慢慢熬,中间撒了干牛至和一点糖,他说是去番茄的酸味。意面在另一口锅里煮着,水里加了盐,他说这样面条才有底味。煮到九分熟的时候捞出来,倒进酱汁锅里,和番茄酱一起翻炒,让每根面条都裹上酱汁。
最后撒上现刨的帕尔马干酪。
“你做饭的方式,”我看着他往面上刨奶酪,奶酪碎屑像雪花一样落在红亮的酱汁上,“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是一个人在家,”我说,“但做饭像是在招待客人。”
他刨奶酪的手顿了一下。很短的一瞬,然后继续。
“做饭这件事,”他把刨好的奶酪推到一边,用叉子轻轻翻了一下盘子里的意面,让奶酪和酱汁融合,“如果只是给自己做,很容易就随便了。但我总觉得,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应该好好吃。”
“为什么?”
他想了想,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两盘意面端到中岛台上,一盘推给我,一盘放在自己面前。然后他坐在高脚凳上,拿起叉子,却没有马上吃。
“因为——”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可能是因为,好好吃一顿饭,是对自己还活着的尊重。”
对自己还活着的尊重。
我拿起叉子,卷了一团意面送进嘴里。番茄酱汁浓郁酸甜,牛至的草本香气很轻但很准地托住了番茄的厚度,洋葱已经被熬化了融在酱汁里吃不出来但留下了甜味。面条煮得刚好,中心还保留着一点微硬的口感,咀嚼起来有充实感。
“好吃。”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小,嘴角只是微微弯了弯,但眼睛里的光是足的。
我们安静地吃了一会儿。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六月的荷兰天黑得晚,快八点了,天边还有一层薄薄的青蓝色。厨房里的灯亮了,是他之前就开好的,暖黄色的光线笼罩着中岛台,把两盘意面照得油亮诱人,把他端着叉子的手照得骨节分明。
“你之前说,”他忽然开口,“昨晚你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嗯。”
“为什么?”
我咽下嘴里的意面,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不是因为没有地方住,”我说,“是因为我选择那样做。”
他放下叉子,看着我。那个眼神很专注,不是审视,不是质疑,而是认真的倾听。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房间里唯一重要的事物。
“我是一个吟游诗人,”我说。
他没有笑。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做好了准备,大多数人听到“吟游诗人”这个词,第一反应是觉得可笑。一个古老的、过时的、几乎已经死去的职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一个大活人口中说出来,本身就带着某种荒谬感。
但他没有笑。
他只是微微歪了下头,像是在等我说下去。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我说,“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脚走,然后把这些写成诗。死在追求这个梦想的路上——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结局。”
“死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重复了一遍,语调很慢,像是在品尝这几个词的滋味。
“对。”
“不是实现梦想,”他说,“而是死在路上。”
“实现是终点,”我说,“追求是过程。我更看重过程。”
他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最后一抹青色正在被深蓝取代,厨房的灯光显得更加温暖了。他端起自己的水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杯子,手指在杯沿上无意识地划了一圈。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说,“你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大雨淋着,你一动不动。我以为你是个酗酒的流浪汉。”
“我知道。”
“但你身上没有酒味,”他说,“我走到你旁边的时候仔细闻了。没有酒味,只有雨水和旧衣服的味道。我当时想,这个人不是醉了,他是无所谓。他在淋雨,但他不在乎。这种不在乎不是放弃,而是一种……”他停顿了一下,在寻找合适的词,“……一种对舒适的不屑。”
我愣住了。
他说得比我更准确。
“所以你就把你的雨衣撑在我头顶了。”
“对,”他说,“因为一个对舒适不屑的人,不应该被一场大雨打败。”
我们对视了一眼。
然后他笑了。不是月牙,不是向日葵,而是一种更平淡的、更日常的笑。嘴角弯起一点,眼睛眯起一点,像是被自己说过的话逗到了,又像是在为某种被互相理解的东西而微微庆幸。
“你多大了?”我忽然问。
“三十二。”
我差点被嘴里的意面呛到。
“三十二?”
“嗯,”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笑容扩大了,露出几颗牙齿,“怎么,不像?”
我看着他。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把他的五官照得很清楚。干净的脸,线条柔和的下颌,笑起来时鼻梁上微微皱起的细纹,还有那双无论怎么笑都会弯成月牙的眼睛。我最初以为他最多二十三四岁,后来觉得可能二十五六。甚至刚才,在他说出“三十二”之前,我还在心里偷偷把估算调高到了二十八。
“不像,”我说,“我以为你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二十五。”
“我知道,”他说,“你帆布包上的名字牌旁边绣了个年份。一九九八。三十二减二十五,我比你大七岁。”
他连那个年份都看到了。
那个名字牌我已经用了好几年,边角都磨出了线头。上面的刺绣是一个老妇人帮我缝的——Willem Jansen,下面绣着1998。那是几年前我路过比利时根特的时候,在一个集市上帮一个做手工刺绣的老妇人搬了一下午的货,临走时她非要帮我缝点什么做纪念。我翻遍全身,只有那个帆布包上有一小块空白的地方。她就用红色的线,一针一线地把我的名字和出生年份绣了上去。她的手工不算好,有些线歪歪扭扭的,但很结实,用到现在都没有脱线。
沈逸注意到的不只是名字牌,还有上面的年份。他的眼睛真的很细。
“三十二岁,”我说,“那你在这里做志愿者多久了?”
“半年多,”他说,“之前我在别的地方工作,想换个环境。有个朋友在这边有个项目,我就过来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就是帮小镇上的居民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老人需要去医院就接送一下,谁家的水管坏了就帮忙修一修,逢年过节帮他们组织一些活动。事情都不大,但做起来很充实。”
“这就是你昨晚出现在公园的原因?”
“对。昨天下午去给住在公园附近的一位独居老太太送药,她的关节炎犯了,下不了床。送完药回来晚了,正好看到你。”
“正好看到我。”
“你躺在那个位置还挺显眼的,”他说,嘴角翘起来,“一个人高马大的欧洲人,躺在铁椅子上淋雨,很难不注意。”
“那小镇上的人都需要你,”我说,“你应该很忙。”
“还好,”他把盘子里最后一口意面卷起来,在叉子上转了两圈,“都是些小事。”
又是这句话。都是些小事。
昨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以为只是礼貌的谦虚。但现在再听,我觉得他不是在谦虚。他是真的这么认为。在他眼里,接送老人、修水管、组织活动,这些都是“小事”。就像他在雨夜里把一个陌生人带回家是“小事”一样,就像他专门为他准备酒、为他做早餐、为他铺好客房是“小事”一样。
他不是在付出,他是在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呢?”他把盘子推到一边,双手交叠在中岛台上,看着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当吟游诗人的?”
“三年了。”
“这三年你去了多少地方?”
“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沿着莱茵河往南走到瑞士,再往东到了奥地利和捷克,然后折回来走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地区,之后北上去了丹麦和瑞典。然后从斯德哥尔摩搭渡轮到芬兰,在赫尔辛基待了一阵子,后来又坐船回到荷兰。”
他听着,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
“你都靠什么生活?”
“打零工。农场收菜,果园摘果,餐厅后厨,修屋顶,搬砖块。什么活都干过。有时候在街边卖艺,弹弹吉他,或者帮人画像,虽然我画得很烂,但总有人愿意付几个硬币。”
“你还会弹吉他?”
“会一点。但旅行的时候不带,太重了。都是到了当地借或者租。”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忽然从高脚凳上跳下来,走到客厅去拿手机。
“你叫什么全名?”他问,“Willem Jansen,对吗?”
“对。”
他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低着头在手机上打字。灯光把他的侧脸照得很亮,睫毛在眼睛下方投下一片很淡的阴影。拇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然后停住了。
“信息很少,”他说,“除了你在X上有个账号之外,几乎搜不到什么。”
“那是因为确实没什么可搜的,”我说,“我的诗都发在那个账号上。没有别的社交平台,没有个人网站,没有出版记录。一个寂寂无名的吟游诗人。”
他没有回答。他的拇指在屏幕上往下滑,眼睛专注地看着屏幕。然后他停了下来,目光定在某个帖子上。
安静了大概十几秒。
“我读一首可以吗?”他问。
“可以。”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他的英语带着一点新加坡口音,某些元音的位置和我不太一样,但那种微妙的差异反而让诗句听起来有另一种质感。
风从北海来
带来盐的味道
和某个远方港口
未寄出的信
念完这四句,他停了一下。目光还停在屏幕上,没有立刻往下读。
“这几句……”他说,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点了一下,像是在指某一个字,“‘未寄出的信’。是故意不写是‘谁的’信,对吗?因为风不知道是谁的信,也不知道收信人是谁。风只知道带,不知道内容。”
我看着他的侧脸。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厨房的灯光把他笼罩在暖黄色的光晕中,他的手指还停在手机屏幕上。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眉头微微皱起,不是困惑的皱眉,而是在努力把感受转换成语言。他在感受我的诗。
他感受到了。
“这是三个月前写的,”我说,“在丹麦西海岸。那天的风确实很大,从海上刮过来,吹得人睁不开眼。沙子打在腿上,生疼。我本来想写得更长,但那个风太大了,什么都留不住。只留下这四句。”
“‘什么都留不住’,”他重复道,“这比未寄出的信本身更悲伤。”
他没有说“我理解”,也没有说“写得真好”这种空泛的话。他说的是具体的东西,风的源头,风的去向,风不知道的内容,以及“什么都留不住”比诗本身更悲伤。他说的是我写诗时心里想的那些东西。
我从来没有期待过有人能懂。
三年来,我写的诗大部分时候只是被点赞,被转发,偶尔有陌生人留一句“beautiful”。那些回应我不讨厌,但它们是空的。就像往井里扔了一颗石子,石子落下去,没有听到水声。
但此刻,沈逸不是那颗石子。
他是把井绳放下来的人。
“还有吗?”他问,“我想再读一首。”
“随便翻。没有很多。”
他又低头滑动屏幕。暖色的灯光照在他的黑发上,泛出柔和的光晕。他蜷在沙发上的姿势很放松,但眼神是认真的。拇指每滑过一条帖子,都会短暂地停顿,说明他真的在读,而不是在浏览。
“这首,”他说。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这一次念得更慢,每一个单词之间的停顿稍长一些,像是在让诗句在空气中多停留一刻。
我在每一个火车站
都看见同一个背影
不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场告别
他念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沉了下来。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灯光把我们笼罩在一个暖色的气泡里。中岛台上空了的意面盘子还留着酱汁的痕迹,叉子随意地搁在盘子边上。他蜷在沙发上的姿势没有变,手机屏幕的微光映在他脸上,照亮了他微微张开的嘴唇和那双比夜还要深的眼睛。
然后他抬起头。
“同一场告别,”他说,“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场告别。因为——”
他停顿了,像是在寻找最准确的那个说法。
“——因为告别的形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面前站着的是谁。火车站只是把这种相同的形状,放在了同一个背景里。”
我没有说话。
窗外似乎又起了风,院子里的山毛榉叶子发出细碎的摩擦声。远处隐约有车经过,车灯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扫进来,在客厅的墙壁上晃了一下就消失了。
他说出了我写下这句诗时心里想的每一个字。
他看着我,眼睛在手机屏幕的微光里亮得惊人。那里面有光,有温度,有一点点微妙的、几乎不易察觉的震动,像是有人在他心里的一面湖里投了一颗石子,涟漪正一圈一圈地荡开。
“你有一双诗人的眼睛,”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没有之前那么大,不是月牙也不是向日葵,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内在的笑。嘴角微微弯起,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光。这个笑不是给别人看的,是自己在心里笑了一声,然后没能忍住,漏了一点出来。
“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我,”他说。
“那是因为他们没听过你读诗。”
他低下头,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划着,像是在掩饰什么。耳尖在灯光下微微发红。
“你的梦想,”他说,语调比刚才轻了很多,像是在自言自语,“环游世界,写诗,死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对。”
“你的姓氏——Jansen。是家族姓氏吗?”
那个问题转得很突然,但我听懂了他在问什么。
Jansen是荷兰最常见的姓氏之一。它的字面意思是“Jan的儿子”。Jan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所以Jansen这个姓氏,本质上是一种无名,它是成千上万个Jan的后代共同使用的符号,不特别,不独特,没有任何可以追溯的荣耀或耻辱。它只是一个名字,用来填表格、签文件、被遗忘。
“Jansen是我的姓氏,”我说,“但它不代表任何家族。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那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姓氏,有些是亲生父母留下的,有些是后来取的。Jansen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没有族谱,没有继承,没有归属。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吟游诗人这个‘职业’。因为没有根的人,最适合在路上。”
说完这番话,我停了下来。
厨房里安静极了。只听得见冰箱压缩机低沉的嗡鸣声,和窗外远处偶尔经过的车声。
沈逸看着我。
他的表情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那种得知别人不幸之后下意识流露出的“我很抱歉”的客套。他只是安静地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像是在消化每一个字的分量。
然后他说——
“没有根的人,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家。有时候是因为,家这个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把玩着手机的边缘,低着头,像是接下来要说的话需要鼓起一些勇气才能说出口。
“比如对我来说,志愿者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个可以安放自己位置的容器。在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站在那里。”
他看着中岛台上已经空了的两个盘子,酱汁的痕迹已经干了,叉子歪歪地搁在盘子边上。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中岛台前,拿起那两只盘子,放进水槽里。
他没有回头。
“你的诗里有很多离别,Willem。火车站,未寄出的信,留不住的沙子。但那些离别写得很……很安静。不是痛苦的安静,而是接受的安静。就好像你早就知道一切都会离开,所以你提前和它们和好了。”
他拧开水龙头,热水冲在盘子上,蒸汽模糊了厨房的窗户。
“但这种和好,”他说,声音被水声掩得有些轻,“也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留下来。”
水声停了。
他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转过身来。靠在洗碗槽边上,两只手撑在身后的台沿上,歪着头看我。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把他的五官笼罩在柔和的阴影中。那双眼睛在昏暗中格外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色石子。
“Willem,”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会怎样?”
“没有,”我说,“至少在你问我之前,没有。”
那个答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它很真实。真实到我刚说出口就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跳了一下。
他的睫毛动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不是月牙,不是向日葵,不是那种从内到外溢出来的笑。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笑,嘴角微微弯起,眼睛里却有一点水光。那种笑不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被理解了,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听到了自己说的话,并且给了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去铺一下客房,”他说,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昨晚的床单你睡着还习惯吗?要不要换一个厚一点的枕头?”
“不用换,”我说,“都很好。”
他点点头,从洗碗槽边直起身来,往走廊的方向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微微顿了一下。
“晚安,Willem。”
“晚安。”
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坐在中岛台旁,听着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了,然后是客房柜子被打开的声响,被单抖开的声音。窗外的风又吹过山毛榉的叶子,沙沙作响。
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上他刚才念的那首诗。
风从北海来,带来盐的味道,和某个远方港口未寄出的信。
三个月前我在丹麦西海岸写下的这四句话,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东方人在深夜的厨房里念出来。念得那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拆解,然后告诉我,未寄出的信比FACK的诗本身还要悲伤。
我看了看走廊的方向。
客房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走廊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
他有一双诗人的眼睛。
他有一对诗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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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
你说没有根的人
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家
而是家这个词
还没有找到可以安放的地方
那你呢
你把所有人装在心里
却把自己装在哪里
是相机里定格的灰度
是凌晨电话挂断后的房间
还是帮别人解决问题之后
那一句轻描淡写的
都是些小事
三年
我在每一个火车站
都看见同一场告别
但今晚
有人读懂了我诗里
未寄出的信
也读懂了我在写的时候
偷偷藏起来的
那个独自上路的自己
原来吟游诗人的终点
不是死在路上
而是被人读懂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