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岳厚土之贺志文》宋三宝

2、第 2 章 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马玉梅那个赵胡子的儿子——十八岁的赵国强，被安排进了电厂，在检修车间当正式工。为了办成这事，贺洪找了供应处梁处长，梁处长第二天就拿着局长的签字给了劳资处，劳资处便给了五张招工表。也就是那次，贺洪顺便把贺志文也安排了，分到兴岳矿工会下属俱乐部卖电影票。手续是贺洪亲自办的，走正常流程，谁也说不出什么。
　　从那以后，马玉梅果然不再管了。她白天出去，晚上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来。回来的时候就睡在小床上，跟贺洪和贺志文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那张大床，成了贺洪和贺志文的。
　　贺志文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隔壁小床上马玉梅的鼾声，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这个家，从那天起，就彻底散了。可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她只能往前走，往更黑的地方走。
　　可她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她心里那个洞，一直没填上。贺洪的怀里暖，可那是偷来的；如今马玉梅已经知道了，这个家彻底散了，那张大床归了他们父女俩，可也把她钉在了更黑的角落里。她要的，是一个能光明正大搂着她、让她一辈子不挨掐、一辈子不冷的人。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能把她从这个排房、从这个家、从马玉梅那双掐人的手里带出去的人。
　　一九八二年春天，贺洪从电厂回来，跟她说：“矿上新来个大学生，太原工业学院的，叫程信，几年来唯一一个大学生，以后起来的机会多。你以后有机会，多接触接触。”
　　贺志文把这三个字记住了：程信。
　　她开始打听。打听了半个月，知道了他的基本情况：灵邑人，二十岁，爹妈都是农民。这次局里一共回来五个大学生，程信在的这个学校最没名气，其他四个在矿务局，他分配到兴岳矿，安装队，技术员。
　　还知道他住单身宿舍，每天早起跑步，晚上看书到很晚。不抽烟，不喝酒，不跟人去澡堂子打牌。下了井就干活，上了井就看书。队里的老工人都说他“实在”，说“这个大学生跟别的不一样，不摆架子，能吃苦，尤其是安装队，是矿上最累的队组。”
　　贺志文听了，心里头越来越痒。她想去看看这个人，看他长什么样，看他是不是像爸说的那样“有本事”。
　　她在市场蹲了三天。第一天没见着，第二天也没见着。第三天，她刚走到市场口，就看见他了。
　　他蹲在面摊前吃面。她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看见二狗他们围上去了。她没急着出去，站在人群后面，看着。看着二狗伸手扯他衣领，看着他一把握住二狗的手腕，力气大得二狗挣不开。她嘴角弯了一下。
　　他行。她心里想。
　　然后她走出去。
　　那天晚上，贺志文回到家，贺洪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她换了鞋，走到他面前，说：“爸，我看见程信了。”
　　贺洪放下报纸，看着她。
　　“怎么样？”他问。
　　“还行。”贺志文说，语气淡淡的，可嘴角弯着，“挺老实的。有力气。二狗他们围他，他没怕。”
　　贺洪点了点头。他看着女儿，那双眼睛里有光。他知道女儿在想什么。
　　“志文，”贺洪说，“你别急。这种事，急不得。你先跟他认识，慢慢处。别让人看出你的心思。”
　　贺志文“嗯”了一声，转身进了自己屋。
　　从那天起，贺志文隔三差五就来找程信。有时去单身宿舍，有时在他下井回来的路上等着，有时在食堂“偶遇”。她带他去矿上的各个地方——矸石山、坑口、洗煤厂、俱乐部、图书馆。那些地方她比他熟，她从小在这儿长大，每一条路、每一块石头，她都认得。
　　贺志文开始变了。不是变了一个人，是变了身上的衣裳，变了走路的姿态，变了看人时的眼神。
　　以前她穿碎花裙子，艳的，亮的，走在排房里像一团会移动的花，男人们的眼睛跟着她转，她从不回头。现在她换了——藏青色的列宁装，领口别一枚小小的银色别针，头发不再是两条辫子甩来甩去，而是扎成一把刷子，干干净净地垂在脑后。她开始穿白衬衫，领子翻出来，熨得平平整整，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裙子也换了，不再是那种晃眼的碎花，而是素净的深蓝或暗红，裙摆刚好盖住膝盖，走起路来不急不慢，裙摆轻轻摆着，像一片被风吹动的叶子。
　　她去大邑县城买衣服。不是从前那种站在柜台前指指点点的买法，是翻着电影画报，指着上面女演员的剧照，对售货员说：“我要这个样子的。”售货员说没有，她就换一家，换到有为止。有一回她去了临汾，在红卫路上的一家店里，看见一件浅灰色的风衣，领口有腰带，收腰的，站在镜子前试了又试，看了又看，最后把攒了三个月的工资全掏出来，买了下来。回来的时候，穿着那件风衣走在矿区的煤渣路上，风把衣摆吹起来，整个人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走过来的。
　　脸洗得干干净净，白得在灰扑扑的矿区里扎眼。眉眼之间有一种东西，像是江南水乡的雾气，又像是上海弄堂里飘出来的评弹调子。瓜子脸，下巴尖尖的，鼻梁挺直，嘴唇抿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一直在笑，又像是什么都没想。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浓眉大眼地张扬着美，而是把那股子野劲儿收了，收成一种安静的、从里面往外透的东西。排房里的女人们看了，说这丫头变了，变得文静了，像个城里人了。男人们看了，眼睛还是跟着她转，只是不敢再像从前那样放肆地看。
　　人们都说兴岳矿四大美——
　　母亲亢玉娥肤白如膏，
　　女儿洪玉儿圆臀蜜桃，
　　青年胡彩凤细腰轻摇，
　　少女贺志文脸蛋妖娆。
　　马玉梅看着贺志文从临汾带回来的那件浅灰色风衣，用手摸了摸料子，问她多少钱。贺志文说了，马玉梅的手顿了一下，没再说话。她看了贺志文一眼，那目光里有复杂的东西——不是心疼钱，是别的东西。是那种“这闺女像她”的确认。像谁？像李惠文。那个把贺志文生下来、却一天没养过的女人。马玉梅没说出来，只是把那件风衣挂进柜子里，看了很久。
　　贺志文有时候站在镜子前，看着里面的自己，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不像从前那个在排房后面捡碎玻璃照太阳的小姑娘了，也不像那个在马路上甩着辫梢绸带、让整条街的男人都回头看她的贺志文了。镜子里的人安静，素净，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书，像字，像那些她看不懂却想看的句子。她对着镜子抿了抿嘴唇，把那枚银色别针扶正，然后转身，走出去。
　　程信起初不习惯这种变化。他认识的是那个在市场里替他解围的贺志文——泼辣，利索，说话脆生生，笑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贺志文，说话慢了，走路也慢了，连笑都收着了，嘴角弯一下，很快就抿住。他说不上来哪个更好，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让他心里头那种说不清的滋味，更浓了。他想起她拍他肩膀时手心的温度，想起她笑的时候露出的那两颗小虎牙，想起她说“你好好干，肯定能上去”时眼睛里那种笃定的光。现在那光还在，只是收在了那副文静的、淑女的、像城里人一样的壳子里。
　　她拉着他去这里去那里，他跟着，不说什么，也不拒绝。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她在他宿舍里坐着，翻他的书，看他的图纸，问他这个图是画什么的。习惯了她从家里带饭来，用保温桶装着，热腾腾的。习惯了她坐在他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矿上的事，说她爸的事，说她在排房里跟那些坏小子打架的事。
　　春末夏初的第一场雨落下来的时候，贺志文穿着那件浅灰色风衣，站在单身宿舍楼下等他。雨丝落在她头发上，落在她肩上，她没打伞，就那么站着，湿漉漉的天地间，一个浅灰色的影子，像一截还没写完的诗。程信从楼上下来，看见她，愣了一下。她说：“走，去矸石山看雨。”他跟着她，踩着她踩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山上走。
　　程信起初不习惯。他一个人待惯了，看书、画图、下井，日子过得简单。她来了，日子就乱了。她说话快，走路快，干什么都快。她拉着他去这里去那里，他跟着，不说什么，也不拒绝。
　　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她在他宿舍里坐着，翻他的书，看他的图纸，问他这个图是画什么的。习惯了她从家里带饭来，用保温桶装着，热腾腾的。习惯了她坐在他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矿上的事，说她爸的事，说她在排房里跟那些坏小子打架的事。
　　认识不到五十天，他们在一起了。
　　那天是个闷热的夏夜，矿区没有风，矸石山在暮色里黑黢黢地蹲着，那些暗火像一簇一簇的红眼睛，在夜色里忽明忽暗。贺志文从家里偷了一瓶老白汾，用布兜装着，去了程信的宿舍。
　　程信穿着大裤子正坐在床边摇着蒲扇，看见她进来，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天都黑了。”
　　贺志文把布兜放在桌上，掏出那瓶酒，往他面前一推。“喝点，解解乏。”
　　程信打开酒瓶，倒了两杯。一杯推给她，一杯自己端着。贺志文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一仰头，干了。酒辣，呛得她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程信笑了，把她的酒杯拿过来，放在自己面前。
　　“不会喝就别喝。”
　　“谁说我不会？”贺志文擦了擦嘴，又抢过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又干了。
　　程信看着她，看着她被酒烧红的脸，看着她呛出眼泪还在逞强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伸出手，把她手里的杯子拿过来，放在桌上。
　　那天晚上，贺志文没走。窗外的夜色渐深，矿区闷热得没有一丝风，只有远处矸石山上那些暗火一闪一闪的。程信的宿舍里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拢住两个人。两个人喝了酒，说了很多话，说到后来，谁也不说话了。
　　她躺在他床上，他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程信，”她叫他。
　　“嗯。”
　　“你喜欢么？”
　　程信顿了一下。
　　贺志文看着天花板，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二狗他们摸过我，亲过我。有一回在排房后面的煤堆上，二狗把我按倒了，我没让。他打了我一巴掌，我还是没让。后来他就怕我了。”
　　她转过头，看着他。“我不干净了。你会嫌弃我吗？”
　　程信看着她，看了很久。雪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把那张脸照得白净、清秀。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可那亮里头，有一种他没见过的东西——是怕，是那种“你如果嫌弃我，我就什么都没了”的怕。
　　“不会。”他说。
　　贺志文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了一脸。
　　程信低下头，吻住了她。
　　那天夜里，他们做了。贺志文是程信的第一个女人，程信不是贺志文的第一个男人。
　　程信感受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年读过的诗句、画过的线条、一个人在宿舍里度过的漫漫长夜，都像被一双手猛然掀开了幕布。他笨拙，生涩，甚至有些慌乱，但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烧得又急又烈。
　　他这捆来自韩信岭山巅的干柴，从没真正着过，如今遇上了火，便不管不顾地燃起来，噼啪作响，烧得彻彻底底。他感受到她身上的温度，感受到她引导他时的耐心，感受到自己像一头被放出笼的困兽，又像一把终于落进刀鞘的钝刀——契合，颤栗，前所未有地活着。
　　贺志文的感受很不同。和养父贺洪在一起，没有最后那一哆嗦。和程信在一起有，一股一股的，烫得贺志文抽搐。还有程信两个很大的囊袋，养父没有，只有伤疤。她感受到了这些，记住了这不一样。
　　此刻，她忽然想起马玉梅骂贺洪时说的那句话——“骡子，水管没水。”那时候她不懂，只当是吵架时的气话，现在她忽然全明白了。骡子不能生养，水管不出水，不是完整的男人。贺洪在她身上折腾的那些夜晚，摸、揉、舔、亲，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最后那一下——那一下才是男女之事的全部。没有那一下，前面再多都是空的，就像锅里的水烧得滚烫，灶膛里却没有柴，火灭了，水就凉了。
　　此刻，她感受到程信还留在她身体里，感受到那两个沉甸甸的囊带贴着她，感受到那一下之后从里面淌出来的、温热的、黏腻的东西。那不是疼，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涌的酥麻和饱满。她忽然觉得，以前的那些夜晚，和贺洪在一起的那些夜晚，都不叫“做”。那只是贺洪在她身上发泄，那只是她躺在那里由着他摸、由着他舔、由着她自己把自己劈成两半——白天的闺女，晚上的女人。可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女人，那是工具，是贺洪用来替代那“最后一哆嗦”的工具。而此刻躺在她身上的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他的东西进来了，留下了，给了她一种贺洪永远给不了的东西——不是孩子，是完整。
　　她闭着眼，感受着那个在她身体里慢慢软下去，感受着那股温热还在往外淌。她忽然想哭，又想笑。想哭是因为贺洪骗了她那么多年，让她以为自己早就懂了男女之事；想笑是因为她终于懂了，在第一次真正的男女之事之后。原来那最后一下，才是把两个人连在一起的东西。没有那一下，前面的所有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是贺洪那个“骡子”自己骗自己的把戏。
　　她想起马玉梅的脸，想起她骂“骡子”时眼里那种恨。她现在懂了，那不是恨，是饿。是一个女人跟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饿了一辈子，饿出来的怨。她不想像马玉梅那样饿一辈子。她不想当骡子的女人。
　　程信趴在她身上，喘着粗气。她搂着他，手指在他背上慢慢划着圈。
　　他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闭着眼，手抓着他的后背。她疼，不是身体疼，是心里疼——疼她早几年的那些夜晚，疼贺洪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的样子，疼自己那时候不敢反抗，只能闭着眼睛假装睡着。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男人是她自己选的。她不脏了。
　　“程信，”她轻声说，“我想嫁给你。”
　　程信愣了一下。他撑起身体，看着她。她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弯着，带着一种让他心里发紧的笃定。
　　“志文，我刚来，什么都不是。”他说，“你跟着我，会吃苦的。”
　　“我不怕吃苦。”贺志文说，“你有本事，你一定能上去。等你上去了，我就是矿长太太。”
　　程信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很短，可贺志文看见了。他低下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连队长都不是，更不是副科、科长，你就想当矿长太太了？”
　　“迟早的事。”贺志文说，“我爸说了，以后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掌权。你是大学生，你有知识，你一定能上去。”
　　程信没再说什么。他搂着她，两个人就这么躺着，听着窗外的蝉鸣。
　　后来，他们又做了很多次。在单身宿舍那张窄得翻身都难的铁床上，在贺志文家没人的里屋炕沿上，在排房后面那片没人去的空地上——那里长满灰灰菜，被他们的身子压出一片一片的印子。
　　每天，程信在井下安装队干上整整一天，扛钢轨、拖电缆、拧螺栓，骨头缝里都是煤灰和疲惫。可一出坑，凉风一吹，看见贺志文站在井口等他，整个人就像被点了火——浑身又有使不完的力气。贺志文心疼他，吃饭时总是点牛肉、鸡蛋、牛奶，把肉拨到他碗里，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下去。她看他吃得香，自己就开心，比自己吃了还满足。
　　每一次事后，贺志文都会侧过脸来问他：“程信，你什么时候娶我？”
　　每一次，程信都含糊过去。
　　“等我在矿上站稳了。”
　　“等我有资格了。”
　　“等我提了队长。”
　　“等我提了副科。”
　　理由一层一层地长出来，像矸石山上新覆的土，盖住下面的暗火。贺志文听得出来那些话里的躲闪，也看得出来他眼睛里的愧疚。她知道他在拖。可她不急。她有耐心，像矿井深处的煤层，埋得再深，也总有一天要被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