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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洋彼岸 远在他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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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渡不知道程砚换了手机号。
他是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想起来的。
波音787的经济舱,座位窄得伸不开腿。他坐在中间的位置,左边是一个打鼾的中年男人,右边是他妈,他妈怀里靠着已经睡着的妹妹。机舱里的灯已经调暗了,只有几个阅读灯还亮着,像悬浮在黑暗中的萤火虫。
沈渡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个小小的出风口。冷气从里面吹出来,把他的头发吹得微微晃动。他开始背数字。
139xxxxxxxx。
程砚的手机号。他没有刻意去记,但那个号码在他脑子里出现了太多次了。每次他在微信上给程砚发消息之前,都会先把这个号码在心里默念一遍,像一种仪式。念了不知道多少遍之后,它就像刻在了骨头里一样,想忘都忘不掉。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无声地背了一遍。139xxxxxxxx。十一位数字,每一个他都记得。他把它们拆开、重组、倒过来背,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反反复复地摆弄。这是他在这架飞机上唯一能做的事——记住一个号码,等到了美国,找机会打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号码在他起飞后第二天就被注销了。等他到了洛杉矶,安顿下来,找同学借了手机拨过去的时候,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串冰冷的电子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他以为是借来的手机信号不好,又拨了一遍。空号。再拨。空号。
他把手机还给同学,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回了那个杂物间改成的卧室。他关上门,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坐了很久。窗外是加州的阳光,刺眼的、明亮的、毫不留情的阳光,从那个巴掌大的窗户灌进来,照在他脸上,把一切都照得无处遁形。
他想,也许程砚只是换了手机号。也许他联系不上自己,所以换了号。也许他还在原来的学校,还坐在三班靠窗的位置,还在食堂那个靠墙的卡座上吃饭。也许他吃饭还是那么认真,排骨咸了还是会皱一下眉,喝汤的时候还是会发出“滋溜”的声音。
也许他还会在偶尔想起自己的时候,笑一下。
沈渡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他知道的是,他们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破产”那种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没有。
沈家在外人看来风光了将近二十年。沈柏年在省城做房地产生意,楼盘、酒店、商场,明面上的资产加起来几十个亿。但那些资产大部分不姓“沈”。它们姓银行,姓信托,姓那些把钱借给沈柏年的人。沈家真正的净资产,在最好的时候,大概也就两三个亿。
沈柏年是一个激进的商人,永远在扩张、在借贷、在用新项目的钱填旧项目的窟窿。外界看不到这些。外界只看到“沈氏集团”四个字挂在省城最贵的写字楼上,只看到沈家的车库里停着三辆豪车,只看到沈渡穿着限量款的球鞋走在明城一中的校园里。
但程砚不知道的是,那些限量款球鞋是用信用卡刷的。沈家的现金流一直很紧,紧到有时候沈渡他妈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把一家人的生活费凑齐。当然,这个“紧”是相对于他们那个阶层而言的——不会影响沈渡上私立学校,不会影响他们每年出国度假,不会影响他们维持一个“有钱人”的基本体面。但这种体面像一层薄薄的冰面,下面是不见底的深水,随时可能裂开。
然后冰面真的裂了。
沈柏年被带走的那天,沈渡正在学校上课。他是从班主任那里听到消息的。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表情凝重地告诉他:“你家里出了点事,你妈妈让你马上回去。”
沈渡走出校门的时候,校门口停着一辆他没见过的小轿车。他妈坐在后排,眼睛哭肿了,手里攥着一团揉烂的纸巾。妹妹坐在她旁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用妈妈的手机看动画片,耳机塞在耳朵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你爸出事了,”他妈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我们要赶紧走。”
“去哪儿?”
“美国。你外婆的表妹在洛杉矶,她答应让我们先住过去。”
沈渡坐进车里。车门关上的瞬间,他回头看了一眼明城一中的校门。那扇铁门他每天进出两次,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那一刻,他看着那扇门,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可能再也进不去了。不是学校不让他进,是他回不来了。
车开了。他坐在后排,他妈在他旁边哭,妹妹在看动画片,笑声从耳机里漏出来,格格不入地响在车厢里。沈渡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手机。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打开微信。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程砚说。说“我家破产了”?说“我要逃到国外去了”?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他什么都没说。
他想等到机场再发消息。到了机场,办完登机牌,过了安检,他在候机厅坐下来,拿出手机。他打开微信,点进程砚的对话框。他打了一行字:“我要走了。”
还没发出去,他妈走过来,把他手机拿走了。
“从现在起,你不要跟国内任何人联系。你爸爸的事还在调查中,你发的每一条消息都可能被当作证据。你也不想害了别人吧?”
沈渡看着自己的手机被收走,没有反抗。
他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发出去。手机屏幕暗下去的前一秒,他看到程砚的头像——一张很普通的照片,程砚站在学校门口,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眯着眼,像是在看镜头又像是在看镜头后面更远的东西。那张照片是沈渡偷拍的。他拍了之后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甚至没有给程砚看过。他把照片设成了和程砚聊天页面的背景图,每次打开微信,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程砚眯着眼睛站在阳光里的样子。
屏幕彻底暗了。
他想,到了美国再想办法联系吧。他有程砚的号码,十一位数字,他背得滚瓜烂熟。
他不知道自己再也打不通了。
到洛杉矶之后,沈渡才知道,他们家连“破产”都算不上。破产至少还有产可破。他们家是什么都没有了。国内的房子、车子、存款,全部被冻结。他母亲名下的几张银行卡倒是没被冻结,但里面加起来不到两万块钱。两万块人民币,换成美元大概三千出头,在洛杉矶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
但沈渡后来才知道一件事。他爸生前——不,出事前——其实做过一些安排。不是没有想过风险,只是没来得及做完。
沈柏年在巅峰时期确实考虑过做家族信托。那是沈渡初二那年,沈家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专门从省城飞到明城,跟沈柏年谈了一整个下午。客户经理带来了厚厚一沓方案:离岸信托架构、保险金信托、教育金信托、家族宪章……沈柏年翻了翻,说了一句“我再考虑考虑”。
他最后没有做全套。不是钱的问题。设立一个基础的家族信托架构,费用大概几十万到一百万人民币,对沈家来说不算什么。沈柏年不做,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他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自信到偏执,觉得自己的生意不会倒。他还觉得把资产放到信托里是“咒自己”,不吉利。他把那些方案退回去的时候,对客户经理说了一句:“我沈柏年还没到要防着那一步的时候。”
客户经理笑了笑,没有多劝。做他们这行的都知道,劝没有用。有些人必须自己摔了才知道疼。
但沈柏年也不是完全没做任何安排。他有一个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姓顾,在香港做保险经纪。那个朋友每年都会来省城一趟,请他吃饭,给他讲各种保险产品和信托架构。沈柏年听了很多年,终于在出事前一年,签了几份保单——一份是大额储蓄寿险,投保人是沈柏年,被保人是沈渡;一份是教育金保险,分批缴费,到期领取;还有一份是重疾险,给全家人都买了。
这几份保单的保费不算低,但沈柏年没有选择一次性趸交,而是选了分期缴费。原因很简单——他的现金流一直紧,拿不出那么大一笔钱一次性付清。
后来的事情谁也没想到。
沈柏年被带走之后,那些分期缴费的保单因为没有继续缴保费,陆陆续续失效了。失效之前,保险公司发了好几封提醒函到沈家的地址,但那个地址已经没有人收信了。教育金保险退保退回了一部分现金价值,但那笔钱在打到沈渡他妈账户之前就被法院冻结了。
唯一没被冻结的,是那个香港的储蓄寿险。因为那个保单是香港的,不在内地司法管辖范围内,而且投保人虽然是沈柏年,但受益人是沈渡,属于不可撤销的受益人指定。那笔钱在沈柏年被立案调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首期缴费,账户里大概有四十万美金的现金价值。
但沈渡拿不到。不是拿不到,是暂时拿不到。那个保单的条款里有一条:受益人需年满二十五周岁,或完成高等教育,方可领取全额。如果在这之前提取,会有巨额罚金,到手不到一半。
沈渡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他到洛杉矶的第三个月。他妈在一堆从国内带出来的文件中翻出了那份保单的复印件,指给他看。“这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了。你现在动不了,但将来……”她没说完,眼泪先掉下来了。
沈渡看着那份保单,上面写着他爸的名字,他的名字,还有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香港保险公司的名字。他的手指在那张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折好,放进了书包最里层。
四十万美金。不到他爸当年随手投一个项目的零头,也不够他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但如果他能在某个地方拿到这笔钱,把它变成一个启动资金——
他脑子里闪过了那个画面。一家酒吧。安静的,放爵士乐的,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他站在吧台后面,穿着白衬衫。
他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不是不想,是不能想。四十万美金锁在一个他拿不到的账户里,就像一个被关在玻璃柜里的标本——看得见,摸不着。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满二十五岁。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知道自己在满二十五岁之前要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