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跟我交换》市井书匠

3、堡垒 哦，差点忘

　　哦，差点忘了告诉你，我的妈妈名叫冷静。
　　妈妈在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租下的这套房，是建于冷战时期的赫鲁晓夫楼，由两幢楼围合而成的独立小院，静谧得很，带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
　　你没听错，确实是两幢楼。
　　没见过赫鲁晓夫楼的人，根本没法想象，这种冷战时期修建的居民楼，简直就像一座座固若金汤的堡垒。
　　我窝在赫鲁晓夫楼那个温暖的家里，完全感受不到冬天有一丝丝的寒意。
　　当然更完全意识不到，这个保垒一样温暖的家里，严冬将至！
　　一栋赫鲁晓夫楼的体量有多大，墙体有多厚，你可能没法想象。
　　就拿我们住的这栋拐角楼来说，光单元门就有八个之多，墙体近一米厚。
　　正是为了城市巷战需要，前苏联时期才把每一栋赫鲁晓夫楼，都建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在乌克兰的每一座城市里，这样的堡垒，多到数不清。
　　堡垒这东西，从来都只能从内部被攻破。
　　后来到了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我心里就十分笃定，只要斩首行动不成功，只要乌克兰人在城市里抵抗，战争就很难结束。
　　哎呀，扯远了！
　　怎么说着说着就聊到战争上去了。
　　还是把话题拉回2000年初，基辅的那个冬天吧。
　　我们租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层高足有三米多，屋子显得格外高大宽敞，比国内的单元楼要开阔太多。
　　一楼那扇宽大的双层窗户，再加上近一米厚的墙体，将北欧严冬的凛冽寒风，挡得严严实实，屋里始终暖融融的。
　　房东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可每次来收房租的，从来都是她三十多岁、整天醉醺醺的儿子。
　　受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乌克兰的就业岗位少得可怜，这个男人似乎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在家酗酒。
　　每次撞见他，他怀里总揣着一瓶伏特加，看人时眼神直勾勾的，通红的鼻尖上，还总挂着未干的清鼻涕。
　　我们这套房子地处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紧挨着国会大厦，治安条件极好，房租自然也不便宜，每个月要3000格里夫纳，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足足4500多块，算得上是当地的高价房了。
　　就算是在当时的江城，一名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
　　不过好在，水电费、燃气费、热水费还有暖气费，全都包含在房租里，不用额外掏钱。
　　你问为什么会这样？
　　呵呵，还不是因为这些费用便宜得离谱。
　　一个月所有费用加起来，也不过五十多格里夫纳，换算成人民币，也就七八十块钱而已。
　　那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还十分要好，俄罗斯往西欧输送天然气，必须经过乌克兰境内。
　　听说当地燃气公司，还会偷偷截留天然气，所以燃气费便宜得几乎跟白送一样。
　　乌克兰的核电产业也很发达，你肯定听说过切尔诺贝利——那个发生过核泄漏的核电站，反倒成了乌克兰的摇钱树。
　　处理核泄漏善后事宜，欧洲各国年年都得给乌克兰拨款。
　　当然，乌克兰的核电站可不止废弃的切尔诺贝利这一座，核电的成本，更是低得吓人。
　　可即便如此，房东的儿子还是在电表上动了手脚，偷电窃电。
　　妈妈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电业公司的人上门查电表，查出那些见不得光的猫腻，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是不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我们住一楼，房东一家就住在楼上。
　　妈妈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楼道里碰到房东那个醉醺醺的儿子，每次撞见，都要下意识地加快脚步避开。
　　2000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要晚一些。
　　对乌克兰人来说，没有雪的冬天，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冬天。
　　街上的孩子们，每天都抱着小雪橇，仰着小脸眼巴巴地望着天空，盼着雪花能早点飘落下来，好去雪地里尽情玩耍。
　　我在学校里，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她叫琳娜。
　　琳娜是个金发碧眼的基辅姑娘，从小就只有妈妈陪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长到八岁多，她都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一面。
　　她跟我说，像她这样的单亲孩子，在乌克兰特别多，很多男人生下孩子后，就把孩子丢在乌克兰，自己跑去国外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读的157学校，并不是国际学校，全校八百多个学生里，外国孩子只有我一个。
　　琳娜是我的同桌，我们性格相投，顺理成章地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约好九点，躺在床上抱着电话聊天。
　　我自己住一个房间，妈妈平日里要忙着赶功课、写论文、做美术作品，晚上根本顾不上陪我。
　　我和琳娜就抱着电话，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一直聊到困得睁不开眼睛，才恋恋不舍地挂掉电话。
　　这下你该知道，我的俄语为什么进步得这么快了吧？
　　全都是跟琳娜这样聊出来的。
　　其实学语言哪有什么诀窍可言，无非就是多开口、多交流罢了。
　　在乌克兰的那些日子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养一条小狗。
　　你大概想象不到，乌克兰人有多喜欢狗——他们会抱着狗狗亲吻，甚至会嘴对嘴给狗狗喂东西，大概这是游牧民族刻在基因里的，对狗的依赖与喜爱。
　　可这个小小的心愿，直到我离开乌克兰，都没能实现。
　　乌克兰的小学，课后基本没有作业，可我和妈妈，还是忙得连遛狗的时间都没有。
　　高健第一次来我家那天，我正在挨揍。
　　没错，就是那样，我正被妈妈教训着。那天从芭蕾舞学校放学，比平时晚了一些。
　　回到家，练完钢琴，还要劈一字马、练基本功。
　　妈妈在厨房里炖排骨，浓郁的肉香飘满了整个屋子。
　　眼看就要到和琳娜约好打电话的时间，我弹《卡农》练习曲时，快得离谱，完全不管节拍器咔哒咔哒的节奏，弹得乱七八糟。
　　听见我这急吼吼、乱糟糟的琴声，妈妈立马皱紧了眉头，二话不说，从厨房里拎着扫把就冲了出来。
　　我正埋着头，拼命地赶着弹琴，冷不防，一记结实的扫把棍，狠狠抽在了我的后腰上。
　　“安然！”妈妈的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怒火，“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你一顿不可！”
　　我疼得“哇”一声，当场嚎啕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打破了屋里的混乱。
　　妈妈扔掉手里的扫把，气冲冲地走去开门。
　　推门走进来的，正是高健。
　　我忍着后腰钻心的疼痛，硬生生把哭声憋了回去，泪眼模糊地抬眼望去——
　　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正带着几分局促，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地看着屋里的景象。
　　哈哈，你能体会到我当时有多尴尬吗？
　　不过，你不知道的是，更让人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