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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火种 翻译那些书 ...

  •   翻译那些书,比沈念祖想象的要难得多。

      不是难在文字。文字是可以学的,他跟着顾元亨学了两年的汉字,虽然写出来还是歪歪扭扭的,但读已经不成问题了。顾元亨认识拉丁文,赵知远也认识一些,冯·贝格更是精通——他是美因茨城里数得上号的学者,年轻时在维也纳大学读过书,会说七种语言,家里藏书上千册。文字关,过得去。

      难在意思。

      《考工志》里有一句话:“轮人揉轮,斩三材必以其时。”沈念祖认识每一个字,但把它们连在一起,他就不太明白了。“轮人”是造车轮的工匠,“揉轮”是造车轮的一个工序,“斩三材”是砍三种材料,“必以其时”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字他都懂,但那个句子背后藏着的东西——什么样的木材适合做轮毂,什么样的木材适合做轮辐,什么时候砍树、晾多久、怎么弯曲、用什么胶——这些不是字能告诉你的,得做过才知道。沈念祖做过。他在王恭厂的时候,虽然没有专门学过造车轮,但他见过木匠干活,知道一块木头从树到轮子要经过多少道工序。他知道那些字背后藏着的重量、温度和气味。

      冯·贝格不知道。

      他是一个学者。他读过很多书,知道很多理论,但他没有摸过一块刚刚砍下来的、还带着树皮的湿木头,没有闻过锯末和胶水混在一起的味道,没有用刨子推过一块扭曲的橡木板,手被倒刺扎得满手是血。他知道“轮人揉轮”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他不知道那个“揉”字要用多大力气、多久时间、什么角度。

      沈念祖也不知道怎么用拉丁文把这个“揉”字讲清楚。他试过很多种说法。他说:“把木头弄弯。”冯·贝格在纸上写了一个拉丁词:flectere。沈念祖看了看,摇了摇头。不对。不是“弄弯”。弄弯是one-time,是一次性的。揉轮不是一次性的,是反复的、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先用火烤,烤到木头里的水分蒸发,烤到纤维变软,然后用绳子捆,用楔子撑,一天一天地加力,直到木头慢慢弯成想要的弧度。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拉丁词能概括。

      沈念祖花了三天时间,用从院子里捡来的树枝、绳子、和厨房里借来的炭火,给冯·贝格演示了一遍“揉轮”。他把一根手指粗的树枝放在炭火上烤,烤到表面发黑、冒烟,然后用绳子把它捆在一截圆木上,一点一点地加力,一点一点地弯。弯到第三天,那根树枝终于弯成了一个半圆,虽然表面焦黑、裂纹密布,但它确实弯了。

      冯·贝格蹲在地上,看着那根弯成半圆的树枝,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回书桌前,在纸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拉丁文句子。沈念祖看不懂,但他从冯·贝格的表情里知道,这一次,他写对了。

      翻译不是把字变成字,是把经验变成经验。没有做过轮子的人,翻译不出“揉轮”。没有炼过铁的人,翻译不出“炒钢”。没有种过地的人,翻译不出“粪田”。沈念祖没有种过地,但顾元亨种过——他在翰林院的时候,曾经被下放到京郊的农场劳改过两年,那两年他学会了怎么给庄稼施肥、怎么判断土壤的肥瘠、怎么根据节气安排农事。所以《农政全书》的翻译,主要由顾元亨来做。

      沈念祖负责《考工志》、《天工开物》里关于机械和火药的部分,以及《物理小识》里关于气动和热学的章节。高敬亭负责冶铁和锻造的部分,陆禾负责纺织的部分,赵知远负责地图和天文的部分,顾青给他叔叔打下手,兼管誊抄和校对。

      六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冯·贝格给他们提供了纸、墨水、羽毛笔、和一间宽敞明亮的工作室。工作室在石楼的二层,窗户朝南,阳光从早照到晚。三张长桌拼在一起,铺满了书卷、草稿、图纸和翻开的参考书。墨水瓶东一个西一个,羽毛笔插在瓶里,笔尖上还挂着未干的墨滴。空气里弥漫着纸、墨、蜡和燃烧的木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温暖而沉闷,像冬天里的一床厚棉被,把人裹在里面,不想出来。

      沈念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到马厩去看大福和小福,给它们喂水、加草料、梳毛,然后回到工作室,一直坐到天黑。冯·贝格家的老妇人每天中午给他们送饭,面包、奶酪、香肠、热汤,偶尔有一块烤肉或一条鱼。沈念祖吃得很快,像在路上养成的习惯一样,三口两口就咽下去了,然后继续埋头写。

      他写的不是拉丁文。他不会写拉丁文。他写的是汉文——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东西,用最直白、最朴素、最不会产生歧义的汉文写出来。然后赵知远把这些汉文翻译成拉丁文,冯·贝格再润色一遍,用学者式的、精确的、不带任何歧义的拉丁文定稿。最后,顾青把定稿誊抄干净,一式两份,一份留在冯·贝格家的书房里,另一份——他们还没想好另一份怎么办,但先抄出来再说。

      抄书很慢。顾青的手很稳,字也写得不错,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抄书匠。他一天最多能抄二十页,抄到手指僵硬、手腕酸痛、眼睛发花。沈念祖有时候看着他抄书的样子,想起了在北京那个暗室里、孙肇兴站在那幅大地图前的样子。

      孙肇兴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十八路人,分赴八方,还有多少人活着?还有多少书卷没有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至少他这一路,活下来了。至少他这一路,书卷没有丢完。至少他这一路,已经开始把那些书上的字,变成另一种文字,让另一群人,能够读懂它们。

      这就是火种。

      转眼到了冬天。

      美因茨的冬天比北京冷得多。北京也冷,但北京的冷是干冷,多穿几件棉袄就能扛住。美因茨的冷是湿冷,寒气从莱茵河上升起来,贴着地面蔓延,钻进石墙的缝隙,钻进木门的缝隙,钻进人的骨头缝里。沈念祖穿上了冯·贝格给他的一件厚羊毛外套,外面又套了一件羊皮袄,还是觉得冷。他的手冻得发紫,指节僵硬,握不住笔。老妇人给他拿了一只手炉,铜的,里面装着烧红的炭,放在桌子上,让他写字的时候把手搭在上面暖着。

      手炉很暖。暖得沈念祖有时候会打瞌睡。

      他趴在桌子上,手搭在手炉上,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他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王恭厂,回到了那个阳光暖洋洋的院子里。他爹在磨火药,石碾子咕噜咕噜地转,骡子慢悠悠地走。他想喊他爹,但张不开嘴。他想走过去,但迈不动腿。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院子,看着那个阳光,看着那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下午。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陆禾正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块布,正在擦他那把从大马士革带回来的短刀。她擦得很仔细,刀刃、刀背、刀柄、刀鞘,每个角落都擦到了。

      “你睡着了。”陆禾说,头也没抬。

      “嗯。”

      “做了梦。”

      “嗯。”

      “梦见了什么?”

      沈念祖沉默了一会儿。“北京。”

      陆禾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沈念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怜悯,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像冬夜的星空一样的东西。

      “我也想家了。”她说。

      这是陆禾第一次说“想家”。在路上她从不这样说。她会说“到了西洋我要开织坊”,会说“江南的织机天下第一”,会说“西洋人肯定没见过咱们的东西”。她从来不说“我想回去”。因为她知道回不去。江南还在,织坊还在,但她爹还在吗?她娘还在吗?她走的时候,她爹站在织坊门口,手里攥着一匹刚织好的绸缎,对她说:“去吧。到了那边,别给咱江南丢人。”她娘站在她爹身后,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但一声没哭。

      陆禾没有哭。她接过那匹绸缎,揣进怀里,转过身,走了。走了三步,停下来,回过头,看了她爹一眼。她爹还在,站在织坊门口,手里还攥着那匹绸缎。他冲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很轻,像春天里的第一缕风。

      她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她不知道她爹现在还在不在。她不知道那间织坊还在不在。她不知道江南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是还在大明的手里,还是已经被鞑子占了?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要在这里,在美因茨,在冯·贝格家的二楼工作室里,把那些书上的字,变成另一种字,让另一群人,也能织出和江南一样好的布。

      沈念祖看着她,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他把手炉推到她面前。

      陆禾看了看手炉,又看了看沈念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冬天的阳光,不暖和,但亮。

      “你留着吧。”她把白铜手炉推回去,“你的手比我还冷。”

      沈念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紫的,肿的,像五个小萝卜。他张了张嘴,想辩解,但发现没什么好辩解的。他的手确实比陆禾的冷。他把手炉收回来,搭在上面,继续暖。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翻译的工作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沈念祖已经译完了《考工志》中关于齿轮和传动系统的部分,正在译关于水力机械的章节。高敬亭译完了《天工开物》中关于冶铁和锻造的部分,开始译关于炼钢的章节。陆禾译完了纺织部分,正在画织机的结构图——她把江南的织机、波斯的织机、德意志的织机画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异同,琢磨如何取长补短。

      赵知远译完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地名标注,开始译天文部分。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冯·贝格书房里的那些西洋天文书,把他能看懂的部分和《大典》中的记载对照起来,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本笔记。顾元亨译完了《农政全书》,开始译《本草纲目》。这是最费力的部分——药名、药性、药方,每一种药都要核对拉丁文名称,有些药西洋没有,他只能根据描述推测最接近的替代品,然后在旁边加注说明。

      冯·贝格每天下午都会来工作室坐一会儿,看看他们的进展,解答一些拉丁文和西洋知识方面的问题。他不多话,但每次开口都能切中要害。有一次,沈念祖在译《物理小识》中关于气压的实验时,卡在了一个概念上——方以智写道:“气充于器,器热则气胀,器冷则气缩,胀缩之力,可动万物。”沈念祖知道这个道理,但他不知道如何用拉丁文表达“胀缩之力”这个词。不是一个具体的力,是一种潜在的、可以转化的、存在于一切气体之中的力。

      冯·贝格想了想,在纸上写了一个拉丁词:potentia。

      “不是力本身。”他说,“是力的可能性。气的膨胀和收缩,不是力,是力的来源。有了它,才能有力。没有它,什么都没有。”

      沈念祖盯着那个词看了很久。potentia。他不认识这个词,但他知道,从今天起,这个词就住在他脑子里了,再也不会走了。

      圣诞节的时候,冯·贝格在宅邸里办了一个小小的晚宴。

      沈念祖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顾元亨告诉他,是西洋人的一个节日,纪念一个叫耶稣的人诞生的日子。沈念祖不知道耶稣是谁,但他知道,在冯·贝格家里,这一天很重要。老妇人从早上就开始忙碌,烤面包、烤鹅、煮汤、做蛋糕。她还在客厅里摆了一棵冷杉树,树上挂满了彩色的玻璃球、金色的丝带和小小的蜡烛。蜡烛点燃的时候,整棵树亮了起来,像一丛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发光的灌木。

      沈念祖站在那棵圣诞树前,仰着头,看着那些闪烁的烛光,觉得像是在做梦。不是戈壁滩上那种恐怖的、让人分不清真假的白日梦,而是一种温暖的、柔软的、让人想永远沉浸其中的美梦。

      “好看吗?”陆禾站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一杯热红酒。

      “好看。”

      “咱们那边不过这个节。”陆禾说,“但我觉得,过一过也挺好的。热闹。”

      沈念祖看着她。烛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汪泉。她穿着一件老妇人借给她的深蓝色长裙,头发盘了起来,露出修长的脖颈和白皙的耳垂。沈念祖忽然发现,陆禾很好看。不是那种让人心慌意乱的好看,而是一种安静的、踏实的、像家里的灯一样的好看。

      他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它在脑子里生了根,拔不掉。

      晚宴开始了。长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银质的烛台和瓷器。七个人坐在桌边——沈念祖、顾元亨、顾青、赵知远、高敬亭、陆禾、冯·贝格。老妇人端上了第一道菜,冯·贝格举起酒杯,说了一段拉丁文。沈念祖听不懂,但从他的语气和表情来看,那应该是一段祝福的话,感谢上帝,感谢平安,感谢这一年的收成和这一桌的食物。

      冯·贝格说完了,举起酒杯,看着沈念祖。沈念祖也举起酒杯。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Pro vestro itinere.”冯·贝格说。

      沈念祖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知道,冯·贝格在敬他。敬他从北京走到这里。敬他走了两年多、几万里路。敬他把那些书从快要熄灭的余烬中抢救出来,带到了这里。

      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酒是热的,加了香料和蜂蜜,甜丝丝的,不辣。

      晚宴结束后,冯·贝格把沈念祖叫到了书房。

      书房在一楼的走廊尽头,不大,但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地塞满了书。壁炉里燃着火,把整个房间烘得暖洋洋的。书桌上摊着一张地图——不是沈念祖从大马士革带来的那张,而是一张更大的、更精细的、标注着沈念祖不认识的语言的地图。

      冯·贝格坐在书桌后面,示意沈念祖坐下。

      “大明真了不起!编写出《永乐大典》这样的巨著,可惜了。”冯·贝格说。

      沈念祖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

      “请好好使用这些书籍,让它们给全世界的人都带来光明与希望。”

      沈念祖点了点头。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冯·贝格说,“大明已经亡了,你们好好在这里生活下去吧。”

      沈念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的,一滴一滴的,落在桌面上,落在那张大地图上,落在那条弯弯曲曲的、从北京一直延伸到美因茨的莱茵河上。

      冯·贝格没有递手帕,没有说安慰的话。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沈念祖哭完。

      沈念祖哭完了,用袖子擦了擦脸。

      “谢谢您!”他说。

      “你真的很了不起,虽然你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读书人,不是当官的,不是富家子弟。蛋就是因为你是普通人,你才能走完这条路。”冯·贝格的声音很平静,“读书人会犹豫,当官的人会算计,富家子弟会吃不了苦。你不会。你只知道往前走。这应该是你父亲教你的。”

      沈念祖想起了他爹。想起了那个在北京城破的夜里、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那口空了的楠木箱子的男人。他爹没有教他读书认字,没有教他人情世故,没有教他怎么在乱世中保全自己。他爹只教了他一件事——往前走。别回头。

      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壁炉里的木柴噼啪响了一声,一串火星从烟囱里飞了出去。

      “还有一件事。”冯·贝格说,“既然决定以后要在这里生活了,请好好融入这里的生活吧。”

      沈念祖抬起头。

      翻译的工作持续了整个冬天。

      春天来的时候,莱茵河上的冰融化了,河水从深蓝色变成了青绿色,两岸的葡萄园又绿了。沈念祖站在窗前,看着那些新长出来的嫩芽,忽然想起了北京。不是想起了北京的冬天,是想起了北京的春天——那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刚刚暖和起来就又冷下去的春天。北京的春天很短,短到你刚脱了棉袄,就要穿上单衣了。

      他不知道这是他在美因茨的第几个春天。他没有数。他只知道,那些书卷上的字,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另一种字。那些齿轮图、冶铁图、织机图、航海图,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另一种线条。那些来自东方的、古老的、快要熄灭的知识,正在一点一点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根、发芽、生长。

      他不知道这些种子会长成什么。他可能看不到它们长成的那一天。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被种下去了。

      种下去了,就有希望。

      有一天,沈念祖在工作室里翻看赵知远译完的天文部分,忽然看到了一幅星图。不是《坤舆万国全图》上的那幅,而是一幅新的、结合了汉文和拉丁文资料的星图。赵知远把北极星、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和西洋的黄道十二宫画在了同一张图上,并用两种文字标注了每一颗星的名字。

      沈念祖盯着那张星图看了很久。

      “这是给谁看的?”他问赵知远。

      赵知远抬起头,想了想。

      “给所有人。”他说,“给想看星星的人。”

      沈念祖把星图放下,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春天的风从莱茵河上吹来,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凉丝丝的,不冷。他抬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慢地飘着。现在看不到星星,但晚上会看到的。北斗七星,北极星,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不管是东方的名字,还是西方的名字,指向的都是同一片星空。

      他低下头,回到书桌前,继续译那卷《物理小识》里关于“气动之理”的章节。

      窗外,莱茵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条流动的银子。

      (第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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