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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底片 徐云深是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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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深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翻出那些底片的。
到普布村的第二十天,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里的时间。不是钟表上的时间——他的手机早就关了,放在行囊最底层,和那支录音笔放在一起。是另一种时间:天亮起来,天黑躺下,火堆灭了就加牛粪饼,饿了就吃糌粑,桑杰磨刀的声音响起来就知道是傍晚。
这天没有天葬。桑杰被次仁老者叫去修理村口那扇被风刮歪的木栅栏,徐云深一个人待在石屋里,把行囊里的东西翻出来整理。不是需要整理——是需要找点事做。人一旦习惯了高原的节奏,手脚闲下来反而觉得不对劲。他把换洗衣服叠了一遍,把急救包里仅剩的几样东西按大小排列,把已经没电的充电宝擦了又擦。然后他摸到了行囊最底层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牛皮纸信封。用胶带封着口,封得很仔细。出发前他从父亲书房的抽屉里拿的。
他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牦牛毡子上。五卷胶卷底片,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橡皮筋已经老化,轻轻一碰就断了。底片保存得不算好,有几张边缘有霉斑,但大部分还能看到影像——他拿起来对着门口漏进来的日光看。负片的颜色是反的,他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雪山、石屋、一群人。其中一张,他认出了那个暗红色的藏袍——不是桑杰,是另一个更年长的男人,身形和桑杰相似但更瘦削,站在天葬台旁边,手里拿着刀。桑杰的舅舅。父亲的镜头曾对准过他。
还有几张是风景:普布错那片深色的湖面,风蚀的石林,冈仁波齐的雪峰。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但他的镜头不沉默。每一帧都拍得很认真,不是随手按的快门,是等过光线、等过云的位置、等过人走到最合适的地方才按下快门的那种认真。
他放下底片,重新看了一眼信封。里面还有一张字条,是父亲的笔迹,用铅笔写的,已经很淡了。
“冲洗后请寄:上海市杨浦区——”
后面是父亲单位的地址。日期是二十年前。
父亲当年拍完这些照片,把底片带回来,装进信封,准备冲洗后寄给单位存档。但他没有冲洗。也许是因为出差太多,也许是因为回来后家里的琐事把这件事盖了过去,也许只是因为忘了。这个信封就这样在抽屉里躺了二十年。直到他的儿子把它带回了它产生的地方。
徐云深把底片重新整理好,放回信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
桑杰回来的时候,徐云深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你父亲的东西。”
“照片。二十年前拍的。”徐云深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底片递给他,“这个,是你舅舅吗。”
桑杰接过底片,对着日光看了一会儿。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在底片边缘停住了。不是捏——是轻轻搭在那里,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是他。”
“我爸拍了很多。村子的,湖的,雪山的。还有你舅舅的。”
桑杰把底片还给徐云深,在门槛上坐下来。两个人并肩坐在门框里,面朝外面那片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高原。
“你能洗出来吗。”桑杰问。
“需要药水。镇上应该有照相馆。”
“镇上很远。”
“我可以走。一天来回应该够。”
桑杰站起来,走进石屋。徐云深以为他去拿水壶,但他走到木架前,打开那个小木盒——放着红色毛线帽和那张黑白合影的木盒——从最底层翻出一样东西。
一卷冲洗好的胶卷。用黑纸包着,外面用皮筋扎紧。
“这个,也是你父亲的。”
“什么?”
“二十年前他寄回来的。师父收的。他不会写信,就寄了照片。”
徐云深接过来,拆开黑纸。胶卷已经冲洗好了,正片,可以直接看。他对着日光一张一张看过去——第一张是全村人的合影,和桑杰木盒里那张一样,但光线更好,每个人的脸都清晰。第二张是桑杰的舅舅在天葬台上磨刀,侧脸被晨光照得发亮。第三张是普布错,湖面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蓝色——不是墨色,是另一种颜色。也许是因为季节不同,也许是因为光线不同,也许只是因为父亲按下快门时的心情不同。
最后一张是桑杰。少年桑杰。大概十岁,站在石屋门口,手里捧着一只旱獭幼崽。不是他在笑——是那只旱獭正在舔他的手指,他低头看它的表情不是笑,但和笑有某种相同的弧度。那个表情让徐云深想起,桑杰在旦增终于吹响骨笛时右手拇指轻轻扣食指关节的动作。
“这张。你十岁。”
“嗯。”
“你那时候养旱獭?”
“师父不让养。这只也是救的。第三天就放了。”
“我记得你上次说,旱獭不会回来。”
桑杰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划了一道看不见的线。
“那只回来了。在村子边上住了很久。”
“你刚才说不会回来。”
“别的不会。那只不一样。”
徐云深把最后那张照片举高一些,让日光完整地照在少年桑杰和那只旱獭身上。他不知道这只旱獭最后怎么样了,桑杰没有说,他也不会问。但他忽然理解了桑杰为什么会在石坡上蹲下来,用自己的血磨过刀的手去按住一只受伤的旱獭幼崽的胸口。那不是第一次。他从十岁就开始做这件事。
“这些底片,我想洗出来。”
“镇上远。明天,我陪你去。”
“你不是很长时间没有下过山了?”
桑杰没有说话。他把磨刀石和刀装进皮袋里,挂在门边的木钩上。然后拿起水壶,给火堆上挂着的铁锅加水。水声在安静的午后响了一阵,然后他开口。
“二十年前没把照片给你们。二十年后,应该给。”
第二天清晨,徐云深和桑杰一起下了山。这是桑杰为数不多的几次离开普布村,上一次还是三年前,去日喀则买药。镇上比徐云深想象的要远,他们走了将近四个小时。桑杰一路上没有说话,但脚步比平时略快。不是急切,是某种更接近郑重的东西。
照相馆在镇子最边缘的一条街上,门口挂着一个褪色的柯达招牌。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汉族老人,在这边开了大半辈子照相馆,看到底片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
“老底片了。保存得还行,有几张边缘有霉,不过主体没事。能洗。”
“多久能取?”
“一个小时。”
他们把底片全部冲洗了,包括徐云深带来的五卷和桑杰带来的那一卷。等照片的时候,他们坐在照相馆门口的台阶上。镇上的海拔比普布村低了将近一千米,空气含氧量高了一些,但反而让徐云深觉得有点不适应——太浓了,太暖了,太多的声音。摩托车、喇叭、商店门口播放的藏语流行歌曲。他已经习惯了普布村的安静。
桑杰显然更不适应。他坐在台阶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脊背挺直,像一块被搬到陌生环境里的石头。
“不习惯?”
“吵。”
“我也是。来之前觉得上海吵,来之后觉得这里吵。”
桑杰没有回答,但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幅度太小了,小到可以被解释为风吹过的错觉。但徐云深知道不是风。
照片冲洗好了。老板把它们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递出来,数量比他预估的多——有一些底片能洗出多张不同曝光的版本,老板没额外收钱,说这些老底片难得见到,就当交个朋友。徐云深站在照相馆门口,一张一张翻过去。父亲拍的雪山,父亲拍的湖,父亲拍的桑杰的舅舅,父亲拍的少年桑杰和旱獭。这些照片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从普布村到上海,从上海到普布村,再到这个小镇上的照相馆——最终变成了一叠拿在手里的正片。不是回去。是回来。
其中有一张,父亲站在冰川前,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哭的戴红色毛线帽的孩子。相机大概是架在石头上用自拍模式拍的,构图不太讲究,画面边缘有一点畸变。父亲笑得很淡,嘴角微微上扬,那种不习惯被拍照的人努力配合的样子。八岁的徐云深在他怀里哭得五官皱成一团,红色帽子歪到一边,快要掉下来。
背景里,冰川的裂隙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裂隙边缘站着一个少年,逆光,看不清脸,但能看见他伸出一只手——朝着小孩的方向。不是拉,是护。那只手的位置恰好挡在小孩和裂隙之间,像是如果小孩再往后仰一点,那只手就会接住他。
桑杰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的手指落在背景那个少年的轮廓上。
“那天,你差点掉进冰缝里。你父亲在拍照,没注意。我师父看见了,叫我过去。我站在这里——你没有掉。但师父说,站着,万一掉了,可以拉。”
他停下来,手指从照片上移开。
“你没有掉。”
徐云深看着那只在逆光中近乎透明的手。二十年前这只手在冰川边缘护过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二十年后同一只手把一碗退烧药端到他面前。而在此之前,桑杰从未提过。不是忘了——是不觉得需要说。在他看来,站在冰缝边以防万一和蹲下来给一只旱獭处理伤口是同一件事——需要做,就做了。
他把照片递给桑杰。
“这张,你留着。”
桑杰接过照片,低头看了片刻。没有说谢谢——他从来不说——但他把照片小心地放进藏袍内侧的口袋里,那个放骨笛的地方。
回去的路上,经过垭口,他们停下来休息。垭口的风很大,吹得经幡猎猎作响。从垭口回望,可以看到普布村的方向——很小,几乎被山体遮挡。但天葬台上方的天空中有几个黑点在盘旋。
“它们在等你。”徐云深看着那些秃鹫。
桑杰抬头看了一眼,没有回答。但他从怀里摸出那支木笛,对着垭口的风吹了六个音。不是叫秃鹫——距离太远,秃鹫听不到。是某种习惯。回到高原,就要吹响笛子。就像回到石屋就要生火,回到天葬台就要磨刀。他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不管有没有用。
他们继续走。太阳偏西的时候,回到了普布村。
村口,旦增正蹲在地上练习包扎——用自己的手臂反复练习打结,松了拆,拆了打。罗布骑在栅栏上,远远看见两个身影从小路上走来,从栅栏上跳下来,跑向村口。旱獭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石坡上,蹲在它的老位置,朝他们这边张望。
徐云深握紧手里的牛皮纸袋。照片在里面,沉甸甸的。他想起父亲在信封上写的那行地址,想起桑杰今天早上说的那句话——“二十年前没把照片给你们,二十年后,应该给。”
父亲没有送到的照片,他送到了。桑杰等了二十年的回信,今天收到了。
而他自己——他站在村口,看着旦增站起来朝他挥手,看着罗布跑过来好奇地探头看牛皮纸袋里装了什么,看着那只旱獭从石坡上跳下来往这边跑了几步又停住——他想,也许他也收到了什么。不是照片,不是信,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