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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夕阳许愿 四月的格拉 ...

  •   四月的格拉斯哥,白天越来越长。晚上八点,天还是亮的。林晓川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西边的天空还挂着一抹橘色,像有人用画笔在灰蓝色的画布上蹭了一下。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看着那抹颜色,觉得自己应该去一个地方。不是回公寓,不是去超市,不是去任何他每天都会去的地方。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他在手机地图上搜了一下——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火车一个小时。他看了一下明天的课表,上午没课。他买了票。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天刚亮,东边的天空是淡粉色的,云很薄。他洗了澡,穿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卫衣,戴上了那条五英镑的灰色围巾。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的头发长了,垂在额前,遮住了半只眼睛。他用手把头发往旁边拨了一下,露出额头。他看着自己的额头,觉得它很白,上面有一颗小小的痣。他没有注意到过这颗痣。他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头发又垂了下来。他决定去剪头发。不是今天,是回来之后。他在备忘录里加了一条——“剪头发”。
      从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出发,火车一个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建筑变成郊区的田野,从田野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海岸线。海是灰色的,和天空的颜色混在一起,分不清界限。他看着那片灰色,想起了他来格拉斯哥的第一天。那天他在机场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肺里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座城市里活过第一个月,活过第一场雪,活过那些失眠的夜晚和空白的文档。他活过了。他不仅活过了,他还对一个朋友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还冲进了雨里。他还在群里说了“晚饭吃了炒饭”。他还站在Tesco的收银台前,花了三十秒比较两种洗衣液的价格。这些事很小,但它们是证据。证明他活着,证明他在变。
      火车到达爱丁堡威弗利车站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他走出车站,站在北桥上,看着这座他只在照片里见过的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不一样。格拉斯哥是红砂岩的、工业的、硬朗的;爱丁堡是灰色的、古老的、像一座被时间凝固了的城市。远处的爱丁堡城堡矗立在死火山上,灰色的石墙在晨光里显得很重,像从岩石里长出来的。皇家一英里的街道从城堡脚下一直延伸到荷里路德宫,石板路被磨得很光滑,反射着天空的颜色。他沿着皇家一英里往下走,两边是古老的建筑,石墙上刻着几百年的痕迹。游客很多,来自各个国家,说着各种语言。他从他们中间走过,没有人看他。他喜欢这个。他喜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被任何人注意。不是因为他想藏,是因为他想看。他想认真地看这座城市,不需要担心被看。
      他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拐进一条上坡的小路,路标上写着“Calton Hill”。路很陡,石板被磨得很光滑。他走得很慢,不着急。他想在天黑之前到顶上,但现在才上午,他有很多时间。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回过头看。爱丁堡的城市在他脚下铺展开来,灰蓝色的屋顶,黑色的烟囱,远处的海模糊成一条银灰色的线。他站在那里,喘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上走。到了山顶,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缩着脖子,走到那片他看过照片的地方。
      卡尔顿山。未完成的立柱。国家纪念堂,仿帕特农神庙的风格,只建了十二根柱子就停了,像一座被时间遗弃的建筑。他站在柱子下面,仰着头看着那些高耸的石柱。风从柱子之间穿过来,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唱歌。他走过去,站在一根柱子前面,把脸贴在石面上。石头是凉的,粗糙的,有一种几百年的、沉甸甸的温度。他闭着眼睛,感受那种凉,那种硬,那种不被时间改变的沉默。他觉得自己也想变成一根柱子——站着,不倒下,不离开,不说话。他不需要被人喜欢,他只需要站在那里。但他不想变成柱子了。他想变成一个人。一个会移动的、会改变的、会爱也会被爱的人。柱子不会爱。柱子不会痛,但也不会暖。他不想不痛了,他想暖。他想暖到可以把手伸出去,搭在另一个人的腰上。像Tesco收银台前的那个男人一样,自然得像呼吸。
      他在卡尔顿山上待了很久。他在山顶上走着,从国家纪念堂走到纳尔逊纪念碑,从纳尔逊纪念碑走到城市天文台。他在山顶另一侧的长椅上坐下来,面对着福斯湾,面对着西方。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南边,又从南边开始往西偏。他坐在那里,等着。他不知道在等什么。也许是等太阳落下去,也许是等天黑,也许是什么都不等,只是想坐在这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着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以前他不敢这样坐。因为一坐下来,脑子就会开始转,转那些不该转的事。现在他敢了。他坐下来,脑子在转,但转的东西不一样了。他在想苏晚的手搭在他手臂上的温度,在想Callum说“You’re alive”时的大嗓门,在想Aisha给他带的那盒切好的芒果,在想Thomas放在他桌上的美式咖啡。这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转,转得慢,不疼。他的脑子像一个唱片机,以前放的是一张 scratched 的唱片,同一段旋律卡住了,反复地播——“有病,有病,有病”。现在那张唱片被拿下来了,换了一张新的。新唱片播的是草莓、雪人、炒饭、洗衣液。这些声音不好听,但它不卡。
      太阳开始往下沉了。不是突然往下掉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一片一片的,像被撕碎的绸缎。爱丁堡城堡在夕阳里变成了黑色的剪影,福斯湾的海面上闪着金色的光。他看着那片光,想起了小时候在天花板上看到的那片水渍。那片水渍是海,是他心里的海。那片海从八岁开始翻涌,翻涌了十五年,跟着他从南方小镇到北京,从北京到格拉斯哥,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它跟了他那么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以为它会永远跟着他,但现在他坐在这里,看着这片夕阳,觉得那片海好像安静了一些。不是因为它不翻了,是因为他不再挣扎了。他不再和它对抗了。他让它翻。翻够了,它自己会停的。
      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愿。不是在伦敦,不是在泰晤士河边。是在更早的时候,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八岁那年,陈诺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他把糖攥在手心里,没有吃。他看着陈诺跑远的背影,在心里说——“我想和他一直做朋友。” 那是他的第一个愿。那个愿没有实现。陈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十五岁那年,沈予洲在操场上对他笑了一下。他低下头,假装没看到。他听着自己的心跳,在心里说——“我希望他能再看我一眼。” 那个愿也没有实现。沈予洲看了他一眼,然后和别的同学打球去了。十八岁那年,白宇站在车站检票口,回过头来对他挥手。他站在那里,风吹着他的脸,他想说“我喜欢你”,但嘴巴张不开。他在心里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说出来。” 这个愿也没有实现。他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白宇回了“有病”。他许了很多愿,大部分都没有实现。但他还在许。因为他相信,愿望不是为了实现的,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即使走不到,你也在走。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糖纸。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蓝白相间的图案已经褪成了灰白色,叠得很小,像一个迷你的信封。他把糖纸展开,对着夕阳的光看。糖纸皱皱的,很薄,光从背面透过来,把那些褶皱照得很清楚,像一张地图。地图上有很多条线,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他看着那些线,觉得那是他走过的路——从南方小镇到北京,从北京到格拉斯哥,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一条线连着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连着一个他。他走了那么远的路,见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他没有白走,他走到了这里,在卡尔顿山上,在夕阳里,手里握着一张皱巴巴的糖纸。
      他把糖纸叠好,放回口袋。然后站起来,面对着那片橘红色的天空。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他没有许愿。因为他不知道该许什么愿。他想要的太多了——想要被爱,想要不害怕,想要光明正大地走在阳光下。他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愿望,也许它们只是他还没有活到的那部分人生。他站在那里,风吹着他的脸,夕阳照在他的身上。他站了很久,久到夕阳完全落下,天边只剩下一抹淡淡的橘色。远处的爱丁堡城堡亮起了灯,橘黄色的,暖暖的。他该回去了,回到格拉斯哥,回到那间小小的公寓,回到那张单人床上。但他会记得今天。记得在卡尔顿山上,在夕阳里,他站了很久,什么都没有说,但什么都说了。他对自己说了,对那个从八岁就开始藏的自己说了——你还在走,你没有停,这就够了。
      他走下卡尔顿山,走回威弗利车站,坐上了回格拉斯哥的火车。车厢里人不多,他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田野、村庄、羊群在暮色里慢慢暗下去。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火车在一个小时后到达格拉斯哥中央车站,他走出车厢,走过站台,走出车站。夜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温和的、不刺骨的凉意。他站在车站门口,看着街上的灯光。路灯,车灯,店铺的橱窗灯,酒吧的霓虹灯。那些光在他的眼睛里亮着,红的,绿的,黄的,白的。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很多光。他不知道那些光能不能算作陪伴,但他觉得它们比黑暗好。它们在,在他需要光的时候,在他走在格拉斯哥的夜风里的时候,在他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时候,它们在。这就够了。
      他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他上电梯,走到6012,开门,进去,关上门。他没有开灯,站在玄关。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个橘黄色的四边形。他站在那道光里,站了几秒钟。然后他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坐下来。他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他写了一行字——“今天去了卡尔顿山。看夕阳。没有许愿。” 他停了笔,看着这行字。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我不知道该许什么愿了。我想要的,我正在走。”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下面。然后他脱了衣服,洗了澡,躺到床上。窗外的路灯亮着,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他看着那道白线,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没有立刻起床,就那样躺着,让阳光晒着他的脸。他想起昨天在卡尔顿山上,他面对着夕阳站了很久。他想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愿望。他不确定它们会不会实现,但他知道他在路上。他在格拉斯哥,在春天,在一个慢慢变长的白天里。他起了床,洗漱,穿衣服。他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头发。太长了,垂在额前,遮住了眼睛。他想起昨天在备忘录里写的“剪头发”。他决定今天就去。
      他走到Dumbarton Road上那家很小的理发店,推开门。店里只有一个理发师,一个头发花白的苏格兰老头,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剪头发。他看到林晓川进来,说了一句“Take a seat”。林晓川坐在椅子上等着。理发店的墙上贴满了照片,各种发型的照片,有些已经泛黄了,边角翘起来了。他看了一会儿,看不出来这些发型有什么区别。他觉得所有的发型都差不多,长一点和短一点的区别。理发师给那个男人剪完了,收了钱,擦了椅子,然后朝林晓川招手。
      “How do you want it?” 理发师问。林晓川想了想。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发型。他以前的发型永远是——“短一点就行”。他说了“short”。理发师点了点头,拿起剪刀,开始剪。剪刀在他的头上咔嚓咔嚓地响,头发一绺一绺地掉下来,落在白色的围布上。林晓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人头发在变短,额头在露出来。他看到了昨天看到的那颗痣。那颗痣在左边额头上,很小,浅棕色的。他以前没有注意到它。他盯着那颗痣,觉得它是他的一部分。很小,但属于他。理发师剪完了,用刷子刷掉他脖子上的碎发,解开围布,说“All done”。林晓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短了,额头露出来了,眼睛看得更清楚了。他觉得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了,也更精神了。不是变好看了,是变清楚了。以前他的脸被头发遮着,像一幅被布盖住的画。现在布掀开了,他看到了画。画不完美,有瑕疵,有那颗痣,有那些不平整的地方,但它在那里。
      他付了钱,走出理发店。风吹在他的额头上,凉凉的,他觉得自己的额头在和空气握手。他伸手摸了摸额头,头发茬子扎手,刺刺的。他笑了一下。
      他给苏晚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剪完头发后的自拍。他不知道怎么自拍,拍了好几张都觉得不好看,最后选了一张稍微不那么难看的。他发了过去。苏晚秒回:“哇!好看!” 他打了“谢谢”发了出去。苏晚说:“你真的应该早点剪,之前那个发型太遮脸了。” 林晓川看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走在Sauchiehall Street上。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不烫,但暖。他觉得自己的额头在被什么东西亲吻。也许是阳光,也许是风,也许是他自己。他不知道,但他觉得那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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