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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春游时我们 ...

  •   那天晚上之后,我以为江叙白至少会和我说点什么。

      比如“昨晚的事别跟别人说”,比如“你以后别再管我了”,比如又一次“别靠近我”。

      我都想好怎么回答了。

      我会说“我没跟别人说”,我会说“我偏要管”,我会说“你说了不算”。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他已经在座位上了。

      书包放在桌上,课本翻开在昨天的那一页,手里拿着笔在写什么。

      一切还和往常一样。

      我走到座位旁,把书包放下,拿出那袋温热的早餐,今天是豆奶和包子,放在他桌角,动作一气呵成,练了快一个学期,已经熟练到不需要思考了。

      他看了一眼那袋东西,然后他伸出手,把豆奶拿出来,插上吸管,喝了一口。

      是当着我的面吃的。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像是有人在我胸腔里放了一颗跳跳糖。

      我心跳得很快,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课本,怕他看到我的表情。

      在我的余光里,他喝了,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喝我带的豆奶。

      他不等所有人都走了才偷偷吃掉。

      江叙白当着我的面,插上吸管,喝了一口,然后继续写卷子。

      好像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用余光看他,他的侧脸还是那样清冷,睫毛垂下来挡住了眼睛。

      但从我这个角度,能看见他微微滚动的喉结,很好看。

      我低下头,用力咬了一口自己带的包子,差点咬到舌头。

      那天上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太专注了,专注在感受旁边的这个人,他翻页时的细微声响,他笔尖落在纸面上的沙沙声,他呼吸时胸腔起伏的频率。

      这些声音我一直都能听见,但从今天开始,它们有了不同的意义。

      因为他喝了我的豆奶。

      这个认知让我从第一节课脸红到了第四节课。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如既往地给他带早餐。

      他也一如既往地收下,并且在大多数时候会当着我的面吃掉一部分。

      有时候只喝牛奶不吃面包,有时候只吃包子不喝豆浆。

      我偷偷记下来,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甜的东西,豆奶换成纯牛奶之后他吃得更多一些。

      于是从下一周开始,我带的早餐从豆奶换成了纯牛奶。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一整周,他每天早上都在喝我带的牛奶。

      我想,这大概就是江叙白式的“谢谢”了。

      不说,但做。

      四月初,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

      说是春游,其实就是拉到城郊的一个生态公园走一圈,美其名曰“亲近自然、陶冶情操”。

      同学们都很兴奋,提前好几天就开始讨论带什么零食、穿什么衣服。

      我不太兴奋,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春游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偷偷摸摸地给他带吃的了。大家都在吃,他如果不吃,反而会显得奇怪。

      春游那天是个晴天,太阳不大,风很舒服。

      大巴车上,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聊天、分享零食、用MP3听歌。

      江叙白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个人,戴着耳机看向窗外。

      沈栀拉着我坐到了前面几排,但我一直在往后看。

      “别看了。”沈栀塞了一包薯片在我手里,“脖子要扭断了。”

      到了公园,老师说要先集体活动,然后自由活动两小时。

      自由活动时间一到,同学们就像被放出笼子的鸟一样四散开来。

      江叙白往公园深处走了。

      我跟了上去。

      反正公园的路就这么几条,怎么走都是顺路。

      他走到一棵大榕树下面,停了下来。

      那棵榕树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还是那本《围城》,封面已经磨损得厉害,书脊上的透明胶带又多了几层,然后靠着树干坐下来,开始看书。

      我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把视线移回了书上。

      我从包里拿出两个饭团,是我早上自己做的。

      一个肉松的,一个梅子的。

      我犹豫了一秒,把肉松的那个递过去。

      “你吃吗?我多做了一个。”

      他看了一眼饭团。

      那是他第一次没有说“不用”,没有犹豫,也没有推回来。

      他伸出手接过了饭团:“谢谢你。”

      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被别人听见。

      我的心脏又开始不争气地猛跳了。

      他吃东西的样子很安静。

      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阳光透过榕树叶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睫毛照成了浅棕色。

      我想起上次在食堂里看他吃白饭咸菜的样子。

      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他值得吃更好的东西。

      值得吃热腾腾的饭菜,有人陪他一起吃,是不用担心下一顿在哪里的那种安稳。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产生这么强烈的、近乎本能的保护欲。

      但那种感觉是真实的,我想要他过得好,哪怕那个“好”跟我没有关系。

      “好吃吗?”我歪头问他。

      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咽下去,点了点头:“比食堂的好吃。”

      我笑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好傻,傻到一直等他那么久。

      “那我以后多做一点,反正我每天早上也做饭。”

      他看着我,没有立刻说“不用”。

      沉默了两秒钟之后,他说:“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

      又是这句话。

      “我又不是为了‘有必要’才对你好。”

      他垂下眼,看着手里攥成团的保鲜袋,指腹在塑料袋上反复摩挲着。

      “林知夏。”

      “嗯。”

      “我不值得。”

      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像是被人捏住了。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我了。

      他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我说不上来。

      是一种复杂的、像是溺水的人看见岸边有一只手但不敢去抓的那种表情。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

      但他最终只是把那团保鲜袋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了校服口袋里。

      “走吧,快集合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往集合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等了我一下。

      就那么一下。

      他停下来,等我从石头上站起来,然后我们并肩走回去。

      肩膀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十厘米。

      我能感觉到他走路时带起来的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能看到他右手手背上那个已经变成了浅粉色的圆形烫疤。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我们就那样走了一段路,不长,大概只有两三分钟。

      但那两三分钟,是我十六岁的春天里,最漫长也最短暂的两三分钟。

      春游之后,我开始更系统地观察江叙白。

      我没有偷看,我只是在观察。

      我把这两个字区分得很清楚,偷看是偷偷摸摸的、不好意思的;观察是认真的、有目的的。

      我的目的是什么?

      说出来有点可笑:我想知道他到底有多难。

      我知道他家没钱,他爸是赌鬼,他和他妈经常挨打。

      但这些是概念,不是事实。

      我想知道的是事实,具体到每一顿饭、每一件衣服、每一次他皱眉是因为疼还是因为饿了的那种事实。

      于是我开始记在那个写他喜好的笔记本上。

      四月七号,他的校服袖口开线了,第二天他用同色的线缝好了,针脚很细,比我妈缝的还整齐。

      四月十二号,午饭时间他在食堂打了两个素菜一碗米饭,六块钱。

      他没有去拿免费咸菜,我猜是因为咸菜太咸了,他最近嘴唇有点干裂。

      四月十五号,他的运动鞋开胶了,他用502胶水粘了一下,干了之后鞋头有一块发白的硬壳。

      四月二十号,他没有来上学。

      那是我记忆中最长的一天,仿佛过了很久很久。

      他的座位空着,桌面上什么都没有。

      我给他带的早餐孤零零地放在桌角,牛奶慢慢变凉,包子皮从软变硬。

      每一节课我都以为他会在下一节课出现。

      但是他没有出现。

      放学后我鼓起勇气问了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说江叙白请假了,理由是“家里有事”。我问什么事,王老师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别担心。”

      别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

      四月二十一号,他还是没来。

      四月二十二号,没来。

      四月二十三号,没来。

      那三天我做了什么?

      我上课走神,被数学老师点了两次名。

      我晚饭吃不下,我妈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有。

      我每晚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他被人堵在巷子里的画面:三月的巷子,三个成年人,他背靠着卷帘门,手在背后做“不要过来”的手势。

      我以为他会像上学期一样,消失几天,然后带着新伤回来,一切如常。

      但第四天,他回来了。

      四月二十四号,周三。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座位上了。

      书包放好了,课本翻开了,铅笔盒在桌角摆得整整齐齐。

      他看起来不像有什么事。

      除了……他的左手手腕上缠了一圈白色的布。

      只是普通的棉布条,从旧衣服上剪下来的那种,边缘还有些毛糙。

      纱布被缠得很紧,上面没有血,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中段,遮住了他左手几乎所有的皮肤。

      他坐在那里写英语卷子,左手放到桌下。

      我在他旁边坐下,把早餐放在桌角,今天带的是纯牛奶和肉包子,温度刚好。

      他看了一眼,顿了顿,拿起来吃了。

      和平时一样。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像他没有消失四天,好像他的左手上没有缠着纱布,好像一切都正常。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他让我别问。

      但我的嘴比我的脑子快。

      “你的手……”

      “没事。”他的声音很平,和往常一样。

      “纱布……”

      “擦伤了,过两天就好了。”

      他在撒谎。

      我知道他在撒谎。

      擦伤不会用棉布条缠,不会缠那么紧,不会让他把左手一直放在桌下。

      但我没有拆穿他。

      拆穿了也没有用,他不会告诉我真相,不会告诉我这四天发生了什么,不会告诉我他爸是不是又欠了新的债,不会告诉我那些追债的人是不是又对他做了什么。

      他能做的只是坐在我旁边,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能做的只是装作相信他。

      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餐再多带一个鸡蛋。

      五月初,天气开始热了。

      江南的五月,不像春天也不像夏天,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温热。

      梧桐树长出了新叶,教室里开始开电风扇,很多人换上了短袖校服。

      江叙白也换上了短袖。

      他的左手手腕上的纱布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伤疤。

      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一圈暗红色的、边缘有些发紫的印痕,像一条戴在手腕上的旧绳。

      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问。

      但我们之间有一个无声的默契:我装作没看见,他装作我不知道。

      有一天中午,我吃完饭回到教室,发现江叙白不在。

      他的书包还在,课本摊开着,铅笔盒放在上面。

      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去了走廊。

      他站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

      不是上次低血糖蹲着的那种姿势,是背靠着墙站着,仰着头,闭着眼睛。

      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脖子上、锁骨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几乎透明。

      他没有听见我走过来,或者说他以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来。

      他的嘴唇在动。

      不是在说话,是在默念什么。

      我站在楼梯间外面,没有进去,也没有出声。

      我听见了他在念是数字。

      一串一串的数字,念得很轻,像在数数。

      “三千,四千一,五千……”

      他停下来,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还差两万……”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下个月底之前,如果还凑不够……”

      他没有说完。

      他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像咽下一口没有嚼碎的药,很苦很苦。

      然后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没有眼泪,他从来不哭,但他擦眼睛的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眼眶里挤出去。

      我退了回去。

      走回教室的时候,我的腿在发软。

      两万。

      不是两千,是两万块,对于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来说是什么概念,我可以想象。

      他一天的生活费不超过十块钱,一个月三百。

      两万块,他要不吃不喝攒将近六年。

      而他爸让他来还。

      那些追债的人让他来还。

      这个世界让他来还。

      我坐在座位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眼泪掉在校服袖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的内心是愤怒的,一种无能为力的、找不到出口的、憋在胸腔里快要炸开的愤怒。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能替他还钱,不能替他报警,他爸赌钱欠债后让他去还钱,警察管不了这个。

      我甚至不能替他挡掉那些人的拳头,因为他会在那些人碰到我之前,先把我推开。

      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多带一份早餐,在他的桌角放一袋牛奶、一个包子、一个鸡蛋。

      然后在他假装一切正常的时候,也假装相信他。

      这算什么?

      这能改变什么?

      什么都不能。

      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历史课。

      老师在讲台上讲辛亥革命的意义,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在笔记本的边角写了一行字。

      “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写完之后我看着这行字,觉得自己太夸张了。

      他才十六岁,不会死的。

      对吧?

      不会的。

      我把那行字划掉了。

      但我没有撕掉那一页。

      多年以后我翻到这本笔记本,看到被划掉的那行字,墨迹已经有点褪色了,但字迹还是清晰的。

      “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十六岁的我,以为自己只是在写一句很重的话。

      二十五岁的我,对着这行字哭了很久。

      因为十六岁的我不知道,后来的江叙白,差一点就真的死了。

      而我甚至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我们两个人,像是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走路,看得见对方的轮廓,但永远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他迈一步,我迈一步。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远离。

      但玻璃一直在那里。

      不会碎,也不肯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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