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树树作证》fan繁华依旧

5、杨梅又红 故人归来 第五章

　　第五章《杨梅又红，故人归来》

　　二〇〇四年春天，良平和秀兰在广州重逢之后，并没有立刻在一起。

　　他们像两根被水冲散的树根，在各自的方向上扎了太多年，重新靠近的时候，反而有些笨拙和小心翼翼。秀兰每个周末从白云区坐公交车来天河，良平去车站接她，两个人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走，说很多话，吃很多顿饭，看很多场电影。但每次到了分别的时候，秀兰都会说一句“我回去了”，然后转身上公交车，从不当着他的面回头。

　　良平知道她在犹豫什么。

　　她不是不喜欢他。她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和他站在一起。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在外资银行做量化分析，一个月挣的钱够她干小半年。而她呢？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打工妹，在工厂里做技术主管，虽然手下管着几十号人，但那终究是工厂，是流水线，是那些穿着工服、吃食堂、住宿舍的日子。

　　秀兰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消化这种落差。

　　这一年里，她做了一件大事——她从工厂辞了职。

　　不是冲动，是她想了很久的决定。她在服装行业干了将近十年，从车位工做到技术主管，整个生产流程她闭着眼睛都能说清楚：面料采购、打版裁剪、车缝整烫、质检包装，每一个环节的门道她都摸透了。她认识珠三角几十家面料供应商，手里有一批技术过硬的工人资源，甚至有几个老客户私下跟她说过，如果她自己出来干，一定把订单给她。

　　“你要创业？”良平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他放下手里的报表，把椅子转向窗户，看着珠江新城的夜景。

　　“嗯。”秀兰的声音不大，但很笃定，“我想了很久。我想试试自己做。”

　　“需要多少钱？”

　　秀兰愣了一下。她以为良平会问她“你行不行”“有没有把握”“亏了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她准备了很多话来回答这些质疑，但良平问的是“需要多少钱”。

　　“我算过，”秀兰说，“启动资金大概要三十万。我自己攒了八万块，还差二十二万。”

　　“我来想办法。”良平说。

　　“良平，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

　　“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要钱的，你是在告诉我你要创业了。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支持你。支持你分两种，一种是嘴上说说，一种是真金白银。我选第二种。”

　　秀兰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工业区夜景，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她没有哭，但鼻子里酸酸的。

　　第二天，良平把二十二万块钱打到了秀兰的账上。加上秀兰自己的八万块，一共三十万——这是她全部的家当，也是她全部的希望。

　　秀兰在番禺区租下了一间五百平米的厂房。地方有点偏，离市中心远，但租金便宜。厂房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厂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秀兰带着弟弟建军和两个工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卫生、粉刷墙壁、拉电线、装灯管。

　　设备是二手的。她在东莞找到一个倒闭的小厂，用半价买下了他们的平缝机、锁边机、钉扣机。机器拉回来的那天晚上，秀兰一个人坐在厂房里，摸着那些冰冷的铁壳子，心里又紧张又兴奋。她想起当年在镇上裁缝铺里，周师傅那台老掉牙的蝴蝶牌缝纫机——她就是从那么一台机器开始的。

　　建军帮她把机器一台一台摆好，排成三条生产线。小伙子干活利索，满头大汗也不喊累。秀兰看着弟弟，忽然觉得他长大了，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弱的病秧子了。

　　“姐，”建军擦了一把汗，问她，“你说咱们这厂能行吗？”

　　“能行。”秀兰说，声音比她心里有底得多。

　　招工是最难的。秀兰的厂子新开，没有名气，位置又偏，好一点的工人不愿意来。她在厂门口贴了招工启事，一个星期只来了七个人报名，其中三个还嫌工资低走了。秀兰咬了咬牙，把工资提到了跟大厂差不多的水平，又发动建军去附近的工业区发传单。又过了一个星期，总算凑了二十多个人，勉强够开两条生产线。

　　开工第一天，秀兰早上四点半就醒了。她煮了一锅粥，蒸了两笼馒头，用保温桶装好带到厂里。工人们陆续来了，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从四川、湖南、江西的老家来广东打工，和当年的秀兰一模一样。她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旧书包，眼睛里带着对新环境的好奇和对未来的茫然。

　　秀兰站在车间前面，对着这二十几个女孩说了一番话。她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她说的是自己的故事——从赣南山沟里走出来，从裁缝铺学徒做起，在流水线上站了近十年。她说得平平静静，没有煽情，没有卖惨，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但她说完之后，有几个女孩的眼眶红了。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秀兰说，“我也是从这一步过来的。在我这里，只要你肯学、肯干，我不会亏待你们。技术好的，可以升组长；管理好的，可以升主管。这个厂子不只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第一个月，秀兰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早上六点到厂，晚上十二点才走。白天的订单要跟，晚上的质量问题要处理，原料供应商要催货，客户那边要交样衣，税务工商要跑手续，工人之间的矛盾要调解，机器坏了要找人来修……千头万绪，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有时候忙到深夜，她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醒过来发现脸上压出了红印子，手里还攥着一把尺子。她揉揉眼睛，去洗手间洗把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李秀兰，你行的。”

　　良平每个周末都来番禺。他帮秀兰做财务报表，帮她看合同，帮她分析客户信用风险。他学的数学和做的金融分析在这些事情上派上了用场，秀兰看不懂的表格他帮她做，秀兰拿不准的客户他帮她查。有一次秀兰和一个面料供应商谈价格，对方报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低价，良平翻了两页合同就发现里面有陷阱——交货期含糊、质量条款模糊、违约责任全部压在买方头上。秀兰倒吸了一口凉气，重新谈判，把条款一条一条掰扯清楚，最后签了一个公公平平的合同。

　　“幸亏有你。”秀兰那天晚上说。他们在厂房的楼顶坐着，看番禺的夜空。广州的光污染太重，看不见星星，但远处有飞机起降的灯光，一闪一闪的。

　　“你缺的不是能力，”良平说，“你缺的是一个人帮你分担。以前你一个人扛，现在有我。”

　　创业的艰难比秀兰预想的还要大。

　　第二个月，第一批大订单出了问题。客户是一家香港贸易公司的中间商，下单做五千件童装，交货期四十天。秀兰带着工人们加班加点，到第二十五天的时候，面料出了问题——从绍兴进的一批棉布，色牢度不达标，洗一次就掉色。秀兰拿到质检报告的时候，脑子嗡了一下。

　　五千件童装，已经裁了三千件。

　　她站在车间里，看着那堆已经裁好的布料，手心全是汗。建军走过来，看见她脸色发白，吓了一跳：“姐，怎么了？”

　　“面料有问题。”秀兰的声音很稳，但她的脑子在飞速地转，“掉色。这批货不能交。”

　　“不能交？那客户那边等着要货，违约金……”

　　“我知道。”秀兰打断他，“先把已经裁好的挑出来，没裁的布料全部退回去。面料商那边我去谈，客户那边我去沟通。”

　　那天下午，秀兰给面料供应商打了电话，对方一听要退货，态度立刻变了。说合同上没写色牢度的具体标准，说他们这批货给别的厂也用过没出问题，说退货可以但运费要秀兰自己承担。秀兰压着火气，把合同翻出来，一条一条地找。她找到了——合同附件里确实有技术指标，其中一条明确写着“色牢度≥4级”。对方沉默了几秒，说“我再跟厂里沟通一下”。

　　挂掉电话，秀兰觉得浑身像被抽空了一样。她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一团乱麻。客户那边怎么办？重新进面料要时间，赶不上交货期怎么办？违约金是三倍货款，她赔不起。

　　良平的手机响了。秀兰接起来，听见他的声音，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她憋了一整天没哭，听见良平的声音就绷不住了。她哭得很厉害，话都说不连贯，良平在电话那头听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你在厂里等着，我马上过来。”

　　那天晚上十点多，良平从广州打车到了番禺。他带了两份盒饭，一份是秀兰爱吃的豉汁排骨饭，一份是给自己的。秀兰哭过之后眼睛肿肿的，鼻子红红的。她接过盒饭，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

　　“吃不下。”秀兰把饭盒放在一边。

　　“吃不下也要吃。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你不吃饭哪有力气？”良平把饭盒又推回去。

　　秀兰看着他那副严肃的样子，忽然有点想笑。她拿起筷子，一口一口把饭吃完了。

　　第二天，秀兰一大早就去了客户公司。她带着样品和质检报告，当面跟客户解释了情况。客户是香港人，姓陈，四十多岁，做了二十多年服装贸易，是个行家。他看了秀兰带来的样品，又看了质检报告，沉默了很久。

　　“这批货我不要。”陈先生说，语气很平淡。

　　秀兰心里一沉。

　　“但我可以给你延期。你重新进面料，重新做，交货期往后推二十天。”陈先生看了秀兰一眼，“你这个人是讲信誉的。面料出了问题，你没有想着糊弄过去，而是主动来找我说清楚。这样的人，我信得过。”

　　秀兰听到“信得过”三个字，差点又要哭。

　　“陈先生，谢谢你。”秀兰站起来，给陈先生鞠了一个躬。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陈先生摆摆手，“快去忙吧，时间不多了。”

　　从客户公司出来，秀兰站在马路边上，深深吸了一口气。七月的广州热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汽车尾气和路边摊烧烤的味道。但秀兰觉得那些味道都是好的——它们意味着生活还在继续，意味着她还有机会。

　　她给面料供应商打了电话，对方同意全款退货并承担运费。她又联系了另一家面料厂，加急订了一批质量更好的棉布，虽然价格贵了两成，但交货期能赶上。她回到厂里，把所有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如实告知了情况。

　　“对不起大家，”秀兰说，“因为面料的问题，我们之前的工作白费了。接下来二十天要赶工，加班费翻倍。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扛过这一关。”

　　工人们互相看了看，没有一个说要走。

　　建军第一个站出来：“姐，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接下来的二十天，秀兰几乎没有离开过厂房。她和工人们一起加班，一起吃盒饭，一起趴在机器上打瞌睡。她的眼睛熬红了，嗓子哑了，瘦了整整一圈，但没有一句抱怨。

　　二十天后，五千件童装按时交货。陈先生亲自来厂里验货，抽检了五十件，件件合格。他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当场又下了八千件的订单，还给秀兰介绍了一个新客户。

　　那天晚上，秀兰回到出租屋，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她盯着天花板，忽然觉得很累很累，累到骨头缝里都在疼。但这种疼是好的，是她用汗水和眼泪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能摸得到的。

　　良平从广州打来电话，问她怎么样。

　　“活着。”秀兰说。

　　两个人都笑了。

　　良平笑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秀兰，你见过哪棵杨梅树是因为风大就倒的？”

　　秀兰愣了一下，没说话。

　　“杨梅树的根，扎得比谁都深。”良平说，“你就是那棵树。”

　　秀兰握着手机，嘴角慢慢弯了起来。窗外番禺的夜色很深很深，远处有零星的灯光和狗叫声。她想起李家洼的杨梅树，想起那两棵站着不说话的树，想起它们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在寒冬里，一年一年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而此刻，在广州市中心的珠江新城，良平正在做一个大型的量化交易系统，他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人员。窗外，广州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他站在落地窗前，脑子里有一套完整的量化投资模型——基于统计学、概率论和金融工程，如果能够落地，将会在资产管理、风险控制等领域产生巨大的价值。

　　他在等一个时机。

　　二〇〇五年，秀兰的服装厂搬了新厂房。八百平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设备也添置了一批新的。工人从二十多人增加到了六十多人，加上建军已经能独当一面，负责生产管理，秀兰终于可以从车间的琐事里抽身出来，专心跑客户和处理厂里的运营。

　　生意渐渐上了轨道。陈先生的订单越来越稳定，新客户也慢慢积累起来。秀兰做事的风格是实在——用料不掺假，做工不马虎，交货不拖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行当里，这种作风反而成了她最硬的招牌。

　　有一次，一个大客户来厂里考察。对方是法国一家品牌的采购代表，一个四十多岁的法国女人，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她走进车间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秀兰的厂房毕竟还是旧的，和那些现代化的大厂没法比。但她在车间里走了一圈之后，站在一条生产线旁边看了很久。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正在做一道复杂的工序，法国女人用法语对她的翻译说了一句什么，翻译转过来对秀兰说：“她说，这个姑娘的手艺很好，跟她在法国见过的老师傅差不多。”

　　秀兰笑了笑，把那女孩叫过来，让她当场做了一件样衣。法国女人看完样衣，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忽然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很厉害。”

　　秀兰愣了一下：“我？”

　　“你的工人，”法国女人指了指那个女孩，“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秀兰想了想，说：“她不是我从哪里找来的。她是从零开始学的。我教她的。”

　　法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转过来对秀兰说：“她说，她愿意给你一个试单的机会。如果能做好，后面会有长期的合作。”

　　那天晚上，秀兰在厂房的楼顶坐了很久。她把那个杨木小人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又看。小人已经很旧了，眉眼都快磨平了，但她还是能看出那是她——扎着两根辫子，弯弯的嘴角。

　　“良平，”她对着手机说，“法国客户的单子，我拿下了。”

　　“我就知道你能行。”良平在电话那头说。

　　“你在忙什么？”

　　“在写一个东西，”良平说，“一个很重要的大东西。等写完了，你就知道了。”

　　秀兰没有追问。她相信良平，就像良平相信她一样。

　　二〇〇六年春天，秀兰还清了良平那二十二万块钱。

　　她把钱打进良平账户的时候，附了一句话：“本金还清，利息慢慢还。”

　　良平打电话过来，笑着说：“利息多少？怎么算？”

　　“利息是一辈子，”秀兰说，“慢慢还，不着急。”

　　那年五一，他们回了李家洼。侯德茂和张桂兰、李万山和王秀英，四个人在杨梅树下摆了张桌子，杀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算是给两个孩子办了订婚宴。没有请外人，没有放鞭炮，就是一家人坐在树下，吃了一顿饭。

　　秀兰给四位老人一人做了一件新衣服。给侯德茂的是深灰色的夹克，给张桂兰的是暗红色的棉袄，给她爹李万山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给她娘王秀英的是紫底碎花的褂子。每一件都是量了尺寸、选了面料、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王秀英穿着那件褂子，在杨梅树下转了一圈，问秀兰：“好看不？”

　　秀兰说：“好看。我娘穿什么都好看。”

　　王秀英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拉着秀兰的手，说：“兰兰，你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娘都知道。娘没用，帮不了你。”

　　秀兰握着母亲粗糙的手，摇了摇头：“娘，你不欠我什么。我走了，你比我更苦。”

　　两母女在杨梅树下哭了很久，哭完了又笑，笑完了又哭。侯德茂和李万山坐在旁边喝着米酒，两个老汉都不说话，偶尔对视一眼，各自端起碗喝一口。

　　良平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他穿着秀兰给他做的那件新衬衫，袖口绣了一枝杨梅。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了那个杨木小人。小人已经在他的口袋里躺了许多年，被体温焐得温温的。

　　他想起那年秀兰在县城汽车站把小人塞进他手里时说：“让它替我在你身边。”

　　这小人替她陪了他七年。现在，不需要了。她本人就在他身边。

　　二〇〇六年秋天，良平和秀兰在番禺的一家酒店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酒店不是什么高档的地方，就是工业区旁边一个普普通通的饭店，摆了十五桌。来的人不多，除了家人，就是秀兰厂里的工人和一些老客户。周师傅来了，拄着拐杖，从镇上坐了三个小时的车赶来。陈先生也来了，带了一束花和一瓶法国红酒。

　　秀兰穿着自己做的婚纱——白色的缎面长裙，裙摆上绣了一棵杨梅树，枝干从腰际延伸到裙摆，红果绿叶，是建军和她一起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良平穿着秀兰做的黑色西装，左边袖口绣了“杨梅树作证”，右边袖口绣了“要好一辈子”。他不是个爱炫耀的人，但那天他把袖子卷起来半截，故意让别人看见那两行字。

　　建军当伴郎，喝了不少酒，红着脸在台上说：“我姐这辈子不容易。良平哥，你要是欺负她，我……”

　　他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有杀伤力的话，最后一拍桌子：“我带着全厂的工人去找你算账！”

　　台下哄堂大笑。秀兰站在台上，看着弟弟那个傻乎乎的样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良平拿起话筒，说了几句话。他说得不多，但每一句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小时候，我跟秀兰说，谁欺负你，我跟他拼命。后来长大了，不能拼命了，要讲道理、讲规矩、讲法律。但我心里那个念头从来没变过——谁都不能欺负她。包括我自己。”

　　他顿了顿，转头看了一眼秀兰。

　　“秀兰，我说到做到。”

　　全场安静了两秒钟，然后掌声响了起来。秀兰站在台上，穿着一身白纱，笑得眉眼弯弯。她看着良平，觉得这个男人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婚礼结束后，宾客散去。良平和秀兰站在酒店门口送客，天已经黑了，远处工业区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

　　“走吧，回家。”良平牵起秀兰的手。

　　“回家？”秀兰歪头看他。

　　“回我们的家。”良平说。

　　秀兰点了点头，两个人牵着手，走进广州的夜色里。

　　婚后，良平和秀兰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业。

　　秀兰的服装厂稳步发展。二〇〇七年产值突破了五百万，二〇〇八年达到了八百万。她在番禺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有一个大阳台，阳台上能看到珠江。她装修的时候专门留了一间书房，靠窗放了一张大书桌，桌上摆着那台旧电脑、那尊杨木小人、那张泛黄的小学合影，还有周师傅送的那对银镯子。

　　而良平，在这几年里，完成了一件大事。

　　他在银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了一套完整的量化投资策略模型。他在银行内部用这套模型做模拟交易，连续两年的收益率都跑赢了市场基准。

　　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良平所在的外资银行遭受了巨大损失，总部决定裁撤广州分行的量化交易部门。良平拿到了赔偿金，站在珠江新城的高楼里，看着窗外阴雨绵绵的广州，做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再去找工作。他决定自己干。

　　“你要创业？”秀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客厅里。她怀孕五个月了，肚子已经显了出来。

　　“嗯。”良平坐在她对面，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我这套量化策略在银行模拟了三年，收益率稳定。现在市场跌得一塌糊涂，反而是最好的入场时机。”

　　“需要多少钱？”

　　良平愣了一下。这对话似曾相识——两年前，秀兰创业的时候，他问过同样的问题。现在轮到秀兰来问了。

　　“启动资金大概要一百万。我自己攒了四十多万，还差五十多万。”

　　秀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存折，推到良平面前。

　　“这里面有六十二万，”秀兰说，“你拿去。不够我再想办法。”

　　良平看着那张存折，没有伸手。

　　“秀兰，这是你厂里的流动资金……”

　　“我算过了，够用。你的项目比我急。”秀兰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你要是亏了，我养你。反正我的厂子现在稳了。”

　　良平的眼眶猛地红了。他低下头，盯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

　　“你别哭啊，”秀兰说，伸手拍了拍他的脸，“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

　　“我没哭。”良平的声音有点闷。

　　“嗯，你没哭。是我看错了。”秀兰笑了。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良平在广州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承平量化投资有限公司。

　　“承平”两个字，是他和秀兰早就商量好的。如果是男孩就叫承平，如果是女孩就叫杨梅。孩子还没出生，名字先用在了公司上。

　　公司的业务是为机构客户提供量化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服务。最初只有良平一个人，后来招了两个从银行离职的同事，三个人挤在珠江新城一间四十平米的共享办公室里，对着三台电脑和一排服务器，日以继夜地写代码、跑模型、调参数。

　　创业的艰难不比秀兰当年少。

　　前三个月，一个客户都没有。良平每天打几十个电话，拜访十几家公司，大多数时候连负责人的面都见不到。有些客户听他说完“量化投资”四个字就直接挂了电话。有些客户倒是愿意聊，但一听他说“我们的模型显示市场还要继续下跌”，就不愿意再谈了。

　　第四个月，终于有了第一个客户。那是一家小型私募基金，老板姓林，四十多岁，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年。他听了良平两个小时的介绍，又花了一周时间验证了良平的历史回测数据，最后签了一份五十万的策略顾问合同。

　　“小伙子，”林老板签完合同后说，“你的模型我看不太懂，但我看懂了你的数据。你这个人做事情很扎实，不吹牛，不忽悠。这种人，我信得过。”

　　良平拿着合同走出林老板的办公室，站在走廊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掏出手机给秀兰发了一条短信：“第一个客户，签了。”

　　秀兰回了三个字：“我老公真棒。”

　　二〇〇九年春天，秀兰生下了一个女儿。六斤八两，哭声洪亮，接生的护士说这孩子嗓门大，以后肯定是个厉害角色。良平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都在抖。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眼睛里全是光。

　　“给我看看。”她说。

　　良平把孩子放在她身边，秀兰低头看着那个小小的脸，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小拳头。婴儿的拳头紧紧攥着，像攥着全世界。

　　“杨梅，”秀兰轻声叫了一声，“杨梅。”

　　婴儿的眉头皱了一下，像是在说“谁在叫我”。秀兰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滑进耳朵里。

　　良平蹲在床边，伸手擦掉了她的眼泪，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

　　“辛苦了。”他说。

　　“值得。”秀兰说。

　　二〇一〇年，良平的公司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他的量化策略在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的市场中表现优异，为客户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口碑传开之后，客户从一个增加到十个，从十个增加到三十个，管理的资金规模从几百万扩大到了几个亿。公司从四十平米的共享办公室搬到了珠江新城一栋甲级写字楼里，员工从三个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人。

　　良平的名气在圈子里渐渐响了起来。有人叫他“广州量化四少”之一，有人叫他“数学疯子”，有人叫他“那个从赣南来的北大天才”。这些称呼良平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他终于可以和秀兰并肩站在一起了。

　　不是作为她的副手，不是作为她的附庸，而是作为一个和她一样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的、独立的人。

　　二〇一一年，秀兰的服装厂产值突破了两千万。

　　她的“杨梅树服饰”已经在番禺有了不小的名气，专做中高端女装，客户包括国内几个知名品牌和一些海外订单。她建了一个设计团队，从单纯的代工模式向自主研发转型。她亲自带设计师，教她们打版、选料、配色。她不是科班出身，但她做了二十年衣服，对布料的脾气、对衣服的版型、对女人的身材，她比任何一个科班设计师都懂。

　　工人们叫她“李总”，设计师们叫她“秀兰姐”，老客户们叫她“李老板”。但回到家里，她还是那个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的女人，还是会因为女儿杨杨画了一张歪歪扭扭的杨梅树而高兴半天。

　　杨杨两岁了。她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会在电话里跟外婆说“我想你了”，会拿着彩笔在纸上画两棵大树，树下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秀兰问她画的什么，她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两棵树是杨梅树。”

　　秀兰抱着女儿，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杨杨真棒。”

　　良平从公司回来，看见这幅画，拿起来看了很久，然后把它贴在了书房的墙上。墙上已经贴了不少东西——有秀兰小时候那篇作文的复印件，有他们在杨梅树下的合影，有秀兰工厂的第一张订单。

　　“良平，”秀兰说，“咱们什么时候带杨杨回一趟李家洼？”

　　“明年夏天。”良平说，“等杨杨再大一点，等我把公司的事情再理顺一点。”

　　秀兰点了点头。

　　窗外，广州的夜色温柔。远处的珠江新城灯火通明，那里有良平的公司；番禺的工业区机器轰鸣，那里有秀兰的工厂。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各自奔跑，跑了很多年，跑了很远的路。但他们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扇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

　　杨梅树还在李家洼站着。杨梅红了又青，青了又红。一年又一年，等着他们回去。

　　而他们的女儿杨杨，正在慢慢长大。她会知道，在很远很远的赣南山坳里，有两棵很老很老的杨梅树。她的爸爸妈妈，就是在那两棵树下，许了一个用一辈子来兑现的诺言。

　　杨梅树作证。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