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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别山苦根初生 描写祁同伟 ...

  •   寒门难出贵子,深山易埋壮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霜砸在窗纸上,不是落,是砸。窗外是大别山最深的冬夜,黑得连狗都不叫,只有风从后山的松林间挤过时发出的那种呜咽,一阵紧,一阵松,像有人在山那头一下一下地抽着鼻子。

      祁同伟坐在炕沿上,背挺得笔直,膝盖上摊着一本卷了边的《高中物理》。他没有用力,只是让笔尖悬在纸上,眼睛盯着图上那些交错的线条和符号,嘴唇抿成一条僵直的线。他没动,只是眼睫毛颤了一下。

      屋里除了煤油灯的光,还有墙角灶膛里没完全熄灭的柴火余烬发出的暗红。那点暗红映在土墙上,把墙上的裂缝照得像一道道干涸的血口子。灶膛边堆着一小摞劈好的柴,柴是湿的,昨天刚下过雪,柴垛上还盖着一层枯黄的玉米秆。母亲的手指在布上慢慢移动,针穿过布的嗤嗤声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声盖过去。

      祁同伟的手停住了,铅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小黑点。父亲走进堂屋,带进来一股冷风,煤油灯的火苗猛地往下一矮,几乎要灭。

      “三十块。”父亲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土里埋了三天才挖出来,“修水渠的摊派,三十块。”

      母亲手里的针停住了。她没回头,只是背脊僵了一下,然后继续穿针。针尖在布上顿了一顿,又继续往前推。祁同伟的眼睫垂下来,盯着书页上那个被他戳出来的小黑点。黑点很小,小得像一粒煤灰,但在白色的纸面上特别扎眼。

      “家里……还有多少?”父亲又问,声音还是那么低。母亲终于放下了针线,转过身来。她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祁同伟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她站起来,走到炕边的柜子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是靛蓝色的,已经洗得发白,边角磨得起了毛。

      “就这些。”母亲说,声音很平静,“十七块八毛三分。” 父亲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叠钱,看了很久。然后他伸手,把布包重新系好,推回母亲面前。“收起来吧。”他说完,转身又出了堂屋,门再次吱呀一声关上,脚步声在院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风里。

      祁同伟的拇指还按在书页上,那个黑点已经被他按成了一个灰色的圆斑。他把铅笔放下,手指蜷起来,指甲掐进了掌心。掌心很糙,全是老茧,掐下去并不疼,但那种钝钝的压迫感从掌心一直传到胳膊肘。

      祁同伟已经穿好了衣服,是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和肘部都磨出了破絮,母亲用同色的布补过,针脚很密,但补丁的颜色比原布深一点,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两块疤。草纸很粗糙,边缘毛毛糙糙的,纸面上还有没漂干净的草茎碎屑。母亲把草纸铺在炕桌上,拿起那截短铅笔,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名字:王老栓。

      “王老栓家,八块。”母亲说,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还在睡的什么人。其实屋里只有他们俩,父亲天不亮就去后山砍柴了。

      祁同伟看着母亲的手。王老栓三个字写完了,母亲在后面写了一个“捌”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元”字。写完,她抬起头,看了祁同伟一眼。“村里人都知道了,”她说,“说你要去县里念高中,是咱们村第一个。”

      祁同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母亲继续写。第二个名字是李婶子,五块。第三个是张木匠,三块。第四个是赵寡妇,两块。第五个是……草纸上的名字越来越多,金额有大有小,最大的八块,最小的五毛。

      祁同伟盯着那滩水渍,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他跟村里的孩子去后山的小溪里摸鱼,溪水很凉,凉得扎手,他摸到一条半个巴掌大的鲫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他把鱼抓在手里,鱼拼命地扭动,尾巴拍打在他的手心,痒痒的。他跑回家,想把鱼给母亲炖汤,母亲却让他把鱼放了。“溪里的鱼是大家的,”母亲说,“你抓了,别人就没了。

      母亲写完了最后一个名字,把草纸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母亲把草纸折起来,折得很小心,先对折,再对折,最后折成一个巴掌大的方块。她把方块递给祁同伟。“收好,”她说,“不能丢。”

      祁同伟接过那个方块,纸很薄,但折得很厚实,捏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感觉到纸块的边缘隔着棉袄硌着皮肤,那种触感很清晰,清晰到他几乎能数出上面折了几道痕。

      “去吧,”母亲说,“别误了车。” 祁同伟背起书包,书包是父亲用旧帆布自己缝的,带子很长,他得把带子在胸前交叉系紧才能不让书包往下坠。书包里除了几本书,还有两个玉米面饼子,饼子用油纸包着,油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破损。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闩上,停住了。他回头看了母亲一眼,母亲还坐在炕边,手里拿着针线笸箩,但没在做活,只是看着他。

      “妈,”他说,声音有些哑,“我走了。” 母亲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拉开门,冷风呼地灌进来,吹得他一个激灵。他迈出门槛,反手把门带上。他站在院里,仰头看了看天。风从山那边刮过来,带着松针和积雪的味道,冷得刺骨。他把棉袄裹紧了些,手插进口袋里,指尖碰到那个纸块,纸块的边缘有些扎手。

      从村里到镇上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一趟早上七点,一趟下午三点。他得走五里山路才能到公路边等车。他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书包在背上晃荡,里面的书和饼子撞在一起,发出闷闷的响声。

      走到半路,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王强跑得气喘吁吁的,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祁哥,”王强跑到他面前,把布袋子塞给他,“我爸让给你的。”

      祁同伟接过布袋子,袋子很沉,里面像是装了什么硬东西。他打开一看,是几个烤红薯,红薯还热着,隔着布袋都能感觉到烫手。“这……”他抬头看王强。

      “我爸说你路上吃,”王强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他说你要去念书了,是咱们村的希望,不能饿着。”

      祁同伟看着王强的脸,那张脸很粗糙,皮肤被风吹得皴裂,嘴唇上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口子渗着血丝。他想说谢谢,但喉咙又堵住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把布袋子塞进书包里。书包更沉了,坠得他肩膀发酸。

      “祁哥,”王强忽然压低声音说,“你将来出息了,别忘了咱们村。” 祁同伟看着王强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东西——期待,或者说,寄托。他深吸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刺得他胸口发疼。他点了点头,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王强笑了,笑得很开心,然后转身跑了,跑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拐弯的地方。祁同伟站在原地,看着王强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风还在刮,刮得路边的枯草哗哗地响,像是有人在哭。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路边已经等了几个人,都是去镇上办事的村民,看见他,都围了过来。这个塞给他两个鸡蛋,那个塞给他一包炒花生,还有一个塞给他一双自己织的毛线手套。他没推辞,一一接过,塞进书包里。书包越来越鼓,鼓得像要裂开。

      班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绿色大巴,车身上全是泥点子,车窗玻璃灰蒙蒙的,看不清里面。车门吱呀一声打开,司机探出头来喊:“上车的快点!”祁同伟最后一个上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牲畜味。他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坐下,座位上的海绵已经塌陷了,弹簧硌着屁股。

      车开了,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车身剧烈地颠簸起来。他转头看向窗外,村里的土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个黑点,消失在山坳里。

      他把手伸进棉袄内侧的口袋,拿出那个纸块,展开。他把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然后闭上眼睛,头靠在车窗上。他感觉到车子在颠簸,感觉到书包里的东西在晃动,感觉到心口的纸块在随着心跳一下一下地硌着皮肤。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忽然一个急刹,他猛地睁开眼睛。乘客们也跟着抱怨起来,车厢里一阵骚动。祁同伟没动,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远处的山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山尖上的雪白得刺眼。

      他忽然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坐在灶膛前做针线的背影,想起母亲把草纸递给他的样子,想起母亲眼睛里那种亮晶晶的东西。他想,母亲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做针线?是不是又咳嗽了?他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知道了——那是血。

      车子重新开动了,引擎的轰鸣声再次响起。祁同伟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个纸块,握得很紧,紧到指节发白。他在心里默念那些名字,王老栓,李婶子,张木匠,赵寡妇……念一个名字,就在心里说一句:我会还的。念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车子忽然颠了一下,他的头撞在车窗上,咚的一声,很响。但他没喊,只是咬紧了牙关,牙齿咬在内颊的肉上,咬得很用力,用力到嘴里尝到了腥甜的味道。

      车到镇上已经是中午了。祁同伟下了车,站在镇汽车站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油炸食物的香味、煤炭燃烧的烟味、还有牲畜粪便的臭味。

      他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了县一中。学校很大,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他站在校门外,看了很久,才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校园里很安静,因为是寒假,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教职工在走动。路面是水泥的,很平整,走上去脚感跟村里的土路完全不一样。路两边种着冬青树,树叶子还是绿的,绿得发黑。

      他按照指示牌找到了教务处,敲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老师,正在看报纸。看见他,女老师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件打补丁的棉袄上停留了几秒,然后问:“有什么事?”

      “我来报到,”祁同伟说,声音有些干涩,“高中部,祁同伟。” 女老师翻了翻桌上的名册,找到了他的名字,然后递给他一张表格。“填一下,”她说,“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监护人信息。”

      祁同伟接过表格,走到旁边的桌子前坐下,从书包里拿出那截短铅笔,开始填。填到家庭年收入那一栏的时候,他停住了,铅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最后,他写了一个数字:三百。写完了,他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继续往下填。

      填完表格,交还给女老师,女老师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宿舍在那边,”她指了指窗外的一栋楼,“三楼,306,钥匙在宿舍管理员那里。明天开始补课,别迟到。”

      祁同伟道了谢,走出教务处。他找到宿舍楼,在三楼找到了306房间。靠门的两张床还空着,床上只有光秃秃的木板。他选了靠里的一张下铺,把书包放在床上,然后去找宿舍管理员拿钥匙。管理员是个老大爷,正在炉子边烤火,看见他,也没多问,直接把钥匙给了他。

      回到房间,他开始收拾床铺。他没有床单,只有一条旧毯子,毯子是母亲用碎布拼的,颜色花花绿绿的,但洗得很干净。他把被子叠好,放在床头,然后坐在床上,看着窗外。

      雪还在下,渐渐下大了,从雪沫子变成了雪花,一片一片的,在空中旋转着落下。

      他忽然觉得很累,累到连手指都不想动。他躺下来,头枕在叠好的被子上,闭上眼睛。房间里很冷,冷到他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白气在昏暗的光线里缓缓上升,然后散开,消失。

      他猛地睁开眼睛,坐起来,侧耳倾听。咳嗽声又响了几声,然后停了。他松了一口气,重新躺下,但睡意已经全无。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村里那些凑钱给他读书的人。”他想起了母亲写在草纸上的那些名字,想起了那些名字背后的每一张脸,每一双手,每一份期待。

      他翻了个身,手伸进口袋,拿出那个纸块,展开。草纸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看不清字,但他不需要看清,那些字已经刻在他心里了。他把纸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那些名字。念一个,就在心里说一句:我会还的。

      窗外,雪越下越大,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风中狂舞,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染白。远处,镇上的灯火陆续亮了起来,灯光在雪幕中晕开,变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光晕很暖,但暖不到这里。这里只有冷,冷到骨头缝里都结了冰。

      祁同伟把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然后坐起来,拿起床头的书。书是《高中物理》,他翻到电路图那一章,目光落在那些交错的线条和符号上。

      他拿起铅笔,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一行字:要赢,不能输。字写得很轻,轻到几乎看不见。但他知道,这行字已经刻进了骨头里,再也抹不掉了。

      窗外,雪还在下。远处一点煤油灯影晃了晃,那是村东头王老栓家。王老栓家三个儿子都没念过书,凑了八块钱给他。那点灯影在雪幕中明明灭灭,像是随时会熄灭,但又倔强地亮着,亮得像一颗不肯认输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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