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你澄澈》君兰序

33、分歧 访

　　访谈设计那件事，乔予安自己先想了两天，没有想出一个让她满意的答案。

　　项目组的问题是这样的：后续的定性访谈有预算限制，联系外地渠道的成本高，能拿到的访谈时间有上限。负责人提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在那个异常地区的三个县里各找三到四个家庭，每个家庭访谈三十分钟，样本数量大，覆盖更广；方案二，在其中一个县里集中找八到十个家庭，每家访谈一个小时以上，允许多轮跟进，深度更够但覆盖更窄。

　　组里大多数人倾向方案一，理由是覆盖更广，结论更有说服力。

　　乔予安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表态，说她需要想一想，会后把这件事记在了本子上，想了两天，越想越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说不清楚哪里不对。

　　那天夜里她给陈屿澈发消息，不是问他给个答案，就是把那件事说了一遍，说"你帮我想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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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说他在图书馆。

　　她把两个方案说了一遍，他那边停了一会儿，然后回，"方案一是更合理的，你覆盖三个县、十到十二个家庭，哪怕每次访谈时间短，你积累的信息点会多很多，你做出来的分析有更多支撑；方案二你只有八到十个家庭，而且集中在同一个县，那个地方的结论能不能推到另外两个县，是有问题的。"

　　乔予安，"覆盖人数多但是深度不够。"

　　"访谈时间三十分钟不算短，"他回，"你有提纲，有引导问题，三十分钟结构化访谈可以拿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她，"但对方不是在做结构化访谈，"她说，"那些家庭，外来务工的父母，他们不一定信你，第一次见面三十分钟，他们告诉你的大概是他们以为你想听的，不一定是真实情况，这不是提纲问题，是信任需要时间。"

　　他，"那是田野调查的问题，不是样本量的问题，如果信任需要时间，那两个方案里的访谈都可能有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你有多少个点可以交叉比对。"

　　她看着这条消息，停了一下。

　　"你说的逻辑是对的，"她回，"但我说的不只是信任需要时间，我说的是——这批人他们本来就很少被认真听，你给他们三十分钟，他们会认为这三十分钟就是你能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会压缩自己说的，他们不会说完整的事，因为他们不确定说完整的是否安全。你得到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被压缩过的真实。"

　　他那边沉默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

　　然后回，"我理解你说的这件事，但这是一个方法论限制，你在报告里写出来，说明访谈受时间限制、被访者有可能存在表达保留，这是诚实的处理方式。如果因为这个担心就放弃更大的覆盖面，你的另一个问题是小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那个限制一样要写，而且更难绕过去。"

　　乔予安，"但是。"

　　她打出这两个字，然后停了一下，没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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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不明白他说的那套逻辑。那套逻辑她完全懂，那是她自己在做指标分析、做数据处理的时候也会用的逻辑——覆盖面更广、样本更有代表性、限制明确地写出来。

　　但她说的那件事，不是在这个逻辑层面上的。

　　她说的是那些父母，不是那些数据点。那些父母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搞清楚在一个城市里怎么不被欺负，怎么让孩子上学，怎么在各种表格和系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来接受访谈不是因为他们信任这个项目，是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拒绝，或者他们以为参与了对孩子有好处。给他们三十分钟，他们会把他们以为重要的事说给你听，但他们以为重要的，不一定是那件事真正的样子。

　　这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这是她这几个月一直在看那些数据，一直在想"这些数字背后的人是什么样的"，慢慢积出来的一种感受。

　　他没有这几个月，他有的是那套数据逻辑，那套逻辑是对的，但它不是这件事的全部。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往后靠了靠，想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拿起来，给他回了一条：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她说完，就把手机放下了，没有继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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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见那条消息，在那里坐了一会儿。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他听懂了，他知道她不是在说他的逻辑有错，她在说他没有理解她说的那一层，那一层不是方法论问题，是更靠近人的那个地方，是她在那个项目里花了几个月才积出来的那种感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你说的那件事，我理解是那些家庭需要被更认真地对待，但如果我们有选择，是对更少的人更认真，还是对更多的人做力所能及的认真，这两件事怎么选，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她那边没有立刻回，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回了一个字，"嗯。"

　　消息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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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嗯"，他知道不是表示她同意了，是她不想再说了，那件事在她那边停了，但不是因为他说服了她，是因为那一层她没有办法再说得更清楚了，她已经说了，他回的那句话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她感觉到了，就停了。

　　他在图书馆的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把这段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地方他不太确定：他说的那句话，"对更少的人更认真还是对更多的人做力所能及的认真"，他问的是选择问题，但她说的那件事的底下，可能不是一道选择题，她可能在说那些人应该被认真对待这件事本身，不是在和另一件事比较。

　　他想了想，没有再发消息，把手机放进口袋，看回去他的材料。

　　但那件事放在脑子里，他没有真的停下来想，就是放在那里，偶尔出来一下，他推一推，没有推出新的结论，就又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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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予安那边，那个晚上，她就没有再看手机了，把本子打开，把那件事重新理了一遍。

　　两个方案，她想清楚了她自己的判断：她选方案二。

　　不是因为他说了方案一更合理之后的赌气，是她把那件事想到底之后，她觉得这个项目做到现在，真正有价值的那个部分是那个"真实缺口"——那个缺口说明那些家庭在数字上获取了资源，但实际上没有用起来，这件事背后的"为什么"，才是整个研究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这件事，不能靠压缩过的三十分钟访谈来回答，需要那些家庭真的开口，真的把完整的事说出来，哪怕样本少，哪怕不能推到所有县，但那几个家庭的真实经历，可以让人看见那个问题的真实形状。

　　她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宁要真实的窄，不要虚假的宽。**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想，她明天要把这个判断告诉负责人，说清楚她为什么这样认为，然后负责人决定，那是负责人的权力，她做她该做的部分。

　　至于他，她没有觉得他错了，她知道他说的那套逻辑在很多情境下是对的，但这个情境不是那套逻辑最适用的地方。他没有在那个项目里花过这些时间，他没有看过那些数据背后是什么样的家庭，他只能用他有的那些来判断，他用的是真的他有的最好的东西，他不是在故意说错的东西。

　　就是这样，她知道，但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停了一下，那个停不是愤怒，更像是发现了一件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她和他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方向，但在这里，他更先想的是"能不能说清楚"，她更先想的是"有没有真正听见那个人"，这两件事不是矛盾的，但排序不一样，排序不一样，走到的地方就不一样。

　　她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没有结论，就是把那件事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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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他在宿舍里，把那天的材料整理好，准备睡觉的时候，手机上有一个推送，他顺手点开，是一个教育类公众号的文章，提到了某大城市一个面向外地务工子弟的教育援助项目——那个项目今年统计数字是"服务了一万二千名学生"，配了一张集体合影，孩子们站得整整齐齐，笑着，照片底下的说明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

　　他把那张图片看了一眼，关掉，把手机放下。

　　然后他在黑暗里想了一会儿，想的是她说的那句话——"那些家庭不一定信你，他们告诉你的大概是他们以为你想听的"——他想，那张合影里站着的那些孩子，他们笑着，但那个笑是他们以为合影应该有的笑，还是他们真实的感受，这两件事是不同的，而"服务了一万两千名学生"这个数字，说的是前一件事，不一定说的是后一件事。

　　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发给她，把眼睛闭上，很快就睡了。

　　但那件事放在那里，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