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仕明

102、礁石 1996年

　　《五月风》

　　卷三：夏炽

　　第102章礁石

　　一

　　陈向东数到第三十七块的时候，手机响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号码不认识，区号是0755，深圳的。他犹豫了两秒，按下了接听键。

　　"喂？"

　　"是陈老板吗？我是周胖子那个工地的老李啊，上个月我们在一块儿喝过酒的，记得不？"

　　陈向东记起来了。老李是周胖子介绍认识的，在宝安那边做水电安装的分包。上个月周胖子请客，几个人在沙井的大排档吃了顿夜宵，喝了好几瓶啤酒。老李话多，喝到最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陈老板年轻有为，以后有活儿互相照应。"

　　"记得，李哥。什么事？"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别急。"老李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种传闲话特有的小心翼翼。"今天下午我听人说，周胖子把工地结了账了。甲方那笔进度款，六十万，前天就到账了。"

　　陈向东蹲在工地临时工棚的门口，背上猛地蹿过一阵凉意。不是风吹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凉。

　　"到账了？"

　　"到了到了。我有个兄弟在甲方财务那儿，他亲口跟我说的。前天下午到的账，六十万整。可周胖子跟你们说还没到账吧？"

　　陈向东没答话。他的手指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周胖子确实说了，甲方的进度款还没批下来，让大家再等两天。两天变成了四天，四天变成了一周。工地上二十多个工人等着发工资，材料商的货款也拖了半个月了。他前天还打电话问过周胖子，周胖子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说："东子你放心，款一到我第一个给你打过去。"

　　"李哥，你说的这个消息确定吗？"

　　"确定确定。我那个兄弟不会骗我。陈老板，我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周胖子这人不太地道。你赶紧联系他问问，别到时候人跑了，你连个影儿都追不着。"

　　陈向东挂了电话，站在工棚门口愣了几秒钟。日头正毒，晒得脚下的泥地开裂，热气从地缝里往上蒸。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短袖，后背已经湿透了，汗渍在布料上洇出一圈深色的地图。

　　他拨了周胖子的手机号。嘟嘟嘟，响了六声，没人接。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第三遍，关机了。

　　他蹲下来，把手机搁在膝盖上，看着面前的泥地。泥地上有脚印，深浅不一，是今天上午工人们来上工时踩的。二十多个人的脚印，乱七八糟地印在干裂的泥土上，像一幅看不懂的地图。

　　周胖子叫周国强，是他在深圳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去年年初他来深圳闯荡，身上揣着从老家借来的三万块钱，在人才市场转了一个月没找到合适的事做。后来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周胖子。周胖子四十出头，圆脸，微胖，说话嗓门大，自称在建筑行业干了十几年，人脉广，关系硬，什么活儿都能揽到。

　　当时周胖子正在接一个厂房建设工程的分包项目，总造价一百二十万，需要找人合伙垫资。他看中了陈向东手上的三万块，更看中了他这个人。陈向东年轻，二十五岁，肯吃苦，脑子也活，干起活来不要命。周胖子说："东子，你跟我合伙，我出关系你出力，利润五五分。干完这一票，你至少能拿十万。"

　　十万。陈向东当时被这个数字晃了眼。他在老家的工厂一个月工资才四百多块，十万块等于他干二十年。他把三万块钱全部投了进去，又从老家的亲戚那里借了两万，凑了五万交给了周胖子。周胖子收了钱，打了张收条，两个人签了一份简单的合作协议。

　　工程是去年五月开工的，到现在一年零三个月。中间断断续续地干，有时候甲方付款不及时，停工等款。有时候周胖子说材料涨了价，要追加投入，陈向东又东拼西凑借了一万多。到今天为止，他前前后后投进去将近七万块，全是借的。老家那边，他爸妈的积蓄搭进去了，丈人家借了一万五，还有几个同学朋友那里凑的零碎，加起来有五六笔债。

　　七万块。对一个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数字，是一座山。

　　他站起来，走进工棚。工棚是用铁皮和木板搭的，四面透风，里面摆了四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床上的被褥卷成乱糟糟的一团。角落里有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几瓶矿泉水和半包饼干。桌上还搁着一个帆布包，是他的，里面装着合同、收条、记账本和几封家信。

　　他把帆布包打开，翻出记账本。记账本是一个硬壳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支出和收入。他翻到最近几页，上面记着：

　　七月二十日，付钢筋款一万二（欠三千未付）。

　　七月二十五日，付水泥款四千八（结清）。

　　八月一日，工人生活费三千五。

　　八月五日，付模板款两千。

　　这些钱大部分是他从周胖子那里领的工程进度款，小部分是他自己垫的。但进度款到八月初就断了，周胖子说甲方还没拨下来。工人们的工资从七月底就开始拖了，到现在已经拖了将近半个月。

　　他又翻出那份合作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协议是周胖子拟的，两页纸，写得很简单。甲方是周国强，乙方是陈向东。合作内容：共同承建宝安区某某厂房建设工程分包项目。出资比例：甲方出资八万，乙方出资五万。利润分配：五五分成。违约条款：……他把违约条款看了三遍。违约条款只有一句话："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实际损失。"

　　就这么一句。没有约定具体赔偿标准，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没有约定资金监管方式。他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觉得合伙做生意靠的是信任，不是合同。周胖子拍着他的肩膀说："东子，咱们是兄弟，合同就是个形式，你放心跟我干就行。"

　　兄弟。

　　陈向东把合同放回帆布包里，拉上拉链。他坐在折叠桌前的塑料凳子上，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盯着对面的铁皮墙。墙上贴着一张深圳市交通图，地图的边角翘起来了，露出底下生了锈的铁皮。

　　他想了一阵，站起来把几件换洗衣裳塞进帆布包里，又把记账本和合同收好。然后他出了工棚，往工地外面走。

　　工地在宝安区沙井街道的一条工业路上，周围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工业小区，到处是堆土和裸露的红泥地。他沿着工业路往东走了大约一公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有一家杂货铺，门口摆着公用电话。

　　他先打了周胖子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声音年轻，大概是周胖子新交的女朋友。他说找周国强，对方说不在家，出去了。他问去哪儿了，对方说不知道，然后把电话挂了。

　　他又打了周胖子常用的那个传呼机号码。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

　　他站在杂货铺门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货车。深圳的货车多，跑得快，扬起的灰尘把路边的行道树都染成了灰色。太阳还挂在西边，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麻。路对面有个卖甘蔗汁的小贩，手摇的榨汁机吱嘎吱嘎地转，甘蔗渣堆了一地，苍蝇嗡嗡地绕着飞。他买了一杯，两块钱。甘蔗汁是温的，甜得发腻，他喝了两口就喝不下去了。

　　他把纸杯捏扁了扔进路边的垃圾桶，站在那里想了一阵。周胖子在深圳混了十几年，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他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能比的。但有一点他想明白了：周胖子可以跑，可以躲，可以改电话号码，但他名下的银行账户跑不了，房产跑不了，他签过的合同和收过的钱在账面上留着痕迹。只要找到痕迹，就能追到他。

　　他忽然想到一个地方。

　　二

　　周胖子在福田区有一套房子，是去年买的，分期付款。陈向东去过一次，是送一份合同去签字。房子在八楼，两室一厅，装修不算豪华但也不差，客厅里摆着一套皮沙发，还有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那时候陈向东就想，周胖子赚的钱不少，光这套房子就值二三十万。

　　他从沙井坐中巴到福田，换了一趟公共汽车，到了周胖子那个小区的时候已经傍晚七点多了。天还没全黑，西边的天际烧着一片暗红色的晚霞。小区门口有保安，他说是来找人的，保安问找谁，他说了门牌号，保安让他登记了身份证就放行了。

　　他上到八楼，敲门。没人应。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里面安安静静的，连电视的声音都没有。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了想，下到一楼的大厅里。大厅里有几排座椅，是给来客等候用的。他坐在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把帆布包搁在脚边，盯着电梯的方向。

　　他决定等。

　　保安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大厅里的灯光嗡嗡地响着，白光照得一切都惨白惨白的。有人在电梯口进进出出，拎着菜篮子的、抱着孩子的、穿着西装回家的，一张张面孔从眼前晃过去，没有一张是周胖子的。

　　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十点半的时候，保安走过来了。"师父，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关大门了。"

　　"我等人。周国强，八楼的。他今天会来吗？"

　　保安摇了摇头。"八楼那户？我下午看见他搬了几个箱子下楼，装了一辆面包车走了。具体去哪儿我不知道。"

　　搬箱子。装车。走了。

　　陈向东坐在椅子上没动。保安又说了两句什么，他没听清。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千只蜜蜂在里面飞。

　　他站起来，出了小区大门。街上已经黑透了，路灯照着空旷的马路，偶尔有一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他沿着人行道走，走了不知道多远，经过一家还亮着灯的兰州拉面馆，进去了。

　　老板是甘肃人，戴着白色的小圆帽，在灶台后面拉面。面团在他手里翻飞，拉长、折叠、再拉长，动作行云流水。陈向东坐在油腻腻的桌子前面，要了一碗牛肉面，十块钱。

　　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红色的油辣子浮在汤面上，牛肉片切得薄薄的，铺在面条上面。他拿起筷子，挑了一口面，送进嘴里。面是筋道的，汤是咸的，辣味冲上来的时候鼻腔一酸。他嚼了两口，忽然停了。

　　他放下筷子，坐在那里，盯着碗里的面汤出神。汤面上映着头顶日光灯的影子，白惨惨的一团。

　　七万块钱。三十七个工人的工资。两万多的材料欠款。还有他妈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向东啊，家里的钱你先别着急还，你爸的药还能吃两个月。"他爸的药。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要吃一百多块钱的药。他把家里的积蓄全拿走了，他爸的药钱是省了又省，从每个月的退休金里抠出来的。

　　他端起碗，把面汤喝了一口。烫的，烫得舌头发麻。他又喝了一口，把碗里的汤喝了个干净。然后放下碗，掏出十块钱搁在桌上，出了面馆。

　　他没有回工地。他去了周胖子的另一个落脚点，在罗湖区的一间出租屋。那是周胖子早年租的房子，后来买了福田的房子就没退租，说是"留着放东西"。陈向东只听周胖子提过一次地址，没去过，但他记住了：罗湖区人民南路某巷某号三楼。

　　他坐公共汽车到人民南路，下了车沿着巷子找。巷子很窄，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出租屋，阳台上挂满了衣服，窗台上摆着花盆和杂物。他找到了那个门牌号，上了三楼，敲了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碎花的棉布衫。

　　"你找谁？"

　　"阿姨，请问周国强是不是住这儿？"

　　老太太摇了摇头。"没这个人。这房子我住了两年了。"

　　"以前住这儿的人搬走了？"

　　"我搬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你找错了吧？"

　　他道了谢，下了楼。站在巷子口，仰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窗帘拉着，里面亮着灯，是老太太的房间。不是这件。也许周胖子早就不住这儿了，也许他记错了地址。也许从头到尾，周胖子就没有在他说过的地方住过。

　　他忽然觉得很冷。深圳的九月夜晚还是热的，三十多度，空气黏腻得像泡在糖水里。但他冷，从里到外的冷。

　　他在路边找了一棵行道树，靠着树干蹲了下来。帆布包搁在脚边，里面有他的全部家当：几件换洗衣裳、合同、收条、记账本、一支圆珠笔、一个计算器。全部加起来值不了两百块钱。

　　他蹲在树底下，想了很多事情。想他去年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他妈站在村口送他，塞了两个煮鸡蛋在他口袋里。想他爸坐在堂屋里抽旱烟，一言不发，抽完了才说了一句："到了外面，别被人骗了。"他想他爸这辈子没出过县城，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别被人骗了"这五个字，比任何合同条款都管用。

　　他被骗了。

　　他不只是被骗了钱。他被骗了信任，被骗了一年多的时间和汗水，被骗了对人的基本善意。周胖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的时候，他信了。周胖子说"款一到就给你打过去"的时候，他也信了。他不是没想过周胖子会赖账，但他以为赖账的极限是拖延，是少给，不会是卷走全部。

　　全部。六十万的进度款，他应得的份额至少有十五万。十五万足够付清工人的工资、还清材料商的欠款、还掉他借的债，还能剩几万块寄回家里。现在一分都没有了。

　　他蹲在那里，脑袋抵在膝盖上，两只手抱着后脑勺。行道树的影子在路灯下投成一个黑团，他蹲在黑团里面，像一个洞。

　　深圳的夜晚不安静。远处有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沉闷而有节奏，像大地的心跳。近处有烧烤摊的油烟味飘过来，混着啤酒和汗的味道。有人在大声说话，有人在笑，有人在吵架。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在他头顶上方汇成一片嘈杂的洪流。他蹲在洪流底下，被声音淹没着，但什么都听不进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

　　"喂，你没事吧？"

　　他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巡防队员，手里拿着一根橡胶棍，脸上带着警惕的表情。

　　"没事。"

　　"住这附近的？"

　　"不是。来办事的。"

　　"办事蹲在这棵树底下？"

　　陈向东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碰到点麻烦。合伙做工程，合伙人把钱卷跑了。"

　　巡防队员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遍。年轻人的脸，晒得黑，嘴唇干裂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像是坏人，倒像是被人欺负了的老实人。

　　"那你得去报案啊。蹲在这儿管什么用？"

　　"报案？去哪儿报？"

　　"派出所啊。你是哪个辖区的？"

　　陈向东想了想。工地在沙井，那应该去沙井派出所。

　　"你去沙井派出所报案，把你的合同、收条、转账记录都带上。这种事他们见多了。"巡防队员说完，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报案。陈向东站在路边想了一会儿。报案有用吗？周胖子卷的是工程款，不是偷也不是抢，是经济纠纷。经济纠纷派出所管不了，得去法院起诉。但起诉要请律师，律师费又是一笔钱。他现在身上只剩三百多块，连吃饭都不够撑半个月。

　　但蹲在树底下更没有用。

　　他咬了咬牙，坐公共汽车回了沙井。

　　三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沙井派出所。

　　派出所在一条老街上，白色的小楼，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牌子。他进去的时候，值班室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民警，正在翻一本什么杂志。

　　"同志，我要报案。"

　　民警抬起头。"什么事？"

　　陈向东把事情说了一遍。合伙人周国强卷走了工程进度款六十万，他应得十五万，现在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材料款也欠着。他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周国强的身份信息、工程的基本情况都报了。

　　民警在一张表格上记了几笔，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这个情况属于经济纠纷。款项是甲方付给你们合伙体的工程款，合伙人之间怎么分配，是合同约定的事。他没有偷你的钱，也没有抢你的钱，是合伙经营中的争议。这个我们派出所管不了，你得去法院起诉。"

　　"可他把钱全卷走了，人也不见了。这不算诈骗？"

　　"诈骗要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你们有合作协议，钱是工程款，他卷走的是合伙资金，性质上更像是侵占或者违约。你如果能证明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你投资，那可能构成诈骗。但如果你们就是正常合伙做工程，他只是把钱拿走了不给你分，那就是民事纠纷。"

　　陈向东沉默了一会儿。他想了想，周胖子确实没有虚构事实，工程是真的，甲方也是真的，进度款也是真的。只不过周胖子拿到钱以后没有分给他，而是人消失了。

　　"那我去法院起诉的话，需要什么？"

　　"起诉材料。合同、收条、转账记录、你投入资金的证明、他卷款的证据。最好请个律师。"

　　陈向东从派出所出来，站在老街上发了一会儿呆。街上人来人往，卖早点的推车冒着白烟，油条在锅里翻滚，豆浆的香味飘了好远。他的肚子叫了一声，才想起来昨晚只吃了一碗拉面，今天早上还没吃东西。

　　他在路边买了两个馒头一杯豆浆，蹲在马路牙子上吃了。馒头是温的，有些硬，嚼起来费劲。豆浆是甜的，甜得发齁。他一口一口地吃着，把每一口都嚼得很碎才咽下去。

　　吃完早饭，他开始想办法。

　　他先回了一趟工地。工棚还在，但工人们已经散了大半。二十多个人走了十五个，剩下的几个是跟他关系最近的，都是老家来的老乡，走之前问他："东哥，工钱还拿得到吗？"

　　他说："拿得到。给我点时间。"

　　他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但他不能说拿不到。说了，剩下的人也走了。

　　他翻出帆布包里的全部材料，在折叠桌上摊开。合作协议、收条、转账凭证的存根、记账本。他把每一张纸都看了一遍，把每一笔钱的去向理了一遍。

　　他投入的七万块，有银行转账记录的有四万五，现金支付的有两万五。现金支付的没有收条，只有他自己记账本上的记录。周胖子给他打的收条有三张，分别写着收到合伙投资款两万、两万、一万，共五万。另外两万是他后来追加的材料垫资，没有单独打收条。

　　甲方拨付的六十万进度款，他手里没有直接证据。但老李说消息来自甲方财务，如果他能从甲方那里拿到付款凭证的复印件，就能证明款项已经到账。

　　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找到周国强；第二，拿到甲方付款凭证；第三，请律师起诉。

　　第三件事最难，因为要花钱。他身上只剩三百多块，连律师的咨询费都不够。但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来深圳之前，在老家的时候，县里有法律援助中心，专门给打不起官司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深圳有没有这样的机构？

　　他去翻了翻杂货铺门口的公用电话旁边的黄页电话簿，找到了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号码。他打过去问了，对方说可以来咨询，符合条件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他去了。法律援助中心在福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六楼，门口排着好几个人。他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终于见到了值班的律师。律师姓张，三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很干脆。

　　陈向东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把合同、收条和记账本都给张律师看了。张律师翻了翻材料，皱了皱眉。

　　"你这个合同太简单了。违约条款基本等于没有。资金监管条款没有。利润分配的具体方式没约定。退伙条款没有。"张律师把合同放在桌上，"但不是完全没办法。你有收条，有转账记录，有记账本，这些可以证明你的出资事实。合伙关系是成立的，你有权要求分配利润和要求对方返还你的出资。关键是要证明甲方已经付了款，以及周国强拿走了多少钱。"

　　"甲方的付款凭证怎么拿？"

　　"你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也可以自己先去找甲方，看能不能让他们给你出一份付款证明。你是合伙人之一，有权了解工程款的收支情况。"

　　"如果周国强一直找不到呢？"

　　"可以公告送达，缺席判决。但执行起来会困难，因为他名下有没有财产是关键。如果他名下有房有车，判决了可以强制执行。如果他早就转移了财产，那就难了。"

　　陈向东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他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法律知识几乎为零。但他年轻，脑子快，张律师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在了心里。

　　"张律师，我这个情况能申请法律援助吗？"

　　张律师看了看他，问了一些个人情况。收入、户籍、家庭状况。陈向东如实说了。张律师点了点头。

　　"你这个情况符合援助条件。我帮你申请，你回去准备材料。需要的材料我给你列个清单。"

　　陈向东拿着清单出了法律援助中心的门，站在写字楼的走廊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廊的窗户对着一条大街，楼下是车水马龙的深南大道，远处的天际线高高低低，在灰蒙蒙的雾霾里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

　　他回工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甲方。

　　甲方是那家厂房的业主单位，一家电子厂。电子厂的办公区在厂区的另一头，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陈向东去了两次，第一次被前台挡了，说负责人不在。第二次他提前打了电话，约了甲方的工程部经理见面。

　　工程部经理姓刘，四十来岁，说话公事公办的。陈向东说明了来意：他是分包合伙人之一，工程进度款已经到账但他没有收到分配，他需要甲方出具一份付款证明。

　　刘经理听了以后，表情有些为难。"陈老板，你们分包内部的事我不好掺和。款是我们付给周国强的，合同是跟周国强签的。你们内部怎么分，是你们自己的事。"

　　"刘经理，我不是要掺和你们跟周国强的关系。我只是需要一份付款证明，证明这笔款已经付了，付了多少，什么时候付的。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刘经理沉默了一会儿。"付款证明我可以给你，但你得写一个书面申请，说明你是分包合伙人，需要付款证明用于维权。我不能白给你出证明，得有个由头。"

　　陈向东当场就写了申请。他用的是张律师教他的措辞，写得简洁清楚。刘经理看了以后，让财务复印了一份付款凭证的复印件，盖了业务专用章，交给了他。

　　付款凭证上白纸黑字：八月十五日，付红星建筑工程分包进度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收款人账户名称：周国强。收款账号：XXXX。

　　六十万。前天到账。收款人周国强。

　　他把这份付款凭证折好，放进帆布包里。然后他回了工棚，坐在折叠桌前，把所有材料按张律师说的顺序整理好：合作协议原件、收条原件、转账凭证复印件、记账本复印件、甲方付款凭证复印件、身份证明。

　　材料齐了。接下来是找到周国强。

　　他用了五天时间。他去周胖子以前提过的所有地方找了一遍：福田的房子，已经退了租，新房客是个做生意的温州人。罗湖的出租屋，根本不存在。周胖子常去的几家饭馆和茶楼，老板都说好些天没见他了。他甚至去了周胖子老家的地址，在湖南的一个县城，打电话到周胖子老家村里的代销店，店主说周国强半年多没回来了。

　　第五天的晚上，他接到了老李的电话。

　　"陈老板，我打听到一个消息。周胖子在东莞长安镇有个相好的，开了家小发廊。他可能躲在那边。"

　　陈向东记下了地址。第二天一早，他坐中巴去了东莞长安。

　　长安镇在深圳和广州之间，工业密集，到处是厂房和出租屋。他按照地址找了过去，在一条巷子的深处找到了那家发廊。发廊不大，一面玻璃门，里面亮着粉红色的灯。门口坐着一个穿短裙的年轻女人，在嗑瓜子。

　　他推门进去。女人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洗头还是剪头？"

　　"我找人。周国强在不在？"

　　女人的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不认识。"

　　"他是这家发廊的老板。"

　　"发廊老板是我，不姓周。"女人站起来，语气硬了。"你找错地方了，出去。"

　　陈向东没动。他看着女人的眼睛，看了五秒钟。女人的目光闪了一下，往后面瞟了一眼。就这一眼，他知道了：周国强就在后面。

　　他往里走。女人伸手拦他，被他拨开了。发廊后面有一道帘子，帘子后面是走廊，走廊尽头有一间房。他推开门，看见了周国强。

　　周国强坐在一张单人床上，穿着背心裤衩，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摞钱，百元大钞，用橡皮筋扎成两捆。他正在数钱，手上的动作很快，拇指一捻一翻，钞票哗哗地响。看见陈向东推门进来，他的手停了。

　　两个人对视了三秒钟。

　　周国强先开口了。他的声音没有惊讶，甚至没有慌张，只是有一种被搅扰了的不耐烦。"东子，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陈向东没回答他的问题。他的目光落在那两捆钱上，又移到周国强的脸上。

　　"六十万。你拿了六十万。"

　　周国强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变了。不再是刚才的不耐烦，而是一种冷硬的防备。"东子，你听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甲方那边出了点问题，后面的款可能要不到了。我先把前面的款收着，等把账算清楚了再分给你。"

　　"甲方的款已经付清了。我有付款凭证。八月十五号，六十万整，打到你个人账户上。"

　　周国强的脸色变了一瞬。他没想到陈向东能拿到付款凭证。但很快他又镇定下来了，嘴角甚至扯出一个笑。

　　"东子，你长大了啊。知道去查账了。"他拿起茶几上的两捆钱，往陈向东面前一推。"这是两万块。你先拿着，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剩下的，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两万块。他应得十五万。周国强给他两万，让他走人。

　　陈向东看着那两捆钱。红色的钞票在粉红色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失真，像假的一样。他伸出手，拿起了其中一捆，在手里掂了掂。一万块，一百张，不厚不薄，握在掌心里刚好一把。

　　他把钱放回茶几上。

　　"周国强，我不接这两万块。"

　　周国强的笑容凝固了。

　　"你要么按合同把我的那份分给我，十五万。要么我们法院见。"

　　周国强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他笑了，笑出了声。"东子，你以为法院是你家开的？你请得起律师吗？你打得起官司吗？"

　　"我请不起律师。但法律援助中心给我派了一个，免费的。"

　　周国强的笑声停了。

　　陈向东转身走出了发廊。他走过那条巷子，走到马路上，阳光照在他脸上，刺得他眯起了眼睛。巷子外面的世界嘈杂、炎热、真实。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扬起一片灰尘。卖甘蔗汁的小贩在路边吆喝，声音尖锐而单调。

　　他走了大约五十步，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条巷子的入口。巷子很深，光线暗淡，发廊的粉红色灯光在巷子深处若隐若现，像一个藏污纳垢的洞穴。

　　他想回去。想回去把周国强从那个洞穴里拖出来，拖到阳光底下，让所有人看看他的嘴脸。但他没有。他知道那样做没有用。打一架解决不了问题，打完了他还是拿不到钱，反而可能把自己送进去。

　　他要走法律的路。虽然慢，虽然难，但那是对的。

　　他回到深圳以后，把找到周国强的消息告诉了张律师。张律师帮他起草了起诉状，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向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国强返还投资款七万元，分配利润八万元，合计十五万元。

　　起诉状递交上去以后，法院立了案。传票寄到了周国强在东莞长安的那个发廊地址，也被退回来了，原因是"查无此人"。张律师说没关系，可以公告送达。公告送达需要六十天。六十天以后，如果周国强不出庭，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六十天。

　　陈向东回到工地的时候，工棚里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他的老乡刘军，三十出头，以前在老家做过木工，手艺不错。另一个是小马，刚满二十，是从隔壁县来的，话不多，干活实在。他们两个没有走，是因为信他。

　　"东哥，怎么样？"刘军问。

　　"起诉了。等法院判。"

　　"能拿回钱吗？"

　　"能。"陈向东说这个字的时候，自己也不确定。但他必须说"能"。

　　他在工地上没有活儿可干了，工程停了，甲方已经另外找了一家施工队接手。他白天去附近的工地上打零工，搬砖、扛水泥、拌砂浆，一天能挣三四十块。晚上回到工棚，就在灯下翻张律师给他的那些法律资料，一本《民法通则》的小册子，翻得卷了边。

　　六十天过得很慢。他每天都在数日子。白天打工的时候数，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数。工棚的铁皮墙在太阳底下烤得发烫，到半夜才慢慢凉下来。他躺在硬邦邦的铁架床上，听着外面工地上野猫的叫声，怎么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想那八十六张照片。不对，那不是他的照片，是林启铭拍的。他跟林启铭不认识，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做着不同的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被生活摁在地上摩擦过。不同的是，林启铭摩擦完了还能拿起相机拍点什么，他连一台相机都没有。他有的只是一个帆布包、一摞合同收条和一张判决书。

　　他还想他老婆。他老婆叫秀英，在老家带着三岁的女儿。他出来的时候女儿刚会走路，歪歪扭扭地追着他跑到村口，摔了一跤，哇哇哭。他回头抱了一下，又放下了。秀英在旁边抹眼泪，嘴上不说什么，脸上的表情他看得懂：你走了，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了。他答应过秀英，赚到钱就寄回去。可他寄回去的只有第一笔两千块，后来就断了。他不敢打电话回家，怕秀英问钱的事，更怕她不问。不问比问了更让人难受，因为不问意味着她已经不指望了。

　　他忽然想起了他爸说的那句话："到了外面，别被人骗了。"

　　他被骗了。但他没有跑。他蹲在工棚里，等着法院的传票变成判决书，等着判决书变成执行令，等着执行令变成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他不知道最后能拿回多少，也许十五万，也许八万，也许只有两万。但不管多少，他不会接那两万块的"私了"钱。

　　因为那不是钱的事。那是一个人站着还是跪着的事。

　　六十天到了。公告期满，法院安排了开庭日期。周国强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审理，张律师代他出了庭，提交了全部证据：合作协议、收条、转账记录、记账本、甲方付款凭证。

　　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是十二月初。深圳的十二月不冷，但那天刮了北风，风从工棚的铁皮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

　　法院判决：周国强应返还陈向东合伙投资款七万元，分配利润五万三千元，合计十二万三千元。承担诉讼费用。

　　十二万三。比他要求的十五万少了将近三万，但够了。够付工人的工资，够还材料商的欠款，够还一部分借款。

　　但判决书只是一张纸。钱什么时候能拿到，取决于周国强名下有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张律师帮他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的执行庭去查了周国强的银行账户，福田那套房子已经抵押给了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不足两万。发廊的法人不是周国强的名字，是他那个相好的。能查到的执行款只有一万八。

　　一万八。离十二万三差了十万五。

　　张律师说，后续还可以继续追查，如果发现周国强有其他财产线索，可以随时申请恢复执行。但就目前来看，能拿到的就是这些。

　　一万八。陈向东拿着执行款到账的银行回执单，站在银行门口站了很久。回执单上的数字清清楚楚：18,000.00。

　　他想了很多。想那七万块的投入，想那一年多的汗水，想工人们等着拿钱回家的脸，想他妈在电话里说"家里的钱你先别着急还"时的语气。想周国强坐在发廊后面数钱的样子，红色钞票在他指间哗哗地翻。

　　一万八。连工人工资的一半都不够。

　　但他没有垮。他把一万八全部取了出来，先发了刘军和小马的工钱，每人四千。又给走了的那十几个工人打电话，承诺年底之前把欠的工资寄过去。剩下的一万块，他还了材料商的欠款，还了丈人家的一部分借款。

　　还完以后，他身上还剩三百二十块。

　　他把帆布包收拾好，站在工棚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铁皮工棚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灰扑扑的，跟一年半以前他刚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变的只是他自己。

　　一年半以前，他二十五岁，揣着三万块钱和一个创业梦，觉得深圳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干就能发财。现在他二十七了，身上三百二十块，一纸判决书，和一堂花了七万块学费的课。

　　这堂课教会了他三件事：一，合伙做生意必须有规范的合同，口头承诺和"兄弟"两个字不值一分钱。二，钱不能全部交给别人管，自己投的钱必须有独立的转账记录和收据。三，被人骗了以后不能蹲在树底下等死，法律是慢的，但法律是唯一的正路。

　　他走出工地，站在马路边上。北风把行道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几片黄叶旋转着落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拂掉叶子，把帆布包的带子在肩上紧了紧。

　　他没有回老家。他不回去。回去了就是认输，就是承认这七万块钱白扔了，就是让周国强赢了。他要在深圳待下去。他还有一双手，还有一年的打工经验，还有一纸判决书上写着"十二万三千元"的债权。只要周国强还活着，只要他名下还有一分钱的财产，他就追到底。

　　礁石不是不会碎。礁石是被浪打了千万次，碎了一层又一层，但它还在那里。浪打过来，它迎着。浪退下去，它露出来。它不追浪，也不躲浪。它就待在那里，等下一浪来。

　　他沿着马路往东走。太阳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在他的背上，暖了一小块。他的影子拉在身后，很长，很瘦，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帆布包在背上颠着，里面装着合同、收条、记账本和那张判决书。这些纸加起来不到半斤重，但压在背上比一袋水泥还沉。

　　他走了大约一公里，经过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工地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招工"两个大字。他停下来看了看，又看了看自己帆布包上的灰。

　　然后他走了进去。

　　（约121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