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故事》苏句

1、第 1 章 200

　　2000年，重庆江北城还没拆迁。

　　那年夏天，我刚从学校毕业，分到市设计院，工资少得可怜。租房成了头等大事，我跑遍了观音桥、上清寺、两路口，但凡像样点的单间，月租都要三百往上，而我试用期工资才六百块。

　　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中介给我打来电话：“妹儿，江北城有个老房子，月租一百二，要不要看？”

　　一百二。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啥子房子哦，恁个便宜？”我用刚学不久的重庆话问。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你看了就晓得了。”

　　江北城在老城区的江边上，那时候还没修大剧院和科技馆，到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老居民楼。中介姓刘，四十来岁，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在约定的路口等我。我跟在他身后，沿着一条长满青苔的石板路往下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两边的楼房越来越旧，墙面斑驳得像癞蛤蟆的背，好多窗户都没玻璃了，黑洞洞的，像一只只没得眼珠的眼睛。

　　“这栋楼好多人都搬走了，”刘中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政府说要拆迁，说了好几年也没动。现在住的人少，就剩些老头老太太。”

　　我抬头看了一眼，是栋六层的红砖楼，外墙刷的水泥已经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头。楼梯间的窗户全部破损，雨水顺着墙壁流下来，留下一道道深色的水渍。整栋楼静悄悄的，连个晾衣服的都没有。

　　“三楼，”刘中介递给我一把生锈的钥匙，“你先看嘛，满意了再说。”

　　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带个小厨房和厕所。地板是那种老式的红漆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幅发黄的山水年历，日期印着1993年。窗户外面能看到长江，灰蒙蒙的江面上几艘驳船慢吞吞地漂着。

　　“这儿以前住的老太太走了，”刘中介站在门口没进去，“儿女都在外地，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便宜租出去，省得招贼。”

　　“走了？”我问，“搬走了？”

　　刘中介没接话，掏出烟来点了一根，沉默地抽了两口，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厨房：“你看，有灶有锅，煤气罐也是满的，拎包就能住。”

　　我走进厨房，灶台上的确摆着一口铁锅，锅盖蒙了一层灰，但锅里面干干净净。灶台下面的煤气罐上贴着标签，检测日期是1999年3月，刚过保质期一年。水槽旁边的窗台上放着一块肥皂，已经干裂了，像一块陈年的豆腐乳。

　　我当时太年轻了，年轻到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可怕的。我只看到一百二十块的月租，只看到长江边上的江景，只看到一个能让我在这个城市站住脚的容身之所。至于那些不对劲的地方——走廊里的脚步声、邻居们紧闭的门窗、刘中介含糊其辞的态度——都被我当成自己的多疑，一笑而过。

　　那天晚上我就搬了进去。

　　搬家的行李不多：一只编织袋装着被褥和衣服，一个双肩包装着书和日用品，外加一个电饭煲和一把电热水壶。我在观音桥的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折叠桌和一把椅子，总共花了四十块钱。铺好床，打开窗户，江风吹进来，驱散了一些霉味，我感觉这屋子也没那么糟。

　　第一个晚上，我睡得还算安稳。

　　搬到江北城的头三天，一切都很正常。我每天坐公交车去设计院上班，在新牌坊转一次车，通勤差不多四十分钟。下班回来的路上，在楼下的菜摊买两块钱的青菜，一块钱的豆腐，回家煮个小火锅，吃完洗了澡就在折叠桌上画图、看书。

　　唯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是这栋楼实在是太安静了。

　　我白天出门的时候，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碰不上。晚上回来，从一楼爬到三楼，所有的大门都紧闭着，有的门口还堆着垃圾袋，很久没人清理的样子。有一家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上联已经掉了，下联还剩半边，横批“吉祥如意”歪歪扭扭地粘着，被风雨侵蚀得几乎看不出颜色。

　　四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碗，碗里放着已经干瘪的苹果和发黑的橘子，旁边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皮罐子，插着几根烧过的香烛。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这里烧过纸钱。

　　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以为是有人祭拜先人，也没太在意。

　　真正的怪事，发生在第四天晚上。

　　那天重庆下了一场大雨，雨点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地响，还打着雷。我画图画到快十二点，准备刷牙洗脸睡觉。卫生间的灯是老式的白炽灯，只有十五瓦，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得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像大病初愈的样子。

　　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后卫生间的门，门关着，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贴纸。一切都很正常。

　　低头挤牙膏，再抬头。

　　门开了。

　　不是慢慢打开的，也没有风吹的那种轻微摆动。就是在一瞬间，这扇门从我身后被推开了。而我知道身后没有人，因为卫生间的空间很小，我进来的时候关上了门，整个卫生间就只有我一个人。

　　挤牙膏的手僵住了。

　　我直直地盯着镜子里的门，盯着门缝后面露出的那一小片黑暗。门开着大概十五公分，角度就像是有人站在门外，用指尖轻轻推开了一个缝。

　　没有风。浴室里没有风。我关上了窗户。

　　“哪个？”

　　我的声音在瓷砖墙壁之间回荡，又干又涩，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没有人回答。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转过身。门半开着，门外是厨房的黑暗，煤气灶、铁锅、窗台上的干肥皂，都沉默地待在原处。厨房的窗户开着，暴雨的雨水飘进来，打湿了灶台。

　　我走到厨房，检查了所有的窗户。厨房窗户朝西，没有风灌进来的迹象。客厅的门关得好好的，我睡前反锁了，门链也拴着。我不知道这扇门是怎么开的，只能理解为门锁太老了，关不严，震动让它自己弹开了。

　　可我是学建筑的。我知道一个道理：一扇关好的门，如果没有外力作用，是不可能自己打开的。

　　我把卧室的门锁检查了一遍，又把卫生间的门关严实，搬了一把椅子抵住门板。躺回床上的时候，墙上的挂钟刚好敲了十二下。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雨声，过了一会儿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凌晨三点多，我被一阵声音吵醒。

　　起初我以为是雨声，但仔细一听，不像。那个声音从头顶上方传下来，有节奏，有规律。我侧耳听了一会儿，终于辨认出来——是脚步声。

　　有人在四楼走来走去。

　　不，不是走来走去。是有人在拖拽什么东西。沉重、缓慢、有一搭没一搭的，像是一个人拖着什么重物在地板上摩擦。拖动一段，停一下，再拖动一段。那声音在寂静的楼板间传开，时轻时重，像是在搜索什么，又像是在搬运什么。

　　我看了一眼枕头边的电子表：3点14分。

　　四楼住的是谁，我从来没见过。这栋楼一共六层，一层两户，一共十二套房子。我搬来四天了，除了楼下偶尔碰见一个买菜回来的老太太，其余住户我一个都没见过。白天我上班的时候，整栋楼安静得像一座空坟。

　　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强迫自己不去听那个声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声音停了，我也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想看看四楼到底是什么情况。四楼的两扇门都关着，左边的绿色铁门上贴着水电费催缴单，日期是1999年12月，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右边的门是深棕色的防盗门，门把手上系着一条红色的布条，已经褪成了灰白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我正要下楼，忽然瞥见楼梯拐角处那只搪瓷碗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之前我从来没仔细看过，那天早上光线好，我才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那是一张手写的讣告。

　　“先母刘素珍老人，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择于腊月二十五日在江北殡仪馆举行追悼会，敬请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最后的落款是“孝子：张建国，孝女：张建芳”。

　　腊月二十三，那是小年。去年的小年。

　　我算了一下，距离现在，差不多刚好半年。

　　我看了看那只搪瓷碗里已经干瘪的苹果和发黑的橘子，又看了看铁皮罐子里烧尽的香烛残骸。看来是有人定期来祭拜的，只是最近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没多想，下了楼。

　　楼下菜摊的老板娘正在摆摊，看见我下来，冲我笑了笑：“妹儿，上班啊？”

　　“嗯，”我蹲下来挑了两根黄瓜，“张姐，这栋楼四楼住的人你认识不？”

　　她正在摆弄一捆莴笋的手忽然停了一下，抬起头看我，表情变得有些微妙：“哪一户？”

　　“我也不晓得，就是昨天晚上半夜三更的，楼上一直有人拖东西，吵得我睡不着。我想去说说，又不知道是哪家。”

　　张姐低头继续摆她的莴笋，把莴笋一根一根码得整整齐齐，码了好一会儿才说：“四楼早就没人住了。”

　　“两边都没人住？”

　　“都没人住，”她把那捆莴笋码好了，又去整理旁边的空心菜，“左边那家姓李的，九八年就搬走了，房子一直空起。右边那家姓张的，去年老太太过世后，屋头的人就没回来过。”

　　我握着黄瓜的手紧了紧：“那昨晚上三楼都听得到脚步声，还有拖东西的声音，听起来就在头顶上。”

　　张姐把一捆空心菜戳了戳，整理好，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奇怪，不是害怕，也不是怀疑，更像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犹豫。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妹儿，你那个房子，住得惯不？”

　　“还行，”我说，“就是有点潮。”

　　她点点头，收了黄瓜的钱，没再说话。

　　我去上班的路上，坐在公交车上，一直想着张姐的表情。她是那种在菜市场摆了很多年摊的中年妇女，见多识广，没什么能吓到她。可她刚才看我的那个眼神，分明是——同情。

　　晚上加班，回到江北城已经快十点了。公交车在路口把我放下，我要走大概两百米的石板路才能到楼下。那天下过大雨，石板路湿漉漉的，路边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路灯的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走到楼下的时候，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

　　三楼和四楼的窗户都是黑的。整栋楼只有一楼楼梯间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还亮着，昏黄的光从楼梯间的窗户渗出来，勉强照亮了单元门口那一小片地面。

　　我正准备掏钥匙开门，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很轻，很远，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我停下来，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终于听清楚了——是一个老人在叹气。

　　不是那种刻意的、表演性的叹气，而是那种很疲惫、很无奈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一声叹息。长长的，沉沉的，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洞和荒凉。

　　我僵在单元门口，手里的钥匙串哗啦响了一下。

　　叹气声消失了。

　　周围重新安静下来，只有风吹槐树叶子的声音，和远处长江上货轮的汽笛声。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肯定是风，或者是我听错了。江北城这边很多老人住，说不定是旁边哪栋楼的老人睡不着在阳台上透气，声音顺着风传过来的。

　　我快速开门，快步上楼，快速关门反锁，一气呵成。关上门之后，我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咚咚响。屋子里很安静，电冰箱的嗡嗡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洗澡的时候，我把卫生间的门敞开着，不敢关上。花洒的水声哗哗地响着，我一边洗一边不停地回头看向客厅的方向，总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动静，但水声太大，什么也听不清。

　　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但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关了灯，窗帘没拉严实，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壁上投下一道银白色的光线。我盯着那道光线看，看着看着，总觉得那道光线的形状在变化。风透过窗缝吹进来，白色的纱帘轻轻飘动，光线也跟着摇曳，恍惚间像是什么东西在墙上蠕动。

　　我翻身，把脸朝向墙壁。

　　就在我以为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件事——有人坐在我的床上。

　　不是幻觉，不是做梦，我就是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床垫的一边微微下沉，就像是一个人悄悄地坐了下来，坐在床沿上，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也不动，也不说话。

　　我的后背像被一根冰锥抵住一样，从尾椎骨开始往上爬，一直到后脑勺，整条脊椎都僵了。我死死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不敢回头。我知道身后什么都没有，因为门反锁了，因为这是我的房子，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那个床垫下沉的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我能分辨出那个“人”坐的位置——就在床尾的右侧，离我的脚大概只有十几公分。

　　我想告诉自己那是被子没铺平，是我的身体压出来的褶皱，是任何合理的、物理的、可以用科学解释的原因。但我的身体告诉我，不对，那不是褶皱，不是错觉，那就是有人坐下来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床垫慢慢恢复了原状。

　　那个人站起来了。

　　我没有听到脚步声，但我知道他站起来了，因为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从他坐的位置转移到了床边，然后慢慢移向卧室门口。那个感觉消失了。

　　我僵硬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睁到天亮。

　　那是我在江北城度过的第五天。

　　从那天开始，我留意到了更多不对劲的事情。

　　首先是时间。所有的异常——脚步声、叹息声、床垫下沉——都发生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从来没有例外。我开始相信民间那些关于“凌晨三点是阴气最重的时候”的说法，因为我亲身经历的这一切，就像是一个闹钟一样精准。

　　其次是气味。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屋子里会慢慢弥漫出一种气味，不是霉味，不是臭味，而是一种奇特的、干燥的、带一点甜腻的气味。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道，有点像旧书页，又有点像香烛燃烧后的余味。那种气味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到了早上就消散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再就是门。卧室的门，卫生间的门，厨房的门，客厅的门，每天晚上都会莫名其妙地打开关上，有时候是一扇门，有时候是好几扇。我试过把它们全部关严实，用椅子抵住，把所有的窗户都关紧，但没用。第二天早上起来，总有一两扇门是开着的。

　　我的朋友阿琳打电话来问我住得怎么样，我没有说实话，只说不习惯江北城这边太偏了，想攒点钱过两个月搬到渝北去。阿琳在电话那头笑了：“你一个学建筑的，唯物主义者，还怕偏？鬼都不怕你。”

　　我当时想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不信。可我张了张嘴，到底没说出口。因为我怕我说出来，这些东西就真的变成真的了。

　　我在那个房子里住的第八天，开始做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站在一个陌生的客厅里，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梳着一个发髻，用黑色的发网兜着。她低着头，手里在择菜，好像是茼蒿。客厅的电视开着，正在放什么节目，声音很小，听不清楚。

　　我想走过去看清楚她的脸，但我的腿动不了。我想喊她，我的嘴巴张开了，可是发不出声音。我只能站在原地，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眼睁睁地看着她择菜，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看着她的手指干枯得像枯树枝一样，却灵巧地把茼蒿一根一根地择好，放在手边的竹篮里。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本撕页的日历，日期是1999年12月。

　　这个梦持续了很久，又好像只持续了几秒钟。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上全是汗，头发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第二个梦是在第十天。这一次我看清了那个客厅的更多细节：墙上的山水画、茶几上的盖碗茶杯、窗台上的一盆文竹，以及那个老太太的脸。

　　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皮肤是一种不见天日的苍白，嘴唇发紫，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像两汪枯井。她没有看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我。她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老式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眼睛盯着电视。

　　电视里放的是京剧，我听到“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唱腔，咿咿呀呀地飘荡在寂静的客厅里。

　　我在梦里问了一句：“你是哪个？”

　　她没有回答我，甚至连扇扇子的频率都没有变化。她看不见我，听不见我，就像我不存在于她的世界里。可我在那个客厅里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干燥的、甜腻的、像旧书页又像香烛的气味。就是每天晚上在我屋子里弥漫的那种气味。

　　第十一天，我下班回来，在楼梯上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一个男人站在四楼右边的防盗门前，正在掏钥匙。他背对着我，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花白，微微驼背。我走到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正好看到他把钥匙插进锁孔。

　　“你好，”我说，“你是这家的住户吗？”

　　他转过头来看我。

　　他大概五十多岁，长方脸，浓眉，眼角有很多皱纹，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眯着眼睛。他的脸色也不好，青灰青灰的，像是常年睡不好觉的那种灰。

　　“你是哪个？”他问。

　　“我住三楼，”我用下巴指了指下面，“上个月刚搬来的。”

　　他没有立刻接话，而是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把钥匙拔出来，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说：“你是租户？”

　　“嗯。”

　　“房东跟你说了没有？”他问。

　　“说什么？”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看了一眼手里的钥匙，又看了一眼我的脸。最后他摇了摇头，说了句：“没啥子，住就住嘛。”然后打开门进去了。

　　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门框上的灰尘被震下来，在夕阳的光柱里飘了一会儿，缓缓落在地上。

　　我站在楼梯上，闻到了那个气味。从四楼的门缝里，那股熟悉的、干燥的、甜腻的气味丝丝缕缕地渗出来，和闻了大半个月的那个气味一模一样。

　　那就是老人在叹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