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煤油灯照亮的不只是课本 回忆起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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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冬天冷得邪乎。
不是说大别山的冬天不冷，而是那年冷得特别不讲道理——风从山坳口灌进来，跟刀子似的，专往你骨头缝里钻。娘说这是“老天爷在磨刀”，我问她磨刀干啥，她说“砍懒汉”。我当时想，那跟我有啥关系？我又不懒——好吧，我确实懒，但老天爷也不能因为一个七岁小孩懒得倒尿盆就砍人吧？
我们家的房子是典型的皖西农村老屋，三间正房，一间灶房，外加一个猪圈和一个茅房。墙是土夯的，屋顶是瓦片的，窗户是纸糊的——对，你没听错，纸糊的。冬天北风一吹，那窗户纸就跟活了一样，哗啦哗啦响，好像在喊“救命”。
正房里最值钱的家具是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还有一张太师椅——那张太师椅是我爹的专属宝座，谁坐他跟谁急。有一回我四哥李满仓趁我爹不在家，偷偷坐上去当了五分钟“老爷”，结果我爹回来闻到了味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闻出来的——把四哥拎起来就是一顿揍。
“这椅子是你爹我的！你爹我还活着呢！”我爹吼道。
四哥哭着说：“我就是试试……”
“试也不行！”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太师椅就成了禁区，跟故宫的龙椅一个待遇。
但正房里最值钱的东西，不是太师椅，而是一张书桌。
那张书桌是我大哥□□的。
说是书桌，其实就是一块木板搭在两个板凳上，但在我大哥眼里，那是他的圣殿。桌上永远整整齐齐地摆着课本、笔记本、钢笔和墨水瓶。墨水瓶是英雄牌的，盖子拧得紧紧的，生怕洒了——有一回我偷偷打开闻了一下，那味道，跟现在的香水完全是两个路子，刺鼻得要命，但大哥说那是“知识的味道”。
我大哥□□，1970年生人，那年十八岁，在市里读师范。
在我们村，能读师范的人，那都是文曲星下凡。全村三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初中毕业的都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更别说师范了。村长老刘头每次见了我爹都说：“老栓啊，你家老大有出息，将来可是吃商品粮的人！”
我爹嘴上说“哪里哪里”，腰杆子却挺得笔直，跟旗杆似的。
但大哥读书读得苦。
那时候我们家穷得叮当响——不，叮当响都算客气了，我们家是穷得连叮当都响不出来。我爹种几亩山地，收成全靠老天爷赏脸；我二哥在砖瓦厂打工，钱刚够自己糊口；我二姐十七岁，在家帮我娘干活；我三哥十三岁，四哥九岁，我七岁，全都是张嘴吃饭的货。
大哥在市里的师范读书，学费虽然不高，但生活费是个大问题。那时候师范生每月有十几块钱的补贴，但根本不够用。大哥省吃俭用，一顿饭只吃两个馒头就咸菜，偶尔打个青菜都算改善生活。他穿的衣服全是补丁摞补丁，但他洗得干干净净，白衬衫领子永远雪白。
我后来想起这个细节，总觉得鼻子发酸——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最要面子的年纪，穿着补丁衣服，却把领口洗得雪白。这叫什么？这叫骨气。
大哥那天从学校回来了，坐在他的书桌前看书。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又大又黑，像一个沉默的巨人。
我在旁边玩泥巴——准确地说，是我捏了一坨泥巴，试图把它捏成一辆拖拉机的形状。但我的手艺实在不怎么样，捏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既像拖拉机又像猪，四哥说我捏的是“猪拉机”。
“你懂什么？”我反击道，“这是抽象艺术！”
“啥叫抽象？”四哥问。
“就是……就是不像！”
四哥翻了个白眼，不再理我。
这时候娘从灶房端了一碗东西出来，热气腾腾的。她用围裙垫着手，小心翼翼地走到大哥的书桌前，把那碗东西放下。
“建国，吃了吧，趁热。”
我踮起脚尖一看——是两个煮鸡蛋，还有一碗红糖水。
两个鸡蛋！红糖水！
在我们家，鸡蛋那是战略物资，平时根本舍不得吃，要攒着卖钱的。红糖更是稀罕物，只有过年或者谁生病了才能喝上一口。现在这两样东西同时出现在大哥面前，那待遇，相当于现在的国宴。
四哥的眼睛当时就直了，跟探照灯似的，死死盯着那两个鸡蛋。我的目光也被牢牢吸住了，手里的“猪拉机”啪嗒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块。
“娘，我不饿。”大哥头也不抬地说。
“不饿也得吃！”娘的语气不容商量，“你在学校吃的什么当娘的我还不清楚？两个馒头就咸菜，那能顶事？你看看你瘦的，跟个猴似的！”
我在旁边小声嘀咕：“猴哪有那么瘦……”
娘回头瞪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是：你闭嘴。
大哥还是没动。他翻了一页书，继续看。
娘急了，把碗往他面前又推了推：“建国，你要是不吃，娘就在这站着，站到你吃为止。”
娘这个人，别的事上软绵绵的，但在这件事上，倔得像头驴。
大哥终于抬起头，看了看娘，又看了看碗里的鸡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娘，我吃一个，另一个给老六和老五分了吧。”
四哥的眼睛瞬间亮了，跟灯泡似的。
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她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走到灶房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鸡蛋是娘偷偷攒了一个星期的。她每天从鸡窝里捡了蛋，藏在米缸里，连我爹都不知道。至于红糖，那是她走十五里山路去镇上赊的，跟卖红糖的老陈说好了，等二哥寄钱回来再还。
大哥把鸡蛋剥了壳，一个自己吃了，另一个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四哥。
我接过那半个鸡蛋的时候，手都在抖。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种——明明很想要，但拿到手了又觉得烫手的感觉。我把那半个鸡蛋攥在手心里，攥了好久，舍不得吃。
四哥就没那么矜持了，一口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咽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手里那半个。
我把那半个鸡蛋掰成两半，又分了一半给四哥。
四哥又一口吞了。
我：“……你属猪的啊？”
四哥咧嘴一笑：“我属龙。”
我后来一直在想，大哥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明明那么饿，明明在学校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还是把鸡蛋分给了我们。是真的不饿？当然不是。是因为他知道，那两个弟弟比他更需要那口吃的吗？也不全是。
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就是那种人——那种自己过得再苦，也不忍心看着弟弟们受苦的人。
这种人，后来被人叫作“老实人”。
“老实人”这三个字，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是骂人的。但在我心里，这是最高级的夸奖。
另一个细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三哥李二牛那天也在家。他没有围到火盆边上来，而是一个人坐在灶房门口的板凳上，不知道在鼓捣什么。我们都以为他在玩铁条——三哥那会儿迷上了电焊，见到铁就跟见到亲爹似的。
但那天晚上，三哥干了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
凌晨两点多，全家人都睡了。三哥悄悄爬起来，摸到大哥的书桌前。煤油灯已经灭了，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哥摸黑找到了煤油灯，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点着了。
火光亮起来的时候，大哥被晃醒了——他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脸下面还压着一本书。
“二牛？你干啥？”
三哥没吭声，把煤油灯的灯芯拨了拨，让火苗大了一些。然后他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小铁皮壶，里面装着煤油。他把煤油小心翼翼地倒进灯座里。
原来，煤油灯快没油了。三哥白天就发现了。
大哥愣在那里，看着三哥把灯加满油，又把灯芯拨到合适的长度，然后转身要走。
“二牛，”大哥叫住他，“你哪来的煤油？”
三哥站在门口，背对着大哥，沉默了几秒钟，说了一句：“买的。”
“你哪来的钱？”
三哥没回答，推门出去了。
后来大哥才知道，三哥那几天偷偷去山上砍柴，背到镇上卖了五毛钱，全买了煤油。五毛钱，在1985年，是一个十三岁少年能挣到的全部财富。
他把这笔钱，变成了大哥书桌上那盏灯里的油。
大哥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着那盏满满的煤油灯，坐了很久。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这件事。
但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大哥把自己碗里的稀饭拨了一半到三哥碗里。
三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头喝了。
两兄弟之间，不需要说话。
有些东西，比语言深得多。
我二姐已经是个小大人了。她能做饭、能洗衣、能喂猪、能砍柴，还能在农忙的时候下地插秧，比我三哥四哥加起来都能干。
但她最厉害的，不是干活，而是——记账。
我后来翻过二姐那个本子，破破烂烂的，封面写着“工作记录”三个字，里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数字：
“正月初八，卖鸡蛋20个，得钱1.6元。”
“正月十五，买盐0.3元，买火柴0.1元，余1.2元。”
“二月二，爹买酒0.8元，余0.4元。”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小数点后面都不马虎。我那时候看不懂，觉得二姐是在瞎画。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我们家最早的家庭账本，而我二姐，是我们家最早的CFO——虽然她连CFO是啥都不知道。
二姐干了一件大事。
她不知从哪里听说镇上供销社收购山货——板栗、核桃、木耳、干蘑菇，什么都要。她动了心思。
“咱家后山上有板栗树，年年落一地没人捡。”二姐跟我娘说，“我去捡了，卖到供销社，能换钱。”
我娘说：“那点板栗能值几个钱？还不够你跑一趟的。”
二姐没吭声，第二天天不亮就背着竹篓上山了。
她一个人，在零下好几度的天气里，满山遍野地捡板栗。板栗壳上全是刺，扎手，二姐的手被扎得全是血口子，她用布条缠了缠，接着捡。
捡了两天，捡了满满一篓。
第三天一大早，她背着那篓板栗，走了十五里山路去镇上。山路不好走，尤其冬天，路面结了冰，滑得要命。二姐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磕破了，裤子上全是泥。
但她把板栗卖了。
多少钱？
三块二。
三块二毛钱。
二姐把那三块二毛钱攥在手心里，走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娘在村口等她，等得眼泪都下来了。
“你这死丫头！你不要命了！”我娘一边哭一边骂。
二姐把那三块二毛钱递给我娘，说了一句话：“娘，给大哥买双棉鞋吧。他学校冷，脚上全是冻疮。”
我娘接过那三块二，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她后来真的给大哥买了双棉鞋，花了三块钱。那两毛钱，她买了二两红糖，回来煮了一锅红糖水，全家一人一碗。
我喝那碗红糖水的时候，觉得甜得齁嗓子。
但我二姐没喝。
她说她不喜欢甜的。
鬼才信。
二姐这个人，从小到大，永远都是这样——把最好的给别人，自己说“不喜欢”。
后来她做生意发了财，买得起最好的东西了，还是这个毛病。我嫂子说她“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大方”。二姐听了笑笑，说：“钱不花出去，那就是一堆废纸。”
但我总觉得，她那么拼命地赚钱、花钱，不是为了钱本身，而是为了——弥补小时候那些“不喜欢”。
那些她明明喜欢得要命、却只能说“不喜欢”的东西。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爹的。
那年的腊月二十三，小年。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小年要祭灶，就是给灶王爷上供，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我爹那天喝了点酒——不多，就二两——然后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呆。我在旁边玩，看见我爹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黑白的，边角都卷了。照片里是两个人——我爹和我大伯，那时候都年轻，穿着军装，站得笔直。
我大伯李老栓——不对，我大伯叫李老栓？等会儿，我爹叫李老栓，那我大伯叫啥？李老根？李老树？反正不是李老栓。我们家起名字的水平就这样，你别指望有啥诗意。
我大伯当年参军，后来留在城里了，在县城当了个小干部，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穿着体面，提着一大包东西，我爹就特别高兴，喝好多酒，说好多话。
但那年小年，大伯没回来。说是工作忙，走不开。
我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话：“建设啊，你知道你大哥为啥要考师范不？”
我摇头。
“因为他不想跟你爹我一样，一辈子窝在这山沟里。”我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你大哥有志气。你二姐也有志气。你们几个，谁有志气谁往外闯，别跟你爹学。”
我那时候小，听不懂这些话的分量。我只知道我爹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喝到最后，趴在八仙桌上睡着了。
我娘出来，拿了一件旧棉袄披在他身上。
“老东西，又喝多了。”我娘嘟囔着，声音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她把桌上没喝完的酒收起来，用抹布擦了擦桌子，然后把煤油灯拨小了一些。
灯光暗下来，我爹的鼾声慢慢响起来，跟拖拉机似的。
我蹲在灶房门槛上，看着这一切。
外面的风还在呼呼地刮，窗户纸哗啦哗啦地响，灶王爷的画像贴在灶台上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个家，虽然穷，虽然破，但有什么东西是牢不可破的。
是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
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后来村长老刘头跟我爹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老栓，你家这几个孩子，老大老六都是龙，老三是牛，老四是虎，老五是猴，老二是——老二是啥来着？”
我爹说：“老二是姑娘。”
“姑娘也是凤。”
我爹笑了，没接话。
这话后来传到了二姐耳朵里，二姐说：“刘叔说的不对。我不是凤，我是麻雀。麻雀不好看，但飞得远。”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煤油灯照亮的不只是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