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面戏》慢理

41、不怕

　　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右手拎着两袋东西。一袋是今晚的菜。西红柿六个，用保鲜膜裹着，艳红艳红的；一盒鸡蛋，我晃了晃，没碎；一条鲈鱼，杀好的，肚子里塞了姜片。另一袋是给安安买的绘本，三本，其中最厚的那本封面上画着一只仰头看星星的小狐狸，鼻子尖上落了一粒光。

　　安安最近学会了说完整的句子，昨天晚饭时他指着窗外的天说：“妈妈，星星不见了。”我告诉他星星白天也在，只是看不见。他不信，非要我指给他看。我说等晚上吧，晚上就有了。

　　地下车库的灯管坏了两根，入口处那一截黑了一长段，车开过去像穿过一条隧道。我走得很慢，高跟鞋踩着水泥地，声音被空旷的车库吃进去，变成很闷的回响。我的车停在B2层最里面的角落，那个车位离电梯远，便宜，蒋星生前租的，后来我续了三年。

　　走到一半的时候，鞋跟卡进了排水沟的铁篦子缝隙。

　　我弯下腰去拔，袋子搁在地上，塑料袋的提手勒红了手指。铁篦子生锈了，边缘翘起一片铁皮，我的鞋跟就卡在那条缝里。我拔了一下，没出来。又拔了一下，脚跟从鞋里滑出来，丝袜踩在水泥地上，凉。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引擎的声音。

　　不是那种正常的、从远处渐渐靠近的声音。是突然爆发的、像被人一脚踩到底的轰鸣，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我抬起头。

　　一辆黑色的SUV从拐角冲出来，大灯白花花地刺过来，光柱里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后面的墙上，像一个来不及逃跑的鬼。

　　我看见那两盏灯越来越近。

　　那两秒里我什么都没想。我没有想安安，没有想蒋星，没有想任何应该在这个时刻涌上来的东西。我只是盯着那两盏灯，觉得它们真亮。亮得我眼睛发酸，亮得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蒋星在老宅的院子里给我指过一颗星，说那颗是天上最亮的。我问：“它叫什么？”，他说天狼星。

　　车头离我不到半米的时候，我的身体比意识先动了。

　　我往后倒下去，屁股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脊椎撞到排水沟的边缘，一阵酸麻从尾椎蹿到后脑勺。鞋跟从铁篦子缝里脱出来，飞出去半米远，砸在地上弹了两下。膝盖磕在地面上，丝袜破了，有什么温热的东西顺着小腿往下淌。

　　手里的袋子甩出去。西红柿滚了满地，红的，圆滚滚的，在车灯底下像一颗一颗的小心脏。那盒鸡蛋砸在墙上，黄的白的一滩。鲈鱼从袋子里滑出来，摔在地上，鳃还在动，一张一合的。

　　那辆SUV从我身边擦过去，轮胎碾过一颗西红柿，噗的一声，汁水溅到我手背上。

　　车头在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停住了。引擎盖还在震，像一头跑累了还在喘气的野兽。尾灯是红的，映在墙上，把整面墙烧成一种暗锈的颜色。

　　我躺在地上，仰头看着那辆车。

　　车窗摇下来一半。

　　我看见周砚承的脸。

　　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攥着方向盘，指节白得像骨头从肉里突出来。他的额头有汗，鬓角湿了一片，头发贴着脸，像刚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他的脸是铁青的，那种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血管里烧的青色。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虹膜里映着车灯的白光，白得吓人。那里面有一种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最后又发现浮木是断的、那种来不及收回去的绝望。

　　他的嘴唇在动。

　　我听不见他说什么。车库太安静了，安静到只有引擎盖下面散热器嗡嗡的声响，安静到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像有人在我耳朵里敲一面小鼓。

　　但他嘴型我看清了。

　　他在说对不起。他在说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死。

　　我知道最后那句他没说出来。但我看见了。在他眼睛里，在那一层绝望和恐惧底下，有一层更深的、刻进骨头里的恨——那种恨不像他爷爷和父亲那样，是对蒋星的恨。他的恨是对我一个人的。

　　因为他全家。

　　爷爷判了无期，八十一岁，这辈子出不来。父亲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是他亲自去领的尸体。叔叔也是死刑，一样。叔叔是他亲生父亲，就是他像恶鬼一样，保存了无数幼女的照片，视频，让我提着心过了那么久。这是周家藏了三十年的秘密，蒋星死后我在卷宗里翻到的。周砚承的母亲和周砚明的母亲，两个女人，两个被周家男人毁掉的女人，一个疯了，一个死了。

　　我活下来了。

　　他就那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那一眼很长，长到我能数清他下巴上新冒出来的胡茬，长到我能看见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在抖，指甲掐进真皮套里，掐出月牙形的白印。

　　然后他动了。他猛打方向盘，轮胎发出一声更加尖锐的尖叫，车头猛地调转方向，朝出口的方向冲过去。后视镜撞到我的肩膀，我整个人被带倒，又摔了一次，手肘磕在地上，麻了半条胳膊。

　　但我看见他的车牌号了。

　　他叔叔的车。他叔叔的车牌，他叔叔死前过户给他的。

　　后视镜里，他的脸缩成很小的一块，嘴唇还在动。这次我读出来了。

　　他说的是：你等着。

　　然后车拐出了车库，尾灯的光在墙上划了一道弧，然后消失了。车库又安静下来。

　　我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那两盏坏掉的灯管还在闪，一闪，灭一下，一闪，灭一下。灰尘在光柱里飘，慢悠悠的，像在水里游。我闻到了西红柿烂掉的味道，酸的，混着鸡蛋的腥气，还有轮胎的焦糊味，和一点点柴油的尾气。

　　我的右腿在抖。不是害怕。是肌肉自己在抖，不受控制地。膝盖上那块破了的皮肉在发烫，血顺着小腿流到脚踝，温热的，痒的。
　　我忽然想笑。不是觉得好笑。是那种被人用刀抵着喉咙、刀偏了之后，身体里涌上来的、带着一点点恶心和一点点荒谬的笑。我笑出来了。一声，很短，像打了个嗝。声音在空旷的车库里弹了一下，又消失了。

　　我拿出手机，按了110。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稳，像在跟客服说退货。“您好，我要报警。有人开车撞我。”我说，“我认得他。他叫周砚承。车牌是……，一辆黑色的……从B2层出口往西边跑了。”

　　挂掉电话之后，我在地上坐了一会儿。血已经流到脚背了，在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我低头看了看，那片血是暗红色的，和旁边碎掉的西红柿汁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哪个是它。

　　警察来的很快。先是一辆巡逻车，然后是两辆警车，车灯红蓝交替地闪，把整面墙照成一种狰狞的颜色。一个年轻警察蹲下来扶我，另一个拿相机对着车辙印拍照。我被扶到墙边坐下，有人拿纱布按在我膝盖上，凉凉的。
　　“还能走吗？”那个年轻警察问。

　　我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脚刚一落地，膝盖就软了一下，他赶紧扶住我的胳膊。

　　“小心点。”
　　到了医院，护士给我清创的时候，碘伏浇在伤口上，疼得我攥紧了床单。伤口不深，但面积大，膝盖上蹭掉了一大片皮，露着底下的肉，粉红的，像鱼肉的颜色。护士拿镊子把嵌在肉里的小石子夹出来，一颗一颗，扔进不锈钢盘子里，叮叮当当的。

　　我看着那些小石子。灰色的，小的像芝麻，大的像米粒。它们刚才嵌在我的肉里，现在躺在盘子里，冷冰冰的。

　　护士说：“你运气好。再偏半寸就伤到骨头了。”

　　我没说话。

　　律师来的时候，我伤口刚包好，裤腿放下来，遮住纱布。她穿着灰色的羊绒大衣，拎着那个我熟悉的文件袋，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股外面的冷风。她先把手机调成静音，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腰挺得很直。

　　“周砚承已经被控制了。”她说，“警方在调取B2层全部监控。他的律师已经来了，在隔壁房间。”

　　我嗯了一声。

　　律师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利，那种做了二十年遗产纠纷案的女律师特有的、能从你脸上读出每一毫秒微表情的眼神。“你不用害怕。”她说，“地下车库的监控记录了一切。他车速那么快，没有人能说那是意外。”
　　“我不害怕。”我说。

　　她停了一下，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东西。“蒋星的信托基金，已经完成过户了。作为善意第三人，你的继承权没有任何法律瑕疵。”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指了指签字栏，“这里签一下就行。”

　　我低头看了看。蒋星的名字印在受益人那一栏，旁边是他的私章，他惯用的那种——刻的是“星”字，笔画很瘦，像他写字的习惯。印章下面是日期，三年前，他死前三个月盖的。

　　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握着万宝龙钢笔，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在隔壁卧室睡觉。他写完把它压在了那本建筑画册下面，第二天我翻画册的时候看见了，问这是什么，他说“稿费版权转让”。我没有多想。

　　我签了字。

　　律师把文件收回去，放回文件袋里。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握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唯一，”她说，她很少叫我名字，“你还好吗？”

　　我看着窗外。医院的窗户对着一棵银杏树，叶子黄了大半，落了满地，铺成一层厚厚的金色。风一吹，叶子打着旋往下掉，像一场慢动作的雨。

　　“我挺好的。”我说。

　　她看了我几秒，然后拉开门走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空调嗡嗡地响，暖风从出风口吹出来，吹得我脖子后面热烘烘的。我把蒋星那把黄铜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攥在手里。钥匙齿痕硌着掌心，有一点温，不知道是暖风吹的，还是我自己手的温度。

　　我重新回想刚才的事。周砚承的脸，周砚承的眼睛，周砚承嘴里那三个字。

　　你等着。

　　我等着了。我一直等着。从那年在学校厕所里被人拍下，到蒋星死，到那一家恶鬼全部倒下——我已经等了二十年了。

　　我不怕再等一等。

　　几天之后，周砚承的案子转到了检察院。与此同时，律师给我带来了另一条消息。

　　“周砚明签了，”她把传真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端端正正的，“确认周砚承有家族精神病史，并同意其进入强制医疗程序。”

　　我低头看了看那张纸。抬头是“h市精神卫生中心”，下面是几行标准格式的法律文书，字体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宋体，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签字栏里，周砚明的名字歪歪扭扭的，笔画抖得像虫子在纸上爬，“砚”字右边的“见”少了一撇，“明”字的“日”写得像个方框。

　　他应该很久没写过字了。监狱里不让用笔。

　　“他应该会签。”我抬起头。

　　律师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他的律师告诉他，配合司法机关认定亲属精神问题，属于立功表现。监狱方面也暗示他，签了这份文件，他的吸毒案可能会获得减刑。”

　　我没说话。我看着周砚明那个歪歪扭扭的签名，想起这个人。他是周砚承同父异母的弟弟还是叔叔呢？爷爷的儿子，妈妈的儿子，周家从来不承认他，只把他养在一栋别墅里，给钱，给车，不给名分。他开始吸毒，吸到把自己送进监狱，中间只做过两件事：第一件，在蒋星葬礼那天，他往灵堂里扔了一只死鸽子。第二件，他签了这份确认书。
　　他恨周砚承。因为他父亲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周砚承，只给了他那栋别墅，而那栋别墅在他入狱后被周砚承卖掉了。他恨到愿意亲手送周砚承进精神病院。

　　口供那天，警方问我：“你确定是周砚承吗？地下车库光线不好，有没有可能认错？”

　　我坐在询问室里，对面的警官姓李，四十多岁，鬓角有白头发，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面。灯光打在我脸上，明晃晃的，刺得我眯了眯眼。

　　“不太确定。”我说，“车速太快了，我没看清。”

　　李警官皱了下眉。“你报案的时候说你认得他。”

　　“我吓到了。”我垂下眼，“后来想了想，可能看错了。隔着车窗，又是晚上，那张脸一闪就过去了。”

　　李警官看了我很久。然后他在笔录上写了一行字，推过来让我确认。我看了看，签了字。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平静的，像一口很深很深的井。

　　他们查了监控。那辆黑色SUV确实被拍到了，车牌清晰，但驾驶座的人脸恰好被遮阳板挡了一半。周砚承的律师抓住这一点不放，说“无法百分百确认是当事人”。

　　我没有揭穿。

　　不是因为善良。是因为我知道——那份他亲弟弟签过字的确认书，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另一份卷宗里。等他真正到了精神病院，真正面对白墙、铁门、穿着白大褂把他往床上按的护工的时候，他会知道：送他进来的不是那个被他开车撞的女人，是他自己的血亲。

　　我只是“看错了”的那个。

　　比恨更深的，是让一个人被最亲近的人推下去。然后告诉他，你看，连亲人都不要你。

　　三个月后，周砚承被送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强制医疗区。判决书上写的罪名是“故意杀人未遂，因精神疾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决定强制医疗”。

　　我去了。

　　律师问我要不要陪，我说不用。那天上海下了小雨，我撑着伞，穿了一条浅蓝色连衣裙，是蒋星从前说好看的那条。高领，收腰，裙摆到膝盖下面。我把头发扎起来了，露出一整张脸。

　　安安放在保姆那里。出门前我给她念了那本被碾了一角的绘本，封面上的小狐狸缺了一条腿，我用金色彩笔给它画了一条新的，比原来那条还长一点，像在奔跑。

　　“这样小狐狸跑得快。”安安说。

　　“对。跑得快的狐狸不怕车。”我说。

　　我把绘本合上，亲了亲他的额头，然后拿了伞出门。

　　精神卫生中心的走廊很长很长，地板是那种淡绿色的旧水磨石，被消毒水擦过太多次，表面磨得发亮。空气里有漂白水和药剂混在一起的苦味，和蒋星最后住的那间公寓的气味很像。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门，每一道都有人刷卡才能开，滴滴两声，铁门弹开，再关上，再滴滴两声，再弹开。

　　护工走在前面，脚步很轻，橡胶鞋底踩在水磨石上，没有一点声音。

　　周砚承在最里面那间。A区17号。

　　门打开的时候，他正缩在墙角，两只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手臂上。他穿着蓝白条纹的病服，头发被剃得极短，露出青灰色的头皮。他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像一个人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吸干了。

　　他抬头看见我。

　　他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像猫被强光照到。然后他整个人从墙角弹起来——是真的弹起来，两只脚蹬了一下墙，整个人朝我扑过来。

　　护工挡在我前面，两个人把他按回床上。他的手腕被反剪到背后，脸压在被子上，嘴里发出一声不是人声的东西——嘶哑的，长的，像铁门被刮开的声音。

　　门打开的时候，周砚承正缩在墙角。

　　他瘦了太多。蓝白条纹的病服挂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一件晾在风里的旧衬衫。头发被剃得很短，露出青灰色的头皮，能看见头皮底下淡蓝色的血管。他抱着膝盖，下巴搁在手臂上，听见门响，抬起头来。

　　我看见他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然后他整个人从墙角弹了起来——两只脚蹬着墙，整个人朝我扑过来。护工挡在我面前，两个人把他按回床上，手腕反剪到背后，脸压在被子上。他挣扎着，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像枯死的树根。

　　"我没有病——！"他的嗓子是破的，像砂纸刮过铁皮，"你们放开我！任唯一！你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我没有病——！"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那个文件袋。我的伞还在滴水，伞尖落在地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圆。我没有急着走进去。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被按在床上挣扎的样子，看着他因用力而涨红的脸和凸出的眼珠。

　　他挣扎的样子让我想起很久以前，老宅的院子里，一只被孩子们围住的野猫。它也是这样弓着背，这样嘶叫，这样试图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撞开包围它的那些脚。

　　那只猫后来被周砚承用石子砸死了。

　　"周砚承，周公子。"我叫他的名字，声音不大，但足够他听见。

　　他停下来。他的头被按在床上，只能歪着脖子看我。他的一只眼睛被压得半闭，另一只睁得很大，虹膜里映着走廊顶灯的白光。

　　"你亲弟弟签了个东西。"我把文件袋举起来，慢慢地拉开拉链。

　　他的身体忽然不挣扎了。他全身都僵住了，僵得像一块被冻住的木板。我听见他的呼吸停了半拍，然后变得很重，像一头被按住脖子的牛。

　　我抽出那张纸。A4纸，叠了四折。我没有急着展开，而是把它在手里掂了掂，像在称它的重量。

　　"周砚明。"我说，"蒋星葬礼那天，他还往灵堂里扔了一只死鸽子。鸽子落在我脚边，脖子是歪的，眼珠子还在转。我当时觉得很恶心。但现在我想起来，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

　　周砚承的嘴唇开始抖。

　　"他签了一份《精神病患者亲属确认书》。"我展开纸，走到床边，蹲下来。我蹲在他面前，把纸举到他眼前，离他的脸很近，近到他能看清每一个字，近到我能闻见他身上消毒水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确认你有家族精神病史。"我的食指在纸面上划过去，从抬头划到签字栏，"确认你从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确认你在换毒品谋杀蒋星的时候，正处于'病发期，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的指尖停在周砚明的签名上。那个歪歪扭扭的"砚"字，少了右边那一撇的"见"。

　　我说，"他按了手印。红色的。你看，指纹糊了，他按的时候手在抖。"

　　周砚承看着那张纸。

　　他从头看到尾。他的眼睛在纸面上缓慢地扫过去，像一台坏掉的扫描仪，一格一格地挪。扫到"周砚明"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动了。

　　他不动了。全身都不动。连呼吸都停了。病房里安静了整整三秒。安静到我能听见走廊尽头的暖气片在响，哒，哒，哒，像有人在敲一把生锈的剪刀。

　　然后他的嘴唇动了。他张开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但一个字也没出来。他的嘴唇干裂着，泛着白色的死皮，像冬天被冻坏的树皮。那些死皮贴在他嘴唇上，他一动，它们就裂开，露出底下粉红色的肉。

　　我看见他的眼神变了。先是愣住。那种愣是来不及反应的、像被人迎面浇了一盆冰水的人才会有的愣。他的瞳孔散了，又聚起来，散了，又聚起来，像一颗被反复按进水里的球。然后是白。血色从他脸上刷地退下去，从颧骨退到耳根，从耳根退到脖子。他的脸变成一种不健康的灰白色，嘴唇上的死皮衬着那种白，显得格外刺眼。然后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空洞。像一个人被从里面掏空了。像有只手伸进他胸腔里，攥住了什么东西，然后猛地抽出来。他剩下一个壳子，撑着那件蓝白条纹的病服，那个壳子在发抖，但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他叫了一声。

　　那声叫很短。不是骂人，不是吼，是从嗓子深处挤出来的、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的人才会发出的那种——短促的，沙哑的，带着一种几乎不能置信的呜咽。

　　然后他开始咒骂。

　　他的脏话从嘴里涌出来，像血从伤口里涌出来一样。他骂我是婊子，骂蒋星活该死，骂我活该被拍，骂我全家都该死，骂他父亲和爷爷没把蒋星弄死之前先弄死我。他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名字都吐出来了，每一句都带着唾沫星子，溅在床单上，溅在我的裙摆上。

　　护工按着他，他像一条被按住尾巴的鱼一样弹起来又砸下去，弹起来又砸下去。他的脸涨成紫红色，眼珠子凸出来，血丝爬满了眼白，像一张被撕碎了又拼回去的地图。

　　我蹲在他面前，没有躲。

　　我只是看着他的眼睛，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周砚承。"我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能听见。他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像一头跑废了的牲口。

　　"你刚才骂的那些，"我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就听过了。你那个亲生父亲偷拍的时候，在录像里也这么骂的。'小婊子'，'裙子掀起来'，幸好他不记得我，不记得被拍的那个小孩是谁了。你猜怎么着？我后来在卷宗里看到了那段录像的文字记录，警方把音频转成了文字，三十七页。每一页都有他骂我的话，和你刚才骂的一模一样。"

　　他的眼睛眨了一下。

　　"你知道那三十七页后来去哪儿了吗？"我靠近他，我的鼻尖离他的鼻尖不到十厘米，"蒋星烧了，一页一页烧的。烧了三个小时。"

　　他的嘴唇又开始抖。

　　"你弟弟签了这份确认书，"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他病服胸前的口袋里，"他亲手把你送进来的。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看错了人'。"

　　我站起来。膝盖蹲久了有点麻，我扶着床沿慢慢站直。裙摆上溅了他的唾沫星子，我低头看了一眼，伸手掸了掸。

　　"周砚承。"我俯视着他。他躺在床上，被护工按着肩膀，仰着脸看我。他的脸上有泪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哭了，他的脸湿漉漉的，眼眶红得像被什么东西烧过。

　　"你什么都得不到。"我说。

　　周砚承的身体抖了一下。

　　"蒋星把你全家送进监狱。你恨他。你换了他的药，把精神型药物换成了毒品。你看着他一天一天烂掉，你很高兴。"我停了一下，"凭什么只有我的爱人死了……接下来该你烂掉了。”
　　我的手抓着铁栏颤抖着，往后退了一步。

　　"你骂我什么都行。"我说，"一百遍'婊子'，也改变不了你弟弟亲手签了那份确认书。你恨他吗？你应该恨。因为是他在背后捅了你一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什么都没做。"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

　　"我只是来看你一眼。"我拉了拉裙摆，把那条深蓝色连衣裙整理平整，"顺带告诉你一件事——等你在精神病院里住满五年，医疗评估合格了，可以申请转出。但前提是，你的监护人签字同意。"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睁大了。

　　"你那个毒虫弟弟是负责的亲属。"我说，"你觉得，他会签吗？"

　　他没有回答。他叫了一声，又一声，然后开始骂。骂得比刚才更狠，更难听，像要把自己的声带撕碎。护工又来了两个人，四个人把他摁在床上，他的头还在往上抬，脖子上的青筋爆出来，像要炸开。

　　我退到门外。

　　门关上了。铁门合拢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咔嗒一声。他的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闷闷的，混在消毒水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一节一节地断掉。

　　我靠着走廊的墙，站了一会儿。

　　墙上很凉，透过连衣裙贴在我的后背上。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我的脸上。

　　然后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我的手很稳。没有抖。指甲剪得短短的，干干净净的。手腕上那条旧疤已经全掉了，新长出来的肉是粉白色的，比旁边的皮肤浅一点点，像一小块没有晒过太阳的月亮。

　　我把它摸了摸。光滑的。

　　然后我往外走。身后那扇门里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种含混的嗡嗡声，被暖气片的哒哒声盖过去了，什么也听不清了。

　　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我回过头，看了一眼A区17号那扇铁门。门关着，铁灰色的，上面有一小块掉漆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锈。

　　我对着那扇门笑了一下。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穿粉色外套的小女孩，被她妈妈牵着。小女孩手里举着一支棒棒糖，看见我，冲我笑了一下。我也冲她笑了一下。

　　电梯往下走。光从门缝里一截一截地漏进来，一截一截地消失。

　　我忽然想起蒋星。想起他七岁那年，在院子里递给我手帕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

　　他当时看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吗？还是一个比这个好一点的人？

　　我走到医院大门外面的时候，风吹过来，吹起我额前的头发。我眯了眯眼，看见天边裂开了一道云缝，漏出几颗星星。

　　我站在台阶上，把头发拢到耳后，然后转身往外走。

　　身后的门里，周砚承还在发那种含混的声音，但已经听不清内容了。混在消毒水和漂白水的味道里，像一阵很快就会被通风扇抽走的烟。

　　我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地是湿的，柏油路面上有一片一片的水洼，映着路灯的光，明晃晃的。冬天，能看见的星星不多。云层还厚着，只在天边裂了一道缝，露出几颗亮的，散在云缝之间，一眨一眨的，像有人在云的后面打着手电筒。我不知道哪一颗是蒋星。但我相信他一定还在看。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的路上，司机在放电台，老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软绵绵的旋律混着窗外的风声。我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外面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拖成一条长长的光的河。

　　到了楼下，我付了钱，上楼。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里面传来一声细细的响，像什么东西从床上翻了个身。

　　我推开门，换了拖鞋，轻手轻脚走到安安的房间。他侧躺着睡，怀里抱着那本新画了腿的绘本，小狐狸的鼻子正对着他的下巴。他的小手攥着被角，呼吸均匀，睫毛在台灯的光里投下一小片扇形的影子。

　　我坐在他床边，把他的小手从被角里抽出来，握在手心里。他的手是暖的，小得像一朵没开的花。我感觉到他的脉搏，细细的，稳定的，一下一下，像很久以前，我在某个老宅院子里听见过的钟声。

　　窗户外面，雨后的天空裂得更开了一些。那颗最亮的星露出来了，停在云缝正中间，清冷冷的，像一枚被水洗过的银币。

　　我没有关窗帘。

　　“安安，”我轻声说，像是在说给他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你看，星星出来了。”

　　他没有醒。只是翻了个身，把小脸往我手心里蹭了蹭。我坐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窗外。那颗星还在。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像一只冰凉的手。

　　我看着那颗星，说：“我不怕了。”

　　风把这三个字卷走了，卷进夜空里，卷进那些云缝之间，不知道能不能送到那颗星旁边。

　　但没关系。我本来也不是说给它听的。我是说给我自己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