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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雪猴登场 雪猴初登场 ...

  •   刘小刚的追悼会由律所操办,谭卫民的案子移交其他律师后,除却那枚梭子形刀片的投掷者仍处于迷雾,诸事皆已尘埃落定。
      布复虑后来鼓起勇气壮着胆子问了王天明——当年审讯谭达,有没有刑讯逼供。王天明答得坦然且平静,说他不能替所有警察担保,但他自己从未有过,因他信因果报应——若为结案率或一枚勋章,便让一个无辜者赔上一生,那这笔债太重,重到不知如何偿还。
      文哲不知用什么门路,为犯罪心理课多申请了两个名额,布复虑全程沉着脸,满脸不乐意,被文哲连拉带拽登上了飞往凌川的航班。

      犯罪心理培训安排在凌川市文枢区,凌川工业大学校内,该区域系全省行政中枢,高校最为密集,凌工大刑事科学技术学院便坐落于此。培训为期一个月,由该院资历最深的木木教授主讲,木木教授现年七十五岁,退休已满十年,年迈体衰,多媒体课件操作生疏,翻页时常错乱,授课节奏因而极缓。
      两周课程下来,课堂催眠效应显著——许君竹松弛神经,睡眠质量反倒得到极大改善,布复虑虽维持听课姿态,笔记字迹却日渐潦草,终究难敌困意。文哲坐在后排,认真听课,笔记规整,一副优等生的模样。
      布复虑与许君竹中途多次向文哲提出提前返程,二人本就是编外旁听,算文哲的“赠品”,正品在席好好学习即可。文哲始终言之凿凿,笃定最后一周必有惊喜,如果没有,惩罚他一辈子破不了案。时间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周的第一节课。
      木木教授佝偻着腰坐在讲台的椅子上,连按了三四下激光笔,PPT才翻过一页。
      “我们这节课,讲犯罪行为的溯源。”
      “我真服了,”许君竹把脸埋在臂弯里,给布复虑传小纸条,“老爷子是不是把上周的课件又点开了?”
      布复虑回复纸条——“淡定,最后一周啦。”
      许君竹不死心,又给文哲写小纸条,“这课是不是讲过?”
      文哲转着手里的笔,快速回复几个字,又挺直了腰板——“马上不一样了。”
      的确是马上不一样了,第二页PPT赫然——
      1982年1月12日,凌川市金源区,雪后初晴,零下二十三度。尹家岗通往金源河的老路上,一人双膝跪地,躯干前倾,头颅滚落身侧半米,断颈朝天,刃口极薄,颈椎斜行截断,创面光滑。死者前方雪中斜插着一张猴子卡片,白脸金眶,红色眼周与鼻梁连成一片,黑色鼻头,脸上浮着祥云暗纹。
      法医勘验——颈动脉断端有喷射状血痕,但范围极小——极寒下血管收缩、血液黏稠度骤增,喷溅不及半米便凝为冰珠,加之跪姿使体位压低,血多顺衣襟淌落,凌晨的暴雪又覆上一层新白,将地面残迹尽数掩埋。警方推断——凶手熟谙寒地特性,借雪夜与极寒完成了一场几乎不留痕迹的犯罪。
      “猴子!”许君竹盯着投影幕布,脱口而出。
      木木教授正在找翻页键,闻声抬起头,“许同学,你睡了三周,突然来这一嗓子,吓了我一跳。”
      布复虑未发一言,只将摊开的笔记本翻到崭新一页,坐直了身体。文哲坐在后排,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一副“没骗你们吧”的模样。
      “这名死者名字叫赵奎,”木木教授开始娓娓道来——
      死者赵奎,男,时年二十四岁,凌川市昌隆区傅家甸人,无业,系当地闲散人员团伙外围成员。
      1981年,个体经济已获□□明文合法化,街头摊贩、小铺、作坊纷纷申领执照,正大光明营生。赵奎一伙却借此生财,以替商户“看场”为名,向昌隆区、金源区交界处的个体摊贩索取“年节费”“取暖费”。1981年12月17日,赵奎伙同两人前往金源区薛家甸住户尹志国家索取所谓“年节费”。
      尹志国,四十一岁,金源河渔场临时工,与妻子及三子女共五口,居住于薛家甸一间十八平方米土坯平房。因尹志国拒缴,赵奎当夜潜入院中,将灶间炉膛内炭火掏走,施以惩戒,然其行窃仓促,炉底余炭未清,表层覆灰仍处持续阴燃,翌日凌晨,残余炭火在密闭土坯房内不完全燃烧,一氧化碳在低洼处沉积。尹志国一家五口于熟睡中中毒,唯尹志国因起夜,行至门口时吸入浓度较低,挣扎至院中获救,其妻与三子女均窒息身亡。
      案发后,尹志国指认赵奎曾上门滋事,并称睡前炉内炭火尚足,但炉体表面无指纹提取条件,赵奎同伙提供伪证称其当夜在昌隆区金家烧锅饮酒至凌晨,且尹志国与赵奎素有邻里纠纷,指认缺乏客观物证,无法形成闭合证据链。
      1981年12月20日,凌川市公安局金源分局以证据不足、因果关系缺乏排他性为由,未予刑事立案。赵奎继续在傅家甸游荡,直至1982年1月12日,其尸体以跪姿出现于金源区尹家岗雪路,头颅被整体离断,身前雪地斜插一张白脸金眶祥云纹猴子卡片。
      “1982年,我31岁,刚升任凌川市刑警队队长。”木木教授搁下激光笔,“案发后我带队侦办。第一时间抓捕尹志国——他与赵奎素有死仇,动机重大。但案发时他身处外地,车票存根与连续人证相互印证,不在场证明成立。此外,赵奎颈断创面极平整,需极薄锐器以高速斩切,非经专业训练是做不到的,尹志国只是个渔场临时工,不具备作案能力。1982年刑侦手段有限,而且大雪覆盖、低温破坏生物痕迹,缺乏目击与核心物证,案件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整年也是风调雨顺,直到——”
      1982年11月15日,凌川市铸冶区香坊旧街,初雪。凌晨五时,薄雪刚覆路面,环卫工人在废弃铁路桥洞下发现一具无头男尸跨倒在倒伏的嘉陵摩托上,深蓝色半盔滚落排水沟边,盔壳内沉甸甸的——头还在里面,切面朝天。初雪落在断颈切面上,被残余体温融出一小圈淡红,又在边缘重新凝结成冰,死者右手旁一块青石下压着一张猴子卡牌,白脸金眶,红眼周与鼻梁连成一片,祥云纹在初雪微光中泛着冷光。
      法医根据血迹形态判断——身体断颈处呈一百二十度扇形喷溅,血珠在薄雪上砸出蜂窝状凹点,抛物线落点却偏离头盔位置,摩托车左侧车身留有鞋尖蹬踹的凹痕,伴有一道雪泥擦痕——凶手在瞬间斩首之后,以足蹬踹摩托车,连人带车在初雪地上滑出近两米。
      教室里静得出奇,没人敢出声,连呼吸都压着。木木教授的声音像从三十年前的雪地里直接传来,就在他讲到“青石下压着猴子卡牌”的刹那——上午的下课铃响了。
      “啊!”许君竹从椅子上弹起来,几步跨到讲台边,一把搀住木木教授的胳膊,“教授,我请您吃食堂,您给我讲讲,这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木木教授正弯腰收拾讲义,被她拽得□□右倒,七十五岁的身子在讲台边上晃了晃,他慌忙扶住桌角,“哎哟——你慢点”他缓了口气,“下午讲,下午讲,中午不眯一会儿,下午我撑不下来。前因后果,文哲那小子门儿清。你问他去。”
      文哲坐在后排,摇头晃脑,“刚听见有人说,请客?”
      文哲不吃碳水,把碗里的米饭全拨进布复虑碗中,自己只夹青菜和牛肉,“让你们来,核心是那枚梭子刀片。”
      “化验显示,刀片使用的钢材纯度极高,锻造工艺超过当代最顶尖手术刀,单枚造价约一万元。木木教授下午会讲到,凶手在八十年代就已经使用这种钢材,现在的顶尖技术,他八十年代就用了。”他继续说,“还有你们那个未成年杀人案,老布提过,有戴猴子面具的人,我就联想到这个案子,所以必须带你们学习一下。”
      “另外,这是木木教授最后一桩亲自侦办的案件——他的长子在此案中遇害,之后他便退居学界。”
      许君竹问,“那每天来送饭的是他小儿子?”
      “是因公殉职战友的儿子。”文哲面不改色,“他只有一个女儿。”
      布复虑问,“你怎么会跟他熟到这种程度?连家庭结构都清楚。另外,他为什么告诉你授课案件?”
      “他女儿,是我前女友。”
      布复虑把筷子搁在碗沿,大拇指一伸,“牛逼,你是真牛逼——”

      下午课程从第二名死者开始——
      死者崔满囤,男,时年三十七岁,凌川市铸冶区香坊人,表面身份为首批持证个体运输户,1981年申领营业执照,经营货运与短途载客,账面流水可观,系铸冶区公开挂牌的“万元户”之一。
      其真实营生为跨境人口贩卖,自1981年下半年起,以“赴扶余国服装厂务工”为名,诱骗凌川市霁雪区、昌隆区待业女青年,经虚构口岸偷渡出境,实则将其贩卖至扶余国地下色情场所。崔满囤利用当时民众对境外劳务的盲目渴求,伪造扶余国用工合同,收取高额“中介费”,每名受害者被以三千至五千元价格转手。
      崔满囤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昼伏夜出,合法运输生意仅作夜间掩护,白日深居香坊旧街一处改造过的马架子房,门窗以三层棉被隔音遮光,与外界联络全靠一台短波收音机接收暗号。
      凌川市公安局刑警队于1982年3月、7月两次组织抓捕,均因其提前嗅到风声、利用铸冶区复杂铁路岔线与废弃厂房遁走而未果。其名下嘉陵摩托经多次改装,发动机号被锉平,专用于夜间运送受害者和逃避追踪。
      1982年11月15日初雪凌晨,崔满囤尸体被环卫工人发现于铸冶区香坊旧街废弃铁路桥洞下,呈跨骑倒伏姿态,头颅留存于深蓝色半盔内,颈断创面与前案赵奎高度一致,右手旁青石下压有一张白脸金眶祥云纹猴子卡牌。经勘验,其随身皮夹内尚有未分发完毕的伪造扶余国入境许可七张,及当日凌晨从昌隆区某处收取的现金两万元。
      1982年11月15日崔满囤案现场勘查结论与1月12日金源区赵奎案高度吻合——斩首手法、创面形态、猴子卡牌标记、雪天作案环境,时隔十个月,第二起案件出现,木木意识到这并非孤立仇杀,而是连环杀人的序章,凌川市公安局正式将两案串并,立案为“1·12系列斩首案”,代号“雪猴”。

      “怎么看?大家举手发言?”木木教授发问,眼光扫过教室,“而且不止这两起。后面还有。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雪猴的序章。”
      有学生举手——教授,从犯罪心理侧写来看,雪猴是否存在妄想型障碍?作案时间选择在雪夜,是否有幻听或幻视的指令性驱使?
      木木教授——你们要注意区分精神病态(Psychopathy)与精神病(Psychosis)。雪猴的现场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Organized)——雪地覆盖前无搏斗痕迹,切口精准、一击断颈,有明确的冷却期十个月。这不符合无组织型精神病人的混乱特征。
      后排有女生小声接话——那家庭风险因素呢?早期童年创伤?依恋障碍?
      “早期创伤是连环暴力犯罪的高相关因子,但不是充分条件。”木木教授说,“如果雪猴童年期存在严重躯体虐待或目睹极端暴力,可能形成反应性依恋障碍,进而导致道德解离——将受害者非人化,视为必须清除的客体。”
      靠窗的男生推了推眼镜——那段时间恰逢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规范松动,有没有可能是失范状态下的认同焦虑?通过极端暴力寻求社会注视?”
      “涂尔干讲失范,是指旧有价值体系崩解后的规范真空。”木木教授摇头,“但雪猴不需要社会认同。他刻意选择雪夜,利用大雪销毁痕迹,他回避注视。他的认同是自我赋权的,是内在的道德法庭。改革开放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或许是他行动的土壤,但不是动机本身。”
      另一个女生问——他杀的都是坏人——赵奎害死五口,崔满囤拐卖妇女。有没有可能,雪猴自己才是第一个受害者?受害者转为加害者?
      “有这种可能。”木木教授说,“使命型杀手,至于他自身是否曾是受害者,早已经无法确定。”
      布复虑开口——但斩首是仪式行为,不是简单的处刑。MO(作案手法)可以进化,但签名行为那张猴子卡牌——始终不变。他在完成某种我们必须解读的符号。
      许君竹像是鼓了很大勇气才举手,“有没有可能,雪猴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他选雪夜、选一刀断颈、选留下那张猴子卡牌,纯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高智商、高能力、高抗压?这种心理,犯罪心理学里有吗?”
      教室里静了一瞬,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木木教授扶着桌沿,慢慢直起身,老花镜后的眼睛盯着她看了好几秒。
      “有!”他开口,“这叫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驱动的犯罪。在连环杀手分类里,属于快感型(Hedonistic offender)中的自负亚型(Egotistical subtype)——说白了,他杀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爽。但不是为了血腥的爽,是为了‘我他妈真厉害’的爽。”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词,粉笔划得黑板咔咔响——能力展示+智力优越
      “你们想想,”木木教授转回身,手撑着讲台,“零下二十三度,初雪,他能让一个人在雪地里跪着,一刀断颈,血喷出来还没落地就凝成冰珠。然后大雪把痕迹全盖了,等我们发现的时候,现场干净得像是老天爷帮他擦的。这不是一般的冷静,这是能力展示(Competence-Display)——他在向警方炫耀,你们抓不到我!”
      文哲问——那他留下猴子卡牌呢?也是为了炫耀?
      “那是签名行为(Signature Behavior)。自恋型人格需要图腾化自我投射。猴子卡牌就是他的图腾——白脸、金眶、祥云纹,精致、独特、不可复制。每一次作案,他都在现场盖一枚自己的印章。他在享受的不是杀戮,而是完美执行后欣赏杰作的那一刻。”

      他顿了顿,“现在我们来说第个案件。”
      198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凌川市昌隆区傅家甸,暴雪。当晚十一时许,雪猴第三次作案,首次留下活体目击证人。
      据目击者证词,凶手头戴猴子面具,预先埋伏于受害者院墙外侧雪堆中,与积雪融为一体。待受害者出门燃放爆竹时,凶手自侧后方近身,持刀一击斩首。行凶瞬间,凶手迅速向侧方横向闪避,精准避开颈动脉高压喷溅血柱,足见其对血液喷溅轨迹具有专业级预判——此行为既可解读为洁癖驱动,亦可视为反侦查意识的外化。
      受害者腔体喷出的温热血液在零下二十五度空气中蒸腾起淡红色雾气,于雪地洇开大片猩红,与爆竹燃放的明黄色火光在雪夜中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现场足迹显示,凶手闪避后未作停留,沿预设路线撤离,足迹被持续暴雪迅速覆盖。
      死者孙传福,男,时年四十岁,凌川市昌隆区傅家甸人,农贸市场猪肉摊摊主。自1971年至1982年,其妻连续诞下十名女婴。孙传福笃信“无后为大”,通过崔满囤等人搭建的地下网络,以“营养费”“感谢费”名义将前九名女婴转卖至外省偏远地区,累计获利逾两万元。
      1982年腊月,第十名女婴降生,仍是女孩。孙传福暴怒,称“赔钱货留到过年都晦气”,扬言若妻子不同意将幼女“送养”,便将孩子剥光衣物扔入院中雪地冻毙。其妻拼死不从,孙传宗遂以擀面杖殴打致其左臂骨折、三根肋骨骨裂,更在零下三十度寒夜将其绑缚于院内枣木桩上,以棉被浸透井水覆其身,借严寒令棉被层层结冰,形成厚重“冰壳”,致其妻失温昏迷数次。
      其妻曾爬至街道居委会与派出所求助,然当时法律对婚内暴力缺乏明确界定,办案人员多以“家庭纠纷”调解劝回,邻居虽闻深夜惨叫,亦因世俗观念而缄默。
      198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夜,孙传宗为“驱邪求子”,于院中燃放“二踢脚”爆竹。其头戴狗皮帽、身披棉猴袄,踏雪出院门俯身点火之际,潜伏于院墙雪堆后的雪猴暴起一击,手起刀落,头颅滚落于院门门槛内侧,其妻与襁褓中的第十女婴瑟缩于屋内,透过结霜的玻璃窗目睹了雪猴面具在雪夜中一闪而逝的侧影。
      其妻向警方陈述时,对凶器的描述——非标准刀具,而是一种“极薄、极细、却异常坚硬”的窄片状锐器,更近似一柄薄剑或某种未知金属片。1983年的刑侦界对此毫无概念,物证分析只能止步于“特种钢材”的模糊结论。直至两年后,木木教授亲眼见到那把凶器实物,他后来在课堂上回忆——那是他人生里,唯一一次感到震撼。
      孙传宗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于院中枣木桩旁堆起一尊小小的雪猴,每逢初一十五便焚香祭拜,她在感恩那个戴面具的陌生人将她从冰壳与棍棒中解放出来,这个人是她的天神。
      雪猴案经媒体发酵后,凌川市舆论迅速撕裂——一种声音将其比为“现代展昭”,认为其专挑法律缝隙中的恶人下手,是体制失效时代的私刑正义;另一种声音则尖锐指出,以斩首为手段的处刑,本身已逾越了任何道德与法律的边界,雪猴与那些被他斩首的暴徒,在“剥夺他人生命”这一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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