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追梦书》邱莹莹

2、第 2 章 第二章

　　第二章

　　清晨是被一阵钟声唤醒的。

　　那钟声很远，闷闷的，像隔着好几层棉布传来的。我躺在床上，努力分辨声音的方向——是姑嫂塔的钟吗？不，姑嫂塔的钟多年前就坏了。也许是附近寺庙的晨钟，但记忆里这一带并没有寺庙。

　　钟声停了。房间里恢复了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我起身，光脚走到窗边。巷子还在沉睡，对面的窗子都紧闭着，晾衣绳空荡荡地悬着。地上湿漉漉的，夜里又下过雨，石板路在晨光里泛着幽暗的光，像一条安静的河。

　　洗漱时，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三十四岁，眼角有了细纹，不明显，但笑起来时就会显露。头发乱糟糟地翘着，眼下有淡淡的青色。离婚后这半年，我常常失眠，有时候睁眼到天亮，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某种倒计时。

　　早餐很简单，用昨天在巷口小店买的面包和牛奶对付了。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从行李里翻出一件深蓝色的针织开衫。这是母亲织的，很多年前了，毛线已经洗得发软，颜色也不再鲜亮，但很暖和。母亲说，蓝色适合秋天，像“雨后的天空，还没完全放晴的那种蓝”。

　　我穿上它，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母亲的气息。这味道让我在门口停顿了几秒，然后才推门出去。

　　巷子醒得比我早。已经有老人提着菜篮子慢悠悠地走着，篮子里露出翠绿的菜叶。早点摊飘来油条和豆浆的香气，老板娘正用长筷子翻动油锅里的油条，滋啦作响。两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校服的后摆在晨风里扬起。

　　“阿姨早！”

　　是昨天那个男孩。他站在巷口，手里拿着包子，腮帮子鼓鼓的。

　　“早，小凯是吧？”

　　“嗯！”他用力咽下嘴里的食物，“你要去海边吗？”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他狡黠地笑，“回来的人都会去海边。我奶奶说，海是石狮的眼睛，看了海，才算真的回来了。”

　　“你奶奶说话很有诗意。”

　　“她以前是语文老师。”小凯三口两口吃完包子，抹抹嘴，“我要去上学了。你要是去海边，可以坐3路公交车到底站。不过要走一段路，现在的海滩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填掉了很多，盖了房子。”他转身跑开，又回头喊，“记得戴帽子，海边风大！”

　　3路公交车站就在巷子出去的路口。站牌很旧了，漆面斑驳，时刻表模糊不清。等车的人不多，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太太，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还有我。

　　车来了，是那种老式公交车，开动时轰隆作响。我投了硬币，找了个靠窗的座位。车窗玻璃上有细密的划痕，透过它看出去，世界像蒙了一层毛玻璃。

　　车子缓缓驶出老城区。街道逐渐变宽，楼房变高，玻璃幕墙在晨光里反射着冷硬的光。我看见了新建的购物中心，巨大的广告牌上是明星的笑脸；看见了连锁咖啡店，穿制服的白领匆匆进出；看见了车水马龙，红绿灯规律地切换，像这座城市规律的心跳。

　　这已经不是记忆里的石狮了。或者说，记忆里的石狮只是这座城市小小的一部分，像一块被新建筑包围的孤岛。公交车每向前开一段，那个“我的石狮”就退后一段，退缩到更深的角落里。

　　车子经过中山路。我趴到窗边，努力辨认。这里是老城的中心，曾经最繁华的街道。现在，两旁的骑楼还在，但店面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那家卖面线糊的老店还在吗？母亲曾带我来过，我们坐在油腻的木桌旁，她小心地把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吹凉，一勺一勺喂我。汤很鲜，里面有蛤蜊、虾仁、切得细细的小肠，最后撒上葱花和胡椒粉。我吃得鼻尖冒汗，她笑着用纸巾帮我擦。

　　店还在。招牌换了新的，但门面还是那扇绿色的木门。门口排着队，大多是游客模样的人，举着手机拍照。我想下车，但车已经开过了。

　　窗外的景色继续后退。骑楼越来越少，现代化建筑越来越多。然后，在一处拐弯后，海突然出现了。

　　是那种毫无防备的出现——前一秒还是楼房和广告牌，下一秒，一大片灰蓝色的、微微起伏的平面就填满了整个车窗。天空很低，云层厚重，海天一色，界限模糊。只有几艘渔船的影子，像墨点洒在宣纸上，慢慢地移动。

　　车子到站了。终点站是一个新建的公交枢纽，白色的建筑，巨大的顶棚，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只停了零星几辆车。我跟着指示牌走向海边，穿过一条地下通道。通道里贴满了旅游宣传海报：“美丽石狮，滨海新城”“欢迎来到黄金海岸”。

　　从通道出来，海风立刻扑面而来。带着咸味的风，强劲，持续，吹得我的头发乱飞。我按住开衫的衣襟，朝海边走去。

　　小凯说得对，海滩和以前不一样了。记忆里的海滩是宽阔的，粗糙的沙滩一直延伸到防波堤。现在，沙滩变窄了，边缘用水泥砌了整齐的护岸，上面建了木栈道、观景台、卖椰子和烤肠的小摊。虽然是工作日，还是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大多是情侣或带孩子的家庭。孩子们在沙滩上挖沙，情侣们牵着手在岸边散步，对着海拍照。

　　我脱下鞋子，赤脚踩在沙滩上。沙子很细，但凉。十月的海水已经有了寒意，浪扑上来，白色的泡沫在脚边碎裂，留下湿润的痕迹。我慢慢走着，避开人多的地方，朝东边走去。那边有一片礁石区，以前母亲常带我去那里捡贝壳。

　　礁石还在。黑色的，巨大的礁石，被海水和岁月磨去了棱角，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孔洞。潮水退去不久，礁石间的洼地里积着海水，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清澈的水塘。水里有小鱼小虾，还有绿色的海藻，随着水波轻轻摆动。

　　我找了块平坦的礁石坐下。从这里看出去，海更开阔了。远处有货轮缓缓移动，像玩具一样小。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风更大了，吹得衣服紧贴在身上。我裹紧开衫，突然觉得这深蓝色确实像母亲说的——雨后的天空，还没完全放晴的那种蓝。忧郁的，深沉的，藏着无数未落之雨的蓝。

　　闭上眼睛，海的声音变得清晰。不是单一的哗啦声，而是多层次的：远处海浪涌来的低沉轰鸣，近处浪花拍打礁石的清脆碎裂，水在石缝间流动的潺潺声，风穿过礁石孔隙的呼啸。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无始无终的乐曲。

　　然后，在这一切声音之下，我听见了另一种声音。是母亲的声音，轻轻的，带着笑：

　　“看，那里有一只小螃蟹。”

　　我睁开眼。当然没有母亲，只有空荡荡的礁石。但记忆回来了，清晰得让人心痛。

　　那年我七岁，或是八岁。也是秋天，母亲带我来海边。那天阳光很好，海是碧蓝色的，闪着碎金般的光。我蹲在礁石间的水塘边，看一只小螃蟹横着爬行。它很小，只有指甲盖大，壳是半透明的青色。我伸手想碰它，它立刻躲到石头下面。

　　“别碰它，”母亲说，“让它自在些。”

　　“它会咬人吗？”

　　“不会，它太小了，咬不动。”母亲在我身边坐下，递给我一个塑料袋，“来，我们捡贝壳。捡最漂亮的，带回去放在玻璃瓶里。”

　　我们捡了一个下午。我捡到的都是普通的白色贝壳，有些还残缺不全。母亲却总能找到特别的：一枚淡紫色的扇贝，边缘是波浪形的；一枚螺旋状的海螺，对着阳光能看见里面泛着虹彩；还有一枚心形的石头，光滑，黝黑，中间有一道白色的纹路，像裂痕，又像装饰。

　　“这个给你。”母亲把那枚心形石头放在我手心，“这是海的礼物。”

　　“海为什么给我礼物？”

　　“因为海喜欢你啊。”她摸摸我的头，“海会把礼物送给所有爱它的人。”

　　我把石头攥在手心，温热的。多年后，那枚石头去了哪里？我不记得了。也许搬家时弄丢了，也许还在某个旧盒子里，和其他的小玩意儿一起，被遗忘在角落。

　　“姑娘，一个人坐这儿，当心着凉。”

　　我转过头。一个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旁边的礁石上。他穿着深蓝色的旧夹克，戴一顶同样旧了的帽子，手里拿着根钓竿。脸被海风和日头晒成深褐色，皱纹深如刀刻，但眼睛很亮，是那种见过世面后的清澈。

　　“谢谢，我不冷。”我说。

　　他在不远处的礁石上坐下，熟练地挂饵，甩竿。钓线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入远处的海水里。然后他点了一支烟，静静等着。

　　我们就这样一坐一站，隔着十几米，各自对着海。海鸥在头顶叫，浪在脚下拍，时间好像慢了下来，黏稠得像退潮后留在礁石上的海水。

　　“今天潮水不好，”老人忽然开口，没回头，“鱼不爱咬钩。”

　　“您常来钓鱼？”

　　“天天来，除非刮台风。”他吐出一口烟，烟雾立刻被风吹散，“钓鱼不是为了鱼，是为了坐在这儿。坐在这儿，看看海，想想事情。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把事情想通了。”

　　“能想通吗？”

　　“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他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但想不通也没关系。海这么大，什么都能容下，想通了的，想不通的，它都收着。”

　　一阵大风吹来，我的头发扑了满脸。我用手拢住，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哪里能看到对岸吗？”

　　“对岸？”老人转过头，“台湾？”

　　“嗯。”

　　他眯起眼，看向海天相接处：“平常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高处，用望远镜，也许能看见一点点影子。但今天这天气——”他摇摇头，“云太低，海雾重，看不见。”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想看对岸？有亲人在那边？”

　　“我叔公。1949年过去的，再没回来。”

　　“哦。”老人点点头，没多问。这种故事在石狮太多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类似的版本。兄弟、父子、夫妻，一道海峡隔开，就是一生。

　　他又抽了一口烟，烟头在风里明明灭灭：“我父亲也在那边。”

　　我看向他。

　　“1949年，他跟着部队走的。那时我才三岁，不记事。”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母亲等了他一辈子。每年中秋节，她都会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对着海的方向说：‘吃饭了。’好像他真的能听见似的。”

　　“您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1993年，他第一次回来探亲。”老人弹掉烟灰，“我那时四十七岁，他已经是个老头了。我们在机场见面，他抱着我哭，说‘儿子，我对不起你’。我也哭。但哭过之后，发现不知道说什么。四十多年的空白，不是几滴眼泪能填满的。”

　　海浪拍打着礁石，哗——哗——，像叹息。

　　“他在家里住了一个月，每天就是看，看这看那，好像要把一切都装进眼睛里带走。他最喜欢来海边，一坐就是一下午。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海的那边，看这四十年他是怎么过来的。”老人顿了顿，“走的时候，他又哭了，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我说一定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一定了。”

　　“后来呢？”

　　“后来他回去了。开始还通信，寄照片。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断了。母亲去世前，一直念着他。临终时，她拉着我的手说：‘要是你爸回来，告诉他，我不怪他。’”老人苦笑，“可我上哪儿告诉他去？”

　　钓竿的浮标动了动。老人迅速起身，收线。是一条不大的鱼，银色的鳞片在灰白的天光里闪烁。他小心地把鱼从钩上取下，看了看，又扔回海里。

　　“太小了，让它再长长。”

　　“您放生了？”

　　“嗯。我钓鱼，钓到了，看看，大多都放回去。”他重新挂饵，甩竿，“我不是真要吃它们。就是找个由头，在这儿坐着。”

　　我们又沉默了。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天空更加阴沉，云层低得仿佛要压到海面上。远处传来雷声，闷闷的，像天边有人在挪动沉重的家具。

　　“要下雨了。”老人抬头看天，“海上雨，来得快。姑娘，回去吧。”

　　“您呢？”

　　“我再待会儿。这雨一时半会儿下不来，就算下来，我也不怕。”他指指不远处一个水泥搭建的简易棚子，“那儿能躲雨。我常在那儿。”

　　我站起身，腿有些麻。沙子粘在脚底，我走到水边，就着海水冲了冲，穿上鞋。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没什么可谢的。”他摆摆手，“故事嘛，不讲出来，憋在心里会发霉。讲出来了，就变成别人的了，自己反而轻松了。”

　　我朝他点点头，沿着来路往回走。走了十几米，回头看他。他还坐在礁石上，背影瘦削，但挺直，像另一块礁石，长在了那里。

　　回到木栈道时，雨点开始落下。起初是稀疏的几滴，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很快，雨密了，急了，海面被砸出无数个小坑，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游客们惊呼着跑向避雨处，小贩们手忙脚乱地收摊。

　　我没跑，慢慢走着，任由雨淋湿。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流进脖领，冰凉。开衫吸了水，变沉了，贴在身上。但我觉得很清醒，那种被冷水浇透后的清醒。

　　跑到公交站时，我已经浑身湿透。站台有顶棚，但风斜着吹，雨还是扫进来。我缩在角落里，看着雨幕中的海。此刻的海是灰色的，愤怒的，浪比刚才高了许多，一波一波扑向沙滩，仿佛要把人造的一切都卷走。

　　公交车很久都没来。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只避雨的流浪狗，黄色的，瘦骨嶙峋，蜷在另一头，警惕地看着我。

　　我忽然想起包里还有半个面包，是早上没吃完的。我拿出来，掰了一块，轻轻扔过去。狗嗅了嗅，迟疑地走过来，叼起面包，迅速退回角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你也饿了吗？”我轻声说。

　　它当然不会回答，只是吃着，耳朵竖起，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我又掰了一块，这次没扔，而是伸出手。狗看着我，犹豫了很久，终于慢慢靠近，小心翼翼地从我手中叼走面包。它的舌头碰到我的手掌，温热，粗糙。

　　我们就这样分享着那半个面包，在越来越大的雨里，在空荡荡的公交站。我吃一小口，给它一大口。最后一口我全给了它，它吃完了，舔舔嘴唇，看看我，然后走过来，在我脚边趴下了。

　　这是一种信任吗？也许只是因为它太冷太饿，而我给了它食物。但那一刻，我觉得温暖，尽管身上湿冷。我蹲下来，试探地伸手摸它的头。它没躲，只是抖了抖耳朵。毛被雨打湿了，一绺一绺的，但底下是温热的。

　　公交车终于来了。我站起身，狗也站起来，看着我。

　　“我得走了。”我说，明知它听不懂。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它还站在那里，望着我，尾巴低垂着。雨幕模糊了它的身影，很快，它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黄点，然后看不见了。

　　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衣服湿透，坐下时发出轻微的噗叽声。窗玻璃上凝结着水汽，我用手指划开一小片，看着外面的世界。雨中的城市显得柔和了，那些坚硬的线条被雨水晕开，像一幅被水洗过的水墨画。

　　车子经过一片新建的住宅区，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铅灰色的天光。其中一个阳台上，晾着一排衣服，在风里疯狂地摆动，像一群挣扎的白色鸟儿。我忽然想，住在那些高楼里的人们，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海吗？如果能看到，他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海？是风景明信片上的那片蔚蓝，还是我今天看到的这片忧郁的灰？

　　然后我想起了叔公寄回的那张照片。背景是海，他站在海边，穿着白衬衫，微笑着。那是在哪里拍的呢？高雄？台北？花莲？照片背面有字，用钢笔写的，字迹娟秀：“摄于垦丁海滩，1987年春。”

　　垦丁。我知道这个地方，台湾最南端，以阳光、沙滩、海浪闻名。照片里的海是碧蓝的，天空是湛蓝的，阳光灿烂。叔公笑得很开心，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但仔细看，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一种难以言说的、深藏的怅惘。也许是我的想象，也许不是。

　　母亲收到这张照片时，看了很久。然后她拿出家里的相册，翻到最后一页，把照片小心地贴上去。那一页都是叔公的照片，但都是旧的，黑白的那种，年轻时的叔公穿着军装，英俊挺拔。这张彩色的、年老的叔公，贴在那里，显得有些突兀，像走错了时空。

　　“他老了。”母亲轻声说。

　　“您想他吗？”我问。那时我多大？十二岁？十三岁？

　　母亲没立刻回答。她抚摸着照片的边缘，一下，一下，很轻，很慢。

　　“想啊。但想的不是现在这个他，是记忆里的那个他。”她抬起头，看向窗外，“我记忆里的叔叔，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爱笑，会弹吉他，会带我去海边捡贝壳。可照片上这个人，已经是老人了。我们错过了彼此的大半个人生。”

　　那时的我不懂。现在，站在三十四岁的门槛上，我好像懂了一点。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它不但带走人，还带走记忆赖以依附的那个形象。你想念一个人，但你想念的，只是某个时间切片里的他。而真正的他，已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被时间改造成了另一个人。

　　雨小了些。车子驶入老城区，街道变窄，车速慢了下来。经过时光书屋时，我看见店门关着，窗内透出暖黄色的灯光。老人应该还在里面，修补那些破损的书页，一页一页，一字一字，把断裂的重新连接，把模糊的重新描清。

　　这工作多像记忆本身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修补着自己的记忆，把碎片拼凑起来，把褪色的重新上色，把断裂的用想象接续。但修补得再好，也不是原物了。就像那些书，补得再精巧，凑近了看，还是能看出补丁的痕迹。

　　我在巷口下了车。雨基本停了，只有屋檐还在滴水，嗒，嗒，嗒，像更漏。巷子里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倒映着天空和两旁房屋的轮廓。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苔的味道，湿润的，清新的，让人想深深呼吸。

　　回到老屋，我脱下湿透的衣服，洗了个热水澡。热水冲刷身体时，我闭着眼，感觉海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那种低沉的、持续的声音，像某种背景音，一旦听过，就再也无法完全屏蔽。

　　换上干净衣服，我煮了杯茶，坐在窗前。天快黑了，巷子里亮起了零星的灯。对面那户人家在做饭，抽油烟机嗡嗡作响，锅铲碰撞，葱花下锅的刺啦声，接着是饭菜的香气飘过来。寻常人家的烟火气，平常，但踏实。

　　我忽然感到饿。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半个面包。我起身去厨房，想找点吃的。冰箱是空的，橱柜里也只有几包泡面。我烧了水，泡了一碗，坐在厨房那张旧木桌旁吃。

　　面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吃，热气熏着脸。吃了几口，目光落在那个铁皮糖果盒上。外公的信还在里面，还有其他的吗？

　　我擦擦手，打开盒子。底下还有一叠信，用另一根橡皮筋捆着。我解开，一封封看。大多是外公写给外婆的，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北方寄来，讲部队生活，讲思乡之情，讲对未来的憧憬。语言朴实，但情感真挚，那些字句经过半个世纪，依然能触碰到温度。

　　但最底下一封不一样。信封是浅蓝色的，很薄，没有邮票，没有邮戳，只写着“秀英亲启”。字迹也不是外公的，更娟秀，像是女性的字。

　　我小心地抽出信纸。只有一页，纸质已经脆弱，字迹有些晕开，但还能辨认：

　　“秀英姐：

　　见字如面。提笔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收到你的信，反复读了三遍，泪湿衣襟。你说柏塘（我丈夫的名字）在北方一切都好，让我勿念。我怎会不念？自他离家，已近两载，家中老小全靠我一人支撑。母亲年迈多病，孩子年幼无知，田里农活，家中琐事，压得我喘不过气。但这些苦，我都能受。最苦是夜半无人时，思念如潮水涌来，几乎将我淹没。

　　秀英姐，你我同是军人妻子，其中滋味，你定知晓。柏塘与你家那位在同一部队，彼此有个照应，我心稍安。只盼这苦日子快些到头，他们能早日归来，一家团圆。

　　前日母亲又发病，咳了一夜。我守在床前，不敢合眼。天明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媳妇，苦了你了。若我走了，你莫要太伤心，好好把孩子带大。’我听此言，心如刀割。若母亲真的去了，这世上疼我知我的人，又少一个。

　　信写至此，泪又落下。不说这些伤心事了。告诉你一件喜事：园中桂花开了，金黄一片，香飘满院。我采了一些，制成桂花糖，等柏塘回来，给他做汤圆吃。你若回来，也来尝尝。

　　盼早日相见。

　　妹淑芬

　　1965年秋”

　　信到这里结束。我捧着这薄薄一页纸，久久不能言语。淑芬——这是谁？外婆的妹妹？朋友？信里提到的柏塘，应该是外公的战友。1965年秋，正是那场运动开始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

　　我想象着那个叫淑芬的女人，在秋夜的油灯下写信。窗外桂花飘香，屋内孩子熟睡，婆婆咳嗽不止。她提起笔，向远方的姐姐倾诉生活的重压，写至伤心处，泪湿信纸。但最后，她还是写到了桂花，写到了桂花糖，写到了等丈夫回来做汤圆。在无边无际的苦日子里，这一点点甜，是她全部的盼头。

　　信纸的边缘被我的手指捏出了皱痕。我赶紧抚平，小心地放回信封。这封信为什么在这里？是外婆一直保存着，还是后来谁放进去的？信中的淑芬后来怎么样了？她的丈夫回来了吗？母亲从未提过这个人，是不知道，还是不忍提起？

　　太多问题，没有答案。历史就像一口深井，我们站在井边往下看，只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和井底那一点点模糊的天光。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人，都沉在井底最深处，被时间的淤泥覆盖，再也打捞不上来。

　　窗外完全黑了。雨又开始下，淅淅沥沥的，敲打着瓦片。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海里，许多画面交织浮现：外公在北方雪地里站岗，仰望星空；外婆赤脚涉过巷子的积水去上班；淑芬在桂花香里写信，泪滴落在信纸上；母亲牵着我的手在海边捡贝壳；叔公在垦丁的海滩上微笑；钓鱼的老人坐在礁石上，背影如石；湿漉漉的黄狗在公交站看着我；修书老人在灯下修补破损的书页……

　　这些画面没有顺序，没有逻辑，像被风吹散的落叶，在空中旋转，飘落，堆积。然后，在这些画面之上，我看见了海。不是今天看见的灰蓝色的海，是记忆里那片碧蓝的海，阳光下的海，碎金闪烁的海。母亲站在海边，裙子被海风吹起，她回头对我笑，说：“看，海多美。”

　　“可海也会哭。”我听见自己说，是童年时的声音，稚嫩的，认真的。

　　母亲蹲下来，平视着我：“是啊，海也会哭。所以下雨的时候，不要难过，那是海在流眼泪。等它哭够了，天就晴了。”

　　“海为什么哭？”

　　“因为想念。海想念所有它拥抱过，又不得不送走的东西——远航的船，远游的鱼，远行的人。它都想念。”

　　“那它会想念我吗？如果我也远行。”

　　“会啊。”母亲把我搂进怀里，她的怀抱温暖，有阳光和肥皂的味道，“但海知道，所有远行的人，最终都会回来。因为海在这里等着。就像妈妈永远在这里等着你。”

　　我睁开眼，泪水毫无预兆地滑落。我用手背擦去，但越擦越多。索性不再擦，任泪水流下。咸的，和海水一样的味道。

　　原来母亲早就告诉过我。海会哭，因为想念。而所有远行的人，最终都会回来。不是回到同一个地方，不是回到同一个人身边，而是回到记忆的海边，回到那个最初的、被爱着的自己面前。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雨还在下，巷子里空无一人。路灯的光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晕开，像一团团温暖的、毛茸茸的蒲公英。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和清晨一样，闷闷的，像从很深的地方传来。

　　我忽然明白了，那钟声不是来自任何寺庙。它来自更深处，来自记忆的海底，来自所有逝去时光的深处。它一直在响，只是我们太忙碌，太喧哗，听不见。只有在这种寂静的雨夜，在这种孤独的时刻，当心沉静下来，才能听见——那悠长的，一声又一声，呼唤我们回去的钟声。

　　回去哪里？回到那片海，回到那座城，回到那条巷子，回到那个有桂花香、有母亲怀抱的秋天。

　　我回到桌前，摊开一张纸。我想写点什么，给淑芬，给外公外婆，给母亲，给叔公，给那个钓鱼的老人，给今天遇见的每一个人。但笔提起，久久落不下去。最后，我只写了一句话：

　　“我回来了。”

　　不是“我来了”，是“我回来了”。回到这片海，这场雨，这个秋天，这些记忆的碎片里。虽然破碎，虽然褪色，但它们是唯一能证明我来过、爱过、被爱过的东西。

　　写完这四个字，我放下笔，觉得累极了，也轻松极了。像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一处可以歇脚的屋檐。虽然雨还在下，虽然夜还很长，但至少此刻，我知道自己在哪里。

　　在石狮。在秋天。在雨夜里。在一栋老屋的窗前。在一场做了很久、终于醒来的梦里。

　　窗外，雨声渐密。我关上台灯，在黑暗里坐着。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后，能看见家具模糊的轮廓，墙上挂钟的荧光指针，窗外偶尔闪过的车灯光。

　　然后，在雨声的间隙里，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短促的，洁白的，像一声叹息。

　　是水仙开了吗？在这个深秋的雨夜，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它又自顾自地开了。不为谁，不为什么，只是为了完成开放这个动作，就像我必须完成这场回归，这场追忆，这场与过往、与故土、与自己和解的漫长旅程。

　　我轻轻说，对着黑暗，对着雨，对着看不见的水仙，对着所有能听见和不能听见的事物：

　　“晚安，母亲。晚安，石狮。晚安，秋天。晚安，所有在夜里开放，在清晨凋零的事物。晚安，所有在记忆的海底，闪闪发光的碎片。”

　　然后我起身，走向卧室。明天，也许该去看看那棵被砍掉的榕树旧址，也许该去尝尝中山路的面线糊，也许该再去一次海边。但此刻，我只想睡去，在雨声的怀抱里，在石狮的秋夜里，在母亲的毛衣散发的、若有若无的香气里。

　　睡去，然后醒来。在同一个秋天，在不同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