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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曲率   宋淮愿 ...

  •   宋淮愿的姜茶是在第二天晚上煮的。收工之后,他没有直接回酒店,让何林把车开到附近的一家超市。何林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从后视镜里看着他走进超市的背影,知道他要去买红枣和蜂蜜。何林跟了他五年,知道他从来不去超市——生活用品有助理买,吃的有外卖,衣服有品牌方送,他不需要自己去超市。但今晚他去了,穿着那件黑色的大衣,在超市的白炽灯下显得有些不真实,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

      宋淮愿在超市里逛了大概十五分钟。他不知道红枣放在哪个区,从零食区走到调料区,从调料区走到干货区,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红枣有好几种,散装的、袋装的、去核的、带核的。他站在货架前面看了很久,拿起一袋带核的红枣看了看配料表,又放回去,拿起另一袋,也放回去。他不知道宴冬青用的是哪一种——也许是散装的,也许是袋装的,也许是什么牌子都无所谓。但他想买和宴冬青用的一样的。

      他拿起手机,给宴冬青发了一条消息:「红枣你买的是哪种?」

      宴冬青的回复来得很快:「超市随便拿的,忘了牌子了。别买太甜的,会影响姜的味道。」

      宋淮愿看着“别买太甜的”,嘴角弯了一下。宴冬青连红枣的甜度都在意,不是在意好不好喝,是在意宋淮愿能不能煮出一壶不苦的姜茶。他在用他的方式照顾一个隔着几百公里的人,用“别买太甜的”这种看起来毫无感情的短句,和“蜂蜜放两勺”一样,把所有的关心都藏在最日常的叮嘱里。宋淮愿最后拿了一袋中等价位的、看起来最普通的带核红枣,又去蜂蜜区买了一瓶槐花蜜,然后在收银台排队等了五分钟。前面是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小孩坐在购物车里,手里拿着一包薯片,一直在看宋淮愿。他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超市的白炽灯下显得很暗,像两口很深的井。小孩看了他很久,忽然说了一句“妈妈,那个哥哥好像电视里的人”。宋淮愿低下头,把口罩往上拽了拽。小孩的妈妈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没有认出来。

      回到酒店,宋淮愿在房间里煮姜茶。酒店的房间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热水壶和一个保温杯。他把姜切成片——切得很厚,因为他的刀工不好,姜片切得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厚有的薄。他把姜片放进电热水壶里,加了一勺蜂蜜、七八颗红枣,按下开关。水烧开的时候,姜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房间里,辣的,呛的,和宴冬青在横店煮的不一样。他煮的是甜的,姜味只在最后若有若无地存在一下。

      宋淮愿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辣的。姜放多了。他又加了一勺蜂蜜,又喝了一口,还是辣的。他又加了一勺,还是辣的。他加了四勺蜂蜜,甜味已经很重了,但姜的辣味还是压不下去。不是蜂蜜的问题,是姜切得太厚了,味道出得太猛。他没有切姜的经验,不知道应该切薄片,不知道应该先用冷水泡一下去辣味,不知道宴冬青煮的那壶甜而不辣的姜茶背后有多少他不知道的细节。

      他把那壶姜茶倒掉了,重新切姜。这一次切得薄了一些,用冷水泡了五分钟,然后再煮。水烧开的时候,姜味淡了很多,蜂蜜的甜味和红枣的香味浮在表面,比第一壶好多了。他倒了一杯,捧着站在窗前。窗外是怀柔的夜景,影视基地的仿古建筑被灯光打得通亮,远处的山影影绰绰,在夜色中像一道墨色的屏风。他喝着姜茶,甜味在舌尖化开,辣味在喉咙深处若有若无地存在一下。他想,宴冬青喝他煮的红枣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甜味在舌尖化开,然后辣味在喉咙深处轻轻地点一下,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我收到了”。他把这壶姜茶喝完,在保温杯里又倒了一杯,准备明天带到片场去。

      手机震了一下。宴冬青发来的消息:「姜茶煮了吗?」

      宋淮愿:「煮了。」

      宴冬青:「好喝吗?」

      宋淮愿看着这三个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喝”的定义是什么?是宴冬青煮的那种甜而不辣的标准,还是他自己煮的这种切不好姜、控制不好火候的版本?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宴冬青问“好喝吗”的时候,在意的不是好不好喝,是他在不在喝。他回了一个字:「嗯。」

      宴冬青又问:「姜切薄了吗?」

      宋淮愿看着这行字,心想他连姜要切薄都知道。他在横店的时候是不是站在他身后看过他切姜?还是在更早以前——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的宿舍里?宴冬青那时候经常用小电锅煮东西,煮好了端到他桌上放下就走。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姜是厚的还是薄的。但现在他知道了。因为宴冬青告诉他了。

      他回了两个字:「切薄了。」

      宴冬青:「那就好。」

      宋淮愿看着“那就好”三个字,忽然想到一件事。他拿起手机,打了几个字:「你什么时候学会煮姜茶的?」宴冬青的回复隔了大概十几秒:「高中的时候。你不是一到冬天就感冒吗?」宋淮愿盯着这行字,手指慢慢地收紧了。高中的时候他确实经常感冒,一到换季就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宴冬青每次都会煮姜茶端到他桌上,放下就走,什么都不说。他以为宴冬青是因为自己爱喝才煮的,顺便给他倒一碗。原来不是。他是专门为他学的。

      宋淮愿靠在窗台上,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高中的走廊,冬天的风,宴冬青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碗,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护着碗里的汤,怕洒了。走到他面前,把碗放在桌上,说一句“喝吧”,然后转身就走。他那时候没有说谢谢,因为他觉得不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说谢谢,就像不需要说“你是我哥”一样自然。后来冷战了,他才发现,有些话你不说,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现在他想说,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反复了很多次。最后他只发了两个字:「谢谢。」

      这是八年来的第一次。

      宴冬青的回复来得比平时慢了很多。对方正在输入……出现了很久,久到宋淮愿以为他打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但最终发出来的只有两个字:「不用。」

      宋淮愿看着这两个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这两个字太轻了,轻到承载不了八年里那么多碗姜茶、那么多条围巾、那么多次“早”和“晚安”。但也许最重的东西就是需要用最轻的方式来表达的,就像沈渡和晏修在结局里说的那两个“嗯”,就像他现在说的“谢谢”和宴冬青说的“不用”。轻到风一吹就散了,但重到刻在骨头里,一辈子都磨不掉。

      二月,春节快到了。北京的年味越来越浓,大街小巷挂起了红灯笼,超市里开始循环播放那些每年都一样的贺岁歌曲。宋淮愿不喜欢过年,不是因为过年不好,是因为过年意味着停工,意味着他要回到宋家大宅,面对那些他不太想面对的人。宋家在京城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父亲从政,母亲经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宋槐南,Omega,比他小两岁,在英国读大学,学的是艺术史。宋槐南和宴冬青不一样——宋槐南是那种天生的、不需要任何人照顾的Omega,强势、独立、嘴不饶人,从小就和宋淮愿对着干。

      宋淮愿和家里的关系不算差,但也算不上好。父亲希望他从政,他做了演员;母亲希望他学商科,他读了表演。他没有按照家里安排的路走,家里也没有强迫他,但那种“你不听话但我们也不拦你”的冷淡比任何争吵都让人难受。每年春节回家,他坐在饭桌上,听着父亲和客人聊政治,母亲和客人聊生意,弟弟在手机上和朋友聊天,四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像四个互不相干的陌生人。他吃完了就回房间,关上房门,躺在床上刷手机,等十二点过去,等初二到来,等可以离开的那一天。

      今年的春节,他想见一个人。不是家里人,不是何林,不是任何一个在他生活里来来去去的工作人员。是宴冬青。他想在春节的时候见到宴冬青,不是隔着屏幕说“新年快乐”,是面对面地坐着,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坐着。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踞了好几天,像一颗种子,从发芽到抽枝再到开花,快得他来不及思考应不应该。他只想知道可不可能。

      他查了宴冬青的拍摄日程——民国戏,春节不放假,大年三十和初一正常拍摄。他又查了自己的日程——《边界》在大年二十九杀青,之后有三天假期,初四恢复工作。也就是说,他从二十九到初四之间有五天时间。

      五天,够他去一趟浙江,再回来。

      宋淮愿把这个计划在心里翻了无数遍,像翻一块石头,翻来覆去地看它下面压着的东西——风险。如果他们被拍到,如果在浙江的片场被人看到他出现在宴冬青的剧组,如果那些狗仔队和代拍闻到了味道像鲨鱼闻到血一样围过来,如果他们之间那层薄薄的、脆弱的、用“普通同事”四个字撑起来的保护层被撕开,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阳光下——他准备好了吗?宴冬青准备好了吗?

      他没有答案。但他在大年二十八杀青之后,让何林买了一张去浙江的机票。

      何林把机票信息发到他手机上的时候,配了一句话:「宋老师,您确定要这么做?」宋淮愿没有回复。他在收拾行李——不是回宋家大宅的行李,是去浙江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小背包,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充电器、一本剧本、一个保温杯。保温杯里装着他刚煮好的姜茶,按照宴冬青的配方,姜切薄片、冷水泡五分钟去辣、加两勺槐花蜜、七八颗红枣。他试了一口,不辣了。甜味在舌尖化开,姜味在喉咙深处若有若无地存在一下,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大年二十九,宋淮愿飞了浙江。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戴着帽子和口罩,从VIP通道走出来,何林叫的车已经在等了。上车之后他给宴冬青发了一条消息:「你明天拍戏吗?」宴冬青的回复很快:「拍。大年三十也不放假,林导不过年。」宋淮愿:「拍到几点?」宴冬青:「下午四点左右吧。怎么了?」

      宋淮愿看着“怎么了”这两个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他想说“我来浙江了”,想说“我明天去看你”,想说“我想见你”。但他没有,因为他不知道宴冬青想不想见他。他只是在手机上问了一句“你明天拍戏吗”,宴冬青回答了,没有多问。但他知道宴冬青一定在好奇,他从来不会问“你明天拍戏吗”这种问题,因为他们的聊天内容一直保持在“早”“吃了”“晚安”的安全范围内,从不越界。今天他越界了,宴冬青一定感觉到了。

      他没有回答,把手机收起来,靠着车窗看着外面。浙江的冬天和北京不一样,空气是湿的,有一种黏黏的冷,从车窗的缝隙里渗进来,贴在他的皮肤上。他想,宴冬青在这种天气里穿着单薄的长衫站在片场,一定很冷。他围了那条灰色围巾吗?他今天喝姜茶了吗?他有没有也在想他?

      这些问题像路边的灯光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眼前掠过,快得他来不及回答任何一个。

      大年三十,宋淮愿起了个大早。

      他从酒店出发,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到了宴冬青拍戏的影视城。他没有进去,在影视城外面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站着,戴着帽子和口罩,穿着一件不起眼的黑色羽绒服,像一个普通的、不那么年轻也不那么老的、在片场外面等活儿的群演。他没有告诉宴冬青他来了,他想先看看他。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他看到宴冬青从化妆间里走出来。

      宴冬青穿着长衫和马甲,戴着一顶报童帽,围着那条灰色围巾。他的头发比在横店的时候长了一些,从帽檐下面露出来,软软地搭在额前。他看起来瘦了一些,颧骨更突出了,下巴也更尖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安静的,柔软的,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湖水。宋淮愿站在角落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看着宴冬青走向片场,脚步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他身边跟着助理和化妆师,三个人在说着什么,宴冬青偶尔点点头,偶尔笑一下。那个笑容不大,但很真,和他在镜头前的标准微笑不一样。

      宋淮愿看着他走进片场,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他在角落里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开了。

      他没有进去找宴冬青,因为他不知道进去之后该说什么。“我来浙江了,想见你”?

      见面之后呢?他们在片场里坐着,周围是几十个工作人员,连一句稍微私密一点的话都说不了。他们之间那半步的距离在镜头前可以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会变成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宋淮愿在影视城外面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来。饭馆很破,塑料椅子、一次性筷子、墙上的菜单是用马克笔写在白板上的。他点了一碗面,坐在角落里,摘下口罩吃。面不好吃,汤太咸了,面条太软了,但他吃完了整碗。不是因为饿,是因为他需要做点什么来填满这段时间——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宴冬青拍戏的这六个小时里,他不能去找他,不能给他发消息,不能做任何会暴露自己在浙江的事情。他只能等。

      他坐在小饭馆里,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等着那三个字出现——“拍完了”。面吃完了,他又点了一壶茶,茶也不好喝,像是用茶叶梗泡的,有一股霉味。他喝了两杯就不喝了,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影视城的外墙,灰扑扑的水泥墙上刷着“xx影视基地”几个大字,字迹已经褪色了,有些笔画看不太清。

      他想,他现在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像宋淮愿。宋淮愿不会为了一个人飞到几百公里外,不会在一个破旧的小饭馆里坐六个小时,不会为了一句“拍完了”等到天荒地老。但现在的他不是宋淮愿,他只是一个被什么东西驱动着、无法控制自己、像飞蛾扑火一样往那个方向飞的、没有名字的东西。他不知道那叫什么,也许叫喜欢,也许叫执念,也许叫别的什么。

      下午四点,宴冬青的消息来了:「拍完了。」

      宋淮愿看着这三个字,心跳猛地加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在桌上放了五十块钱——那碗面和那壶茶加起来不超过三十块——然后走出小饭馆,朝影视城的方向走去。

      他走到影视城门口的时候,宴冬青正从里面走出来。他穿着自己的衣服——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围着那条灰色围巾,手里拿着那个深蓝色的帆布包。他的妆还没卸,脸上还带着戏里的状态,眼神有些放空。他低着头走路,没有看到宋淮愿。

      宋淮愿站在门口,看着宴冬青从台阶上走下来。看着他微微低着的头,看着他被风吹起来的碎发,看着他手里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看着包上那个被磨得有些褪色的logo。他想叫他的名字——“冬青”两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像一颗含了很久的糖,甜味已经淡了,但形状还在。

      他没有叫。他站在原地,看着宴冬青从他面前走过去,距离不到两米,近到他能看清他耳朵上那颗小痣,近到他能闻到那股雪松味——比在横店的时候淡了一些,但那股干净的底色没有变。宴冬青没有看到他,走了过去。走了大概四五步,他忽然停下来,站住了。

      他没有回头。他就那么背对着宋淮愿站着,肩膀微微绷紧,后颈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

      宋淮愿看着他的背影,心脏跳得很重。他知道了。他闻到了。他的信息素在宴冬青经过的那一瞬间溢出来了——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们的距离太近了,近到宋淮愿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做出了反应。宴冬青的雪松味和他自己的苦橙味在空气中绞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先溢出来。

      宋淮愿开口了。“冬青。”

      宴冬青转过身。两个人的目光在影视城门口的灰色台阶上撞在一起。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冬天的白昼很短,下午四点多太阳就开始往下沉。夕阳的余晖把宴冬青的脸染成了暖橘色,他的眼睛里有光,很亮很亮的那种,像两颗被点燃的星星。

      “你怎么在这里?”宴冬青的声音有些发紧。

      宋淮愿看着他,想说“我来看你”,想说“我想你了”,想说很多很多。但他没有,他只是走过去,在宴冬青面前站定,低头看着他的脸。

      “瘦了。”宋淮愿说。

      宴冬青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他的眼眶慢慢地红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这两个字太轻了,轻到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但落下去的地方刚好是水最深的地方。宋淮愿在几百公里外注意到他瘦了,在上次见面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在“早”“吃了”“晚安”和所有没说出口的话之间,他一直用那双眼睛在看着他。隔着屏幕,隔着距离,隔着那些他们不敢打破的沉默,他还是在看。

      宋淮愿抬起手,在宴冬青的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指尖落在他的眉心上,停留了一瞬。那里有一颗小小的痣,平时被头发遮住,只有把头发掀起来才看得到。宋淮愿的手收回来,插进口袋里。

      “新年快乐。”他说。

      宴冬青看着他,眨了一下眼睛。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很快,快到宋淮愿差点没有看到。他看到了。他在宴冬青眨眼的瞬间看到了那道光——眼泪从眼角落下,在夕阳的余晖中闪了一下,像一颗流星从天边划过。很短,但亮得刺眼。

      宴冬青低下头,用围巾擦了擦眼睛。动作很快,像在掩饰什么。“新年快乐。”他说。声音是哑的。

      两个人站在影视城门口,夕阳在他们身后慢慢地沉下去。周围偶尔有人经过,有人看了他们一眼,但没有认出来。在这个影视城外面,穿着戏服的和没穿戏服的、化了妆的和没化妆的、演员和群演和游客和工作人员,所有的人混在一起,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两个戴着口罩的年轻男人。

      宋淮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塞到宴冬青手里。是一个红包。不是过年那种红色的纸包,是一个深蓝色的绒布袋,抽绳系着,摸起来软软的。宴冬青打开绒布袋,从里面倒出一个小东西——一枚银色的胸针,形状像一片叶子,叶脉的纹路刻得很精细,在夕阳下反射出温暖的光。和他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上戴的那枚很像,但那枚是品牌方赞助的,拍完照就还回去了。这一枚是他的,宋淮愿买的,送给他的。

      宴冬青看着那枚胸针,看了很久。“你什么时候买的?”

      宋淮愿没有回答。他不会告诉宴冬青,这枚胸针是他找了三天才找到的。从北京到上海,从实体店到网店,从一个品牌到另一个品牌,他找了三天,最后在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工作室里看到了这一枚。叶子的形状,银色的,和宴冬青在颁奖典礼上戴的那枚一模一样。他买下来的时候,设计师问他“送谁的”,他说“一个朋友”。设计师笑了笑,没有多问。

      “戴着吧,”宋淮愿说,“好看。”

      宴冬青把那枚胸针别在了围巾上。银色的叶子在灰色的羊绒上显得格外亮,像一片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落在了他的胸口。他抬起头看着宋淮愿,眼睛里的光比那枚胸针还要亮。

      “宋淮愿。”他叫了一声。

      宋淮愿看着他。宴冬青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低下头,把脸埋进围巾里,那枚银色的叶子在他的胸口微微颤动。

      宋淮愿知道他想说什么。那些话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悬浮了八年,像灰尘一样无处不在,你平时看不到,但光从某个角度照过来的时候,它们就会显现,密密麻麻的,填满了所有的空隙。他不需要宴冬青说出来,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从他十六岁在走廊上第一次看到宴冬青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知道了。只是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确认。

      宴冬青从围巾里抬起头,眼睛还是红的,但嘴角弯了一下。“你的姜茶,煮得好喝吗?”他问。

      宋淮愿看着他,嘴角也弯了一下。很小的一下,但足以改变他整张脸的线条。“不好喝。太辣了。”

      “你放了多少姜?”

      “很多。”

      “不是告诉你少放点吗?”

      “没听。”

      宴冬青看着他,忽然笑了。不是标准微笑,是真的、从心里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得鼻子皱了一下,笑得像十六岁时跟在他后面喊“哥哥”的那个少年。

      宋淮愿看着宴冬青笑起来的样子,心跳快得像擂鼓。他想把这一刻停下来,用相机拍下来,用笔画下来,用所有的工具和所有的技艺把它凝固成永恒。但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宴冬青笑。因为他知道,即使什么都不做,这一刻也会永远留在他心里。

      夕阳落下去的时候,宋淮愿说他该走了。宴冬青没有问他去哪里,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再来,没有问他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只是点了点头,把围巾往上拽了拽,遮住了半张脸。围巾上那枚银色的叶子在暮色中闪着最后一点光。

      宋淮愿转身走向路口。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冬青。”

      宴冬青看着他的背影。

      “那枚胸针,”宋淮愿的声音从前面传来,不大,“过年这几天戴着。别摘。”

      宴冬青低头看了看胸口那枚叶子,手指在叶脉上轻轻摸了一下,凉的,金属的触感光滑而坚硬,但宋淮愿的手指在上面的温度已经渗进去了,他摸得到。

      “好。”他说。

      宋淮愿走了。他的背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影视城外面的那条路的尽头。宴冬青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风吹着他的围巾,灰色的羊绒和银色的叶子在风中轻轻地飘。他的眼眶又红了,但这一次没有哭。因为他知道,那个人不会走远。不管他走多远,他都会回来。因为他已经把一部分自己留在了宴冬青这里——在那条灰色围巾的纤维里,在那个白色保温杯的杯壁上,在那支深蓝色钢笔的笔尖里,在这枚银色叶子的叶脉里。他留下的那些东西,比任何距离都远,比任何时间都长。

      宴冬青低下头,把脸埋进围巾里。围巾上有他的眼泪,有宋淮愿的信息素,有冬天的风和夕阳的余晖,有所有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说出来。也许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也许是下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也许是更远的、他还看不到的未来的某一天。但在那之前,他会戴着这枚胸针,围着这条围巾,用那支钢笔写字,喝自己煮的姜茶。他会好好地、认真地、一天一天地过。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在几百公里外也在这样过——好好地、认真地、一天一天地,然后等待他们再次相见的那一天。

      那天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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