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茧是少年的棺椁》》邱莹莹

2、第 2 章 《绒茧

　　《绒茧是少年的棺椁》（第二章）

　　被窝里的氧气渐渐变得稀薄，我却依然不肯把头探出去。呼吸在棉纤维的迷宫中回旋，带着我昨夜梦的余温，又潮湿又滚烫，像一口即将枯竭的井。耳朵贴着枕头，能听见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轰隆轰隆，像是远方列车正在穿过漫长的隧道——而我就是那辆列车，也是那隧道本身。

　　晨光到底还是渗进来了。它从被子的边缘、从棉絮的缝隙、从我用身体撑起的那一小片穹顶的薄弱处，一丝不苟地渗透。先是几缕试探性的、带着灰尘跳舞的细光束，然后是成片的、毛茸茸的、带着暖意的光雾。它们像无声的侵略军，一寸一寸收复我被窝里的黑暗领土。

　　我把眼睛闭上，闭得更紧些。

　　可是闭眼并不能阻止记忆的倒灌。它们从耳朵、从皮肤、从每一个张开的毛孔涌入，带着更甚于晨光的蛮横——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五月的南方，空气里已经提前浮动着夏天特有的、甜腻又腐败的气味。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把合欢树粉色的绒花吹进来，一朵正好落在我的数学答题卡上。答题卡上红色的“78”刺眼得像一道刚结痂又被撕开的伤口。老师在讲台上讲解最后一道大题，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笔直的、没有尽头的铁轨：“这道题我们讲过类似的，只是换了个问法……”

　　只是换了个问法。

　　我的笔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圈，一个圈套着另一个圈，像没有出口的迷宫。同桌的答题卡上是鲜艳的“135”，他小心地把卷子往自己那边挪了挪，好像我的低分是一种会传染的瘟疫。前排的女生回头借橡皮，视线扫过我卷子时停顿了半秒，那半秒长得像一个世纪——我看见她眼中闪过的、她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怜悯。怜悯比嘲笑更伤人。嘲笑至少把你当对手，怜悯却已经把你归为另一个物种。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没有动。教室里的人声像潮水一样涨起来，又退下去。值日生开始擦黑板，粉笔灰簌簌落下，在透过窗户的光柱里翻滚，像一场微型雪崩。我盯着答题卡上那个鲜红的“78”，盯到数字开始扭曲、变形，盯到它不再是一个分数，而变成一个抽象的、代表某种失败的图腾。

　　我把答题卡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坚硬的方块，塞进书包最里层的夹袋。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处理一枚定时炸弹。同桌拍拍我的肩：“走啊，吃饭去。”我摇摇头，说你们先去。等教室终于空无一人的时候，我才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垃圾桶前，把那个小方块掏出来，在掌心握了很久，久到纸的边缘被汗浸得发软，才松开手。

　　它掉进一堆废纸和零食包装袋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醒了就起来吧。”妈妈的声音隔着房门传来，敲碎了我用记忆筑起的临时屏障。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的人，“粥在锅里，还热着。”

　　我没有应声。假装还在睡，或者假装没听见——在棉被的茧里，这两种状态没有本质区别。我把脸更深地埋进枕头，枕套上有阳光和洗衣粉混合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我自己的眼泪的咸涩。昨夜我又哭了，在所有人都睡着之后，在黑暗最浓稠的时辰。没有原因，或者说原因太多，多到任何一个单独拎出来都不足以成为流泪的理由，但它们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股无从抵抗的暗流。

　　眼泪是静默的。它从眼角涌出来，沿着太阳穴滑进鬓角，最后消失在枕头布料纵横交错的经纬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连抽噎都没有。我学会了这种静默的流泪方式，在无数个被窝里的夜晚。哭到后来，甚至分不清是在哭那些具体的事，还是在哭“我正在哭”这件事本身。青春期的悲伤有时候就是这么自恋——你为自己能够如此悲伤而悲伤，为一个没有人见证的悲剧主角而流泪。

　　妈妈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拖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什么。然后那声音远去了，厨房里传来碗筷碰撞的叮当声，比平时更克制，更轻柔。她知道我醒着。我也知道她知道。但我们谁都不戳破这层心照不宣的伪装。在这个家里，沉默是一种语言，回避是一种关怀，而棉被是我的外交使馆，享有治外法权。

　　我又躺了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在被窝里，时间失去刻度，变成一团可塑的、胶质的物事。你可以把它拉长，也可以把它压扁，全凭你的意愿。这是茧赋予我的少数特权之一：对时间的暂时篡改权。

　　最后我还是掀开了被子。不是因为想面对新的一天，而是因为膀胱的压迫比任何精神痛苦都更物理、更不容回避。冷空气瞬间拥上来，包裹住我穿着睡衣的身体。手臂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我坐着发呆，看自己的脚踩在木地板上，脚趾无意识地蜷缩又展开，像某种海底生物试探着陌生的沙地。

　　床头柜上放着我的随身听。银灰色的外壳已经有些掉漆，露出底下深色的塑料质地。耳机线缠绕成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把它们理顺。按下播放键，磁带开始转动，发出沙沙的、像是风吹过枯草地的声音。然后歌声流出来了，因为磁粉脱落而变得失真，女声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在唱：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是朴树的《那些花儿》。这盘盗版磁带我已经听了不下百遍，有些段落因为反复播放而磨损得更厉害，歌声会突然变调，像一个人正说着话却猛地被掐住了脖子。可我喜欢这种残缺。完整的、清晰的东西总让我不安，仿佛在要求某种对等的完整回应。而这种残缺的、随时可能中断的歌声，反而更像生活本身——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哪个音符上突然走调，在哪个词上突然失声。

　　我戴着耳机走进卫生间。镜子里的脸浮在晨光里，因为刚睡醒而有些浮肿，眼睛下方有淡淡的青影，像被人用极淡的墨水轻轻晕染过。我凑近些，盯着自己的瞳孔，试图从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打捞出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空洞的、映照着卫生间瓷砖的反光。

　　洗脸的时候，我把整张脸埋进冷水里，屏住呼吸，直到肺开始灼痛。抬起头时，水珠顺着下巴滴落，在洗手池里敲出细碎的声音。那一瞬间的窒息感有种奇异的清醒作用，像是把大脑里纠缠的乱麻猛地扯断了。

　　早餐桌上是白粥、酱菜和一颗水煮蛋。妈妈坐在我对面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我们之间隔着粥碗上升起的热气，像一道有形的屏障。谁都没有先说话。沉默在餐桌上空盘旋，像一只找不到落脚点的鸟。

　　最后还是她先开口，眼睛依然盯着手机屏幕：“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我的声音因为太久没说话而有些涩，“在家写作业。”

　　“哦。”她顿了顿，手指在屏幕上滑动，“那你……中午想吃什么？”

　　“随便。”

　　对话进行到这里，通常就会陷入僵局。“随便”是个危险的词，它表面上是交出选择权，实际上是把选择的压力和责任原封不动地推回去。我明知道，但还是说了。妈妈也明知道，但不会戳穿。这是我们之间一种畸形的默契。

　　她终于放下手机，看着我把蛋壳一点点剥下来。蛋壳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早晨里显得格外清晰。“昨天……王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经过谨慎的权衡。

　　我的手停住了。蛋黄从剥了一半的蛋里露出来，是一种过于鲜艳的黄色，看着有点恶心。

　　“她说你最近上课老是走神。上次月考成绩也……”妈妈的话在这里巧妙地断掉了，留下一个充满暗示的空白，“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我把剥了一半的蛋放进粥里，用勺子捣碎。蛋黄和蛋白的碎屑混进白粥，把整碗粥染成一种令人不悦的浑浊黄色。“没有。”我说。

　　“如果有什么心事，可以跟妈妈说。”

　　“没有心事。”

　　对话又死了。妈妈拿起筷子，夹了一小撮酱菜，在碗沿上轻轻敲了敲，抖掉多余的汁水。这个动作她做了千百遍，熟练得像一种仪式。我看着她的手，手背上已经有淡淡的斑点，像时间落下的灰尘。忽然一阵尖锐的愧疚刺中了我——为我的沉默，为我的逃避，为我此刻坐在这里却已经身在别处。

　　“妈。”我叫她，声音比我想象的更干。

　　她抬头，眼睛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像在黑暗中等待一束可能永远不会亮起的光。

　　“……粥有点烫。”我说。那束光暗下去了，很轻微，但被我捕捉到了。她点点头，说那晾晾再吃，然后起身去厨房拿什么东西。我看着她微驼的背影，喉咙里堵着一团又热又硬的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吃完早餐，我回到房间，反锁了门。这个动作已经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关门，反锁，确认门真的锁上了，然后才觉得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房间不大，十平米左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就几乎占满了所有空间。墙上贴着几张海报，边角已经卷起，是我初中时痴迷的乐队，现在已经不太听了，但也没撕掉。书架上塞满了教材和参考书，间或夹杂着几本小说，书脊被翻得起了毛边。

　　我在书桌前坐下，摊开数学练习册。函数，导数，三角函数，向量……这些词在纸面上排列组合，像某种神秘的咒语。我试图集中注意力，但那些符号和数字很快就开始游移、变形，在视野里融化成一片没有意义的墨迹。窗外的泡桐树上有鸟在叫，一声一声，清亮又固执，像在反复质问同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大，大到能盖过鸟叫，盖过远处马路上的车流声，盖过我自己脑子里嗡嗡作响的杂音。音乐淌进来，这次是周杰伦，咬字不清的歌词在电流的杂音里更加模糊：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我趴在桌上，侧着脸看窗外。从这个角度，只能看见一片被窗框切割的天空，灰蓝色的，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布。云很薄，很淡，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向东移动。时间在走，世界在走，只有我停在这里，卡在这个十平米的房间里，卡在十七岁的尾巴上，卡在棉被的茧和数学题的迷宫之间，动弹不得。

　　午后的时光黏稠得像是化开的太妃糖。我躺在床上，没有睡，也没有醒，处于一种悬浮的中间状态。阳光挪到床角，在那里聚成一滩明亮的、温暖的光泊。我把脚伸进去，脚背立刻被晒得发烫，皮肤下的血管在温热中突突地跳。

　　手机在枕头下震动了一下。我摸索着拿出来，屏幕亮起，是林薇发来的消息：“在干嘛？”

　　三个字，一个问号。最简单的开场白，却让我对着屏幕发了五分钟的呆。该怎么回答？说我在床上躺着，在什么也不干地浪费时间，在等待这一天自己过去？最后我回：“写作业。”

　　谎言。但比真相安全。

　　“我也是，快写吐了。”她秒回，后面跟了一个哭脸表情，“物理卷子最后一道题你做了吗？完全没思路。”

　　“还没写到。”

　　“写完借我看看？”

　　“好。”

　　对话在这里可以结束了，通常都会结束。但今天，在按下发送键的前一秒，我又加了一句：“你晚上……有空吗？”

　　发出去我就后悔了。手指悬在撤回键上方，犹豫着。但已经晚了，对话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那串省略号跳动着，像我的心跳。

　　“有啊。怎么了？”

　　“要不要……去江边走走？”我打字，删掉，重新打，“没什么，就是问问。”

　　“好啊。几点？”

　　“七点？老地方。”

　　“好。”

　　对话结束。我盯着那几句简短的交流，反复看了三遍，像在解读什么密码。然后我把手机按在胸口，感受着它金属外壳的微凉，和底下自己心脏过于用力的跳动。为什么要约她？我问自己。没有答案。或者说，有太多答案，多到它们互相抵消，变成一片空无。

　　但约定已经达成了。七点，老地方。江边。这个念头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漾开一圈圈细小的涟漪。我忽然从床上坐起来，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衣服挤挤挨挨地挂着，大部分是黑白灰，像一群沉默的、没有个性的人。我一件件拨过去，手指拂过不同质地的布料，棉的，麻的，化纤的。最后抽出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是去年生日时妈妈买的，只穿过一次。

　　我把衬衫贴在身前，对着衣柜门后的镜子比了比。镜子里的人有一张陌生的脸，眼神飘忽，嘴角不自觉地向下抿着，像在为什么事感到抱歉。我把衬衫扔回床上，又从柜子深处翻出一条牛仔裤，膝盖处有故意磨破的洞——另一个短暂的、试图变得“不一样”的时期的遗迹。

　　选衣服的过程花了半小时。最后我还是穿回了早上那套：灰色的T恤，黑色的运动裤。安全，不起眼，不会出错。我把选出来的衬衫和牛仔裤叠好，放回衣柜。动作很慢，像是在举行一个小小的、只有自己明白的葬礼。

　　下午四点钟，我决定出门。不是去江边，时间还早，我只是需要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栋房子，离开这床看不见的、却无处不在的棉被。

　　街上人不多。周末的下午，这个城市总有种懒洋洋的疲惫感，像一场盛大狂欢后留下的空寂。我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耳机里的音乐已经停了，但我没摘下来，让空转的磁带发出持续的沙沙声，那声音像是某种白噪音，能把我与周围的世界隔开一层。

　　路过一家奶茶店时，我停下了脚步。就是这家店，招牌是粉蓝色的，画着拙劣的卡通猫。三个月前，我每个周五放学后都会来这里，点一杯最便宜的原味奶茶，坐在靠窗的位置，假装写作业，实际上是在等一个人。

　　周屿。隔壁班的学习委员，戴细边眼镜，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露出干净的额头。他走路时背挺得很直，像一棵正在努力向上生长的树。我知道他每周五下午会来这里买奶茶，柠檬绿茶，少冰，半糖。我知道他喜欢坐最里面的位置，知道他会从书包里掏出英文单词本，一边喝一边背。我知道他左脸颊有个很浅的酒窝，只有在真的笑时才会出现，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微笑。

　　我知道这么多，但他不知道我。或者说，他知道我，以“隔壁班那个有点安静的女生”这样的方式知道，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没有具体细节的影子。

　　我站在那里，看着奶茶店的玻璃门开了又关，客人进去又出来。没有人是周屿。他三个月前就不来了，从六月初开始，毫无预兆地，彻底地，从这个场景里消失了。我问过朋友，她们说可能是去补习班了，可能是换了一家店，可能只是不想喝奶茶了。理由有很多，每一个都合理，每一个都不能说服我。

　　我在那里站了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直到店员透过玻璃窗用疑惑的眼神看我，我才转身离开。走出一段距离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奶茶店的招牌在午后的阳光里反射着刺眼的光，那粉蓝色突然显得很廉价，很虚假，像小孩子用蜡笔涂出来的颜色。

　　走到江边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不是夜晚那种深沉的暗，而是一种温柔的、渐变的灰蓝色，从地平线开始，一层层染上来。江面上有货轮缓缓驶过，拉响汽笛，声音闷闷的，传过来时已经失了真，像是从很远很远的梦里传来的。

　　我沿着江堤走。风很大，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还有远处化工厂排出的、若有若无的化学品味。我把外套的拉链拉到顶，下巴缩进衣领里。这个季节的傍晚已经开始有凉意，尤其在江边，风毫无遮挡地吹过来，能把人吹透。

　　“苏晚！”

　　我回头，看见林薇从堤坝的台阶上跑下来。她穿一件明黄色的连帽衫，在渐暗的天色里亮得像一盏移动的灯。马尾辫在脑后一跳一跳的，像某种活泼的小动物的尾巴。她跑到我面前，微微喘着气，脸颊因为奔跑而泛红。

　　“等很久了？”她问，眼睛在暮色里亮晶晶的。

　　“没有，刚到。”

　　我们并肩沿着江堤继续走。起初谁都没说话，只有风声、江水拍岸的声音，和我们交错的脚步声。林薇的手偶尔会碰到我的，很轻的触碰，一触即分，像鸟的翅膀掠过水面。

　　“你最近不对劲。”她忽然说。

　　我心里一紧：“有吗？”

　　“有。”她转头看我，眼神很认真，“特别安静。安静得……有点吓人。”

　　我笑了，干干的：“我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

　　“那不一样。”她摇头，“以前的安静是你性格的一部分。现在的安静像……像一层壳。你躲在里面，外面的人进不去，你也出不来。”

　　她说得太准，准到我无法反驳。我只能低头看自己的鞋尖，看它们交替着踩在水泥堤面上，一步，又一步。

　　“是因为周屿吗？”她问，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我猛地抬头看她。她的表情很平静，没有刺探，没有好奇，只有一种朋友间的、带着担心的坦然。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她说，“在奶茶店。好几次。你看他的眼神……”她斟酌着用词，“像在看一件很珍贵、但又知道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江面上驶过一艘观光船，灯火通明，把漆黑的水面撕开一道金色的伤口。船上的音乐隐约飘过来，是过时的流行歌，欢快的节奏在风里被扯得支离破碎。

　　“他不来了。”我说，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从六月开始，再也没出现过。”

　　“你问过他吗？”

　　“问什么？以什么身份问？”我笑了，这次是真的笑，带着自嘲的苦涩，“‘嘿，同学，你怎么不来奶茶店了？我每周都在那里等你，等了三个月了。’——这样说吗？”

　　林薇没说话。她伸手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而我的冰冷。我们就这样手牵着手走了很长一段路，谁都没有再说话。但那种沉默和我在家时的沉默不一样，和我在教室里的沉默也不一样。这是一种被理解的沉默，一种不需要言语填充的、安心的空白。

　　走到防洪堤的尽头，前面没有路了，只有一片乱石滩，再往前就是滔滔江水。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江水在脚下一米处翻滚，发出持续的、催眠般的哗哗声。对岸的灯火亮起来了，一点一点，连成一片，像倒扣在地上的星空。

　　“有时候我在想，”林薇忽然开口，声音在风里有点飘，“我们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刷题，考试，排名，大学……然后呢？毕业，工作，结婚，生孩子，老去，死亡。一条早就被无数人走过、踩得实实的路。我们只是在上面再踩一遍，踩不出任何新的脚印。”

　　我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那不然呢？”

　　“不知道。”她诚实地说，“我只是……不甘心。不甘心我的人生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好了剧本。不甘心我的十七岁，最好的年纪，却被困在教室里，困在永远做不完的试卷里。不甘心……”她顿了顿，“不甘心连喜欢一个人，都要计算得失，都要考虑‘合适不合适’、‘有没有结果’。”

　　风吹起她的头发，有几缕拂到我脸上，痒痒的。我没有拨开。

　　“林薇。”我叫她。

　　“嗯？”

　　“如果……”我斟酌着字句，“如果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开始吗？”

　　她很久没有回答。久到我以为她没听见，或者不想回答。就在我准备再说点什么打破沉默时，她开口了：

　　“我不知道。真的。但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开始。哪怕最后会痛，哪怕没有结果，至少我试过了。至少我拥有过‘开始’，而不只是一直一直地‘等待’和‘想象’。”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光：“但这是我的答案。苏晚，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江风越来越大，我把外套裹紧些，忽然想起早上醒来时，窗缝漏进的那缕风，凉滑得像一尾鱼。而现在这江风，粗粝、猛烈，带着江河的野性和腥气，和早晨那缕风判若两者。

　　可它们都是风。就像无论是躲在被窝里的我，还是坐在这里和好友谈论爱情与未来的我，都是我。支离破碎的，自相矛盾的我。

　　回家时已经九点多。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踩着黑暗上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发出空洞的回响。到门口时，我犹豫了一下，把耳机摘下来，塞进口袋。然后才掏出钥匙开门。

　　客厅里亮着灯，但没有人。电视开着，音量调得很小，在播一档综艺节目，罐头笑声一阵一阵地冒出来，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餐桌上扣着盘子，下面是我晚饭。我摸了摸，还是温的。

　　妈妈从卧室里出来，穿着睡衣，头发有点乱，像是刚从床上起来。“回来了？”她问，声音里带着睡意。

　　“嗯。”

　　“吃过了吗？”

　　“吃了。”谎言。我和林薇在江边吃了烤红薯，手和脸都被江风吹得冰凉，但红薯滚烫，烫得舌头发麻。我们蹲在避风的墙角，像两个流浪儿一样分食一个红薯，糖浆粘在手指上，在夜色里亮晶晶的。

　　“那快去洗澡吧，早点睡。”妈妈说，没有追问我和谁一起、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她转身回房，在门口停了一下，背对着我说：“明天……要下雨，记得带伞。”

　　“知道了。”

　　我站在客厅中央，听着她的房门轻轻关上，咔哒一声。电视里，综艺节目还在继续，一群光鲜亮丽的年轻人在玩着幼稚的游戏，笑得前仰后合。我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突然的寂静涌上来，填满整个房间。

　　洗澡的时候，我把水温调得很高，高到皮肤发红，蒸腾的水汽模糊了镜子，模糊了瓷砖墙，模糊了一切清晰的边界。我站在水幕下，闭着眼睛，任水流冲刷身体。很烫，几乎到了疼痛的边缘，但这种清晰的、物理的痛感，反而让我觉得安心——至少它明确，至少我知道它从何而来，为何而痛。

　　再次躺进被窝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关掉灯，房间陷入黑暗。但并不是完全的黑暗——窗帘没有拉严，一道狭窄的光从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细细的光带。我盯着那道光，看浮尘在其中飞舞，缓慢地，无序地，像宇宙中漫游的微小星体。

　　林薇的问题还在耳边回响：“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但就在这个瞬间，在这个我逃避了一整天的、柔软的绒茧里，我忽然感觉到一种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

　　这个茧，这个我亲手编织的、用来隔绝世界的避难所，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它正在变成我的棺材。温暖，柔软，舒适，但依然是棺材。我在里面慢慢窒息，慢慢死去，死在一场永远不会来的海啸的等待中。

　　窗外传来隐隐的雷声。要下雨了。我闭上眼睛，听见第一滴雨点打在玻璃上，很轻的“嗒”的一声。然后是第二滴，第三滴，越来越密，最后连成一片绵延不断的哗哗声。

　　雨下起来了。而我躺在我的绒茧里，躺在我的棺椁里，睁着眼睛，等待睡眠，或者等待别的什么——等待一个答案，等待一场勇气，等待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