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开》惊月鹊

2、到黄埔去 191

　　1919年夏

　　巴黎和会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了，这批同学也大多在今年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

　　一部分人选择回国，一部分人选择去美国，一部分人留在法国。

　　在秋天之前，大家就要分道扬镳了。

　　今日还是如同往常一样，书房里，大家发表者着自己的意见。

　　争论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韶天把空了的咖啡壶往桌上一顿，说，都饿了，先吃饭。

　　周妈从厨房端出一锅炖菜，是用法国超市最便宜的那种杂菜和香肠乱炖的，卖相不好，但香气扑鼻。

　　赵世铭推了推眼镜，说这炖的是法式还是中式。

　　杨武说，是饿式。

　　一桌人都笑了。

　　几个人围着书桌坐下，盘子不够，用茶杯盖凑数。

　　方启恒从柜子里翻出一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红酒，说这是上次奖学金发下来时买的，一直舍不得开。

　　韶天说你是不是等着我们谁大学毕业，论文通过才开。

　　方启恒不理他，仍然看着这酒，一脸肉疼。

　　林伯轩把酒瓶夺过去，用刀撬了软木塞，给每人倒了小半杯。

　　酒很涩，但没有人剩下。

　　“等回国了，我要办一所学校。”陈仲平端着茶杯盖说，他在巴黎学的教育，理想是把新式教育带到乡下去。

　　“不收穷孩子的学费，让他们拿鸡蛋和米来抵。”

　　顾明萱坐在他旁边，用筷子把自己碗里一块完整的肉夹进他碗里，动作很轻，像弹钢琴时手指从黑键移到白键。

　　他看了她一眼，她没有看他。扭过头看着大家，那我就回去把戏演给大家看，林肯，拿破仑，还有法国革命的故事。

　　林伯轩擦了擦眼镜片上的酒渍——他学医，“那你要把学校建在哪个省？”

　　陈仲平想了想：“哪里缺乏教育就去哪里，去西南西北那些乡村里去。”

　　“杨武，你们那里识字率多少？”

　　杨武是四川农村里的，家里是个小地主，凑了钱供他读书。

　　他嚼着一块香肠，含混地说：“我们村，能写自己名字的不到十个。我娘的名字还是我教她写的的。”他没有抬头，把碗里的菜叶捞起来塞进嘴里。

　　“那我也去，也去中国的大后方。”方启恒忽然开口。

　　“我是学经济的，算盘打得比谁都好，你们办学，我管账。”

　　韶天说，“你不是要学以致用吗，发家致富吗，办学发不了财。”

　　方启恒把手一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有很想发财。”众人又笑了。

　　赵世铭和沈静山则在一旁还在为英法美的制度论辩。

　　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席韶乐坐在楼梯上，手里捧着那本再没翻过第五页的法文小说，从虚掩的门缝里把他们的笑声听了个满耳。

　　她把书合上，低下头，左边脸颊上的酒窝若隐若现。

　　几天后，这群青年，一个又一个，带着梦想和热血离开了这座屋子，奔向了自己想象中的未来。

　　独留下席韶乐和周妈在法国。

　　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广州的暑热还没有退尽。

　　席韶乐从船舷上望出去，珠江两岸的骑楼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灰白的光。

　　码头上的苦力赤着上身，把一箱箱货物从轮船上扛下来，脊背上的汗珠亮得像涂了一层油。

　　空气里混着江水的水腥气、水果的甜烂味，还有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油炸东西的焦香。

　　她站在甲板上，忽然有点恍惚。

　　五年了。

　　从巴黎到马赛，从马赛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这条路她走了一个多月。

　　倒不是路远，是局势乱。

　　自她去年从巴黎高等师范附中毕业，韶天就在信里一再叮嘱：不要急着回来，欧洲虽乱，好歹不打仗。

　　国内正是军阀混战，路上不太平。

　　但她还是回来了。

　　周妈与当地劳工结了婚，就没跟她回来，留在了法国。

　　船靠岸的时候，她一眼就看见了韶天。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站在码头上，高了她大半个头。

　　五年前在巴黎，他还只是个穿旧西装的清瘦少年，如今肩膀宽了，腰背挺得像一杆枪，连下巴的线条都硬朗起来。

　　整个人站在乱糟糟的码头上，像一株被移植到南方的白杨，有些格格不入，又有些理所当然。

　　“哥！”

　　她喊出声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比想象中更雀跃。

　　韶天抬起头，看见她，脸上那个严肃的军人表情一下子碎掉了。

　　他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三步并作两步挤过人群，一把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

　　“长高了。”他上下打量她，眼里有一种兄长特有的、努力克制着的骄傲，“也瘦了。路上吃不好？”

　　“船上伙食还可以。”韶乐说，“就是晃。”

　　韶天笑起来，腾出一只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十七岁的妹妹已经长到他下巴了，可他揉她头发的动作还是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走，带你回去。”

　　码头外停着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

　　韶乐愣了一下——五年前在巴黎，他们兄妹俩出门全靠步行和地铁，最奢侈也不过叫一辆出租马车。

　　如今韶天居然有了汽车。

　　韶天注意到她的目光，笑了笑：“军校配的。广州现在不比巴黎太平，有个车方便。”

　　汽车驶过广州的街道。骑楼底下摆满了摊档，卖凉茶的、卖云吞面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赤脚挑担的，各色人等在秋日的阳光下匆匆来去。

　　街角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有“拥护国民革命”，还有几张被撕了一半，只剩下“联俄”“联共”几个字。

　　“广州现在热闹得很。”韶天一边开车一边说，“和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韶乐看着窗外。

　　巴黎是旧的，石头的旧，几百年的旧，连战壕里的硝烟都散得慢一些。

　　广州却是新的，乱糟糟的新，热气腾腾的新，像一锅刚端上来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

　　“我现在在黄埔任教，”韶天说，“教术科。就是战术、操练、射击那些。”

　　“我知道。你信里写了。”

　　“我没写信里的是——”韶天顿了顿，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边是两排小洋楼，墙上爬满了三角梅，红艳艳地开着，“黄埔现在的吸引力，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怎么说？”

　　“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往这儿涌。湖南湖北的、四川的、山西山东的，河南河北的，江浙的，甚至有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子弟。”

　　韶天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他很少流露的热切，“有些人走了几百里路，鞋子都走烂了，到黄埔门口的时候赤着脚。问他为什么来，说，要救国。”

　　席韶乐点点头，是啊，这一年，“到黄埔去。”是多少青年的愿景。

　　汽车在一栋两层小洋楼前停下来。三角梅从围墙上垂下来，被风一吹，落了几朵在门前的台阶上。

　　“到了。”韶天说。

　　韶乐下了车，抬头看这栋房子。

　　米黄色的外墙，绿色的百叶窗，二楼有一个小小的露台。

　　和巴黎那栋小洋楼完全不一样，又好像在某个角度上，有一点说不清的相似。

　　韶天推开院门，回头看她，眼里有藏不住的笑意。

　　“进去吧。有人等你。”

　　客厅里闹哄哄的。

　　韶乐一进门，就被一片熟悉的面孔淹没了。

　　“韶乐！”

　　“小乐乐长这么大了！”

　　“天哪，这还是当年在巴黎坐在楼梯上那个小丫头吗？”

　　她被围在中间，一个一个地认过去。戴眼镜的赵世铭，当年在巴黎学法律，如今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做事。

　　壮士了许多的林伯轩，当年学医，如今毕了业，又弃医从武，来了黄埔，如今倒成了哥哥的学生。

　　学教育的陈仲平，学经济的方启恒——都是韶天在巴黎时的朋友，都是当年在她家书房里争论到天明的青年。

　　如今他们聚在广州这间客厅里，穿着不同式样的衣服，说着不同口音的话，却都带着同一种神采——那种只有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大事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光。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韶乐的声音有点发抖。

　　“因为你回来了啊。”赵世铭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顺便也讨论一下国共合作的时局。”

　　一屋子人都笑起来。

　　韶天把她往客厅里面让：“来，先坐下喝口水——”

　　韶乐没有动。

　　她的目光扫过客厅里每一张脸。赵世铭、林伯轩、陈仲平、方启恒……都是熟人，都是旧友，都是她在巴黎那些漫长下午里，隔着书房门听见过的声音。

　　但是没有沈静山。

　　她说不清楚为什么，心忽然往下坠了一下。不是很重，像一片叶子从树梢落进水里，轻得几乎无声，但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五年了。她想。

　　巴黎一别，他先回国。

　　后来韶天也走了。那栋小洋楼里的书房空了，再也没有人在里面争论主义和思潮。

　　她一个人坐在楼梯上，膝盖上摊着书，有时候会下意识地抬头看门口，好像下一秒他们就会推门进来，围巾搭在肩上，从容得像只是出门散了会儿步。

　　但他们从来没有再推门进来过。

　　“乐乐？”韶天注意到她走了神。

　　“没什么。”她笑了一下，把那个坠下去的心事按回原处，“我就是——很高兴。大家都——”

　　她的话断了。

　　厨房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个高而精瘦的身影探出来，半旧的灰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还端着一只陶锅。

　　雾气模糊了他的金丝边眼镜，他偏过头，看向了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