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序章•下 青铜陨石穿衣镜 又名「星月呈祥」镜 青铜陨石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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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琳负责的“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域，除了之前和林奈讨论过的“黄遵宪与井上陈政晚年的书信”复制件，还有一件是她比较了解的藏品。也就是展览筹备之初收集的第一百件捐赠品——民国青铜陨石穿衣镜。
青铜陨石穿衣镜（又名「星月呈祥」镜）
年代 | 20世纪早期
作者 | 傅纂文
镜面材质｜玻璃（西洋水银镜，钠钙玻璃基材，锡汞齐反射层）
镜体材质 | 青铜、陨石、木、铜件
尺寸 | 通高180厘米（镜面160厘米）
来源 | 李檬恩女士捐赠
说明：
此镜为清末民初铜匠傅纂文为孙女傅辛荷所制嫁妆，取意“星月呈祥”。一对两件，本件为其中较大者（月镜）。
经检测，镜体由西洋玻璃镜面与青铜陨石铜活组合而成。镜面为清末民初从欧洲进口；广州仿制的“西洋镜”。铜活部分金属成分同时包含青铜与陨石，但制作者生前未曾言明材料来源。此类将陨石熔铸于青铜的工艺，在中国古代（如商代铁刃青铜钺）及近代民间均有发现，但此镜体量巨大，极为罕见。其具体材料来源与工艺，尚待进一步研究。
傅辛荷女士曾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1937年归国时，另一面形制相似的“星镜”被留于日本，现由明堇氏家族保存。本馆展出的“月镜”与日本的“星镜”分离已近百年。
2029年，由傅辛荷女士之孙李檬恩女士捐赠入藏。
附言：2029年，中秋。李檬恩女士将青铜陨石穿衣镜「月」镜捐给和平无国界艺术馆（上海总馆）当日，青铜陨石穿衣镜「星」镜也由明堇柚一先生捐给了和平无国界艺术馆日本分馆。星镜现藏于日本分馆，两镜分离至今已近百年。
展品知识小卡是这样介绍的。但是初琳作为该区域主要负责人，还额外掌握了一些知识。不过目前还没有人长时间逗留该区域，并且对捐赠镜子后的知识感到好奇，于是初琳也没有机会分享。
开展一个小时多，终于有人踏入初琳所在的“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是一家三口一起上来的。爸爸妈妈还在听初琳讲解留学生书信故事的时候，小朋友的注意力已经在“月镜”这里了，小朋友看着眼前的“月镜”和运用3D投影技术投影在旁边的“星镜”，好奇地问：“为什么一样的两面镜子要分开展览啊？”
初琳解释，因为捐赠的时候，两面镜子归属者就不在同一个国家，都是镜子主人的后代无偿捐赠的展品。契合“战争无情，和平来之不易”的主题，出现了“两镜不全，但遥相呼应”的概念。
小朋友似懂非懂，初琳就蹲在地上和小朋友解释：“因为战争，两面镜子分隔两地，后代也没有刻意要归拢，所以现在一面在日本，一面在上海。不过都是捐给和平无国界艺术馆，所以镜子归属依旧属于中国。”
然后初琳抱着小朋友区分两面镜子的不同。“你看呀，月镜是主镜，会更高大一些；星镜是副镜，稍微小一点。星镜镜框因为当时的海上运输和变动有一些零件遗失，所以修缮后融入了日本镜匠的工艺。总的来说，还是我们眼前的月镜保存得更为妥善，更灵动，更有主体性和代表性。”
小朋友认真点点头。小朋友的妈妈向初琳要了一张宣传图，看见了被艺术馆用科技手段复原后的“月镜”对比图，认真地说：“复原修缮之后这么精美漂亮，为什么不继续修？”
初琳回答：“因为无论是镜子的包浆、镜架的木屑，还是经过岁月风霜打磨后铜件裸露出来的青铜，都是镜子的一部分。我们不追求非常完美的展览，我们希望的是保留住每一件展品所呈现的历史痕迹。我们承认战争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畏惧、不逃避。镜子有自己的小伤口，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已经不是能影响我们欣赏镜子的原因了。”说完后初琳的目光转向一直在听自己叙述的小朋友，笑着说：“伤口也是勋章，对不对？”
小朋友开心地点头：“嗯！”
其实还有一些故事是没有说的。初琳除了是“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的讲解员，她也是这件捐赠物的负责人，虽然三天前馆长才赋予她如此重要的身份。不过，如果馆长不在馆里，她的确是镜子主人之外最了解镜子故事的人了，她也很荣幸知道这些故事。
馆长说过他自己也没有见过捐赠人，但是镜子确是被捐赠人妥善打包，悉心运送过来的。随着展品寄过来的文件也有详细说明。三天前馆长还把复制资料给了初琳看，想着初琳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为展客讲解镜子身后的故事，开卷有益。
1935年（“第三次留日高潮”）七月末，铜镜世家的三小姐、15岁的傅辛荷跟随19岁的哥哥傅辛梅留日学习，哥哥学的是医学，妹妹学的是建筑。在日留学期间，傅辛荷认识了当时同属一所大学的日本学者原和寒川（19岁，农业专业）。
原本以为两个国籍、专业不同的青年不会有什么交集。况且在甲午战争后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就已经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常生活中，中国留学生常遭遇嘲笑的眼神甚至打骂。两国间的敌对状态，使得留学生几乎无法摆脱弥漫在日本社会中的歧视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交织着民族歧视、政治对抗以及个人友谊与学术合作的矛盾情景。
1935年8月，傅辛梅和傅辛荷跟随在日留学生一起在日本千叶县举行聂耳的追悼大会，作为日本人的原和寒川居然出现在追悼大会上，后来在日本所成立的“日华学会”和“同仁会”，三人又再次见面。当时傅辛荷所敬仰的郭沫若、卞之琳等人士在学术上与日本师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于是有那么几个留学生还是与日本同学结下了友谊。当然，也只是友谊。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留学生和日本本土学生的关系复杂且多面，既有激烈的思想的碰撞，也有基于理想的反战合作。左翼知识分子的跨国家交流，也是那段复杂历史中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芒的另一面。
当时，留日学生群体内部和日本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思想碰撞，这些碰撞有时以辩论甚至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日语口语学习能力不错的傅辛荷会出现在辩论场，偶尔还会遇见寒川君，两个人在当时学生之间辩论的环境下，居然有相同的政治立场。
世局动荡，大家都向往和平，她们成为盟友。那个压抑的时代，一些中日两国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共同反对战争。作为学者，总是怀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也存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频繁参加跨越国界的反战联合，两个人的革命友谊也渐渐多了几分情愫。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令时局越发动荡，两个人的国家政治立场，在忽略少部分人的抵抗后几乎成为完全的对立面。从7月底到9月，大批留日学生中断学业。9月中旬，18岁的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搭乘轮船历经千辛万苦返回中国。
而在日本全民狂热的气氛下，少数反战的日本学生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在公开表达行动总是极其危险，选择出国成为极少数人试图逃避兵役或者继续学习的特殊途径。
为避免背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成为入侵中国的一员，原和寒川在1937年12月以“在学延期服役”前往欧洲。战争后期日本政府出台《战时教育紧急措施》强制在校大学生“学徒出阵”彻底堵死了在校生逃避兵役的合法途径，同时留学海外的日本学生也因为身份敏感而面临被监视限制，甚至拘禁的风险。
1937年后，中日两国学生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学生是响应救亡图存的集体归国潮，而个别反战日本学生则是在军国主义的高压下为自己的良知和前途寻找出路。
两个人因为战争分开，却坚信战争因素绝不会长久地控制两国发展，一定等到春暖花开再相见。
与此同时，远在欧洲留学的傅辛竹，也就是傅辛荷的弟弟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回国。
和留日学生几乎全体归国的情况不同，1937年的傅辛竹所在的欧洲，稍显安定、选择也更加分化。虽然有很多人选择立刻回国，但由于地理遥远和战争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滞留或主动留下，傅辛竹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回国照看父母宗族并参与国内建设。
虽然是在形势恶化后回国，但傅辛荷凭借未完成的专业训练，依然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为大后方的建设者，参与了工厂、学校、医院的建设，并且在后期安定后从事城市规划和土地测绘。
有医学背景的哥哥，傅辛梅直接投入了挽救生命的工作。并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成为战后医院的建设者。1949年，在恢复和重建医院之后，他带着在战后积累的丰富多元的知识以及在动乱之中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进入了恢复招生的医学院，成为一名教师，参与重建医学教学体系。
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战中战后都在工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们早已和当初家境优渥的铜镜世家没有多大关系。越是富庶之地就越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祖宅田产商铺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那个依托物质的家早已不存在了。但是除了依托物质的家无法存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平静地从战争中走出来，当初的铜镜世家、世家大族，也只有傅辛荷和哥哥傅辛梅两个人走了出来。两个人似乎刻意地没有留在幼年成长之地，而是参与了天南海北的战后建设，战后重建是全国性的，她们各自奔波，许诺平安，是一种带着悲剧色彩的四海为家。
时局（国内战争开始）好像开始“正常运转”，傅家三子艰难重逢。
1947年傅辛竹从欧洲归来，作为铜镜世家的傅氏，已经不是当年家境优渥、盛况空前的世家了。而是直接查无此地，查无此人。但是凭借着足够的金钱，他还是找到了姐姐和哥哥的消息，同时也为姐姐傅辛荷，带来了匪夷所思的故人讯息。
如此漫长的战争洪流，27岁的傅辛荷，居然在如此巧合的情况下，收到了原和寒川托弟弟带来的信。
傅辛荷得到信件的机缘真的是匪夷所思，原来是自己和弟弟差不多的名字，让寒川君在欧洲无意结识了自己的亲弟弟。所以，他一直都在英国。从未觉得，故人的消息竟价值千金。更值得千金的是，她知道他从未到过中国，并且尚在人世。
她通过弟弟傅辛竹也知道，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寒川君已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始了家乡的战后重建。
只不过那个时候，已然1947年，夹杂着战争因素，大家都好像老得过了而立之年。两个人最好的十载，已在战争中消逝。
两万多字，在1947年，这几乎是一本小册子了。能写下这么长的信，说明寒川君在欧洲的那些年，这些话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写了无数遍，只是一直没有地址、没有勇气，也没有和平的时代让他寄出。
这封信里，他一层一层地说了很多话。最迫切的，就是确认对方的生死。
“你还活着吗？这八年多，我无数次在梦里问你这句话。1937年之后，新闻里全是坏消息。我不知道你是在南京、在上海，还是在北平。我害怕在地图上找那些地名，因为每一个熟悉的名字旁边，都标注着‘战祸’二字。”
他写自己如何托人打听，如何学习中文，如何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里辗转问询，甚至就是因为自己迫切地做这些，然后才找到了和自己名字相似的中国人，傅辛竹。他说他当时开心坏了，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弟弟无法联系到家里，又开始焦心。两万多字里，光是“寻找”的过程就能写几千字——那是他这八年里压在心底的焦虑。
在过去的漫长日子里，她一直在推测他有没有摒弃心中的理想，踏上中国的土地。战火纷飞的每个夜里，她在思考，如果他来了会怎么样？是否倒在本国军人的刀枪之下？如果他没来，又会怎么样？同时，在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信息后，他也同样用最沉重的心情写道，他要替他的国家道歉。
“我没有资格替任何人道歉。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在欧洲的那些年，每当遇到中国同学，我都想躲开。不是怕他们，是羞耻。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我怕他们问我，‘你的同胞在南京做了什么’”
他写自己在欧洲看到西方报纸上的照片时的震惊和崩溃。他可能会坦白，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恨自己的国籍，或者说他讨厌那些发动战争的决策者的国籍。这种恨不是爱国或不爱国的问题，而是“我无法面对你”的痛苦。
或许他写信的时候也并不能确认对方的生死，甚至也不确定自己的弟弟能否把信顺利带回中国。
可是他还是无法控制地，在信里藏了一些很私密的话，那些没说完的话。
“你还记得1935年秋天，在千叶县（聂先生追悼大会上）我第一次见你，你说我是日本人，不想和我过多交流，我却没完没了地向你解释‘我出现在这里，就代表了我本人的立场’。后来我们终于能正常交流，你说你想学建筑，因为你想给中国盖漂亮的房子。我说我想学农学，因为我家乡的稻田总是欠收。在日本两年，好像还是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日子。直到那天你风尘仆仆跑过来告诉我要归国的消息，你说，‘以后我们各自回去了，可以互相写信，告诉你我盖的房子，告诉我你种的稻子’”虽然我们最终都没能写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交流了很多次，或许是梦里又或许是更高一层的精神纬度里。
他回忆那些琐碎的、温暖的细节。这些细节在他心里存了十年，每一个都像石头上的刻痕一样清晰。
他写，在欧洲的夜晚，他拿出当年在辩论大会上被日本报社拍下的辩论学生的黑白合影，看着上面两个年轻的脸，不敢相信，到了今天，居然能有一点点希望能够印证当时两个人的理想。他坚信战争因素绝不会长久地控制两国发展，一定等到春暖花开再相见。“如果今天我们因为战争而分开，那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因为战争结束而见面。”
仿佛是提及了这些东西，就直接默认了对方还在世上一样。会小心翼翼地问你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我不敢问你太多。我怕听到答案。但我又想知道——那次分别后，你安全回到中国了吗？你的家人……还好吗？你还在学建筑吗？还是战争让你做了别的事？你有没有……受过伤？”
他会在这些问题后面加上括号，写“如果你不想说，就不说”。他知道战争留给人的有些伤口是没法开口的，但他还是想问，因为他想拼凑出你十年的样子，想把你从“1937年的傅辛荷小姐”变成一个完整的、活到现在的人。
他最坦白地交代他在欧洲的“逃离”。
“我说过的，我绝不会因为战争因素踏入中国。为了学业，我去了欧洲。我想，如果我去了，我要么变成杀人的人，要么被关进监狱。我选择了逃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此看不起我。有时候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我真的做不到——拿枪对着别人的脸，或者说我无法面对别人的生命。”
他详细写自己在欧洲半工半读的日子，他如何躲避日本领事馆的征兵通知，写他如何在深夜收听短波收音机，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时，一个人哭了很久。那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一种“终于结束了”的虚脱。
“战争结束了。我准备回到日本，去重建我的故乡。因为战争，我的故乡房子还是塌的，田还是荒的……我回到故乡之后，要种树。我想，如果有一天，还能相见，或许你能再一次来日本，我会带你去上野公园——那里的红叶，应该还是和1935年一样好看。或者，如果我去中国……你会愿意给我当导游吗？”然后默默补充，不过如今的我来到中国，或许比回家更难了。因为你们的中国是一个团结的国家，所以我越发希望你还活着。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我们还能通信吗？我们还能……像1935年那样，坐在一起说话吗？
最后一页：最轻最轻的——“我在欧洲没有恋爱，没有结婚。”
这是一个微妙的部分。他在信的末尾，用很轻的笔触写。
明明是那么别出心裁的一句话，他却写得这么轻，他怕这个话题一下子太沉重，压坏了前面的所有话。
两万多字，其实就是一颗心，摊开来给你看。
他在信里问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为了让你知道：这十二年，他没有忘记你。他记得你十七岁的样子，记得你的梦想，记得你们一起看过的红叶。
无论如何，在1947年那个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冬天，这两万多字能从层层加固的信封中面世，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证明两个人在战争和仇恨的洪流里，都有好好活下来，都还记得1935年的秋天。
而收到这封信的傅辛荷，拿着这沓厚厚的信纸，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读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开始想着如果回信。该回什么，或许一页纸，或许两万字。
在两个人所属的国家战争结束后，收到如此诚挚的信件，他们好像大梦初醒，仿佛久别重逢。
她思考了整整一个季节。居然等到了一个契机。彼时，官方渠道受困于内战，活动有限，而以梁思成、杨廷宝为代表的建筑师，当时均未赴日，不过学界仍有人组织了“中国驻日代表团”，以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申请到日本进行短暂的考察。而傅辛荷苦苦纠结的去或不去，突然如有神助般有了回应。
于是在1948年初，傅辛荷在得到哥哥和弟弟的同意之后，整理了自己的积蓄，下定决心再次前往日本。不过她并非只身一人，这一次他们一行一共12人，甚至有些人之前就来过日本。也就是这一次，她带上了“星月镜”中的“星镜”。
跟随团队主要目的是考察和协助，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于千辛万苦中，两个人最终还是见了一面。
此时的寒川君，已经32岁，在那个年代来看，甚至都儿女双全了。好像到了日本真正地完成工作之后才会恍然大悟，自己是不是有点冲动了。过去那一整个季节的思考还是不够。还是不够。
她抵达他的故乡却没有找到他。好像是过去他在欧洲疯狂寻找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一样，她也捡起日语开始找人。在外面考察是很费脚力的工作，幸好是费脚力的工作’。
在结束工作准备离开日本的倒数第四天，她看见他了。也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之下看见的。就是和同伴突然看见一棵很高的树，想在下面坐了坐，然后他就跳下来了。
看见她在日本出现时，原和寒川简直不可思议，欣喜若狂。谁都知道这风雨飘摇中见一面有多不容易。
她其实也是开心的，认出来后，她居然在躲避。匆忙捡起衣服和手机，居然往临时的住宿点跑去。
一行过来的两个男士明白了刚刚两个人为什么突然搞了一出重逢的戏码，还像看热闹一样。小声用中文说：“她家人答应她让她过来日本一趟，就是因为要断她的念想，让她安安心心嫁人，没想到这个日本人还活着。”
他们以为他没听懂，说得越来越得意。毕竟那时候的想法很局限，特别是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为普通人就觉得不合时宜。
他在欧洲遇见傅辛竹的时候是倒数第二年，两个人几乎同吃同住，即便有一些字真的不会写，但他能听懂别人的简单交流。他不会争论、发表见解，甚至在他得知她还活着，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信件是不是抒发了太多情感，是不是许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他已经在懊悔了，不是她突然跑走令他懊悔，也不是她同行之人三言两语令他懊悔，是她坐在树下，而他在树上（就是地位不对等的意思）。
他知道，现在的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甚至更多的牵扯只是让她不得不孑然一身，在那个年代那个国家，她不结婚，等一个自己也不确定的未来，会感到难过。他知道他不可以将她留下。
他跟随她的同伴来到了她们考察团暂时住宿的地方，看见了洗了把脸的她，面容还是一样好看。但是她不懂，其实他刚刚看见她灰头土脸的样子，也好看，甚至比现在好看。
他给考察团带了很多生活物品，然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但是很奇怪，明明他会中文，却一直在用日语和团队交流。她很奇怪。接下来两天，两个人好像重新认识一样，摸索着好久之前存在的谈天说地的方式。她开始口述给他回信，告诉他他好奇的事情，还提起自己漂亮的镜子，那是她在变动之中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是家里留下来的东西，是她的嫁妆。
次日告别，他假装不经意地说：“我要娶妻了，你把镜子带走吧。我可以用目前的人脉为她安排最顺利的船回去。”她说：“过去我们相爱，镜子就是我们思念的载体，如果你要娶妻生子，镜子就是我给你的贺礼。”
磕磕绊绊见了一面。把祖父留下的“嫁妆”里的铜镜送给曾经真心相许的恋人。
她登船后才流下眼泪，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呢？他们可是真真切切相爱很久的人，他们讨论过哲学，讨论过生死，当然也讨论过言不由衷的话题。她抹了抹眼泪，还是跑下了船，用尽了力气吻住他，两个人在风雨飘摇里来了个最浪漫、最痛苦的拥抱。
她说：“过去的日子，我是靠着你说的那句话‘如果战争让我们分开，那战争结束我们也会相遇’给我的力量在艰难维持。”战争结束，我们都还活着，这样的奖赏足够了。我来这里十五天，虽然第十一天才找到你，但是感觉像又和你一起两年了一样。我终于修完了我本应该在这里修完的四年课程，我毕业了，我希望寒川君务必安好。
时代洪流下，是两个人克制的爱。
“佳镜各照半边天，已是团圆。”
又或许“佳镜各照半边天，就是团圆”
不过，考察团工作结束之后，傅辛荷回国后依旧没有嫁人。哪怕最后一次分别时，寒川君和姐姐一起送别辛荷（假装有妻子），他以为她会放弃他，但是她居然下船和他道别了。他姐姐忍不住想说什么，他不让姐姐开口，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年代，女性不容易出头，好像依靠男人会稍微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可是他不知道，她回国后还是没有嫁人；就像她不知道，他其实也没有娶妻。
作为“和平无国界艺术馆”第一百件捐赠品——民国青铜陨石镜，完全体现了向往和平的主题。加上这样的故事，的确是让人忍不住感叹啊。或许在大是大非面前，个人情感就是轻如鸿毛，但是初琳初次看完资料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唏嘘。她还和馆里工作人员讨论过，既然两面镜子都幸运地被捐赠，并且最终有情人没有在一起，为什么不把日本分馆的镜子调回来，把两面镜子都放在总馆呢？
馆主只是说，战争过去，分开的意义比在一起的意义更强烈。
到了此刻，初琳也这样想了。是啊，现在的我们的确很容易让两面镜子归位，可是我们因战争逝去的、妥协的时光，却再也没有机会复原。分开才能证明和平的不容易以及证明战争中相爱的两个人有多不容易。希望大家珍爱和平，珍惜相爱。
再一次品味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摸摸这些文字，资料里只有这些内容了，想起来在关于后代捐赠人的资料里，看到的称谓是——傅辛荷孙女李檬恩。
参考着故事内容，她们应该不是亲生的祖孙，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都2032年了，人类早就论证了真情可比血缘稳固多了。她收起文字资料，没有注意到文字资料后面是有一张图片的，是傅辛荷本人和镜子的合影。
图片后面有字：
2020年9月1日于Y州旧宅摄，傅辛荷百岁华诞与所捐铜镜合影留念
孙女檬恩携故人共摄
2029年中秋，捐赠前夕，檬恩故人提。
“檬恩故人”是谁？你愿意听的话，我愿意继续解答。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序章•下 青铜陨石穿衣镜 又名「星月呈祥」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