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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醒来 元朔四年三 ...

  •   元朔四年三月初七,长安西市。

      韩安今天本来不想出摊。早上推开门,门槛上蹲着一只黑猫。左眼瞎了,眼窝凹陷成一个干涸的坑,右眼是浑浊的黄绿色,像隔着一层脏水看人。猫叫了一声,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漏风的破风箱。韩安心里咯噔一下——西市的老人说,黑猫拦门,一日不顺。

      果然不顺。

      先是运陶罐的驴车陷在闾里门口的泥坑里。昨夜下了一场雨。三月的长安,雨来得没有道理,午后还是晴的,入夜就淅淅沥沥下起来,到天明才停。黄土路见了雨就变成泥汤,表面一层看似干了,底下还是软的。驴蹄子踩上去,陷进去半尺,越拔越深。驴扯着脖子叫,韩安卸了半车货才把车推出来,溅了一身泥点子。短褐的袖口和前襟全是,泥干了之后变成灰黄色,硬邦邦的,蹭在皮肤上像砂纸。

      到了西市,发现他常摆摊的位置被一个卖草鞋的占了。那位置在章台街中段,挨着老孙头的漆器摊,人来人往,是个好市口。卖草鞋的是个生面孔,四十来岁,脸被晒成酱色,蹲在草席上,面前摆着几十双草鞋,看见韩安过来,眼皮都没抬。

      “这我的位置。”韩安把驴车停下。

      卖草鞋的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你的?写了你名字?”

      “我在这儿摆了三年了。整条街都知道。”

      “整条街又不是你家的。”

      韩安跟他理论了半盏茶的功夫。最后是管这片市肆的市吏踱过来,抱着膀子听了两句,说:“先到先得。散了散了。”韩安没法,把摊子挪到章台街东头,挨着卖胡饼的摊子。东头人少,风还大,风一吹,胡饼摊的芝麻壳就往他陶罐上飘。

      一个上午只卖了三只陶罐。第一只是个小口陶罐,装水的,被一个老妪摸了半天,嫌罐口有一道窑裂,压了五钱价。第二只是陶碗,卖给卖草鞋的——对,就是占他位置那个。韩安收了钱,把碗递过去,一句话没说。卖草鞋的接过碗,翻过来看了看底足,说了句“还行”。韩安差点把碗夺回来。第三只是韩安降价卖的,一只大陶瓮,原价八十钱,六十钱出了,买主是个开酒肆的胡人,汉语说得比韩安还溜,讨价还价的时候口若悬河,韩安一句都插不上嘴。

      午后,他蹲在摊子后面啃干饼。胡饼是早上从隔壁摊买的,凉的,硬得像陶片,咬一口要扯着脖子嚼半天。他嚼着饼,心里盘算着这个月的开销——韩虎的冬衣该换了,去年那件袖口已经短了一截;井边的辘轳也该修了,摇起来吱呀吱呀响,听着就要散架。越想越烦,把剩下的小半块饼往怀里一揣,不吃了。

      然后他听见前面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倒在那儿了!”

      “是不是死了?”

      “还动呢,没死。面生得很,不像西市的人。”

      “看他那衣裳——这穿的什么?”

      韩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饼渣,挤进人群。

      章台街的黄土路面上趴着一个人。

      昨夜那场雨留下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半干,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硬壳,踩上去会裂开,露出底下湿润的泥土。那人就趴在这样的路面上,半边脸贴着泥地,月白色的衣裳蹭满了泥污。那衣裳的样式古怪极了——不是交领,不是直裾,没有系带,像一口布袋套在身上。布料也奇怪,不是麻,不是绢,是一种韩安从没见过的织法,细密得不像手工织出来的。

      更怪的是他的头发。短得不像话,只到耳根,露出整截后颈。那后颈白得扎眼——不是世家公子那种养尊处优的白,是一种从没晒过太阳的白,像褪了壳的虾。在西市,只有死人的脸才有这么白。

      那人动了动。

      手指先动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泥里蜷了一下,像一只蝴蝶合拢翅膀。然后是整只右手,五指慢慢收拢,攥住了一把泥。泥从他指缝间挤出来,形成五条细细的泥柱,顺着虎口淌下去。他攥得很用力,指节都发白了,像溺水的人抓住了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然后他撑起上半身。

      手臂在发抖。从手腕一直抖到肩膀,那件古怪的衣裳袖子很宽,抖起来像两面被风吹的旗。他撑到一半,手臂一软,整个人又趴回去,下巴磕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嘶”了一声,像自己磕到了似的。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次他先把手掌平铺在地上,十指张开,像吸盘一样贴住地面。然后发力——不是用手臂,是用肩背,整个人像一把被慢慢拉开的弓,一节一节地撑起来。先是头离地,然后是胸口,然后是腰。最后他跪在了地上。

      膝盖压在那层半干的泥壳上,咔嚓一声,泥壳裂开,露出底下湿润的黄土。泥水渗出来,洇湿了他膝盖部位的衣料。他跪在那里,脊背弯着,头像成熟的麦穗一样垂下去,下巴几乎碰到胸口。脊背透过那件薄薄的病号服,能看见肩胛骨的轮廓——两片骨头支棱着,像雏鸟没有长全的翅膀。

      他慢慢抬起头。

      韩安看见了一张和西市格格不入的脸。太白了,白得不像活人。眉毛淡,鼻梁挺直,嘴唇没有血色,下嘴唇有一道干裂的口子,渗出一点血珠。颧骨微微凸出,脸颊凹下去,像是很久没好好吃过东西。最怪的是那双眼睛——眼型偏长,眼尾微微上挑,眼珠是很深的褐色。明明睁着,却像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还没对准眼前的焦距。他眨了一下眼。又眨了一下。睫毛扫过下眼睑,沾着泥点。

      然后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翻过来。手心沾满了泥,掌纹被泥填满了,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都变成了一道一道的泥沟。翻过去。手背也脏了,青色的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隐约可见,像地图上细细的河流。他把手指张开,合拢,张开,合拢。反复了好几次。每一次合拢,掌心的泥就被挤压一次,从指缝间溢出来,沿着手腕流进袖口。

      他低头看自己的腿。腿伸直在泥地上,裤管被泥水浸透了,贴着小腿,显出小腿的轮廓——很细,肌肉很少,像两根竹竿。他试着动了动左脚。左脚的脚趾在泥里蜷了一下,从大脚趾到小脚趾,一根接一根,像钢琴家按下琴键。他停了停,又动了动右脚。右脚的脚趾也蜷了一下。

      他的眼眶突然红了。

      不是哭。眼眶红起来的那一瞬间,他的眉头是皱着的,咬肌在耳根下鼓起来,像在用力咬住什么。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两次。他低下头,把脸埋进自己的影子里。肩膀微微发抖,不是手臂那种无力控制的抖,是人拼命想控制却控制不住的那种抖。像冬天站在风里的人,明明攥紧了拳头,牙关还是忍不住打颤。

      但没有声音。

      一滴水落在他的手背上。不是雨水。天已经晴了。

      他跪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能动弹的脚趾,像看什么了不起的珍宝。左脚趾蜷一下。右脚趾蜷一下。泥从趾缝间挤出来,发出极轻的“吱”声。

      韩安蹲下去。

      他蹲得很慢,先迈出右脚,重心放稳了,再弯下膝盖。左手扶着自己的膝盖,右手虚虚撑在泥地上,蹲在那人对面。他闻到那人身上的气味——不是臭味,是一种封闭空间特有的味道,像很久没开过窗的屋子。衣服上有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刺鼻,像药铺后堂的味道。

      “小郎君,你还好么?”韩安把声音放得很轻,像在跟一只受惊的雀儿说话。“可记得家住何处?”

      那人抬起头,看着他。

      目光从韩安的脸移到他的短褐。短褐是褐色的,领口和袖口磨得发白,右肩有一块补丁,针脚粗大,是韩安自己缝的。移到陶器摊子——草席上码着几排陶罐陶碗,上午卖了三只,剩下还有三十多只。移到街边的槐树——三月,槐花正开,白花花的碎瓣一串串挂在枝头,风一吹就落下来,有几瓣落在那人肩上。移到远处西市的市楼——三层高的夯土建筑,楼顶插着赤色的市旗,午后的阳光把旗杆的影子投在街面上,像一根长长的指针。

      他看得很慢。从左到右,从近到远,像一头被突然扔进陌生林子的幼鹿,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又必须看。目光移动的时候,他的瞳孔在阳光里收缩了一下,变成针尖大小。

      “……不记得了。”

      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像很久没说过话的人突然开口,声带被拉扯开,发出干涩的气流声。他清了清嗓子,喉结又滚动了一下,但还是哑。

      韩安咂了咂嘴。果然不顺。黑猫拦门。驴车陷坑。摊位被占。现在又捡到一个失忆的小郎君。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看看黄历的。

      “不记事?”韩安歪了歪头,打量着那人的衣裳,“那你这衣裳……也怪得很。莫不是遇了劫道的?”

      那人的眼睫动了一下。不是眨眼的动,是眼睛亮了一瞬又暗下去——像烛火被风吹了一下。他在顺着韩安的话往下想。

      “大概是吧。”他说,声音还是沙哑的,但比刚才流畅了一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韩安在心里把这句话过了过。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衣裳怪。面白。短发。身上没有伤,不像是被打了。被劫道的人会连衣裳都被换了吗?劫道的只抢钱,不给人换衣裳。这小郎君,要么是被人从什么地方弄出来的,要么是自己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他一个卖陶器的该管的事。

      他站起来,环顾四周。

      围观的人见没热闹可看,渐渐散了。那个赤脚的孩童还蹲在路边,拿树枝戳地上的蚂蚁窝。蚂蚁黑压压地涌出来,沿着树枝往上爬,孩童咯咯笑。老孙头已经回他的漆器摊了,正拿一块麻布擦漆盘上的灰。卖草鞋的远远往这边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编草鞋。远处的市楼上传来了鼓声——三声短,一声长,午后开市的信号。鼓声沉闷,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震得脚底板微微发麻。

      韩安的眼神在自己陶器摊和那人之间来回跳了两次。摊子没人看,万一有人顺走一只陶罐——可这人跪在泥地里,膝盖都湿透了,衣裳古怪,面白如纸。他要是走了,这人怎么办?章台街虽然不算什么好地段,但人来人往的,跪这么一个人在路中间,早晚还会被人围起来。到时候万一引来市吏,说不定连他的摊子一起盘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他看着那人跪在泥地里的样子。脊背弯着,肩胛骨支棱着,膝盖压碎了泥壳,泥水渗进衣料里。风一吹,那人微微打了个寒颤——三月天的风,吹在湿衣裳上,冷得很。

      韩安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他弯下腰,伸出手,“你先到我摊子上坐着。等想起来再说。”

      那人的肩膀明显往后缩了一下。

      是一个极快的动作。像被烫到了。肩膀往上一耸,脊背一僵,整个人往后仰了半寸。然后停住了。他意识到韩安是要扶他,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度了。但那个僵硬的姿态没有立刻消失——肩膀还耸着,脊背还绷着,像一张被拉到半满的弓。他的目光落在韩安伸出的手上,看了好一会儿。那只手粗糙,指甲缝里有泥,虎口有陶片划伤的旧疤。

      韩安的手停在半空。

      “你自己能走?”

      那人试了试。右手撑住地面,左手扶着自己的膝盖,慢慢把重心往前移。膝盖离地的那一刻,大腿的肌肉剧烈地抖了一下,他咬着牙,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嘴唇那道干裂的口子又渗出一点血珠。腰慢慢直起来,脊椎一节一节地伸展,从腰椎到胸椎到颈椎,像一条冻僵的蛇慢慢苏醒。然后他站住了。

      腿在发抖。从大腿抖到膝盖,从膝盖抖到脚踝,整条腿像一根被风吹弯的芦苇。他站在那里,手臂微微张开,像走钢丝的人保持平衡。膝盖弯曲了一点,又伸直,弯曲,又伸直——他在用自己的腿承担自己的重量。二十三年来的第一次。

      他站稳了。

      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赤脚踩在长安的黄土路上。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凉丝丝的。脚底能感受到地面的硬度,夯土被踩实之后的硬度,和泥土表层的湿润。还有温度——三月的太阳把地表晒得微温,但往下半寸就是凉的。这些感觉同时涌上来,太多了,太密了,他的脑子处理不过来。他只知道自己站在地上。脚踩着地。不是踏板,不是轮椅的脚踏。是地。

      他的脚趾在泥里蜷了一下。不是尝试,是确认。像人反复按开关,确认灯真的亮了。

      然后他迈了一步。

      很小的一步。右脚抬起来,离地不到两寸,往前挪了半尺,落地。脚掌接触地面的那一瞬间,他的脚趾自动张开了一下,像在抓住地面。然后左脚抬起来,同样的高度,同样的距离,落地。然后是右脚。然后是左脚。每一步都慢得让人心焦,每一步都在重复同一个过程——抬脚,确认平衡,落地,站稳。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童,但比孩童更慢。孩童学步是不怕摔的,摔了就哭,哭完爬起来继续走。他不是。他每一步都在防止摔倒,每一步都在计算。抬脚的角度,重心的转移,落地时的缓冲。他上辈子看过无数人走路,正常人走路不会想这些,但他会。他想了二十三年。

      韩安在前面领着,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驴车还停在摊子旁边,驴低头啃地上的干草。市街上的人流开始多起来——开市的鼓声一响,买货的、卖货的、闲逛的,都涌出来了。一个穿绸衣的胖子在跟卖布的讨价还价,唾沫星子横飞。两个太学生模样的人抱着竹简从书肆出来,边走边争论什么,声音大得隔了半条街都听得见。一个胡商牵着骆驼走过,骆驼背上驮着高高的货箱,驼铃叮叮当当。没有人注意到街边有一个穿着古怪衣裳、头发短得不像话的人,正一步一步地学走路。

      走到卖胡饼的摊子前时,那人停了下来。

      不是因为走不动了。是因为他闻到了胡饼的香气。焦香,芝麻香,麦粉被火烤过之后特有的甜香。上辈子他在病房里闻了二十三年的消毒水、酒精、药物。干净的、刺鼻的、无菌的气味。胡饼摊的香气是脏的——混着柴烟,混着街上的尘土,混着摊主手上的汗。但他站在那里,闭了一下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腔扩张,肋骨撑起那件薄薄的病号服。然后慢慢呼出来。

      他睁开眼,继续走。

      走到槐树下时,他又停了。

      槐花正落。三月的长安,槐花开了满树。白色和淡黄色的碎瓣,一簇簇挂在枝头。风一吹就落下来,不疾不徐地飘,像一场很小的雪。有一瓣落在他肩上。他低头看着那瓣槐花,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仰着脸,看着满树的花。阳光透过花簇的缝隙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他的眼睛被阳光刺得眯起来,但没有低头。

      槐花落了他一身。肩上,头发上,袖子上。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雪落满的树。

      韩安回头催他:“小郎君?”

      他低下头,继续走。经过韩安身边的时候,韩安看见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很快,快到像在挠痒。袖口蹭过眼角的泥点子,留下一道干净的印子。

      韩安没说话。

      ### 二

      韩安的陶器摊摆在章台街东头,一张草席铺在路面上,四角用石块压着,免得被风掀起来。几十个陶罐陶碗码成两排,大的在后,小的在前。都是粗陶,釉没上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烧出来颜色深深浅浅。但结实,装水不漏,盛粮食不返潮,西市的老主顾都认韩安的手艺——不是他做的,是他从河东老家一个窑上批来的,但他会挑。

      韩安让那人坐在草席边上,自己蹲在摊子后面。草席不大,坐了一个人,陶器就得往边上挪。韩安把一只大陶瓮往里推了推,腾出半尺空位。那人坐下来,动作很慢,先一条腿弯,再另一条腿弯,手撑着草席,慢慢把重心放低。坐下去之后,他的腿还在微微发抖。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压着,腿才渐渐稳住了。

      韩安打量着他。白面,细皮,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像是常年保持的习惯。但手掌有茧,薄薄一层,在虎口和指尖。奇怪。像是常年握笔的人——笔杆夹在虎口,茧就长在那里。又像是常年握着什么东西——不是农具,农具磨出来的茧在掌心,不是虎口。

      “饿不饿?”

      那人犹豫了一下。不是不饿,是在想该不该说饿。上辈子他在病房里,护士问他饿不饿,他说饿,饭就来了。但这里不是病房。眼前这个人他不认识。该不该接受陌生人的食物?他的理智告诉他,他现在没有资格挑拣。但他的自尊——在轮椅上被照顾了二十三年的自尊——让他犹豫了那么一瞬。

      他点了点头。

      韩安从怀里掏出剩下的那半块干饼。饼被体温焐了半个上午,微微温热。表面沾着衣襟上的麻絮和一点饼渣。他递过去。

      那人接过来。低头看了看。胡饼,粗麦粉做的,掺了豆面,颜色发褐。表面有几粒芝麻,烤得焦黄。边缘有一道牙印——韩安中午咬的。他把饼送到嘴边,咬了一口。

      嚼。

      韩安看着他把那口饼嚼了不下二十下才咽下去。喉结慢慢滚动,像在吞什么舍不得吞的东西。然后他又咬了一口,又是二十下。

      “怎么了?”韩安问。

      “……没什么。”

      他没说的是,这是他在汉朝吃的第一口食物。粗麦粉和豆面混合,没有发酵,烤得硬邦邦,凉透之后更硬。芝麻的香气已经散了大半,只剩下焦苦味。盐放少了,几乎尝不出咸味。边缘被韩安咬过的地方有一点点唾液留下的咸味——那是唯一有味道的地方。他上辈子在病房里吃过最难吃的营养餐,是蛋白粉冲水加维生素片,像喝浆糊。跟这个比,那个简直是米其林三星。

      但这是他这辈子吃的第一口东西。是一个陌生人从怀里掏出来的半块饼。那个人自己只啃了半块,剩下的半块揣在怀里,留到了午后。

      他把饼吃完了。每一口都嚼二十下以上。最后一点饼屑粘在虎口上,他用拇指抿起来,放进嘴里。

      “多谢。”

      韩安摆摆手。“半块饼,不值当谢。”他从摊子底下翻出一个破角的陶碗。碗口缺了一小块,像是磕在石头上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碗内壁,其实不脏,是习惯动作。然后从驴车上的水罐里倒了一碗水,递过去。“喝点水。别嫌碗破,洗过的。”

      那人接过碗。水是井水,凉的,带着陶土的味道。还有一点驴车木板的木腥气。他喝了一口,水从舌尖凉到喉咙。他上辈子在病房里喝了二十三年温开水——护士说凉水对肠胃不好。这是二十三年来他喝到的第一口凉水。

      他把碗端在嘴边,又喝了一口。这一次没有马上咽,含在嘴里,让水慢慢变温。然后咽下去。

      韩安看着他。这人喝水的样子很怪。不是渴极了的人那种大口灌,是一小口一小口,像在品尝什么。韩安见过渴极了的人喝水——边关回来的伤兵,嘴唇干裂出血,端起碗来咕咚咕咚往喉咙里倒,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脖子流。这人不。他喝得很珍惜。

      “沈墨。”韩安突然想起来,“你说你叫沈墨?”

      “嗯。”

      “墨是哪个墨?笔墨的墨?”

      “嗯。”

      韩安咂摸了一下这两个字。“好名字。有姓就好,有姓就能上户籍。墨——”他在自己手心里比划了一下,其实他不会写。“那你爹娘是有学问的人。我们这条街上,名字里带墨的,你是头一个。”

      沈墨垂下眼帘。他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上辈子他不叫沈墨。那是一个被用了二十三年、写在病历卡上、被护士叫了无数遍的名字。穿越之后,他趴在泥地里,韩安问他叫什么。他脑子里浮出来的第一个字是“沈”——那是他母亲的姓。第二个字是“墨”——他上辈子最爱用的那支英雄329,墨绿色的笔身。沈墨。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像新生的第一口呼吸。

      “沈墨,你说你失忆了。”韩安挪了挪蹲麻的腿,换了个姿势,“那你可还记得,你是做什么的?”

      沈墨端着碗。水已经喝完了,碗底剩了一点点,映着天空。他看了一会儿碗底那片小小的天空。

      造纸的。他想这么说。但说出来之后怎么办?韩安问他造什么纸,他怎么说?说他会造麻纸、皮纸、竹纸,还会用石灰水改良纸浆的白度,用明矾提高纸面的光滑度?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从初中劳技课,从网上看的手工造纸视频,从某篇讲造纸史的科普文章。他能说出来源吗?

      “造纸的。”他说。

      韩安的眼睛亮了。他往前挪了挪,膝盖压住草席的边缘,陶碗被碰得晃了一下。“造纸?会造什么纸?”

      “什么纸都会。”沈墨说。然后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大概。”

      韩安没听出那个“大概”里藏了多少不确定。他只知道,长安城里最缺的就是好纸。太学的学生要纸抄书,一篇《诗》抄下来,要用好几刀纸。官署的吏员要纸办公,廷尉府每年采买的纸堆满一屋子。连西市写家书的摊子都要纸。纸比布贵,好纸比绢贵。他去年给韩虎买了两刀纸练字,心疼了好几天。这捡来的小郎君如果真会造纸——

      韩安在心里飞快地拨着算盘。一刀纸五十钱。一天造一刀,一个月就是一千五百钱。扣掉麻料钱、石灰钱、人工——人工就是这小郎君自己。净赚至少一千钱。他卖陶器,一个月能赚多少?运气好的时候七八百钱,像今天这样只卖三只,赚不到一百钱。

      “沈墨。”韩安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怕惊走一只停在草席上的蝴蝶,“你今晚住哪儿?”

      沈墨愣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病号服,袖口和膝盖全是泥。没有钱,没有户籍,没有认识的人。他在这座两千年前的城市里,连一棵槐树都不如。槐树至少长在土里,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风来了,它落花。雨来了,它长叶。明年春天,它还会开花。他呢?

      “不知道。”

      “那先住我家。”韩安说。语气像是顺嘴一提,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沈墨。“我家在闾里,屋子不大,三间土房,多一个人住得下。我侄儿韩虎,七岁,皮得很,正好多个人管管他。你帮我理理账——我那些账,赊的欠的,我自己都搞不清。教韩虎认两个字,抵房钱饭钱。等你想起来去处,随时可以走。”

      他说完,闭上嘴,等。

      沈墨看着他。韩安的圆脸上沾着泥点子,是早上卸货时溅的。胡须稀疏,下巴有几根特别长的,被风吹得歪向一边。说话的时候眉毛一挑一挑的,像在给自己的话打拍子。一个在西市卖陶器的小贩,不富裕——看他的衣裳就知道了,洗得发白,肩上有补丁。不体面——蹲在草席上,手指甲缝里有泥,虎口有旧疤。不会说漂亮话——“多个人住得下”,不是“请”,不是“邀”,是“住得下”。

      沈墨低下头。碗底的最后一滴水映着他的脸,扭曲的,模糊的。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好。”

      就一个字。

      韩安一拍膝盖。“行。那等收摊,跟我回去。”他扭头朝隔壁胡饼摊喊了一声,“老周!给我留两张饼,晚上带回去!”老周远远应了一声。韩安转回来,脸上还带着笑。

      他没看见沈墨低下头的时候,眼眶又红了。也没看见沈墨用拇指反复摩挲着碗沿的那个破角,像在摸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 三

      傍晚收摊。

      西市闭市的鼓声从市楼上传过来,先是三声长,然后是一阵急促的短鼓。鼓声还没落尽,摊贩们就开始收摊了。草席卷起来,货物装进竹筐,驴车牛车从各条巷子里涌出来,把章台街挤得水泄不通。卖草鞋的把没卖掉的草鞋用麻绳串成一串,挂在扁担上,挑着走了。老孙头把漆器一件件用麻布裹好,放进木箱,动作慢得像在给婴儿裹襁褓。

      韩安把没卖掉的陶罐装回驴车。大的在下,小的在上,中间塞干草,免得路上颠碎了。装了十几年陶器,他闭着眼都能装好。沈墨在旁边帮忙。他抱一只陶罐,手臂就开始抖。那是一只装水的中号罐,约莫十来斤重。他双手环抱着罐身,一步一步挪到驴车边上,把罐子举起来——手臂抖得像风中的树枝。韩安伸手托了一把,帮他把罐子放进车厢。

      “你搬那个小的。”韩安指了指几只陶碗。

      沈墨去搬碗。碗轻,但他走路的步子还是不稳。一下午坐着,腿歇过来了,但肌肉记忆还没有形成。每走一步,脚底板都在重新学习如何接触地面。韩安把重活全干了,陶瓮自己扛,陶罐自己搬,只留了几只碗和一个装水的陶壶给沈墨拿。

      两人一驴,沿着西市的街道往闾里走。夕阳把长安城的夯土墙染成金红色,墙头上的瓦当投下锯齿状的影子。槐花在暮色里落得比白天还急,风一卷,白花花一片,有几瓣落进驴耳朵里,驴抖了抖耳朵,槐花又飘出来。远处未央宫的殿顶在夕阳里泛着金光,殿顶上的铜雀被照得像要飞起来。

      沈墨走在驴车旁边,怀里抱着几只陶碗。碗叠在一起,走一步就轻轻磕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某种简陋的乐器。他的腿又开始发抖了。从膝盖一直抖到脚踝,走平路还好,遇到车辙深的地方,脚陷进去再拔出来,膝盖就要弯一下,一弯就抖得更厉害。他咬着下嘴唇,嘴唇上那道干裂的口子又渗出血珠。咸的。

      韩安回头看他。“累不累?”

      “不累。”

      韩安看了一眼他的腿。抖得像筛糠。韩安没戳穿他。转回头,把驴车的速度放慢了一点。驴不知道为什么要慢,但它习惯了主人拉缰绳的力道,慢了就慢了,低头边走边找地上的草茎吃。

      从西市到闾里,要走两刻钟。先穿过章台街,经过市楼,再拐进一条窄巷子。巷子两侧是夯土墙,墙头上长着枯草,去年的草,干透了,风一吹沙沙响。巷子窄得驴车刚好能过,车轴偶尔蹭到墙面,刮下一层细土。沈墨走在驴车外侧,肩膀几乎擦着墙。墙面粗糙,蹭着他的袖口,发出沙沙的声音。

      出了巷子,是一片闾里。长安城被划分成一百六十个闾里,每个闾里都有围墙和闾门,日出开门,日落关门。韩安住的闾里叫“宜阳里”,闾门是两扇木门,门轴缺了油,推起来吱呀呀响,声音传遍半条巷子。闾门内侧贴着里正贴的告示,木牍上用隶书写着这个月的徭役安排,墨迹被雨淋过,洇成一片。沈墨经过的时候多看了两眼——他认出了几个字,“夫”“布”“粟”,其他的没认全。

      韩安家在闾里深处,一个小院。院墙是夯土的,只到韩安肩膀高,踮脚就能看见隔壁家的院子。院门是一扇竹编的栅栏门,没有锁,用麻绳拴在门柱上。韩安把麻绳解开,推开栅栏门,驴熟门熟路地走进去,站在院中央,等主人卸车。

      院子不大。三间土房呈品字形,正房朝南,两间偏房东西相对。正房韩安住,东偏房韩虎住,西偏房堆杂物。院子当中有口水井,井沿是青砖砌的,长了一层青苔,毛茸茸的。井边立着辘轳,辘轳的木轴磨得发亮,摇起来吱呀吱呀响——韩安说该修了,说了半年还没修。墙角有一个鸡笼,竹编的,三只母鸡蹲在里面打盹,听见人声,咕咕叫了两声。

      韩虎蹲在井边玩石子。七岁的男孩,瘦得像一根豆芽菜,脑袋显得特别大。头发扎成两个小鬏,朝天翘着,像两只羊角。穿一件麻布短褐,袖子长过手指头,在地上拖来拖去。他把石子一颗一颗往井里扔,扔一颗,探着头听,等石子落水的声音——咚,很小很沉的一声。然后咯咯笑。

      听见栅栏门响,他跳起来扑过去。

      “叔!今天买肉了吗?”

      “没买。今天生意不好。”

      韩虎的脸垮下来,嘴撅得能挂油瓶。然后他看见了沈墨。头一歪,眼睛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扫了一遍。目光在沈墨的短发上停了很久,在他古怪的衣裳上停了很久,在他怀里抱着的陶碗上停了很久。

      “这是谁?”

      “沈墨。以后住咱家。叫沈哥。”

      韩虎仰着头,嘴张着。沈墨站在栅栏门口,怀里抱着几只陶碗,穿着一身泥点斑驳的病号服,头发短得像被狗啃过。夕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整个人镶了一道金边。他低头看着韩虎,韩虎仰头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好几息。

      “沈哥,你的衣裳怎么这么怪?”

      “韩虎。”韩安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力道不重,声音响,“去把井边的柴搬进屋,要烧饭了。”

      韩虎捂着后脑勺跑了。跑了两步又回头,冲沈墨做了个鬼脸——舌头伸出来,眼睛往上一翻。然后真的跑去搬柴了。柴是枯树枝和干芦苇,堆在鸡笼旁边。韩虎抱了一满怀,下巴压在柴捆上,碎草屑扑簌簌往下掉。

      韩安卸了车,把驴牵到院墙边的草棚里拴好。扔了一捆干草在槽里。驴低头吃草,尾巴悠闲地甩着。韩安拍了拍驴脖子,走回来。

      “屋子小,你将就住。”他推开西偏房的门。门轴也是缺油的,声音比闾门还响。

      沈墨站在门口往里看。

      屋子很小,约莫一丈见方。夯土地面,踩实了,但墙角长了一点青苔。窗户是一方小洞,堵着一块破麻布,风一吹,麻布往里鼓。墙角堆着一些杂物——几个破陶罐,一捆麻绳,一把锄头。韩安走进去,把杂物往边上挪了挪,腾出一块空地。

      “我去拿草席。”

      他出去,不一会儿抱了一张草席回来。草席是旧的,边缘散了几个口子,席面上有深浅不一的印子——是人躺过的痕迹。韩安把草席铺在地上,用手抚平席角。“这席子我兄长生前用的。他不在了,一直收着。你拿去铺。”

      沈墨看着那张草席。席面上的人形印子很淡,但看得出来——肩宽,腰窄,是个成年男人的身形。韩安的兄长。他不在了。沈墨没有问是怎么不在的。他蹲下来,手指摸了摸席面。草席粗糙,编得紧密,被人体温焐过很多年,表面有一层温润的光泽。

      “多谢。”

      “谢什么。旧席子,不铺也是收着。”

      晚饭是粟米粥,配腌菜。韩安在院子里生火,陶灶是用碎砖垒的,灶膛里塞了干芦苇和枯树枝。火镰咔咔打了好几下,火星溅在芦苇上,噗地燃起来,火苗舔着灶口。他把陶釜架上去,倒水,下粟米。粟米是去年秋天收的,在陶瓮里存了一冬,颜色从金黄变成了暗黄。水开了,粟米在釜里翻滚,咕嘟咕嘟,粥香慢慢飘出来。

      三个人围着陶灶,蹲在地上吃。韩虎捧着碗,把脸埋进碗里,呼噜呼噜喝粥,粥从嘴角溢出来,他用袖子擦,袖子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了。韩安用筷子敲了他手背一下。“慢点。没人跟你抢。”韩虎慢了两口,又快起来。韩安没再敲。

      沈墨端着碗。粟米粥煮得稠,米粒都煮开了花,汤是淡黄色的。放了盐,有一点点咸味,还有柴火的焦味——釜底粘了一点糊,焦味融进粥里。腌菜是蔓菁,切碎了,齁咸,咬一口要咽一大口粥。他上辈子在病房里吃的病号饭,少盐少油,淡出鸟来。这碗粥是咸的,腌菜是咸的,连柴火的焦味都带着一种粗野的烟火气。他一口一口地喝。粥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他没有吹,让粥在嘴里慢慢变凉。

      韩虎边吃边拿眼睛瞟他,终于忍不住问:“沈哥,你是哪里人?”

      “不记得了。”

      “那你记得什么?”

      沈墨用筷子拨着碗里的粥。粟米粒在碗底沉淀下来,形成一层厚厚的米浆。他用筷子搅了搅,让米粒重新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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