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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贫困生补助   第二天 ...

  •   第二天,张建国在班会上提了贫困生补助的事。
      “有家庭困难的同学,可以来我办公室领申请表。”他站在讲台上,花白头发梳得比平时更整齐,大概是因为今天有教育局的人来听课,“补助分三档,最高一档每年四千块。需要的同学今天放学之前来找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扫到第三排的时候,停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几乎不算停顿。但我在看。
      我坐在第二排,许知意后面。张建国的目光从许知意身上移开的时候,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不是看我——是看我左边。
      林听风的座位。
      她没有抬头。她低着头,手里的圆珠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在描红。校服的领口严丝合缝地贴着她的脖子,最上面那颗扣子反射着日光灯的白光,亮得像一颗很小的铆钉。
      她没有去找张建国。
      那天下午放学之后,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值日表上原本没有我,是顾深跟我换的——他说他下午要去琴房练琴,问我能不能替他。我说好。
      顾深是我同桌。沉默寡言,常年戴耳机,走路的时候背微微佝偻着,像在护着胸腔里什么易碎的东西。他琴弹得很好,但我从没听过。我只在音乐教室外面隔着墙听过一次,贝多芬的《月光》,第一乐章。很慢,很轻,像水滴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
      我留下来擦黑板。粉笔灰扬起来,在夕光里变成金色的雾。我把黑板擦拍干净,放回粉笔槽里,转身去拿拖把。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站在张建国的办公桌旁边。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经过的时候,从门缝里看见她的背影。她的校服后面有一道褶子,从肩胛骨之间一直延伸到腰际,大概是书包压出来的。她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绞在一起,没有攥着衣角,只是垂着。
      宋晓然站在她旁边。
      “老师,申请表能不能再给我一张?”
      是宋晓然的声音。不是林听风。
      林听风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张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过来。A4大小的,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宋晓然接过去,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她们转身往外走。我往后退了一步,退到走廊的柱子后面。
      她们从我面前走过去。林听风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前面三寸的地面。宋晓然走在她旁边,手里攥着那张申请表,攥得纸张边缘起了皱。她们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宋晓然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我没听清。风太大了。
      第二天中午,食堂。
      十二点十分。我端着餐盘从后面走过去。红烧肉。她坐在角落里,面前是一碗素面,汤上面浮着几片香菜叶子。我把餐盘放在她旁边,把那碗多打的红烧肉推过去。
      “吃不完。”
      她没有动。筷子搁在碗沿上,手指搭在筷子上面。她的手指很细,指关节微微凸起,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像被什么东西磨过。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疤,大概是烫伤留下的,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点,像一块很小的、褪色的云。
      “怎么了?”我问。
      她把那碗红烧肉挪过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嚼得很慢。
      “没事。”她说。
      我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放学之后,我去倒垃圾。垃圾站在教学楼后面,是一个水泥砌的池子,上面盖着铁皮盖子。我把垃圾桶里的垃圾袋拎出来,走到垃圾站,掀开铁皮盖子。
      里面有一张纸。
      A4大小的。被撕碎了,碎片大小不一,有的只有指甲盖大,有的有巴掌大。但拼在一起,能看出那是一张贫困生补助申请表。表格最上面的一行字被撕成了两半:“A市第一中学贫困生助学金申请表”。
      申请人签名那一栏,没有写名字。空白。
      我蹲在垃圾站旁边,把铁皮盖子慢慢放下来。盖子落回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十月最后一天,星期五。
      放学之后,我经过办公楼。财务室的门开着,周老师不在,桌上的计算器还亮着。我走进去,站在那张办公桌前面。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硬壳的,封面写着“学费收缴登记表”。我翻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手指碰到纸张的边缘,锋利的,像刀刃。
      翻到高一(3)班那一页。
      许知意:已交。陈嘉树:已交。宋晓然:已交。沈渡川:已交。
      林听风:未交。旁边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我把本子合上。走出财务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月底的黄昏很短,太阳一旦落下去,天色就迅速从灰蓝变成灰黑。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盏,照着墙上褪色的宣传画。
      我走到校门口,停住脚步。
      香樟树站在那里。六十三岁。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地响,像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同时低语。铁牌子上的红字被暮色浸成了暗红色,钉子周围的铁锈沿着白色的漆面往下淌。
      我站在树下,抬头看树冠。香樟的枝叶很密,从底下往上看,几乎看不见天空,只有层层叠叠的叶子,墨绿的,深黑的,在风里翻动着,偶尔露出一小片灰蓝色的天。
      我把手伸进口袋。口袋里有一卷钱。是我攒了很久的。压岁钱、奖学金、替人代课挣的,零零碎碎,最大面额是一百,最小的是五块。我用一根橡皮筋把它们扎在一起。
      我攥着那卷钱,在香樟树下站了很久。
      后来我没有把钱拿出来。
      不是舍不得。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她。直接给?她会要吗?塞进她书包?她发现之后会怎么想?交给老师?老师会告诉她是谁交的吗?食堂里多打一份菜,可以假装是“吃不完”。但学费不是红烧肉。不能假装“交多了”。
      我把钱放回口袋。橡皮筋勒在钞票上,发出很轻的“啪”的一声。
      风从香樟树冠中间穿过去。叶子沙沙地响。六十三岁的树看着我,什么也不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书房的电脑。父亲不在——他去外地开会了,要下周才回来。母亲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低,低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我搜索了“A市第一中学贫困生补助”。
      网页跳出来。学校的官网,公告栏里有一条去年的通知:《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我点开,往下拉。申请流程、认定标准、补助档次。最下面有一行小字:“学生本人不愿申请的,经班主任核实情况属实,可由班级匿名推荐。”
      我把那行字看了三遍。然后关掉电脑。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我骑车去了一中。门卫认识我,问我干嘛来,我说去图书馆自习。门卫摆摆手让我进去了。
      校园里几乎没有人。操场空荡荡的,塑胶跑道被秋天的太阳晒得发白。篮球架下面滚着一个没人捡的篮球,大概是昨天有人忘了收。
      我没有去图书馆。我去了教学楼。
      高一(3)班的教室锁着门。我从后门的窗户翻进去。窗户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我用手指扒住窗框,往上一提就开了。跳进去的时候,鞋底落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轻响,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回荡了一下。
      我走到张建国的办公桌旁边。办公桌是那种老式的铁皮桌,桌面铺着一层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课表、通讯录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全家福里,张建国还很年轻,头发是黑的,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梳羊角辫的小女孩。
      桌角的文件筐里放着一沓表格。我翻了翻,找到了贫困生补助申请表。空白的,A4大小,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格子。
      我拿了一张,折好,放进口袋里。
      然后我从窗户翻出去,把窗框拉回原来的位置。从外面看,看不出有人翻进去过。
      我骑着车离开学校。经过香樟树的时候,我捏了一下刹车。自行车慢下来,前轮在柏油路面上画了一道很短的弧线。树叶还在沙沙地响。铁牌子上的红字被上午的阳光照得很亮,钉子周围的铁锈是橙红色的,像一道干涸了很久的血迹。
      我蹬了一下脚踏,加速骑走了。
      口袋里装着那张空白的申请表。风从耳边灌过去,把十月底的凉意灌进领口。我骑得很快,快到自己能听见心跳。
      那张申请表后来一直放在我的书包夹层里。我没有填。没有交。我只是留着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
      也许是觉得,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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