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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月的风从西湖吹来 杭州九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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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九月的天气,像一块浸了水的绸子,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蝉鸣声从香樟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杭城四中高三(七)班的窗台上。教室后排的吊扇吱呀吱呀转着,搅动着浮尘和少年们身上淡淡的汗味。
沈知遥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线,线头垂下来,藏在校服领口里。他的头发很长,几乎要遮住眼睛,发梢微微卷曲,是天然的那种弧度,不是烫的。他母亲生前总说,这孩子的头发随她,软,不听话,风一吹就乱。
他在听的是一首老歌,陈奕迅的《十年》,MP3是二手市场淘来的,屏幕上有道裂痕,像条蜈蚣趴在上面。
讲台上,数学老师正在讲导数,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沈知遥没抬头,他在草稿纸的背面画画——画的是一只猫,瘦骨嶙峋的,蹲在墙头,眼睛眯成一条缝。
“沈知遥!”
粉笔头精准地砸在他桌上,弹起来,落在他手边。
他慢吞吞地摘下一边耳机,抬眼看向讲台。数学老师姓王,女的,四十来岁,更年期,看谁都不顺眼,尤其是看他。
“到。”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上来做这道题。”
沈知遥站起来,一米八五的个子在教室里显得格外突兀。他太瘦了,校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走路的时候裤腿摩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从教室最后一排走到讲台,经过中间那排的时候,听见有人小声笑:“吊车尾又要出丑了。”
他没表情,接过粉笔,站在黑板前看了那道题三秒钟。
会做。但他不想做。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解”字,然后画了一只简笔的小猫,尾巴翘得老高。底下哄堂大笑,王老师的脸涨成猪肝色,粉笔擦砸过来,他偏头躲开了,动作很懒,像只餍足的猫。
“滚出去!”
沈知遥把粉笔扔回粉笔盒,发出清脆的一响。他走出教室,经过第一排的时候,瞥见一个身影——陈屿。
陈屿正抬头看他,小麦色的皮肤在晨光里泛着健康的光泽,眼睛很亮,像西湖水。他是体育委员,身高一米八四,比沈知遥矮一厘米,但体格好得多,肩膀宽,腰窄,校服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臂上流畅的肌肉线条。
沈知遥没停留,径直走出教室,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楼下是操场,有几个班级正在上体育课,红色的塑胶跑道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有沥青的味道。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红利群,杭州人最认的牌子。火机是廉价的塑料货,打了三下才着。他深吸一口,吐出的烟被风吹散,往东边飘去——那边是钱塘江,再远些,就是入海口。
教室里传来王老师歇斯底里的讲课声。沈知遥笑了笑,牙齿很白,但笑容没到眼睛里。
他想起早上出门时,父亲沈建国在水果摊前忙碌的样子。七月半刚过,葡萄和梨正当季,父亲佝偻着背,给一位老太太称巨峰葡萄,秤杆子翘得老高,又多塞了两串进去。
“自家种的,甜。”父亲说。
老太太笑着说谢谢,沈知遥站在摊后,面无表情地啃一个冷掉的饭团。他母亲死了五年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那时候他初二,正是开始抽条的年纪,一夜之间,好像所有的营养都用来长个子了,人却越来越瘦,越来越沉默。
烟抽到一半,身后传来脚步声。
沈知遥没回头,他知道是谁。这层楼现在只有他们班在上课,能出来的,除了他这种被赶出来的,就是另一种人——
“喂。”
陈屿的声音,不高,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清亮,像泉水流过鹅卵石。
沈知遥把烟掐了,烟头弹进楼下的垃圾桶,动作很准。他转过身,靠在栏杆上,双手插兜,长发被风吹得往一边倒,露出半边苍白的脸。
“王老师让你叫我回去?”他问,语气平淡。
陈屿摇摇头,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瓶冰红茶,康师傅的,瓶身上还挂着水珠。
“给你的,”他说,“我看你一早上没喝水。”
沈知遥没接,他打量着陈屿。这个人他认识,同班两年了,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陈屿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最后一排,中间隔着三十多个人,像隔着一条河。
“为什么?”他问。
陈屿挠挠头,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有点傻气:“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给我水?”
“哦,”陈屿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我刚才去办公室拿作业,路过小卖部,想着你在外面站着肯定热,就买了。我家开超市的,习惯了,看到人就觉得该给点什么。”
沈知遥看着他,看了很久。陈屿的眼睛很干净,没有试探,没有怜悯,就是那种单纯的、直愣愣的善意,像夏天的太阳,晒得人发慌。
“我不喝甜的。”他说。
“啊?”陈屿愣了一下,低头看看手里的冰红茶,“那……那我下次买矿泉水?”
“没有下次。”
沈知遥说完,转身往楼梯口走。他听见陈屿在身后喊:“哎,你去哪?”
“逃课。”
“现在是上课时间!”
“我知道。”
沈知遥摆摆手,没回头。他的背影瘦长,校服后摆被风吹起来,像一面没精打采的旗。陈屿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瓶冰红茶,水珠渗出来,打湿了他的掌心。
他低头看看,拧开瓶盖,自己喝了一口。
太甜了。他想,下次确实该买矿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