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屿囚鸟》小新之旅

2、梧桐树 同居生

　　同居生活从第二天的晨光里真正开始了。

　　谢屿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的。

　　他睁开眼，天花板上的光斑刚刚从墙角移到床沿。石榴巷的梧桐树在窗外晃着，叶子把晨光切成碎片，洒了满屋。他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看了一眼——六点十二分。

　　窸窣声是从客厅传来的。

　　谢屿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头顶，试图再睡一会儿。但那声音持续不断地钻进来：轻轻的脚步、水龙头拧开又关上的闷响、什么东西被小心翼翼放在流理台上的磕碰声。那个人显然在努力不发出声音，但六楼的老房子，地板会说话。

　　谢屿躺了一会儿，索性坐起来。他套上T恤，推开房门。

　　晨光从客厅的落地窗整个灌进来，把乱糟糟的屋子泡成淡金色。江池站在开放厨房的流理台前，背对着他，正在往杯子里倒什么。他穿着一条洗到发白的运动裤，光着脚，肩胛骨的轮廓在薄薄的旧T恤下面若隐若现。

　　听到动静，他转过头。

　　“吵醒你了？”江池的声音还带着刚起床的沙哑，像没调好弦的吉他，“我习惯了早起练晨功，以后你慢慢就会习惯的。”

　　“……没事。”谢屿靠在门框上，揉了揉眼睛，“我也该起了。”

　　“吃早饭吗？”江池转过身，手里端着两杯速溶咖啡，冲他晃了晃。他额头上的创可贴换了一张新的，头发还是乱糟糟的，但眼睛里已经没有昨晚那种疲惫了，亮得很。

　　谢屿走过去，接过其中一杯。速溶咖啡的香气混在晨光里，廉价但好闻。

　　“你每天都起这么早？”

　　“嗯。以前在老家的艺校就这个点，习惯了。”江池靠在流理台边上，小口小口地喝咖啡，“你呢？你们学摄影的不用早起吧？”

　　“暗房课要早起抢位置。”

　　“暗房？”江池来了兴趣，“就是那种红灯的、自己洗照片的房间？”

　　“嗯。”

　　“酷。”江池说，“下次带我去看看。”

　　谢屿喝了一口咖啡，没说话。太甜了——江池大概加了两包糖。但他没有放下杯子。

　　那是他们一起喝的第一杯咖啡。

　　后来的日子像这样一天一天铺展开来。

　　谢屿开始去A大上课。摄影系的教学楼在老校区，红砖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暗房在地下室，终年不见阳光，弥漫着显影液和定影液的酸味。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节奏——白天拍作业，晚上钻进暗房洗照片，经常一待就是半夜。

　　江池的作息完全是另一个时区。他早上六点起来练晨功，压腿、开嗓、对着镜子念台词，把客厅当成排练厅。上午出门跑组，背着一个磨破边的帆布包，里面塞满了打印出来的试镜通告和个人资料，在A城各个影视公司之间奔波。下午有时候去上表演课，有时候去拍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龙套角色。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带着一脸的疲惫，但进门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天有好消息”。

　　好消息的定义很宽泛。有时候是“今天副导演多看了我一眼”，有时候是“今天试镜没被当场刷下来”，有时候是“今天领了盒饭，省了一顿饭钱”。

　　谢屿听着，不怎么说鼓励的话。但他会在江池晚归的时候留一盏客厅的灯，会把泡面从红烧牛肉味换成海鲜味——因为江池嘴上说“真难伺候”，后来却再也不买红烧牛肉味了。

　　有一回江池回来得特别晚。

　　那天A城下了入秋后的第一场雨。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窗户上沙沙地响。谢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修图，毛球——那时候毛球还没出现——好吧，那时候还没有毛球。他一个人坐在客厅地板上，电脑搁在茶几上，一边修白天拍的作业一边等。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

　　江池还没回来。

　　谢屿给他发了条消息，没回。他又发了条，还是没回。他把电脑合上，盯着窗外的雨发呆。

　　凌晨一点半，门口终于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江池推门进来，浑身湿透了。黑色的连帽衫变成深黑色，头发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下颌线往下淌。他没说话，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站了很久。

　　谢屿站起来。

　　“怎么了。”

　　江池没回答。他把头仰起来靠在门上，喉结滚动了一下。

　　谢屿走过去，把他拉到客厅的灯光下。江池左脸颊上有一道红印，颧骨那里，已经开始泛青了。

　　“怎么回事。”

　　“没事。”江池的声音很轻，“今天拍打戏，没配合好。”

　　“什么打戏。”

　　“就是……”江池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但没笑出来，“被主角打的那个。今天特写镜头，拍了好几条。”

　　谢屿沉默了。他转身去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冰格，倒进塑料袋里，裹上毛巾。然后走回来，把冰袋按在江池脸上。

　　江池“嘶”了一声，往后缩了缩。

　　“别动。”

　　江池就不动了。

　　两个人站在玄关，雨声从门外闷闷地传进来。江池比谢屿矮两三公分，但肩膀宽一些。他微微低着头，让谢屿帮他敷脸，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谢屿。”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大老远跑来这里，就为了演被人打的。”谢屿把冰袋换了个角度。

　　“不傻。”

　　“真的？”

　　“嗯”谢屿坚定的回答。

　　江池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手，覆在谢屿按冰袋的那只手上。他的手很凉，指节上有今天新磨出来的痕迹。

　　“谢屿。”

　　“嗯。”

　　“你是这破城市里，第一个跟我说‘不傻’的人。”

　　谢屿没有抽回手。窗外雨还在下，沙沙地，把A城的夜晚洗得很安静。

　　那晚他们又吃了泡面。江池脸上敷着冰袋，吃面的时候歪着脑袋，样子很滑稽。谢屿拿出相机拍了一张，江池抗议说“形象不好”，但没真的拦他。

　　后来谢屿把那张照片洗出来，照片里，江池侧着脸吃面，颧骨上敷着用毛巾裹住的冰袋，头发还湿着，但眼睛是弯的——他在笑。

　　那年入冬的时候，毛球出现了。

　　十一月底的A城已经很冷了。石榴巷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六楼没有暖气，两个人凑钱买了一个小太阳，晚上挤在客厅里，盖着同一条毯子看剧本或者修图。

　　那天江池收工早，去便利店买了关东煮。走到石榴巷口的时候，听见垃圾桶旁边有声音。

　　是一只猫。

　　橘色的，很小，大概三四个月大。缩在纸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毛被雨水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身上，露出底下瘦骨嶙峋的身体。一只耳朵缺了个角，不知道是打架打的还是天生的。它看见江池，没有跑，只是把身体缩得更紧了，喉咙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像漏气似的叫声。

　　江池蹲下来。

　　“你也混得不太好啊。”他说。

　　猫看着他。

　　江池把手里的关东煮打开，挑出一颗鱼丸，吹凉了，放在纸箱边上。猫盯着鱼丸看了很久，然后飞快地伸爪，把鱼丸拨进缝隙里。

　　江池蹲在那里看了它吃完。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往楼里走。

　　走了几步，停下。

　　又走回来。

　　他把外套脱下来，把那只猫裹进去。猫挣扎了一下，但没什么力气，很快就不动了。江池把它抱在怀里，提着凉了的关东煮，上了六楼。

　　谢屿开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幅景象：江池站在门口，外套不见了，只穿着一件薄卫衣，怀里抱着一团脏兮兮的橘色东西。他的鼻尖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很。

　　“谢屿。”他说，“它没人要。”

　　谢屿看了看那只猫，又看了看江池。

　　“不能养。房东不让。”

　　“就一晚。明天给它找领养。”

　　谢屿沉默了两秒，侧身让他进来。

　　江池抱着猫进了屋，把小太阳开到最大档，找了一条旧毛巾把猫裹起来。猫蜷在毛巾里，瑟瑟发抖，缺角的耳朵贴着头皮，眼睛半闭着，不知道是困还是虚弱。

　　谢屿蹲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他去厨房倒了半碗温水，放在猫面前。猫嗅了嗅，伸出粉色的舌头，小口小口地舔。
　　第二天江池抱着毛球出门贴领养启事。他用谢屿的相机给毛球拍了张照片——洗干净的毛球蹲在小太阳前面，橘色的毛蓬松起来，缺角的耳朵支棱着，琥珀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照片打印了十几份，底下写着“橘猫，公，约四个月，健康。寻领养”，附上江池的手机号。

　　贴完一圈回来，毛球还蹲在小太阳前面，保持着几乎一样的姿势。

　　“没人要。”江池说，语气遗憾，但嘴角在往上翘。

　　谢屿看了他一眼，没拆穿。

　　“那就留着。”他说，“被发现了再说。”

　　“它有名字吗。”谢屿问。

　　“还没有。”

　　谢屿看着那只猫蜷起来的姿势。小小的，圆圆的，像他小时候在老家玩的毛线球。

　　“毛球。”他说。

　　江池转头看他。

　　“什么？”

　　“名字。毛球。”

　　江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下去，眉尾那颗痣微微上移。他低头看那只猫，伸手轻轻揉了揉它完好的那只耳朵。

　　“毛球。”他叫了一声。

　　猫的耳朵动了动。

　　“毛球。”江池又叫了一遍，声音很轻，“以后你就叫毛球了。”

　　毛球没理他，继续舔水。但它的尾巴尖微微弯了一下，像是答应了。

　　就这样，六楼的出租屋里多了一个住客。

　　毛球很快适应了新家。它白天睡在谢屿的行军床上——是的，谢屿从学校二手群淘了一张行军床，客厅正式成为他的房间——晚上睡在江池的枕头旁边。它喜欢蹲在窗台上看梧桐树上的鸟，喜欢把江池的剧本踩得哗哗响，喜欢趁谢屿修图的时候趴在他键盘上。

　　它还特别喜欢谢屿。

　　这很没道理。明明是江池把它捡回来的，但毛球就是更喜欢谢屿。它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睡在谢屿的行军床脚边，蜷成一个橘色的毛球。谢屿修图的时候，它就趴在他膝盖上，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江池每次看见都要酸一句：“白眼狼。明明是我捡的。”

　　谢屿揉着毛球的耳朵，嘴角抿着。

　　“你太吵了。它喜欢安静。”

　　“我哪儿吵了？”

　　“你背台词的时候。”

　　“……那叫艺术。”江池嘟囔着，但还是把背台词的声音压低了一些。

　　床单事件发生在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之后。

　　A城的雪下得很敷衍，飘了几片就停了，地上连白都没积住。但气温骤降，六楼的窗户缝往里灌风，小太阳开到最大档也只够暖一个人的。

　　那天江池收工早，谢屿还在学校暗房里洗作业。江池洗了澡，抱着毛球窝在客厅的行军床上等谢屿回来。小太阳对着他吹，毛球趴在他胸口踩奶，喉咙里咕噜咕噜的。

　　谢屿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拍得松松的，和他这个人一样——规矩、安静、什么都是刚刚好的位置。江池把脸埋进枕头里，闻到谢屿用的那款洗发水的味道。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柠檬味的。

　　他在那个味道里躺了很久。毛球在他胸口睡着了，尾巴偶尔扫一下他的下巴。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起身去厨房倒了半杯水，走回来，盯着谢屿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看了三秒。

　　然后把水倒在了床单正中间。

　　毛球被溅起的水珠惊醒了，不满地叫了一声，从床上跳下去。江池赶紧把它捞回来，放在那片水渍旁边。

　　“毛球，”他蹲在床边，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是你干的。记住了吗？”

　　毛球舔爪子，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

　　“你配合一下。”江池戳了戳它的脑袋，“今晚能不能跟谢屿睡，全靠你了。”

　　毛球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江池发誓，那只猫的眼神里写满了“你幼稚”。

　　谢屿回来的时候，江池正抱着毛球坐在沙发上，表情无辜得过于用力。

　　“那个，”他说，“毛球在你床上撒尿了。”

　　谢屿看了一眼毛球。毛球正安安静静地舔爪子，浑身上下每一根毛都在说“不是我”。他又看了一眼床单上的水渍——透明的，没有颜色，没有气味。

　　他又看了一眼江池。江池的耳朵尖红了。

　　谢屿什么都没说。

　　“哦。”他把相机包放下，“那我今晚睡哪儿。”

　　江池飞快地说：“我床上啊。又不是睡不下。”

　　卧室的床是一米五的。睡两个人确实睡得下，但要挨得很近。

　　那晚他们背对背躺着，中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毛球横在两人枕头中间，尾巴扫着谢屿的脸，又扫着江池的脸，公平得很。江池能听见谢屿的呼吸声——很轻，很稳，像他这个人。

　　房间很安静。窗外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发出细细的哨声。

　　“谢屿。”

　　“嗯。”

　　“你睡了吗。”

　　“睡了。”

　　江池在黑暗里弯起嘴角。过了很久，久到谢屿的呼吸变得又慢又长。

　　“毛球今天不是故意的。”江池说，声音很轻。

　　沉默。

　　然后他听见谢屿的声音，比他的还轻。

　　“我知道。”

　　不知道是说知道毛球不是故意的，还是知道那杯水是谁倒的。

　　江池把脸埋进枕头里。谢屿的洗发水味道从枕套上透过来，柠檬味的，酸酸涩涩。

　　他在那个味道里睡着了。

　　后来床单事件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梗。江池每次赖在谢屿床上不走，谢屿就会说“毛球又要撒尿了”。毛球在旁边听着，尾巴甩一下，不知道是对这个名字的反应，还是对这两个人类的无语。

　　但那件事之后，江池的床就不只是江池的床了。

　　有时候谢屿修图修到很晚，懒得把行军床展开，就去江池房间睡。有时候江池半夜背台词背到崩溃，会抱着枕头去客厅，把谢屿往行军床里面挤。有时候毛球霸占了其中一个枕头，两个人就共用另一个。

　　谁也没说过“在一起”。

　　但生活已经长成了分不开的形状。

　　那年冬天，江池在阳台上对谢屿说：“我以后要演一部在下雪天拍的电影。”

　　A城的第一场雪已经过了。但那天晚上，窗外忽然又飘起了细碎的雪花。很小，落地就化，像天空在敷衍地撒盐。江池推开阳台的门，冷风灌进来，他把毯子裹紧了，回头喊谢屿。

　　谢屿拿着相机走出来。两个人挤在阳台的两把折叠椅上，膝盖碰着膝盖。毛球蹲在室内那一边的窗台上，隔着玻璃看他们，尾巴慢悠悠地晃。

　　雪花落在江池的头发上，睫毛上，很快就化了。他伸出手去接，接了半天，掌心只有几滴凉凉的水。

　　“谢屿。”

　　“嗯。”

　　“等以后我有钱了，咱们换个有暖气的房子。阳台也要大一点，能放下三把椅子。”

　　“为什么是三把。”

　　“毛球也要一把。”

　　谢屿举起相机。取景框里，江池侧过脸来看他，头发上沾着将化未化的雪粒，鼻尖冻得泛红，但眼睛亮得很。阳台栏杆外面，石榴巷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夜空，路灯给每一根枝条都镀了层橘色的边。

　　快门声沙哑地响了一声。

　　“你拍什么？”

　　“拍你说的以后。”

　　江池愣了一瞬，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呼出的白气在镜头前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那说好了。”他说，“以后你拍的每张照片，我都要看。”

　　“好。”

　　“我演的每部电影，你都要来拍海报。”

　　“好。”

　　“还有——”江池顿了顿，“以后不准拍别人。”

　　谢屿放下相机。取景框后面，他的眼睛直接看着江池。

　　“我本来也没拍过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