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回头》晓晓晓涵

2、第 2 章 陆莫澜加上

　　陆莫澜加上江稚南的微信之后，江稚南的日子就没安生过。

　　准确地说，是陆莫澜这个人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甩不掉。他加了微信之后，江稚南没有通过，他就在验证消息里发。一条接一条，每条都不长，但每条都让江稚南想摔手机。

　　第一天，陆莫澜发：“你怎么不理我？”

　　江稚南没理。

　　又发：“我知道你看了。”

　　江稚南把手机扣在桌上。

　　又发：“你今天穿的那件灰色卫衣好看，但领口有点歪，你整理一下。”

　　江稚南猛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口。歪了。他整理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这个人怎么知道他今天穿了什么？他今天从地下室出来到学校，一路上没觉得有人跟着他。但这个人看到了他的领口歪了，说明他就在附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看着他。

　　江稚南把这条验证消息截了图，发给赵宇：“你那个朋友是不是跟踪狂？”

　　赵宇回了一个捂脸的表情：“他就是比较执着，你别理他就行了，过两天他就不发了。”

　　但过两天他没有不发。他不但没有不发，还变本加厉了。

　　第二天，陆莫澜换了三个号发验证消息。第一个号说：“我今天去汽修店了，换了辆奥迪的机油，手弄脏了。”第二个号说：“你中午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食堂二楼第三窗口，打菜阿姨多给了你一勺。”第三个号说：“长春今天降温了，你出门的时候没戴围巾。”

　　江稚南把这三个号全部拉黑。拉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第四个号的消息来了：“你拉黑一个我换一个，你拉黑一百个我换一百个。我有的是时间。”

　　江稚南盯着这条消息，觉得这个人不是执着，是疯了。

　　第三天，陆莫澜变本加厉。他开始在验证消息里发一些更私人的东西，不是那种“你穿了什么”、“你吃了什么”的观察报告，而是更直接的、更不要脸的话。比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黑眼圈都出来了。”比如：“你走路的时候喜欢低头，是因为怕跟人对视吗？”比如：“你耳朵后面有一颗痣，我以前没发现。”

　　江稚南看到最后一条的时候，后背一阵发凉。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后面，确实有一颗痣。这颗痣他自己都没怎么注意过，这个人是站在多近的地方看到的？他转过头看了看周围，教室里只有几个同学在自习，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人盯着他看。

　　但他就是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那双眼睛不大，很深，很亮，像一口看不见底的井。那双眼睛在那天晚上的酒吧里看过他，带着一种他看不懂的、很沉的感情。他当时觉得那是一个神经病的眼神，现在他依然这么觉得，但这个神经病的眼睛无处不在，怎么都躲不掉。

　　他开始不敢一个人走路了。从教室到食堂，从食堂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校门口，他总觉得有人在跟着他。他回头看了好几次，什么都没有。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他的皮肤上，脱不掉，甩不脱，让他浑身不舒服。

　　他跟赵宇说了这事，赵宇说：“他不会跟踪你的，他可能就是顺路看到了你。莫澜那个人看着不着调，但不是什么坏人。”

　　江稚南想问“他不是坏人那谁是坏人”，但没问。赵宇对他不错，他不想让赵宇难做。但他心里清楚，陆莫澜这个人，就算不是坏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正常人。一个正常人不会对一个陌生人的耳朵后面的痣这么清楚。

　　那周的周四，江稚南在书店上班。下午没什么人，他坐在柜台后面看一本新到的书，赵阿姨在库房里整理旧书。门口的风铃响了，他抬起头说了一声“欢迎光临”，然后整个人僵住了。

　　进来的人是陆莫澜。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没戴，头发比上次见面的时候长了一点，刘海快遮住眼睛了。他耳朵上还是戴着那颗黑色的耳钉，手腕上还是缠着那根黑色的细绳。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纸袋，不是那种精致的手提袋，就是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边角折了一下，看着像是随手折的。

　　江稚南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班？”

　　陆莫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纸袋放在柜台上，推到江稚南面前。

　　“给你的。”

　　江稚南看了一眼纸袋，没有接。“什么东西？”

　　“你打开看看。”

　　“我不要。”

　　陆莫澜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不是讨好的，也不是讨好的，而是一种笃定的、知道你迟早会打开的自信。他伸出手，把纸袋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保温杯。深蓝色的，磨砂质感的，看起来很贵。

　　“你原来的那个杯子，”陆莫澜说，“盖子坏了，装热水会漏。这个不会。”

　　江稚南愣了一下。他原来的那个保温杯确实是盖子坏了，会漏水，他已经好几天没用那个杯子装热水了。这件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赵阿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了一眼他的背包，保温杯放在背包侧袋里，盖子拧紧了，看不出来坏了。但他知道了。

　　“你到底观察我多久了？”江稚南问，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冷。

　　陆莫澜想了想，说：“从那天晚上开始。”

　　“那天晚上”就是酒吧那天。到现在还不到一周。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人已经知道他耳朵后面有痣，知道他中午吃西红柿炒鸡蛋，知道他出门不戴围巾，知道他保温杯的盖子坏了。他把江稚南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像翻一本薄薄的漫画书，几页就看完了。

　　江稚南觉得害怕。不是那种看到恐怖片里鬼跳出来的害怕，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绵长的害怕。这个人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对他的了解。他不知道陆莫澜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酒吧里，不知道他跟赵宇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聚会上说那种话，不知道他为什么像个鬼一样阴魂不散。他什么都不知道，但这个人在暗处，把他看得清清楚楚。

　　“你拿走。”江稚南说，“我不要。”

　　陆莫澜没有动。他把保温杯放在柜台上，把纸袋折好，揣进卫衣口袋里。然后他看着江稚南，看了几秒钟，说了一句让江稚南更加不安的话。

　　“你不收也行。我放这儿，你什么时候想要了就拿。”

　　说完他转身走了。风铃响了几声，慢慢安静下来。江稚南看着柜台上的保温杯，深蓝色的，在书店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他没有碰它，但他也没有把它扔掉或者退回去。他就让它那么放着，放在柜台的一角，像一个不属于这个书店的、多余的东西。

　　赵阿姨从库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了那个保温杯，问了一句“谁落这儿的”，江稚南说不知道。赵阿姨把保温杯收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说“放着吧，丢东西的人会回来找的”。

　　江稚南想说不会有人回来找的，那个人不是来丢东西的，那个人是来放东西的。但他没有说。

　　陆莫澜说的“过两天他就不发了”是假的。他不但没有不发，还越演越烈了。到了第二周，江稚南的微信已经被陆莫澜换了几十个号轮番轰炸了。他每天拉黑三四个号，每天又有新的号加进来。验证消息的内容也越来越离谱，从“早上好”、“吃了吗”变成了“你今天穿的那件白色T恤领口有点大”、“你上课的时候喜欢转笔，转的是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你晚上回地下室的路灯坏了一盏，你每次走到那里都会拿出手机照一下”。

　　江稚南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手是凉的。这个人不是顺路看到他，这个人是在跟踪他。他知道他穿的什么，知道他上课的小动作，知道他晚上几点回家，知道他那条巷子里哪盏路灯坏了。这个人像一个影子，贴在他身后，他走到哪儿，影子就跟到哪儿。

　　他跟赵宇说了，赵宇这次没有说“他不是坏人”，而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跟他说说。”

　　但赵宇的“说说”显然没有用。因为第二天，陆莫澜的消息更多了。

　　江稚南开始失眠了。每天晚上回到地下室，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洗漱，而是把窗帘拉上，把门反锁，然后坐在床上，盯着气窗看。气窗很高，从外面看不到什么，但他就是觉得有一双眼睛在那里。那双眼睛不大，很深，很亮，像一口看不见底的井。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暖气管子里咕嘟咕嘟的水声，很久都睡不着。

　　他想报警。但他不知道报警说什么。说有人给他发微信？说有人知道他耳朵后面有痣？说有人知道他晚上几点回家？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是报警的理由，倒像是一个神经病在疑神疑鬼。警察会问他：他威胁你了吗？他伤害你了吗？他说要打你了吗？没有。他只是发了很多消息，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这不犯法。

　　江稚南知道这不犯法，但他还是害怕。不是害怕陆莫澜会伤害他，而是害怕一个人可以如此轻易地渗入另一个人的生活。他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住在地下室里，不跟人来往，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不跟任何人产生任何多余的联结。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他以为这个世界是封闭的、安全的、不会被任何人闯入的。

　　但陆莫澜闯进来了。不是敲门进来的，不是破窗进来的，而是像水一样，从门缝里、从窗户缝里、从所有他以为密封但实际上有缝隙的地方渗进来的。等他发现的时候，这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有他了。

　　事情在学校里传开，是在第二周的周三。

　　江稚南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可能是那天酒吧里的人，可能是赵宇的哪个朋友，可能是那个举着手机不知道在拍什么的人。那张照片——他在酒吧里吃拍黄瓜的照片，被人传了出去。照片里灯光昏黄，他的表情拍得很模糊，但能看出是他。陆莫澜站在他对面，只露出一个背影，但认识陆莫澜的人都知道那是他。

　　传照片的人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说那天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把照片发了出来，配了一句话：“有些人看着挺乖的，背地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句话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江稚南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在周三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林琳把手机递过来，小声说：“你看看这个。”江稚南接过手机，看了一眼，把手机还给她。

　　“假的。”他说。

　　林琳看着他，想问什么，但看他脸色不好，没问。

　　江稚南低下头，继续吃饭。西红柿炒鸡蛋，二楼的第三窗口，打菜阿姨多给了一勺。今天这一勺比平时多，鸡蛋块很大，西红柿炒得有点烂，汁水很多，拌在饭里红彤彤的。他一口一口地吃着，嚼得很慢，咽得也很慢。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得这么慢，可能是想让嘴巴一直有事做，这样就不用说话了。

　　但那顿饭他到底还是没有吃完。他吃了大概一半，就觉得胃里翻得厉害，不是恶心，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拧，拧得他整个人都缩了起来。他把筷子放下，端起餐盘，走到回收处，把剩下的半碗饭倒掉了。

　　从食堂出来的时候，他经过公告栏。公告栏上贴着几张海报，一个社团的招新，一个讲座的通知，还有一个什么比赛的获奖名单。他看了一眼，没有那七个字。他想，还好。

　　但“还好”只持续了两天。

　　周五下午，江稚南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看到公告栏前面围了一圈人。他没有在意，打算从旁边绕过去。但他经过人群的时候，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这谁干的？这也太狠了吧。”

　　另一个人说：“就是那个中文系的，叫什么江南？江什么南？”

　　第三个人说：“你们别看了，散了散了。”

　　人群散开了一点。江稚南不知道自己在那个瞬间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体比他先做出了反应。他停下了脚步，转过头，看向公告栏。

　　公告栏的正中央，贴着一张A4纸。纸上的字是用红色马克笔写的，很大，很粗，很用力，每一笔都深深地嵌进纸里，纸的背面都能看到红色的印痕。

　　八个字。

　　“江稚南同性恋 恶心”

　　江稚南看着这八个字，看了大概有三秒钟。也可能是五秒钟，也可能是十秒钟。他不知道。他的大脑在那几秒钟里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些字开始重新排列，组合成他看得懂的句子。江稚南，是他的名字。同性恋，是说他。恶心，是说他恶心。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周围的人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有人看了他一眼，有人低下头快步走开了，有人举着手机对着他拍了一下又放下了。他听见有人在说“就是他”，有人在说“完了完了”，有人在说“别拍了别拍了”。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听不太清，但每个字都扎在他的耳朵里。

　　他转身走了。他没有跑，他的腿在走，但他的大脑不在。他走了很长一段路，穿过操场，穿过侧门，穿过一条街，又穿过一条街。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他的腿自己在动，他的大脑已经管不了他的腿了。他只知道他必须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些目光，离开那些窃窃私语，离开那八个红色的字。

　　他走到南湖边上，停下来。

　　南湖的湖面还没有完全化开，岸边的地方已经融了，露出灰绿色的水，中间还结着冰，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雪。湖边的柳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轻轻晃着，像一个老人在摇头。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好像随时都要塌下来。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片半冰半水的湖面，看了很久。风吹过来，冷得他脸疼。他穿了一件卫衣，没有戴围巾，风吹进他的领口，把他整个人吹得像一根冰棍。但他没有动，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冻住的树，站在湖边，站在风里，站在长春灰蒙蒙的天空下面。

　　他想，那些人说得对。他恶心。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还是不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恶心的。他出生在一个恶心的家庭，有一个恶心的父亲，一个懦弱的母亲，一个永远弥漫着酒气和打骂声的童年。他十四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到长春，住在地下室里，在工地上搬砖，在餐馆里洗盘子，在书店里当收银员。他以为自己考上了大学就能变得不一样了，就能变成一个新的、干净的、正常的人。

　　但其实不是。恶心是刻在骨头里的，洗不掉。就像地下室的霉斑，你刮掉一层，它还会再长出来。你刮掉十层，它还是会长出来。因为它不在墙上，它在墙里面。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他的脸被风吹得没有知觉了，久到他的手指冻得僵硬了，久到太阳开始往下落，天边染上了一层橘红色。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全是微信消息，来自不同的号码，但他知道都是同一个人。

　　他没有点开，只是看了一眼预览。

　　“江稚南？你在吗？”

　　“我听说学校的事了。”

　　“对不起。”

　　“你在哪里？”

　　“你回我一条消息，求你了。”

　　“江稚南。”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往回走。

　　他回到地下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还坏着，整条巷子黑漆漆的，他摸黑走到门口，掏出钥匙，正要开门，余光扫到巷口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靠在墙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没戴，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的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就那么夹着，像是忘了自己有烟。他站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但江稚南知道是他。

　　江稚南没有看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开，推门进去。

　　“江稚南。”陆莫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沙哑的，不像他的声音。

　　江稚南没有停，走进门里，回手要关门。一只手从门外伸进来，卡在门缝里。门板夹在他的手上，他闷哼了一声，但没有缩回去。

　　江稚南松了手。门弹开了一点，陆莫澜把门推开，走了进来。

　　地下室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的台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出一小圈明亮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暗的。陆莫澜站在门口，比门框还高半个头，他低着头看着江稚南，眼睛红红的，像是一路跑过来的，又像是哭过了。

　　“你出去。”江稚南说。他的声音很哑，不像他自己的声音。

　　陆莫澜没有动。

　　“我让你出去。”

　　陆莫澜摇了摇头。他看着江稚南，看了两秒钟，然后开口了。

　　“对不起。”

　　江稚南没有说话。

　　“都是我的错。”陆莫澜的声音在发抖，“如果不是我，你不会被人说闲话，不会被人贴那种东西，不会哭。”

　　“我没哭。”江稚南说。

　　陆莫澜看着他。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有水光，但没有掉下来。他看着江稚南那张平静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走到江稚南面前，离他很近，近到江稚南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机油味和洗衣液的味道。

　　“我想对你好。”陆莫澜说，声音轻得像怕吓跑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对你好。我以为天天给你发消息就是对你好，我以为在你学校门口等你就是对你好，我以为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穿什么、几点回家就是对你好。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最后都变成了伤害你的理由。”

　　他伸出手，想去碰江稚南的脸。那只手在快要碰到的时候停住了，手指蜷了蜷，缩了回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陆莫澜说，他的声音终于碎了，“我不想伤害你。我想对你好。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从眼眶里直接滚出来的泪，一颗一颗的，很大，很重，砸在他黑色卫衣的前襟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红着眼睛看着江稚南，像一只做错了事不知道该怎么弥补的狗。

　　江稚南看着他，看着他的眼泪，看着他红了的眼眶，看着他缩回去的手。他想起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酒吧里的“我能追你吗”，微信上的几十个号，保温杯，跟踪，观察报告，所有的一切。他以为这个人是个神经病，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追人所以用最让人不舒服的方式去靠近的神经病。

　　但现在他站在这间地下室里，哭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江稚南忽然觉得，这个人不是神经病。这个人只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对别人好的人。他以为对一个人好，就是把他的一切都记住，把他的生活都填满，把自己变成他世界里最显眼的存在。他不知道这样会让对方害怕，会让人想逃。

　　“陆莫澜。”江稚南开口了。

　　陆莫澜抬起头，红着眼睛看着他。

　　“你先出去。”江稚南说。

　　陆莫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他转过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我不会再来找你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发誓。我不会再去书店，不会再来地下室，不会发消息骚扰你。我会从你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江稚南站在地下室里，听着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巷口。他没有动，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台灯昏黄的光圈里，站在这间小小的、潮湿的、墙上长着霉斑的地下室里。

　　他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没有哭。他只是觉得很累。累到不想动，累到不想说话，累到连呼吸都觉得费力。他蹲了很久，久到他的腿麻了，才慢慢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来。

　　他拿起手机，看到陆莫澜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不是通过验证消息发的，是通过一个他还没有来得及拉黑的号发的。只有一句话：

　　“江稚南，对不起。我想对你好。但我太蠢了。”

　　江稚南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躺下来。

　　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暖气管子里咕嘟咕嘟的水声，很久都没有睡着。他在想，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那个酒吧，没有坐在那个角落里，没有吃那盘拍黄瓜——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不会认识陆莫澜，不会被人在公告栏上贴那种东西，不会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看着他，不会有一个保温杯放在赵阿姨的抽屉里，不会有人在零下几度的夜里站在他的门口，哭着说“我想对你好”。

　　他的日子会像以前一样。上课，上班，回地下室，看书，睡觉。日复一日，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没有人会在早上七点零三分给他发天气预报，没有人会在学校门口等他，没有人会知道他耳朵后面有一颗痣。

　　那样的日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是为什么，他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胸口空了一块？

　　像一间住了很久的房子，忽然搬走了所有的家具。房子还在，墙还在，天花板还在，但里面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音。

　　江稚南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江稚南，你是一个人来这个城市的，你一个人住了四年，你一个人活到了现在。你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也不需要你。

　　他在这个念头里慢慢睡着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巷口那盏坏掉的路灯下面，有一个人靠在墙上，仰着头看着夜空。他的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他的手指上还有被门板夹出来的红印，他的口袋里还有一根没有点的烟。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夜风吹干了他的眼泪，久到他的手指不疼了，久到月亮从云的后面移出来，又移进去了。

　　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

　　因为他答应过要消失。